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26日上午，就在凯蒂被送到学校的那个时间段里，安尼塔和我正在前往法院的路上。戴尔也应该要出庭的，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有关方面联系了他的律师，可是，由于出庭通知不到24小时，律师以此为由说戴尔不能到场。然而，根据安排，法院会在同一日期在同一法庭为同一个案件的不同诉讼请求进行开庭审理并于当天作出裁决。所以来与不来，他根本没选择的余地，必须出庭。我和安尼塔正要横过街道朝对面的法院走过去，这时一辆厢式货车迎头撞了上来，车速大概是20英里每小时的样子。车的颜色、外观、型号，及年代与前夫开的货车极其吻合。车子撞到我膝盖附近的什么地方，我自然是被撞得尖叫起来，与此同时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一个念头，心想这次完蛋了，就死在这个浑球司机手上了，但愿这司机不是戴尔那家伙。有些人一旦碰到无法挽回的局面，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坏事来。我整个人愣在那儿动弹不了！我和安尼塔都没有被撞倒在地，只是车子冲了过来，把我们两个撞作一团。我们撞得不重，但是身上都有擦伤。我记得我的上臂被公文包戳了一道疤，现在看这道伤疤，你一定会以为我被拳王乔治福尔曼给打了。安尼塔立即喝令司机停车可是他还想继续往前开。这个司机不但无证驾驶，左臂有骨折，正打着紫色的石膏，而他的右手竟然在拿着手机忙着接电话！车子转了个弯就不见了，根本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虽然开车的不是我前夫，可这辆车跟戴尔开的那种货车如此地相似，这着实让我震惊。过了好一阵子我才平复心情，打消了脑子里那些让人心惊肉跳的胡思乱想。
急救医护人员到达车祸现场，安尼塔和我都请求他们不要把我们送往医院治疗，因为我们都伤得不重。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感觉到胳膊、背部以及两个大腿上部都开始痛起来了。我们的案子当然还是因此推迟了。
因为我没有出庭，所以法庭只作出了一项裁决，而且是不利于戴尔的裁决。那就是除了我之外，他不能将女儿们交给任何其他人照管。虽然他也没有出庭亲耳听到裁决，但是裁决书已被送达他律师手中。不过这并不是说他就会服从法庭的命令，他是那种自以为是，我行我素的人，他感觉自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官如果不护着他的话，在他眼中，法官就只是废物一个，形同虚设。
难道这还不算严重吗？想当初出庭期间，如果法官每件事都能向着我的话，我就不必每十分钟去一趟洗手间了，事实上我的确不能离洗手间太远。想起这些我真是烦透顶了，我得了肾结石需要做手术，我前前后后生了三个孩子，还要面对生活里一大堆其他的烦心事，最后我还得站在陈旧发霉的法院里等待法官的裁定，本以为法庭会站在自己这边，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屡次败下阵来，气得我直翻胃……而且次数还不少。
日记摘抄
2001年5月1日
“今天我过得很糟糕，不知道还有多少糟糕的事情在等着我。柯尔敦法官明明知道戴尔离开了俄克拉荷马州。
她早前就下过令，他如果再出州的话，就一定要先把女儿交给我。这一切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他是个十足的骗子。我们手里有法庭的紧急裁决令，因为他又离开了俄州，还擅自把女儿们交给贝拉照管。凯蒂再次打电话来，告诉我她又被打了。我马上向安尼塔打电话。我们拿着裁决令等着面见法官，但法官并未出现！又新换了法官，而新法官还是想给戴尔一次机会，让他从维吉尼亚回来作证。喂！在女儿没交我之前，他本来就不可以再次离开的。很简单，如果他要离开本州，他就必须得先把女儿们送到我这里。但是他又一次明知故犯。他这样藐视法庭，完全可以把他抓起来，扔进牢房……真是屡犯不改！！！”
