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妹结婚时，我回去了一趟，本来是不想回去的，但这种事儿很有可能一辈子就一次，而且堂妹是因为考虑到我才选择了星期六，所以光冲她这份上心就算请假我也得回去。堂妹只比我晚出生了十天，可谓两小无猜，儿时一块玩儿一块儿去上学一块儿写作业，现在想来那些时光竟然隔世般恍惚。她学习不怎么好，勉强维持到初中毕业便到镇上的服装厂做了缝纫工，这一干就是六七年。现在她出嫁了，我这个做哥哥的不拿出点儿来表示一下怎么能行？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晚上我问母亲给堂妹多少钱合适。母亲说，咱家给了她三百，你给一百块钱意思一下还不行？说实话，我那时的资金实力仅够我拿出一百块，如果再多拿一百就有些打肿脸充胖子了。但我言不由衷，是不是少了点儿？在一旁抽烟的父亲说，不少，你给点儿他们就欢喜，你大哥大姐还有两个表兄不都赚钱了吗，而且比你工作时间还长，一分钱都没给！母亲接过父亲的话茬分析，跟他们比不上，那两个在外边，根本没见过几次，哪有感情？另外两个都到“表”字上了，一辈儿亲，两辈儿表，三辈儿拉鸡巴倒，你不能跟他们比，到底你和小娟（堂妹）一块儿长大的，给还是要给的，至于给多少你自己拿主意吧！你别跟我们比，我们不管给多少将来等你结婚时都能收回来，你就不一样了，难道你还指望小娟给你钱啊？我心头一震，起初还纳闷今天母亲怎么会如此开通，听到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她比谁都要深谋远虑。
父亲嘴里的大哥大姐是指我大伯父的一双儿女。大伯父是个军人，转业后便留在了那个以稻米闻名的盘锦市，然后又把老家中的妻儿接了过去。严格地说，大伯父应该算家族中最早扎根于城市的人，但由于他早年生活的坎坷以及盘锦这个名字叫得远不如北京响亮，家族中人习惯对此视而不见。在没装电话之前，家中与大伯父的联系仅靠书信维持。也就是近几年，特别是爷爷病逝以后，大伯父心底那条老根才有了复活的迹象，每年都会抽空回家一趟，说是看我奶奶，其实是落叶归根的乡土情结在发挥作用。有次他甚至对父亲说，反正儿子结婚了，闺女也嫁出去了，赶明儿我搬回来也行，就把妈现在住的小屋翻修一下，多清静！这种想法在大伯父仅限于空想，成不了现实，因为大伯母才不会跟他来，人家早就脱胎换骨成市里人儿了，才过不惯乡下生活呢。堂哥堂姐来老家不超过三次，并且像他们的母亲一样对乡下生活充满排斥。
父亲对大伯母的不满情绪不自觉间便转移到了堂哥堂姐身上，并且坚定地认为这是大伯母教唆的结果。尤其是当爷爷去世时，堂哥堂姐一个人都没回来，甚至连个电话都没打来，为此父亲十分寒心。他甚至由此及彼，由他人想到了自己。有次，他突然对我说，等我过去的时候，你不会不让孙子回老家吧？这话让我一头雾水，心想父亲怎么会说出这种不吉利的话呢，便想将这句话往玩笑的方向引领。可当我抬头撞见父亲的目光时，已经酝酿好的笑容和台词便戛然而止。父亲郑重其事的表情里满含期待，就像有什么遗愿需要我答应他似的。我只好说，不会的。心里那个别扭呀，就像一个朝着天空张了半天嘴巴，也没打出一个喷嚏来。
5
火车终于到站了。
下车的人不多，也就二十来个，背包卧伞，朝着出站口的栅栏门走去。远远地就看见了父亲，生锈的铁栏杆分割着他黑瘦的脸，灰扑扑的一件旧夹克，领子系得老高，都看不见脖子了。他没有看见我，正眯着眼睛（阳光刺眼）努力地朝我这边搜寻着。再走近一些，我扬起手冲父亲打招呼，喊了他两声。这才看见我，他咧嘴冲我一笑，露出满口烟牙。一出站，父亲迫不及待抢一样拎过我手上的包，掂掂，说，还挺沉！我嗯了一声，心想能不沉吗，里面装着两瓶“茅台”呢！抠缩半年的老板还算开眼，年底终于大方了一把，给每个业务员发了一千块的奖金。为了说明我在北京的生活如鱼得水，我一狠心买了两瓶茅台，一共花了七百多块，剩下的二百多块又买了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一千块转眼就没影了。
