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主旋律是“人能弘道”，但是由“道不同，不相为谋”开篇。孔子拒绝回答相问的卫灵公。是孔子故意卖关子？装清高？真不懂？都非如此。追求道行天下，是孔子的信念与追求，为了实现于此，他全力以赴，更有坚守的底线。他追求社会的“大同”，希望能够解决社会****，当然不希望乱上加乱。所以，对于卫灵公问的“军旅之事”，他说不知道，其实是不赞成。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追求道行天下，怎么就落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况呢？子路不解。奥古斯丁认为：“生活中的幸运和灾祸为善人和恶人所共有。”同理，生活中的幸运与灾祸为君子与小人所共有。但这不是讲善人与恶人，君子与小人就是一回事。绝非如此！尽管君子和小人都会遭受“穷”境，但不代表他们所受到的“穷”境没有区别，从而设想人本身没有区别。孔子认为君子的选择是理性认知，深深地安于现状。小人则无所不用其极，怨天恨地，甚至怨爹骂娘。读到此处，还可明白一个道理，人对于自己的选择要有着全然的担当，对结果要有全然负责的能力。
弘道，需要有德之人。真正的有德者，并不刻意表现其有德，不自认为自己有德，而是将“无为”当作是最大的为，也就是安分守己，尽到自己的本职与本分。在孔子心中，舜就是这无为而治的代表。他的本职与本分就是“恭己正南面”。修养自身，端然正坐。
对于君主来讲，他的本分是“恭己正南面”，明确价值体系是核心。但明确的价值体系要被执行，要“行”才有用。如何行？孔子认为要“言忠信，行笃敬”。做到此，即便是在蛮夷之地，也能行得通。反之，就是在乡里之间也行不通。
弘道，需要智、仁、勇。智者不失人，不失言。勇者明达杀身成仁并不值得追求，忍耐和生存才更为可取。但是，一旦底线受到冲击，总是要有人站出来，站在悬崖边，以便更多的人免坠悬崖。行仁，当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对照君子的美德，一名君子当以没有达到君子的标准为忧，并不忧虑别人不了解自己。别人不知自己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因为不了解，还有一种情况是自己本就是无所作为，庸庸碌碌。孔子欣赏“在其位，谋其政”，一名君子有位，应该有为，应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如此者，则人过留声，雁过留名，自然声名为人们所称颂。
本篇的末章，孔子以自己的行动表达相师之道。人能弘道，靠的就是身体力行。
问题索引——
◆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关于行军打仗之事，孔子说他不知道。孔子真的不知道吗？
君子也有穷途末路的时候吗？
孔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其博学多识是如何练就的？
有种方法到哪里都能行得通，是什么？
孔子认为智者应该做到不失人，亦不失言。如何能够做到？
治国安邦和乐有什么关系？为何要“放郑声”？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孔子的远虑是什么？近忧是什么？
有没有一言而可以终身奉行？
孔子所赞誉之人，要经过怎样的考量？
何为“谋道不谋食”？
孔子尊师尚让，但有件事情，他说连自己的老师都不要让，是什么？
人当如何弘道？
15.1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陈：通“阵”，军师行伍之列。
俎豆：俎和豆，是古代祭祀、宴飨时盛食物用的两种礼器，亦泛指各种礼器。此处是指祭祀礼仪之事。
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关于行军打仗之事，孔子说他不知道。他说关于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情，我听说过；军队方面的事，从来没有学习过。关于军队方面的事情，孔子真的不知道吗？
根据《孔子家语·相鲁》篇记载：鲁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盟会，孔子担当为定公相礼的任务。他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他不仅如此说，还为定公的此次出行进行了周密的部署。面对强大的齐国，孔子既智且勇，不卑不亢，坚持以礼制行事，维护了鲁国的尊严和国家利益，迫使齐景公返还长期侵占的鲁国土地，亦成就了孔子政治生涯的顶峰。
看来，对于文武之事，孔子深晓。孔子渴求有明君的赏识，为何当卫灵公相问的时候，他又说自己不知道了呢？这和孔子的理想、追求、信念紧密相连。
如果说孔子是一位“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其思想的特征就是将关注的目光落在社会治乱问题上。孔子的理想或者信念，就是社会的“大同”或者“大顺”。实现这个信念的方法，就是“为政以德”。他希望能够解决社会****，当然不希望乱上加乱。所以，对于“军旅之事”，他说不知道，其实是不赞成。
