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家文化铜制品，经定量分析，红铜与锡青铜、铅青铜都有，两面铜镜都是锡青铜所制，尕马台铜镜锡成分占10％。这两面铜镜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铜镜。铜器在制作上锻与铸都有，以锻为主，锥、凿、指环可作代表。范铸法有单范和合范铸造，后者反映了齐家文化和青铜制作工艺上的进步，铜镜和有銎斧则是这一时期用合范法铸造的典型作品。1976年甘肃玉门清泉火烧沟齐家文化后期墓葬出土了200多件红铜器与青铜器，据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利用同位素源手提X光萤光仪定性分析其中的45件器物，结论是青铜器多于红铜器，红铜制品占13件，余为锡青铜、铅青铜、铅锡青铜制品。出土的器物种类中，仍以刀、斧、锥、凿、锤、镢、镰等工具与装饰品居多。还发现镞，以及镞与镰的石质范。石范可连续使用，它的发明充分说明了当时生产效率的提高。
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些龙山文化遗址也发现有红铜、青铜制品，或与冶铜有关的生产工具和遗迹。
1955年河北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出土了两件上狭下宽似梯形的铜片，它们的上端都有一圆形穿孔，两件大小相似，大的一件长5.9cm、宽4.2cm、厚0.2cm。据科研单位对两件铜片进行化学分析，两件铜片的含铜量分别为99.33％和97.97％。故应属红铜制品。
有学者提出，这两件红铜制品的时代属晚于龙山文化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并提出是“切割用的刀类”的看法。
（第七节）原始社会后期铜器的几个问题
人类社会在创造文明的过程中，一般说，铜是最先被发现和使用的金属，大量考古资料证明了我国也完全符合这一基本规律。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的商周时代已是我国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时期，这时的青铜制品。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造型之优美，花纹之富丽，铭刻之精工，铸造之精良，无不令人赞美。按照事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辨证发展规律，它的产生与发展必然要有一个渊源，对它的渊源的探讨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普遍重视和关心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科学考古资料的发现，使我们在青铜器的起源上不断有新的认识。首先是以郑州二里冈为代表的殷商前期青铜器的发现，为追溯殷商后期（即殷墟期）高度发展的青铜器提供了重要依据；其次是以河南偃师二里头为代表的夏代青铜器的发现，又使二里冈期与二里头期在铜器早晚的发展上连接了起来。这些都是青铜器发现与研究上的重大收获。
按照目前一般古史分期法，夏、商、西周、春秋属奴隶制社会。过去学者们普遍提出，中国古代社会若按物质文化进行分期，商、西周、春秋是和青铜时代相一致的。而二里头夏代青铜器。尤其是用合范法铸造的青铜爵的发现，表明了这时铸造技术已相当进步了。因此根据客观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夏代也应属青铜时代，夏代青铜器不应属早期青铜范畴。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明确，夏代以前，原始社会的铜制品可称早期铜器。
在物质文化发展史上，介于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的是铜石并用时代。一般来讲，铜石并用时代的铜器是红铜制品。颇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在我国一些原始社会的遗址或墓葬里，红铜器与青铜器并存；就目前材料看，在我国，青铜的出现要早于红铜，这种情况就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即青铜早于红铜，青铜时代以前并不存在一个单纯使用红铜的时期，也就是在我国并不存在铜石并用时代。但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推测今后完全有可能发现与青铜制品时间相当或更早的红铜制品。