我永远都不会选择放弃信念。哪怕是倒霉透顶，也要向上帝祈求指点迷津，这才是我的最佳选择。除了上帝，我想不出还有谁我可以寻求帮助。没有上帝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上帝，就等于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我所做的一切也就没有了意义，也就用不着拼命地找回女儿们。只有祈祷是不够的，必须还要有信念。有了信念才会积极行动，有了信念其他人才会为你一同担当这份信念，和你一起积极行动。没有信念，女儿们就不会获得自由。我的女儿需要我，祈求我带她们脱离苦海，但是没人理会她们，没有人在意她们的呐喊，她们失去了被倾听的权利。遭遇这种境况的人又何止我一个。每次去法院，总能在走廊上听到这样那样类似的故事，不是有人折磨自己曾经珍爱过的人，就是有人不付小孩的抚养费，要不就是不执行法院的判决。这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人们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呢？
为什么在有些人面前，法律竟变得如此脆弱无能？根据俄克拉荷马州的法律，女儿们应该由指定的诉讼监护人，代表她们出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格伦达真正了解孩子们的心声。格伦达是女儿们的第二任诉讼监护人，她比第一任还是要好一点。第一任诉讼监护人是卡丽，在我第一个辩护律师被解雇后，卡丽也就被调离这个案件。
要是我有权更换诉讼监护人的话，早就把卡丽换掉了，但是当初我明白的情况是，如果我一定要换人，那就必须把整个案子都撤了，不过这是法律援助机构介入之前的事了。要是我早看出那个律师的底细，知道他在法律方面跟我一样是个生手的话，还不如靠我自己的聪明才智来提起抗诉。很明显要换掉卡丽，就必须得另外想法子。1997年，也就是我第一次觉得有必要争取女儿监护权的那一年，法院指定了第一个诉讼监护人——卡丽。她是一位中年白人，身材单瘦，一个烟鬼加大骗子。我觉得最糟糕的是此人冷漠无情。如果案件审理没有按照她的预期发展，她就故意把案件档案留在办公室里不带上法庭，迫使法官重新安排开庭日期。而她这么做就是为了确保自己赶上时间去做美甲！也许你觉得我这么说有些刻薄，因为情况对我不利，我才口出此言。但事实是，在玩计谋方面我真的嫩得很，根本不是她的对手，所以我一路跟踪她，到了一家市中心的美容院，暗中观察她的一举一动。我听到她跟美容师说，如果不是刚才有个案子要“处理”，要不早就来了。她把如何将案件档案留在办公室，法官又是如何重新安排听证一事的来龙去脉都说了。当时，我就想揭发她，但我忍住了，而是咨询我的律师该如何把她撤换掉。律师的回答是首先得解雇掉她这位辩护律师，重新立案，然后再要求法官另外指定一名诉讼监护人。律师还是带着最后一点善意说法官很可能不同意，但我打定主意要撤换诉讼监护人，理由就是她藐视法律。不管这样行不行，我想总得试一试。
如果你还跟1997年的我一样，对离婚以及离婚之后的问题完全没经验的话，那法官的心思你别猜，因为你根本就猜不到法官脑子里天马行空地在想什么。当法官听说我解雇了我的女儿的诉讼监护人，她可不高兴了；接着又了解到我第二天要重新立案，她更是不悦，对我的解释她也很不满意，更让她恼火的是我这一招还是受我辩护律师的指点，而由头就是诉讼监护人办事不力。
“你就是愚蠢到家的斯特林费罗女士吗？”法官问道。“你简直是愚蠢至极，你的律师跟重新指定诉讼监护人一点关系也没有，你怎么会相信她呢？这些人的任免跟她毫无瓜葛。你不是蠢得出奇，就是幼稚得要命，竟然这么容易上当受骗。不管是哪一条，我都觉得你没有能力抚养好小孩。”这些话在我听来，这位好法官已经作了决定，要把女儿们判给我的前夫了，因为他可以付得起钱，请得起更好、更有经验的律师，更何况我的前夫从不跟她争辩。他干吗要跟她争呢？她不是袒护他吗，不是对他那套瞎话深信不疑吗！她要求对我们所有的人进行精神鉴定，这就足以看出，她之所以想了结“斯特林费罗一案”，就是想要我超出我的承受能力，拼命去花钱。她差一点就得逞了，她什么能耐都有，但是唯独缺乏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信念。我的教友们在身后默默地支持我为我祈祷，大家聚在一起共同祈福。单身教友团的成员在我朋友约瑟夫·汉密尔顿家多次举行聚会，不为别的，只为把他们的手叠放在我手上，给我支持，为我祈祷，祝愿我早日渡过难关。他们是真正懂我的人。他们知道，这个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中，我不是最镇定、最冷静的那一个。