关于“用兵”这件事，老子这样讲：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用“道”辅佐君主的人，不靠兵力逞强于天下。用兵这件事会有报应的。军队所停驻的地方，田地里会长满荆棘。善用兵的只要能够达到基本目的就应该停止，不要用来耀武扬威……兵器是不吉祥的东西，大家都厌恶它，所以有道的人不使用它。
既然是道不同，就不相为谋。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第二天，孔子一行就离开了卫国。
15.2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兴：兴起。
固穷：固，固守，安于。穷，当为窘，即窘迫，困厄，穷困。
滥：水满溢，这里比喻行为越轨。朱熹《论语集注》引何氏曰：“滥，溢也。
关于“在陈绝粮”的前前后后，《孔子家语·在厄》篇讲述详细，可与本章对读。电影《孔子》中关于这段的场景是：大雪封山，北风呼呼吹，断粮已经多日，外无所通，连野菜汤也吃不上。随从的人病的病，伤的伤，无精打采，心神不定，焦躁不安。这就是“从者病，莫能兴”。子路带有怨气，自己以前听老师讲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追随孔子积德怀义，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可为什么还会沦落到这种穷困的境地呢？这穷是穷困，是困厄，是穷途末路。
奥古斯丁认为，“生活中的幸运和灾祸为善人和恶人所共有”。同理，生活中的幸运与灾祸为君子与小人所共有。但这不是讲善人与恶人，君子与小人就是一回事。绝非如此！尽管君子和小人都会遭受“穷”境，但不代表他们所受到的“穷”境没有区别，从而设想人本身没有区别。奥古斯丁作了比喻：就好比在同样的火里，黄金闪光，而糠秕冒烟；同受连伽敲打，秸草扁瘪，而谷粒洁净。所以，同样力度的伤害，对善人是一种考验、净化和纯洁，而对恶人来说是遭殃、毁灭和根除。受到同样的伤害后，恶人会咒骂、亵渎上帝，而善人会求告和赞美上帝。所以重要的区别不在于遭受什么苦难，而在于什么样的人在受苦。同样受搅动，污泥发出熏人的臭气，而香膏则满是馨香。
同样面对“困”境，君子的选择是理性认知，深深地安于现状。小人则无所不用其极，怨天恨地，甚至怨爹骂娘。
本章与上章相应，还可明白一个道理，人对于自己的选择要有着全然的担当，对结果要有全然承负的能力。
15.3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家语》中有一篇《辩物》，记载了多处关于孔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小故事。在常人的眼中，孔子当然是博学、多识。但孔子的博学、多识是如何练就的？通常的方法当然是多学、强记。孔子问子贡是不是这样认为的？子贡的答案是肯定的，然后反问：“难道不是吗？”结果孔子认为不是，他说自己是“一以贯之”。
《论语》中有两处提到“一以贯之”，即有一个根本的道贯穿始终，但是二者的落脚点不同。《里仁》篇的“一以贯之”落脚在为人处世上，即曾子所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儒家重视修身，推崇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之道。本章的“一以贯之”，则侧重于学习方法。孔子告诉子贡自己博学的原因，即学习过程中善于用一个根本理念贯穿始终。
15.4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上章言孔子谈自己的学习方法。需要再一次申明的是，孔子所言“学”的内容，首当其冲是学道，是奉行美德。遗憾的是，孔子生于礼崩乐坏的乱世，战争频繁，民不聊生，孔子感叹知德的人很少。正因为如此，他更是要勉励自己的弟子要注重德行的修养。
15.5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上章孔子言德，感叹知德的人很少。那么，至高的德是什么？老子曰：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
至上的德不刻意表现为有德，不自认为自己有德，实际上是真正有德。真正的有德者，将“无为”当作最大的为，也就是安分守己，尽到自己的本职与本分。在孔子心中，舜就是这无为而治的代表，他的本职与本分就是“恭己正南面”。修养自身，端然正坐。
这修养自身、端然正坐的核心就是明确“道”与“德”的关系，就是建立明确的价值体系，这是古代明王之道的核心。
15.6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蛮貊：古人对少数民族的称谓，蛮在南方，貊在北方。
州里：周代的居民编制，五党为州，每州两千五百户，每里二十五户。后泛指乡里或本土。
参于前：显现在前面。
舆：车。
衡：车辕前面的横木。
绅：贵族系在腰间的大带。
上章言无为而治。对于君主来讲，他的本分是“恭己正南面”，明确价值体系是核心。但明确的价值体系要被执行，要“行”才有用。所以，在《孔子家语·王言解》篇中，子曰：