经有关部门测定，马家窑铜刀为含锡6％～10％的青铜制品，如果按照有的学者所说，90％的铜和10％的锡算是青铜的最好比例的话，那种把个别青铜器的出现，单纯归于选矿上的原因的说法理由不够充分，从而不应该排除有人工调整比例的可能性。当然，一切结论还有待于今后考古发现的进一步证实。
前节已谈及，在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龙山文化，曾不断发现有早期铜器或与冶铜有关的一些遗物和遗迹，证明了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出土的铜器已不是孤例，而登丰王城岗出土的铜规鬲残片更有价值。不可否认，龙山文化金属冶铸的发明与发展，为青铜时代的到来奠定了物质文化基础。从现有的资料看，无论是河南龙山文代，还是山东龙山文化，发现的青铜材料，都要晚于甘肃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因而，我国青铜器的制作很可能起源于甘青地区。以后由于多方面因素，这一地区与中原等地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同，青铜冶铸业没能更高地发展起来，而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得到继续发展，尤其到了商代后期，青铜器在长期孕育后，已达到了成熟。
总之，在我国原始社会后期，已出现了红铜与青铜制品，其中一些青铜制品中的锡很可能是人工有意掺杂进去的。原始社会青铜制品的萌芽，并没有影响我国仍存有铜石并用时代。我们相信，今后在考古工作中一定会发现更多的原始社会的铜器，使我们不断完善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第八节）青铜冶炼的曙光
中国手工业生产的历史很久了，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
它是伴随着石器的出现而出现的。此后，经过了长期缓慢的发展历程。长足的发展要在原始社会的后期。原始社会后期，手工业生产部门增多，分工细密，生产技术也有很大提高。我国的青铜器是伴随着奴隶社会的发生、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也随着奴隶社会的灭亡而逐渐衰落下去。因此，通常把我国的奴隶时代称为“青铜时代”。
金属的出现是比较晚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出现的。人们在选择陶土烧制陶器的过程中，偶尔发现了铜矿石或孔雀石经过高温而变成铜块，或许在山林着火后出现了这种情况。中国在什么时候人们开始理解自然铜块，现在没有一点资料可以说明。究竟人们在远古时代制造铜器的情况如何，考古发掘所提供的材料也是极有限的。据说陕西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个铜片，为铜锌合金。如果这一发现确凿无误。那么我们中国的铜器制造史即可上溯到6 000年以前了。山东大汶口晚期的一座墓中，曾发现一件带有孔雀石绿色的骨凿，经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化验，含铜量为99％，证明为铜质材料制作。这座墓没有被后代所扰动，因此这一现象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它告诉我们大汶口文化晚期可能已经有了铜器。
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约同时的齐家文化，发现了品种较多的铜器，其中有各种形式的铜刀、铜锥、铜凿、铜匕、铜指环，以及透孔片状装饰品等。这些铜器的制造，有的是经过冶炼用范铸造，有的是采用冷锻法制成，然后把铜器的表面磨光，将刃口磨锋利。出土的这些铜器有的经过化验，含铜量为99％以上，铅锡含量不到1％。上述这些发现中创造性的新工艺，在中国金属史上是有特殊价值的。
“二里头文化”属于奴隶社会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文化”的两个类型——无论“东下冯类型”或者“二里头类型”中，都发现了青铜器，显示出当时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
发现的“东下冯类型”的铜器有铜镞、铜凿等小件铜兵器和工具，总的数量和种类都不多。而“二里头类型”的铜器远比“东下冯类型”多，主要出自偃师二里头遗址。铜器种类有铜爵、铜钺、铜戈、铜镞、铜刀、铜鱼钩、铜椎、铜凿、铜锛、铜铃、铜条、圆形铜器、镶嵌圆铜器以及铜渣、陶范和坩埚片等。这些铜器的出土，确凿地证明了“二里头文化”的时代属于“青铜时代”。能够代表当时技术水平的器物，主要是铜爵。目前发现的几个铜爵，最大的通高22.5cm，一般的通高12cm～13cm左右，这几件铜爵，是在“二里头文化”中发现的最大的铜器。经电子探针定量分析，其中的一件铜爵的含铜量为92％，含锡量为7％，证明是青铜。出土的铜爵都是属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在此以前应当有一段发展过程。铜爵的制造，在技术上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原始性，例如：表面粗糙，无纹饰、无铭文，具有明显的早期铜器的特点。在出土的铜器中，有一部分是武器，如：铜戈、铜钺、铜镞、铜戚等。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武器。
