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工业革命算起，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在实践层面上已经经历了20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近代化（实质上是早期现代化），以19世纪40年代西方入侵为肇端。现代化的实践远早于现代化理论层面上的探讨，系统的现代化理论研究仅有数十年的历史，但业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对现代化问题的关注，最早应追溯到马克思。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过一句名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来者未来的景象。”他还指出：“产业革命同时引起了市民社会的全面变革，而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清楚。”马克思在这方面众多的论述，已被学术界普遍视作“现代化理论”的发轫。以色列学者什洛莫·阿维内里在《马克思与现代化》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对现代化的看法应当被看成为根据西方的经验为现代化各种条件和界限提供一幅相当精致的图像”。只是后来马克思把注意焦点集中到“政治革命”上去了，未对现代化理论作进一步系统的阐释。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初，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后来在苏联形成了当时被称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应遵循的“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苏联模式”。事实证明，这种“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在实践上并不成功。邓小平明确指出，后来这种“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它对苏东剧变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关联着东西对垒之世界政治格局、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纷纷独立以及美国围堵共产党势力的外交政策，在美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下，西方国家的一些社会科学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ies），即社会变迁理论或国家发展理论，后被称为经典现代化理论。主要的代表人物及著作有：20世纪50年代，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和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现代化》；60年代，阿尔蒙德和科尔曼主编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列维的《现代化与社会结构》，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特的《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及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等。尽管后来英美学者对“现代化”的概念理解充满歧义，但是，多数看法底层都隐含着一个共同的意旨，即现代化是一种向着某种“现代的标准”迈进的变迁过程。而这种“现代的标准”大致是以近代欧洲与北美之社会为蓝图的。有的甚至干脆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这种理论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色彩，服务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全球战略目标。事实上，现代化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范畴，由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与国情等因素的差异，各国现代化的模式必然各具特色。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根本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后来，英美学者为发展中国家设计的种种现代化模式并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以致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理论开始遭到许多严厉的批判而逐渐破绽百出。要让世界各国都沿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是不可能的，即使西方各国的现代化模式也形态各异。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亨廷顿等人也明确否定了“现代化等于西化”的观点。邓小平也明确指出：“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英、美、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
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发展，现代化理论研究也在不断深入。针对现代化出现的新问题，学者们又形成了后现代化理论、生态现代化理论和再现代化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一方面肯定了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一些成果，另一方面又对经典现代化理论无法解释的出现在后工业化时代的发达工业国家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研究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