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也。
君主的职责在于定政策，定方向，定调子。定政策有着最为基本的原则就是要“正”，也就是“公平合理”。为了实现“公平合理”，就要延伸出一套系统的任贤、奖罚机制等。在这套“公平合理”“任贤选能”“奖优罚懒”的运营机制下，臣下才可放手去为，贯彻政令，建功立业，有所作为。无为而治的核心亦在于此。
君主当正，臣子当行。如何行？本章，子张问行。行是奉行，行是行走，行还是行得通。孔子认为要想通行于世，离不开自己的一言一行。这一言一行要奉行的原则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做到此，即便是在蛮夷之地也能行得通。反之，就是在乡里之间也行不通。所以，要时时刻刻将此铭记于心中。站立之时，见这“言忠信，行笃敬”在眼前晃悠。坐车，就好像看到这几个字刻在车辕前的横木上。这样，这原则将自然四处通行。子张把这些话写在腰间的大带上。
本章最后一句“子张书诸绅”透露了许多学术信息。《论语》是记录孔子言语的著作。我们认为，《论语》应该是在孔子裔孙子思的率领下完成的。孔子去世以后，弟子们把自己的“笔记”汇集起来编成关于孔子的资料，取其“正实而切事者”纂为《论语》，其余“则都记录之”为《孔子家语》。《孔子家语》长期以来被视为伪书，但是随着新出土文献的面世，证实了《孔子家语》的重要价值。《孔子家语》中有很多与“子张书诸绅”类似的记载，由此可以想见《论语》与《孔子家语》的材料来源。
15.7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史鱼：卫国大夫，名，字子鱼。
蘧伯玉：卫国大夫，名瑗。
如矢：形容像箭一样直。矢，箭。
这能够行得通，不仅要考虑在蛮貊之邦行得通，在邻里乡间也要行得通，还要考虑在邦有道时行得通，在邦无道时还要行得通。卫国大夫史鱼是个非常直的人，孔子作了个比喻来形容他，“如矢”，像射出的箭。一方面箭本身就非常直，再者，“开弓没有回头箭”。
《孔子家语·困誓》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卫国的蘧伯玉非常贤能，但卫灵公并不任用他。弥子瑕不贤，卫灵公反而任用。对此，史鱼多次进谏，卫灵公不听。史鱼临终之际，对他的儿子说：“我在卫国朝廷任职，却不能进荐蘧伯玉、斥退弥子瑕，作为臣子的不能匡正君主，这是我的失职！活着不能匡正君主，死了就不值得举办丧礼。我死后，你把我的尸体放在窗下，对于我来说就够了。”他的儿子就按他说的办。
卫灵公前来吊丧，对此感到奇怪并询问原因。史鱼的儿子就把史鱼的话告诉了卫灵公。卫灵公愕然失容，深知过错。于是命令将史鱼的灵柩停放在宾客的位置上。起用蘧伯玉，斥退弥子瑕。
孔子听到这事说：古时极力劝谏的人，死了劝谏也就停止了，没有像史鱼这样，人死了却还要用尸体来进谏，忠诚感动了君主的，怎能不称为正直呢？
这就是史鱼的直，有了矢志不渝的决心，还有什么不能实现呢？
一名大夫当是要在其位，谋其政，以进举贤能之人为贤。史鱼所进举的贤人蘧伯玉是怎样一个人呢？是孔子心中的君子。他和孔子一样，不仕无道之君。国家有道，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国家无道，政治黑暗，就把自己的本领隐藏在心里。
15.8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到底可不可与言？追求的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时间与空间的高度统一。讲得通俗些，就是“话要讲给对的人听”。在《孔子家语·六本》篇中，子曰：
是以非其人，告之弗听；非其地，树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非其人，如会聋而鼓之。
理要说给讲理的人听。反之，不是合适的人，讲给他这些道理，他也不会听。不是合适的土地，树木不会繁茂生长。所以，遇到合适的人很重要，就像是在聚拢的沙上倒水那样，全部被吸收了。而人不对，就是对聋子敲鼓。
时间对了，空间对了，人对了，才是真正的智，才可以做到“不失人”“不失言”。“人”与“言”才能各自发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不因人失言、不因言失人，本质还是“不迁怒”，不由人迁怒到言，也不要由言迁怒到人。
15.9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若非统治者的暴行激发了儒者的良知，使之受到极端的考验，那些英勇无畏的抗议行为本来是不会发生的。对于孔子来讲，杀身成仁并不值得追求，忍耐和生存才更为可取。但是，一旦底线受到冲击，总是要有人站出来，站在悬崖边，以便更多的人免坠悬崖。为此，即便付出生命很无奈，但也适得其所。如此，再来理解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理解“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实在是儒者的可贵，此乃儒者之勇。
