1993年10月的一天，重庆市巫山县红椿乡马头村村民蒋跃富带着小儿子去山上收红薯。当父子俩来到地里时，却意外地发现本来平平整整的红薯地好像被人用犁翻过一样，一截截红薯秧横七竖八地倒在田地里，一个个细碎的脚印夹杂其中……
当天，蒋跃富便向村里报了案，称有人偷了他家的红薯。村支书陈昌奎带着民兵连长等来到山坳里蒋跃富的红薯地现场，他们仔细地看过后说：“这脚印是野猪的，这些坏事肯定都是野猪干的。”老人们说，30多年前这里曾经有过不少野猪，但到了“大跃进”之后，它们就与曾经遮天蔽日的森林一起消失了。没想到现在随着森林的恢复，野猪们又重返故地了。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蒋跃富走亲戚归来，在一个山坳上，他远远看见前方有一群猪正在一块土豆地里乱拱。他走近一看，才发现这些动物虽然像猪，却又与家猪有明显区别。它们嘴尖、肚细，全身长满黑乎乎的鬃毛。他意识到这可能是野猪。俗语说“一猪、二熊、三老虎”，以前从未见过野猪、也不知道野猪习性的蒋跃富吓得掉头就跑。继巫山南部的红椿乡发现野猪之后，巫山北部的许多乡村也相继传出发现野猪的消息。巫山县有关部门经过实地调查后估计，整个巫山的野猪数量不下1万头。
野猪通常昼伏夜出，每当黑夜来临，野猪们就成群结队地进村“扫荡”。它们一般不攻击人，只顾整夜“嘴耕”不息。一亩红薯地，几头野猪只消两三个小时就能拱个底朝天。最令村民们头痛的是，野猪在秋收季节活动尤为猖獗。面对巨大的生存危机，村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向野猪发起反击。
与野猪硬拼是不行的，野猪不同于家猪，体内脂肪很少，四肢有力，嘴像铁铲，毛硬皮厚，行走如飞。遇到成年公野猪，老虎都惧怕三分，何况是人。1998年秋天，村民们做了一些稻草人守卫在地头，这些貌似哨兵的假人也还管用了一段时间。但野猪们也挺精，时间一长，它们便识破了人们的花招，继续祸害庄稼，甚至还嘲笑似的在稻草人身上拉屎拉尿。后来，人们开始用火吓唬野猪。秋收时，青峰乡农民宋文强为保护玉米每晚都在地里点火，通宵达旦。有个晚上，为威慑两群围在田边的野猪，他点了16堆火，野猪才望而却步，不敢进犯。有时除点火之外，还得加上锣鼓等打击乐器以扩大声势。这些办法虽然能一时见效，但实在太原始了，而且也不能天天晚上敲锣打鼓陪野猪熬通宵。
1999年冬天，在积雪很厚的大白天，红椿乡组织数百人的撵猪队，再加上十几只猎犬，浩浩荡荡地开进深山，去骚扰野猪的窝子。在数百人震荡山谷的呐喊声中，受惊的野猪被撵得满山乱跑。这样大规模的撵猪行动虽说能换来十天半月的安宁，但代价也相当高，不仅劳师动众，而且还有较大的危险性。因为野猪无处觅食，为了生存，它们便开始跟人“战斗”。2000年夏天，观音乡组织村民上山撵野猪，一头数百斤重的大野猪被逼得无路可逃，便索性冲进附近的村庄，见人就撞，连伤七人。
而对猖狂肆虐而又受国家法律“庇护”的野猪，村民们一筹莫展，不知所措。不少人只得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办法，离乡背井，迁往他乡。但由于贫困，能够为了躲“猪祸”而自愿放弃家园到异地谋生的农民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山地农民仍不得不坚守家园，顽强地、甚至是勉为其难地与日趋庞大的野猪家族进行周旋。
2000年8月，建坪乡在不堪野猪骚扰的情况下，以乡政府的名义向重庆市林业局提出申请，要求对境内严重过剩的野猪进行少量捕杀，以缓解急剧膨胀的野猪给当地村民带来的危害。11月，该申请获得批准。建坪乡和县林业局随即组织“杀猪队”，准备进山猎杀15头野猪。但出乎林业部门的意料，这一“用捕杀手段来对受保护野生动物的数量进行调控”的常规决策，经媒体披露后竟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一些环保界人士先后赶赴市林业局为这15头野猪“请命”，而众多市民则纷纷致电媒体及林业部门，呼吁网开一面，对野猪“枪下留情”。
舆论的压力以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引起了巫山人的深思。野猪数量的增多，说明当地环境得到改善，同时也为完善生态系统及食物链的构成打下了基础。既然倡导生态保护，就应该努力恢复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全貌。整个生态系统的复苏才刚露端倪，就忙着用残酷手段进行人工调节，是不是有点儿目光短浅了呢？
另外，杀猪的手段也未能保护农民，还他们以安宁与温饱的生活。因为仅仅“裁减”15头野猪，对数量上万的野猪家族而言无足轻重，即使杀了还会再生。而当地农民生活的贫困，是由恶劣的生态环境、落后的生产方式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即使没有野猪的危害，地少水缺、交通不便等自然条件，也制约了山区农民的生活无法得到根本的改善。既是如此，又何必去为野猪的家族兴旺而兴师问罪、大动干戈呢？而更重要的是，野猪作为自然界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它也有生存的权利。如果人类真能尊重它这种权利，把它看做人类的朋友，那它们就应有自己的活动“领地”，不应在人类的围剿、威胁下过着提心吊胆的流窜生活。
2001年10月，巫山县政府经过慎重考虑，正式作出了“搬迁10万农民，为野猪让出家园”的决定。按照这个决定，巫山县将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把居住在高山地区的10万贫困农民逐步搬迁到低矮平坝地区，既让他们拥有一个能够更快地脱贫致富的生活环境，又为野猪等野生动物让出家园，使它们“安居乐业”，从而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