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志：今日于一中全会开会期间，开会纪念我滇黔首义讨袁，烈钧奉命报告其事，缘略为诸同志陈之。滇黔首义，迄今兹十六年矣，每年纪念均有报告。去年中央党部则系胡汉民、王伯群两同志报告，载在报纸，犹忆及之。滇黔首义，在革命历史上占重要之一页，盖不有此义举，则辛亥起义精神不能发扬；两广护法，及十一、十五年之北伐事业，不易进展。滇黔义举，实开西南团结之局，北伐根基树立于此，统一大业告成亦由于此，不可不述。第烈钧报告其事，因当时参与其事，或须涉及本身与同事诸人之工作，深恐有自诩处，此则深望诸同志见谅者也。
自民二讨袁失败后，本党多数同志，先后随总理及克强先生东渡日本，亦有远赴欧美者，而国内之革命势力遂丧失焉。仅有黔、滇、桂三省，未受北军之蹂躏，然实力已极薄弱。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袁世凯于是处不加注意。不知滇、黔两省将士，在清末已富有革命精神。云南都督原为蔡松坡，见革命军失败，北入京师，欲于政治上图救济，不知袁氏非可以政治商者也。松坡在京，遂郁郁焉。黔督唐继尧率师回滇后，刘显世继黔督，两省均能集天下士，整顿师旅，而义举遂基于此矣。欧战起后，烈钧与钮惕生、褚民谊、张溥泉、何子奇、王有兰、李明扬、卓仁机诸同志，不期而会于伦敦，蒙吴稚晖先生指导，决定回国，共图大举。同时深虑于欧战正酣期间，野心家乘机掠夺，东方或有事发生也。烈钧与民谊、子奇潜至西贡时，被法吏觉察，禁于陋室中，赖民谊力说得免于难，不得已折回南洋。而是时袁氏以称帝闻矣，烈钧遂偕方声涛、林虎、陈泽霈、何子奇诸人附轮至香港，得李根源、张木欣之助，获借现款五十万，相率入滇。其时滇中诸贤，如罗佩金、李曰垓、黄毓成、何国钧、殷承巘、谢汝翼、邓太中、杨蓁、田树伍、范石生诸人，已先有筹议。无何蔡松坡、任可澄、戴戡、王伯群相继至，声势遂益张，唐、刘两公之心益决，爰檄告天下，而滇黔义师起矣。松坡统七梯团入川，烈钧率方声涛、张开儒两梯团，及黄毓成之挺进军，东出两粤，程潜以宣抚入湘，王文华同时以东路司令率师援之，熊克武以招讨使图蜀，义师所至，风举云从。翌年袁世凯以不义终，西南局势于以构成。则今日之纪念日，固应灿然于史乘也。此由于国人渴望共和，革命党人之颇能勇迈，有以致之。
今国事急矣，人民渴望实行民权，进行制宪亦益切。大会于此重大问题，已有充分之注意。希望大会同人，继续以往精神，与民协力，打破难关，开辟新局，巩固国家，庶不负今日纪念之意义。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在纪念云南起义会上的演说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滇黔首义讨袁，迄今竟十六年矣，抚今追昔，良用慨然。回忆民二讨袁之役，袁世凯遣李纯、曹锟、倪嗣冲带兵南犯，击败讨袁军，得志之后，一意孤行，以为无足顾虑矣。虑国家者，常备其可畏，而遗其所不疑。袁氏于滇黔各省，固有鞭长莫及之势，然滇黔所以能首义讨袁者，亦自有由。首义经过，与其役者多能言之，中央与各省每年纪念日，亦均有扼要之报告。顾自清季以来，同盟会学陆军诸人，其主要干部多数分布于云南、广西两省，而云南尤多。因其时滇越路成，片马告急，滇人惊惶，已有奋振之慨。同盟会诸人，服务其间，复建议创办讲武堂、陆军小学、体育总校于省垣，收集英俊而教育之，革命精神遂以分布全省。值李仲生督黔滇，努力边务，锐意训练新军，新旧人才，尚能并用，而滇黔更成首尾相应之势。民国六（二）年，长江各省讨袁，以滇、黔未及参与之故，其势力尚保存，金融及社会状态复毫无破坏，而全部党人更励精图治，若待时而未至者。迨袁世凯称帝卖国，滇、黔义愤，乃勃发焉。当时直接主其事者，为唐公冥赓、刘公如周、蔡公松坡暨罗熔轩、任可澄、李曰垓、周惺甫、戴循若、黄斐章、方韵松、熊锦帆、程颂云诸人，烈钧亦与焉；间接以助其成者，有梁任公、李印泉、张木欣、杜荫青、龚振鹏诸氏，固不能谓贤豪俱集，然当时情景，颇有不可一世之概。滇黔首义之价值，在能北定四川，甫定在（两）粤，
