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我们离婚案的那些卷宗厚厚的一大叠，哪怕是匆匆浏览一遍都很不容易。这些卷宗已经在法院的某个角落里积满了灰尘，永远都在提醒着我这些年来所犯下的错。然而将我的姓氏改回斯特林费罗，却是一件我永不后悔的事情。不过，这个姓氏更改的过程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轻松。那天我在米里亚会议中心泊好车，然后沿着罗宾逊大街向默勒石大厦走去。忽然爆炸来袭，强大的冲击波将我推倒在地，那种感觉非常奇怪，完全出乎我的想象。那一刻我的耳朵似乎被关闭了，两个眼球也好像搬了家，翻到了头顶上，接着，只见漫天报纸飞舞，浓烟四起，我膝盖下的混凝土上血迹斑斑，大家四散逃命。我不记得当时有没有站起来，当然也不记得是否跟什么人讲过话，但我记得当时心里在想，应该是煤气主干道爆裂了吧？也不知为什么我就是认为爆炸的发生地就在罗宾逊大道上。我在迪安麦吉横过街道往东跑到邻近的大街——也就是百老汇。米里亚会议中心就位于百老汇大街的尽头。我清晰地记得，我想快点回到自己的车上去，可我跑不动。整个人感觉像是在梦游。我想跑，可腿似乎成了化石，迈不开脚步，只得用手提着腿向前走。来到车前，一位穿公司制服的男子帮我上车，他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本来我那天是来城里参加“勋章大酒店”的几个面试，我有一个面试是约在上午10点，还有一个约在下午3点。
我记得当时开的是我父亲的小皮卡车。
我找不到车钥匙，无法启动车子。双手又抬不起来，也没法寻找钥匙。我盯着钱包看，确定钥匙就压在底下。
有那么短短的几分钟，我感觉时间都荒芜了。巨大的爆炸声令我的耳朵仍在嗡嗡作响。最后，我终于将钥匙插进点火开关，将车子开出来，同时我摸索着，试图打开收音机，听点音乐，也许这样能让我感觉好一点。我想离开市区，于是就给酒店打电话通知他们，我不去面试了。忽然我想到，出事的地点也许就在酒店，因为“勋章大酒店”也在罗宾逊大街上。如果我开车经过酒店，没准他们可能正把煤气总管道从酒店内清理出来。为了绕开市区道路，我记得我没按原来的路线走，而是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家。过了好几分钟，我才发现我开的这辆车根本没有收音机。我听到的根本不是电台播放的音乐，而是噪音——外界的各种声音杂合在一起：警笛声，各种警笛声此起彼伏。成百上千的警察、急救医生、救援队、消防车鸣笛声，与四处响起的警报声汇成一片，声音越来越大，在空气中传播开去。这下子，谁都能猜到肯定是发生了大灾难。我记得我开车离开时，曾朝默勒石大厦的上空看了看，空中浓烟滚滚；我还看见一排白色的看似飘带的东西在浓烟中飞舞，又或者像一排利刃从浓烟中划过。几个月后，我读到一则报道说，当时有人看见天使从默勒石大厦的正上方掠过。我希望那就是我亲眼所见，但坦白说，那一刻我并没有获得任何的平静。但是我内心相信，上帝一定知道发生了什么。是的，上帝一定知道的。这份慰藉是源于我对上帝的信念，而不是因为我自己有多么确信。至少那一刻不是。
爆炸发生后，我立刻开着父亲的皮卡回到他的住所，但是没人在家。我在客厅坐下，父母的房子在乡下，就在市区爆炸发生地东北方向25英里的地方。在我开车回家的这段时间里，新闻媒体已开始对此事进行报道分析。
现在看来，此次爆炸案是“9·11”之前美国本土发生的最血腥的一次恐怖袭击。1995年4月19日以前，美国本土还没有发生过美国人被恐怖分子杀害的先例。而随后人们对当天事件的反应也就可想而知了，大家都在谴责中东恐怖分子的残酷行径。此时，改姓之事已经不重要了，我赶紧联系在学校和托儿所的三个孩子，但是电话一直占线。过了好几个小时，我父母才赶了回来；又过了好几个小时，我才得以开车将孩子们从学校接回，因为校方在对局势没有确切把握之前，不允许学生离校。我决定去当地医院看看，是否有用得着我的地方，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能帮上什么忙。但其实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医院里已经涌来大批训练有素的专业医护人员。我又想到去献血，但因为膝盖和肘部已经受伤，也没能如愿。我当时想，如果有人真的需要我的血，那将是我生平第一次志愿献血。
