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有个和孔子弟子曾参同名的恶棍杀了人。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曾参杀人了，曾母断然否定。一会儿，又有人说，曾参杀人了！曾母坐立不安，开始犹豫。再过一会儿，第三个人跑来说：你家曾参杀死人啦！曾母终于信以为真，跳墙逃走。
曾参是出名的贤人，曾母应该最了解儿子，却也无法抗拒别人错误言语的连续影响。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不自觉地被别人左右呢？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人的判断和决策过程，是由人格中的自我部分，在综合了个人需要和环境限制之后作出的结论。这种决定和判断就是平时我们常常会说到的“主见”。一个自我认知比较健康、完整的人，通常就是我们所说的“有主见”的人。但是，人不是完美的，每个人的“自我”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缺失，而人又有着自我完满的一种本能，当我们的内在认知缺失比较严重的时候，就需要很多很多的积极暗示，但如果事与愿违，身边全是批评，我们就很容易丢失自我，成为人云亦云的“随风倒”。
而当一个人总在别人的左右下做事时，他很难获得真正的成就感。因为这意味着他无法按照内心的渴望做事。内外相斥的气场，使他总是处在左右互搏的心灵状态。谁都知道这种状态是有害的，可是能超然其外、成功突破重围的人极少。
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家巴尔扎克的经历或许能给你一些启示：
巴尔扎克的父母要求他做一名律师，而且当时他已拿到了法学院的学士学位，并且在一家法律事务所谋到了一个职务。但20岁的他却向父母提出，要当一个名扬天下的作家。他的想法遭到父母的强烈反对，认为他居然要放弃一个收入有保证“光明前程”，而把一生耗在一个靠不住的手艺上，何况在此之前，儿子没写过一首让人感动的诗和一篇像样的文章。
经过很长时间的争执，父母才与儿子达成协议：每月提供120法郎生活费，限期两年，如两年中他创作不出足以使他成为伟大作家的作品来，他必须重新坐到律师事务所的位置上去，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当巴尔扎克写出第一部诗剧《克伦威尔》，在家中向亲友朗诵之后，一名颇有名气的诗人毫不隐讳地写信给巴尔扎克的老爹说：“令郎可以尝试各种职业，就是不要搞文学。”这对巴尔扎克来说简直是一个可怕的判决。但巴尔扎克的主见和信心并未因此而动摇，在父母断绝生活援助之后，仍克服重重困难，坚持走自己的路。
如果巴尔扎克听从父母和那位诗人之见，放弃自己的追求，他的家乡可能会多了一名好律师，但是法国却少了一位天才作家，世界文学宝库中将不会有《人间喜剧》这部伟大的作品了。
纵观中外历史，我们在成功人士身上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做人有主见，处事敢决断。这样的人气场是很大的。如伽利略提出太阳中心说，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数学上圆周率的发明，化学上的元素镭的发现，这些伟人的发现开始时都曾遭人怀疑或反对。这就证明了一个规律：独到的见解开始时总是曲高和寡，平庸的意见往往附和者众。这好比两个大师在下棋，棋艺一般的人指指点点，但他们又怎能知道大师的棋路呢？如果他们知道大师的棋路，那大师就掉价成平庸的棋手了。做事情如果需要别人都点头，那你的事情就肯定平淡得像河边的一粒沙子，更休想做成一般人不能做成的事业了。
当然，作为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谁都不会漠视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我们谨言慎行就是不愿意授人以柄。很多时候，他人的议论、他人的说道、他人的观点、他人的态度都会对自己的心情和行为产生极大的影响。赛场上的啦啦队员无疑会影响到运动员的成绩，至少也会影响到运动员的士气。他人的意见往往也是我们自己行为的镜子，我们总是在别人的目光中调校着自己人生坐标。可是，当我们认准了目标，并决心要实现这个目标时，就不能太在意旁人的说法和看法。如果老是被别人的看法左右自己的行动，那我们也许一辈子都将一事无成。特别是我们有了比较新奇的想法，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时，更是需要顶着舆论的强大压力。这时候如果没有勇往直前的精神，没有旁若无他的执着，没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那是无论如何也到达不了理想的彼岸的。
要做到这点，就需要我们有很强的主见、强大的气场。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别人的意见时，有个科学的态度。盲目自信是固执，偏听偏信是糊涂。民谚有云：“军师多，打败仗多；先生多，难下葬。”这里反映的是主事人缺少主见，拿不出办法，以致坏了事情。民谚又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对待别人的意见，不能不听，不能全信，一切要经过自己的大脑过滤，留精髓，去糟粕，始终不要放弃自己的宗旨。
拥有一双慧眼看准世界，懂得用理性去看透、断准一件事物、一个人，你将会更精明地驾驭世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