创西南新局势，为他年北伐根基，而完成民国十七年之局面，其关系殊有足纪者。
然往事昙花，光阴过隙。追想当年主持军政诸友，年逾五十以上犹苟延于世者，烈钧一人而已。外患侵夷，内忧不已，如今日者，诚非当时所及料。救危图存之法，首当一致抗日。然欲一致抗日，必先求全国团结，则速行全民政治，实为坦途。烈钧与诸友屡次建议中央，并唤醒国人者，以是故也。三中全会议决之国民参政会，虽近滑稽，而国民大会尚可冀其有成，纳入宪政正轨。是在中央各同志诚意图成，全国人民速起为政治之组织，而共赴之也。
据上海《申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在南京的谈话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三日）
（一）
二中全会后，因病在泰山、庐山休养，久未来京，未能参与国家大计，稍尽职责。然对安内攘外，固夙有主张也。有曾发表者，有尚未发表者，苟遇机会，亦深欲向中央陈之，并与国人共同促进之。此次中央组织国防委员会，召余来京，共策大计，国危民困若此，自未可以病推辞。然处世亦不敢苟。要之，今日之事，首在举国一致，急起抗日，以挫其锋，而内政之革新，与各方贤达之联合又未可须臾或待也。若问其要点，则以平等待同胞，以至公至诚治天下，咸庶乎近之。
据上海《申报》（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
（二）
近数月来，因病休养，未克来京参与国家大计，内疚良深。然爱国之忱，未敢后人。兹暴日一再横蛮，意欲吞并全中国而后快。近迭据私人所得与报纸所载，其积极准备进攻热河，扰乱平津，已属不可幸免之事。以故我国为救亡起见，祇得求诸我实力自卫。中央为策划周详，拟组织国难委员会，召余来京，共商大计，未便因病推辞。个人经验所得，自当呈之中央，以作参考。
据上海《申报》（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
（三）
余此次来京，系赞助中央积极抗日，希望及时改革内政，使军民一致奋起，得用其全力，以图振兴。故抵京后，即将抗日意见书提交中央，已荷详加讨论，并已在积极筹划进行中。至于御侮一层，国人颇有以武器不及敌国为虑者。其实战争之胜负，首视民族精神与是非曲直，此次世界各国之共起裁制日本者，即曲在彼而直在我。师直为壮。故淞沪之战，十九路军及第五军，均能摧破强寇者，则民族精神为之也。最近日寇虽大举犯热，但我将士奋勇，举国一心，终必获最后之胜利。蒋委员长在前方剿，容当旅（旋）京主持，冯焕章先生不久亦必抵京，共策大计。是中央益形巩固，而人民之期望亦可渐次实现矣。余日内赴沪，收拾家务，仍即来京云云。
据南京《中央日报》（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在石家庄的谈话
（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八日）
（一）
前不战，失三省，今又怯战而弃热河，为我国有史以来中华民族之奇耻。履霜坚冰，由来者渐。余等服务中央者，未能绸缪，实属汗颜之极。第国内尚不少善战之将与能战之兵，人民爱国精神尚为可用，能善用之则斩将搴旗，破敌未晚。是在政府与人民及时奋起耳。余此来，固期裨益于战局，尤深冀河北悲歌慷慨之士，共起图之。
据上海《申报》（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
（二）
此来任务，约有两点，一属于国家的，一属于个人的。关于国家方面，值此外侮日亟，强邻侵略之秋，若不急起直追，则国家前途实有不堪设想之处。最近承德既已怯战而放弃，则华北沦亡可立而待。阎、冯二公，在华北夙有重要。此次日人猖獗，若无素负重望之要员担任巨艰，则抗日呼声终成画饼。本人此来，即拟在并晤阎，转张垣晤冯，协商一切，亦即乘此时机尽有请阎（锡山）、冯（玉祥）二公出任抗日大计之必要。此本人在国家方面者如此。至个人方面，昔在东瀛士官学校，与阎公学处同班，实有同学之谊，冯则昔年在西北，曾共坚苦，继因天各一方，久未把晤，此来顺便抚问，于公于私均得安慰。惟在国难期间，对个人方面之任何情事，实不忍言及。本人私意，窃愿俟我大好河山完全恢复后，大家弟兄痛饮于一堂，始得安慰也。昨晚承闻热忱，在绥署欢宴，迄十二时始行返寓。闻时国难，亦极沉痛。