人们问我，1995年离婚之后为何又复婚？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一般都会用中规中矩又让人生厌的托辞来回答他们：“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我应当宽恕他的背叛。他已经表示抱歉了。况且，为了孩子们，我们也有必要复婚。”其实，真正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自己笨得离谱。
如果说我这一辈子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便是跟一个我自己都信不过的男人复婚。宽恕他的男女问题，并不意味着让他有机会再度背叛我。我这么做，其实是把自己和家人拽回到原来的糟糕局面。后来这几年发生的一大摊子事情其实都是我自以为是所酿下的苦果。假如当时在我与前夫调解时有那么一丁点基督教徒素养的话，早该领会出天使在我面前舞动双翅，是在向我发出警告，而不是拍手赞成！我竟然认为，弥补糟糕婚姻的最好方式就是再给这段婚姻一次机会，继续让这两个傻瓜扮演主角！果然没多久我们又和以前一样，不再一起去教堂，不再一起买单，不再一起生活在舒适的房子里。在爆炸案之后，我们又搬去跟父母住在一块。自从1988年我跟这个男人结婚以来，平均每年我们都会有一次都不得不搬去与父母同住。我要掰上两只手的手指头才能算得清我搬了多少次家，但只要用一只手就能够数清楚我们安定了几个年头。因为丈夫工作方面的原因，我们也跟着团团转，我儿子在两个州，上过3所学校，读了3个一年级。妈妈都习惯了用铅笔记下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朋友们也不再问我搬家要不要帮忙，因为他们知道我会找他们的。我想，连我最要好的朋友——我读高中第一天认识的吉妮，都不曾见全过从我结婚到离婚时的7处住所……我说的是我第一次离婚。
当然，他也不是一无是处（我很少这样说），搬家的事也不能全怪他。他曾在美国航空公司供职过一段时间，又在几家贷款公司工作过，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这类公司正是新兴产业。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我们不得不多次在俄克拉荷马城与塔尔萨之间来回搬家。有一次我们自己都搞不清我们的家具放在哪家仓储中心了。我们只有一处拥有永久居住权的房子，但是从那里搬出来却跟戴尔一点关系都没有，一切都是为了宝贝凯蒂，因为她得了严重的哮喘病，用医生的话说可能是囊性纤维化。1993年4月1号晚，凯蒂的病情加重，而且来势凶猛，我差点没能及时将她送进急救室。等我们到达医院时，根本就没有夜班医生。就像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我闯过急救室的门，一路拼命呼救。等我叫来医生，召来护士，让他们开启呼吸机，我发现凯蒂的脸色因为缺氧已经变得铁青。她一时没了呼吸！我不知道我当时是出于一种应激反应还是母性本能，我在她后背一阵猛拍。也许我拍得太使劲了，让她痛得号啕大哭，也许力度刚刚好，就应该这么拍才有效，反正凯蒂开始有了呼吸。在接下来的12分钟里，她觉得自己在遭罪，所以反应非常激烈，一直在嘶声力竭地尖叫，在她换气的间隙他们给她换了氧气罩，她双眼泪水四溅，双手不停拉扯我的头发，两条腿也蹬个不停，都踢到了我的要害部位。
终于我发现宝贝的脸色已经不再铁青了，而且力气也大了很多，她一脚踹在我的腹股沟上，痛得我像刀扎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