相传，夏启曾派人“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昆吾在今河南濮阳，是当时东方依附于夏王朝的一个小国。昆吾人擅长于手工业技术，相传启曾派人在此铸鼎。战国以来，又出现夏铸“九鼎”的传说。所谓“九鼎”，应指鼎的数量很多，未必是实数为“九”，也不似后世传说得那样神秘。目前在考古发掘中，只发现了陶鼎，尚未发现当时的铜鼎，但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夏代有“铜鼎”，这是可能的。夏代，铜器已用于制造生产工具，除铜镞、铜鱼钩外，还发现有铜锥、铜凿、铜锛等。这些都是狩猎、捕鱼和手工工具。
夏代的手工业生产，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制造铜器在夏代的手工业生产中是个比较重要的经济部门。制铜技术，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但数量不多，而且产品多为铜刀、铜环、铜匕、铜锥等小件器物。这些多数属于红铜，青铜很少。夏代显然比以前有很大发展。在器物方面，有铜爵、铜锛、铜凿、铜锥、铜刀、铜镞、铜鱼钩和带有镶嵌的圆形铜器等。从铜器的制作工艺分析，当时的制铜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例如：已发现的制作精美的圆形铜器，周围共镶嵌61块方形绿松石。这不仅反映当时有熟练的铸造技术，也反映当时有熟练的镶嵌技术。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爵中，还有l件通高13.3cm，流长约5cm，含铜92％，锡7％。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容器。这个铜爵的制作技术比较复杂，是采用多合范铸成的。根据铸痕来看，至少是用4块范铸成的。这些器物，已是青铜丁。由红铜发展到青铜，在铜器制造方面是个很大进步。
铜戈为古代常用的武器，在二里头遗址中也有发现。已发现的戈，制造工整，戈刃也比较锋利，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武器。文献中所提到的夏代“以铜为兵”的说法，也得到了实物证明。
先商时期的社会生产以农业为主，畜牧经济已降到了次要地位。这时的手工业生产除制造石器、骨器、蚌器、陶器外，还制造铜器。如在邯郸涧沟发现了小型铜刀，在下七坦遗址发现铜镞。虽然数量不多，又都是小型器物，但表明当时已经开始使用青铜了。
商的势力范围，西至今陕西西部，东至今山东西部，北至今河北北部，南至汉水以南的长江流域。至于商的文化对各地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个范围。目前已发现的商代农业工具，石器最多，蚌器、骨器次之，青铜器最少。工具的种类，有以下几种：石器：石斧、石镰、石刀、石铲、石锛。
蚌器：蚌刀、蚌镰、蚌铲。
骨器：骨萨。
青铜器：铜铲、铜斧等。
1976年在殷墟妇好墓中发现了大量青铜器，属于生产工具的共有41件，器形有锛、凿、刀、铲等。其中青铜铲7件，应属于农业工具。除此以外还有一些零星发现。商代已经普遍使用了青铜农具，只能说当时已用青铜制造农具，在生产上也已使用青铜农具了。而且由于数量太少，在农业生产中，它也起不了主要作用。
生产工具的改变，是个长期缓慢的过程。能够以较大的幅度提高生产力水平，从而取代木、石器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只有金属工具。而金属工具占据历史舞台，在中国，是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最早出现的是青铜器，这本是贵重器物，即使在其最兴盛的时期，它的主要作用也是为奴隶主贵族的生活享受所需要的礼器、乐器、兵器和各种酒食器，用于生产工具极少。不仅如此，青铜本身质软，硬度不够，在生产中也起不了主要作用，因而它的发展也不足以引起社会的根本变化。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并不能排挤掉石器；这一点只有铁方能做到。只有铁器出现以后，才真正代替了木、石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