据上海《申报》（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
在张家口与记者的谈话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一日）
本人代表中央北来，会晤阎先生及冯先生，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在并共留三天。阎先生对抗日主张，根据己力所能及者，不惜任何牺牲。晋绥将领均抱誓死一拚之决心。且山西民众，均知共赴国难，承德陷后，民气悲愤异常。北方民气，比较在京、沪等处消遣娱乐场中之辈，对于国家更为关心。最近中央对于抗日计划，已有准备，决不再依赖国联。蒋委员长之北来，即可表示中央已决心抗日。阎、冯二先生，统军多年，且均主张决心抗日，中央均拟畀以军事要职。至阎、冯二先生所供献抗日之意见，中央均已表示同情。本人此次北来，即代表中央邀请阎、冯二先生共赴国难。在察略作二、三日勾留，即往晤蒋委员长。
据上海《申报》（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
在济南与记者的谈话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余此次北来，原为促大家一致抗日。曾晤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视察各地军民，均甚振奋。冯、阀皆主积极抗日。蒋北来，军事益有策划。战局巩固，刻正准备另一作战计划。余以为时局至此，应辟一新途径以拯救之，故最注意在开放政权，使全国人民得尽力于救国与建设。曾在保与蒋详谈。蒋亦同此意。余以事关国家根本大计，现拟南返，再向政府切实详商，务期早日实现，余与韩（韩复榘）原属旧雨，因过济下车参观新政，并访韩。拟二十五晨赴京。余在保晤蒋后，蒋曾派马伯援持亲笔信赴张垣晤冯，冯亦具体书回信复蒋。余离保时，马已返保。
据天津《大公报》（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各位同志：烈钧前月奉召来京，参与中央的会议。到京以后，得领受本党各先进的教言和各同志志趣的坚定，烈钧觉得非常愉快。当时烈钧有一个提案贡献中央，承蒙中央分别采纳，相机实施，烈钧觉得非常荣幸。以后看到时局的变化益剧，日人的横暴野蛮，一天加重一天，北方的形势，一时陷于紧张的状态，所以想到北方游历各处，以宣达中央意旨，使全国抗日的精神，趋于一致，抗日的力量，趋于充实。烈钧到了北方，看到北方人民的抗日意旨，非常坚定，杀敌将士的气态，非常壮烈，尤其是蒋委员长北上誓师抗日以后，前线的军事，有很好的配置。因此抗日的形势，益加巩固，始能按照计划，积极进行，前方的军事，很可以乐观的。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防守平津的问题，是要夺回热河的问题，收复东三省的问题。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不顾到政治的问题了。但是收复热河和东三省，是要靠谁呢？靠日本军阀觉悟吗？这是缘木求鱼做不到的事。那末，就要靠我们自己了，要我们全国一致团结起来，同心协力，才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现在救国的方法很多，但是有两件事，是人同此心的。