15.10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
上章言对于“志士仁人”来讲，有“杀身以成仁”的情况，但不代表杀身就必然成仁。杀身成仁是无奈的选择，并不需要主动追求。如何真正地实现仁？要讲求方法，才能更有品质与效率。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再具体一点，他对子贡讲，住在一个国家，就要敬奉那些大夫之中的贤者，结交士人中的仁人。子曰：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可为“择处仁”作注。如此，为仁则为智。
15.11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夏之时：夏代的历法。夏朝用的是自然历，也就是传统的阴历，它以建寅之月为每年的第一月，春夏秋冬合乎自然现象。至于今，人们还是按照阴历的二十四节气来指导农事。
殷之辂：辂，大车。殷之辂即木辂，古代多以木为车，至商代而有辂之名。与商代的车子相比，周代的车子“饰以金玉，则过侈而易败”。因此，商代的车子要自然质朴一些。孔子崇尚“殷之辂”，见其尚质朴。
周之冕：朱熹在《四书集注》说：“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后有旒。黄帝以来，盖已有之，而制度仪等，至周始备。然其为物小，而加于众体之上，故虽华而不为靡，虽费而不及奢。夫子取之，盖亦以为文而得其中也。”到了周代，礼乐文明的发展已近于完备，是三代文明损益的结果，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礼制的完备方面，孔子亦重文而取其中。
乐则韶舞：指正声雅乐。
放郑声：放，禁绝。郑声，郑国的乐曲，因为音乐多变，容易吸引人的兴趣而沉迷其中，只是听个热闹，既没有伦理的表达，也没有美德的彰表。子夏认为听这样的音乐易于“淫志”，消靡志向。《乐记》认为郑卫之音是乱世之音。
远佞人：远离花言巧语、巧言献媚之人。
殆：危险。
综合前三章，谈到了一名志士仁人的美德，有智、有勇、有仁，这是一名君子修身的基础。将修身再向外推延，到“修己以安人”，再到“修己以安百姓”，就要谈到为邦之道。本章，颜渊问为邦。
面对颜渊的提问，孔子带他进行了一次穿越，穿越到距离孔子时代二三千年前的时光，从夏朝开始谈起。首谈天时，我国古代是一个农耕大国，重农事，当是要知时节。夏朝对于历法的研究是最为精到的，为孔子首选。
接着到了商朝，商代的车子是木车，要自然质朴一些，为孔子所崇尚。实际上，孔子崇尚的是殷人的质朴。
再到周朝，文明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发展与积淀，周代的文明本身就是夏、商两代文明发展与损益的结果。孔子崇尚周代完备的礼制，既尚质也重文，他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再接着谈到具体的教化问题，我国的先王之道重德治，重乐教，音乐本身就是教化。这其中的作用，首在“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随着音符及节奏的回旋，其间唱和有应，使一个人的耳、目、鼻、口、心知百体，皆由顺正，以行其义。再进一步，则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一个人听什么样的音乐极为重要，孔子推崇《韶》《武》，称后者尽美，称前者尽善尽美。郑声是淫乐的代表，自然要远之。但是有时候，害人的东西会非常吸引人。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魏文侯就向子夏请教过这个问题。他说端冕而听古乐，就想睡觉；一听郑卫之音，则不知疲倦。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像极了某些人一读书、一开会就发困，一玩起网游就来精神。
由此看来，喜欢看热闹，喜好轻松，此亦为人之本性，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如此。但谈到志向与追求，理想与信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需要有修养、有追求、有境界的人才可企及。而修养与追求更多的是学习的结果。
最后一项就是“远佞人”，远离那些巧言谄媚之人，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危险。
本章，孔子所言仅数语，但天时、地利、人和，尽在其中。尤其是人和，重的是文质彬彬，重的是礼乐兴盛，重的是尽善尽美，还重人心淳朴。
15.12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上章就是远虑，穿越几千年，集夏、商、周三代精华于一体，为国治邦。没有这样的远虑，眼下就是近忧。眼下的情况是礼崩乐坏，是苛政猛于虎，是邦分崩离析，是更多的有位者为了一己私利而谋动干戈于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