出租车是邻村的，父亲说在这里等了我还没二十分钟。上车后，一时无话，气氛有些沉闷。大概司机也有所察觉，他放进一盒磁带。俗不可耐的歌曲唱了起来——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司机也摇头晃脑地哼着。我推开茶色玻璃，一股小而凛冽的风扑面而来。大街上空荡荡的，很是萧索，车和人都有限，给我的感觉像是回到了“非典时期”。没用五分钟，车便出了县城，风变得猛烈起来，我将玻璃拽回来，只留一道小缝儿。父亲递给司机一根“北戴河”，给他点着后，自己又点着了。司机没话找话，浪费着唾沫。父亲对司机说起的话题不感兴趣也不甚了解，他用感叹词或者将别的词语说成感叹句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以此表明自己在消耗着等量的唾沫。
经过镇上的水泥厂时，父亲终于找到了一个自认为不错的话题。他说，水泥厂肯定挣钱了，好像又要往大里扩建吧？司机没有看窗外，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说，那是，新划出来的这片地得有三四十亩吧，听说一亩地一年给人家三千呢！我透过缝隙往外看，水泥厂以西的大片麦地上放着好几垛红砖，还有几个黄色的沙堆，杂乱无章的车辙刻进了干黄的麦田里。父亲听了司机的话，吃惊道，好家伙，挨着大道边就是好，种庄稼一年上哪儿弄三千块钱呀！司机深有同感，和父亲一起眼热这块地的原主人。他说，是啊，一年到头种几亩地就算大丰收能挣多少钱？种子、农药、化肥，耕地，播种，收割，哪样儿不得花钱，细算起来还不如找个班儿上买粮食吃呢！父亲点头道，那是自然，干啥都比种地强，当啥都比农民好。
汽车驶过一座大桥后，拐上了一条黄土道。土道两边是高大粗壮的白杨树，看不到一片叶子，一律光秃秃的挺立着。土道的西面是千篇一律的麦地，不时出现鸡窝一样的房屋和村落；东边便是蓝泉河，我家住在蓝泉河的东岸。此时，河里已经结冰了，光溜溜白茫茫的像是蒙了一层水汽的镜子。小时候，这条河是我的乐土，是我一切想象的源泉。夏天时洗澡捉鱼，站在桥柱子上跳水；冬天溜冰抽陀螺或者钻冰眼钓鱼，真是要多爽就有多爽！
想起儿时的往事，我情不自禁地自语道，这回可以去溜冰了！我根本没想要父亲回应，可他的举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很认真地回过头来对我说，我做了一个爬犁，跟你妹子来划着玩吧！我有点儿受宠若惊，惊讶片刻，才答应他。在我的记忆中，从小到大，父亲从来没有给我和妹妹做过爬犁，当然其他玩的东西（弹弓烟火枪鱼竿等等）也没做（买）过。如果说我的童年真有遗憾的话，我想那就来自父亲。他从来都没有成全过我哪怕一个蚂蚁般大小的愿望，他从来没有像母亲那样充满慈爱地拥抱过我，更没有像其他孩子的父亲那样用硬挺的胡茬亲昵地蹭过他儿子的脸蛋，他总是心事重重，他总是不自觉地就把大人世界里的烦忧施加到我身上，他总是粗暴地将我的快乐轻而易举便弄得支离破碎，让我的心随着他的脸色而颤栗。
道路开始变得颠簸起来，我知道快到村口了。出租车扭了一阵“大秧歌”，我便看见了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村落。首先映入眼帘的依旧是那间早已废弃不用的破教室（危房），青砖垒就的山墙上用白灰刷出一个齐整的正方形。正方形里有三个黑色的楷体大字——黄土坎，这便是我家乡的标准地名了。汽车穿街过巷，有隐约的人声，间或零星的鞭炮声突兀地响起。谁家的老人拄着拐杖站在门前做出茫然的张望状，偶尔一条脏兮兮的哈巴狗站在路边面对汽车投出审视的目光。车速渐渐慢下来，我终于看见了自家门口的猪圈和牛棚，看见了银白色的大门以及门口的母亲。她微昂着头，目视前方，粗糙的双手半裹在围裙里，脸冻得紫茄子一般。看见我从车上下来，“紫茄子”便裂开了，她一边抬手划拉着额前那几绺不听话的刘海，一边朝我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