（一）收复失地。这一次宋哲元、孙殿英的军队，虽取得了一时的胜利，而要取得永久的胜利，还在我们自己一致团结，发扬中华民族的精神。据烈钧看起来，中华民族的精神，是在博爱和自爱；博爱是为人打不平，自爱是自己求平等。先从求自己的平等做起，而后方可以打破对外的不平等。这是一点。
（二）安内攘外。在国家统一地方安定的时候，内无土匪的猖獗，共匪的扰乱，彼此一心一德，则外患侵凌，国难发生，自可以一致攘外。但是现在的时势，正与烈钧所说相反，人心惶惶，闾阎不安。故安内攘外，先必安定人心，使全国人民，有参与中央政治的机会，然后才可打破难关。但如何可以达到此安内攘外的目的呢？就在本党同志要有拿破仑和林肯的精神，田单复齐的志趣，共同一致，才能把危险的局面捩转过来。
据国民党《中央党务月刊》第五十六期；上海《申报》（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在上海与记者的谈话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人自奉召入京后，即与中央各同志研究挽救危亡方策，各位同志均能掬诚相商，诚为好现象。嗣以热河告急，本人极为关怀，仍（乃）决意北上。不幸途中，即闻承德失陷消息，中心如焚，益增焦虑，愧无只兵可用，以与暴日相拚于前方。至太原晤阎百川先生数次，阎先生抗日态度异常坚决，并谓三晋健儿十万，必使其站在抗日的第一线，所部已全体动员，开抵察边。有人常谓，晋省军队萎弱，其实不然，如最近在冷口屡挫暴日之商震部，固晋军也，其他如傅作义、李服膺、杨爱原诸部，均甚可靠。倘日军西犯，必予以重大打击。嗣由太原，乘汽车至张垣，晤布衣冯焕章先生。冯先生丰采，一如往昔。关于抗日，冯先生的主张是积极的，强硬的，决不主张固守。至报章屡传其有晋京消息，冯先生一再表示，抗日须站在前方，要与敌人真杀真打，盖渠颇不愿躲在后方避难也。中央对渠之陈，尚在考虑中。现日军亦有意侵略张垣，冯先生即将处在火线矣。
本人鉴于国难日亟，若不全国人民团结，国亡实无日矣，乃建议开放政权。在保定与蒋委员长已屡谈及，蒋介石亦深觉过去之错误。故本人至京后，正式提交中政会（中央政治委员会）。汪先生（汪精卫）及各同志，均赞成此议，乃决定七月一日召开全国国民代表大会，将使中央政权真正操于国民，同时集中全国人才管理中央政权。内既团结，外侮自易御也。
据上海《申报》（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
在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国民御侮自救大会的演说
（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
自九·一八沈变发生，国民受空前刺激，理应一致共赴国难，无论能力大小，权力有无，均应各尽其才，各致其力，团结一致，以挽救国难。此本全国国民一致之要求与呼声，执政者亦以之为号召。而事实上乃愈说团结，而愈益分离，自党内以推及全国民众，莫不如此。可见求团结之实现，非空言所能成就，必求适当之方法，即根本改革政治制度与坚决抗日是也。
中日争端，决非一二年短时间所可了结，最短亦须十年八年，甚或须二三十年，或竟延及百年。以如此关系国家存亡之责任，独由国民党负之，无论国民党党员不尽为聪明睿智之士，即悉为一时上选，全国党员数不过四十万人，仅及全国人口千分之一，决不能谓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无复人才也。其遗弃人才之情形，与有违人尽其才之旨，可以想见。至多数遗弃人才，可尽为国用，则必先使国民得政治上之平等，始可挽救今日之国难，建议（设）永固之国基。
我国名为共和政体，而事实上国民无政权可言。国难如彼，政体如此，未免有“挂羊头卖狗肉”之诮。总理遗教，以民族、民生、民权并言，其目的为求国际上、政治上、经济上之平等。苟人民无自由，在政治上未跻平等，国际上之平等固无由而达，经济上之平等更属空言。故自我国国体而言，自总理三民主义而言，开放政权实不容或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