但他们很清楚，我是讲真话的那一个，是敢实话实说的那一方。而问题也许就出在说实话上。法官和律师一个鼻孔出气，都不喜欢听到那些真实的细节，觉得我在耸人听闻，比如说那个男人是如何把睡梦中的孩子们从床上拎起来，用皮带头抽打他们的双腿、背部和脸部。她们也不想听一听，他是如何狠心将两个六七岁的孩子丢在离家一英里外的地方，罚她们走回家，只是因为她们在商店见到了母亲，想同她待一会儿。如果没人愿意倾听孩子们的心声，那么就没有希望可言。柯尔敦法官为孩子们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格伦达·塔克。格伦达是个非洲裔美国人，也是一名中年妇女，个头比我矮，说话轻柔却坚定。她不抽烟，多少能感觉她还蛮热爱儿童及儿童事业的。起先，她并不是那么友好，也许是因为跟我们大人打交道的时候，她必须不偏不倚，保持中立。
而且我知道，因为我坚持让她听一听姑娘们的心声，这一点也让她很是厌烦。她最终跟姑娘们见了面，但是第一次见面后，格伦达就指责我，说我不该操纵孩子们，要她们事先把想要跟她说的话都一条条写下来。也许她的世界里，孩子们都能够无拘无束地自由交谈，而且完全不会说错话。但是劳拉不是这样的孩子，所以我才让她们姐妹俩事先准备一个说话的提纲，好让格伦达能更准确地了解事情的真相。
“斯特林费罗女士，您是不是事先告诉姑娘们写下要说的话，教她们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呢？”
“不，我只是要她们列出一个清单，我也只是帮助她们列单子而已，也就是说，给她们标个1、2、3，帮她们把想要说的话列出来一下。”
“纠正过她们的拼写错误吗？”
“是的，纠正过，这有问题吗？”
“有，问题就在这，纠正拼写就似乎表明你在告诉她们该写什么。”
“噢，对不起。我只是不想让她们写错字。”
“斯特林费罗女士，下一次，让姑娘们自己决定该跟我说什么吧。”
听她这么一说，好像是我把孩子们摁在桌前，授意她们把要跟她讲的话都全部事先写好。是的，我是要她们把挨打的事告诉她，但至于什么时候打的，如何打的这些细节，我都是让孩子们自己去描述。要是这些诉讼监护人真的认为每一个孩子都会毫无拘束地讲出一切细节，那只能说明他们根本不懂孩子的心理。在这种案件中，不管孩子们受的伤有多深，他们首先想到的还是保护伤害过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我的姑娘们不愿讲出实情，因为如果照实说，父亲就可能要坐牢；但与此同时，她们也意识到如果她们不说的话，就没人会了解她们的经历。而且她们也知道，如果不告诉格伦达真相，她们就没法跟我生活在一起。我记得凯蒂是第一个把挨打的惨状描述出来的，因为她比劳拉更了解情况。而劳拉呢，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她总是觉得，或者抱有幻想地认为，我和她父亲也许还会妥协。所以她的任务就尽量把责任都怪到贝拉身上，然后再将重修旧好的大门向她父亲和我敞开。我可怜的宝贝呀，她真不该被卷入如此的处境。
格伦达一次又一次地跟我说，劳拉就是不肯告发他的父亲。对我来说，这恰好证明了其实背后有很多隐情，但对格伦达来说，这无疑是一堵穿不透的墙。如果劳拉不愿意帮助自己，那么格伦达就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去帮助姑娘们。现在是时候加大力度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了，于是我们申请公众服务部介入此案，请他们来做格伦达不能做或者不会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