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我厌恶你所写的一切，但是我仍然会用我的生命捍卫你继续写作的权利。
——伏尔泰
那些不许质疑的，必定是不能自洽的。
——作 者
毋庸置疑，如果没有古希腊的精神和理念，人类社会迄今的进步将绝无可能。概括来说，古希腊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是四大公理和两大定理，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精神文明之一。
四大公理即：思辨精神、人本主义精神、竞争精神和批判精神。
两大定理即：科学和民主。
古希腊的精神文明系统如同欧几里得几何，由一个公理系统通过严格的演绎而形成，这个公理系统就由以上四大公理组成，而科学和民主就是由这些公理出发经过演绎得到的“两大定理”。这四大公理和两大定理不见于任何其他文明。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亦即“古希腊奇迹”的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我从大学时代开始对古希腊文明从点点滴滴的印象变成全面的好奇，继而是无数的疑问和深入的探讨和思考。在如此庞大和繁杂同时又是如此深刻和富有逻辑的文明系统面前，我觉得无从下手，只是随着了解的深入越来越觉得古希腊文明和华夏文明的反差之强烈。同时我也感觉到了古希腊文明清晰的脉络和逻辑。也许是我的科学和工程背景给了我理解古希腊文明深度的可能。于是，古希腊文明的公理和定理逐渐呈现在我的眼前。
我将分别阐述和讨论这四大公理和两大定理，在顺序上，之所以首先来讨论“批判精神”，是由于本书在对比其他文明的同时，贯穿了“批判”。
“批判”是容易的，而具备“批判精神”就绝不容易，因为“批判精神”更重要的是对批判的宽容和坦然的态度，而不仅仅是批判本身。古今中外，多少仁人志士由于批判而招粉身碎骨、家破人亡。那不许任何人质疑的“皇权”和“神权”导演了一幕幕迫害异见的惨剧，比如神权所制造的布鲁诺事件和皇权所设计的文字狱。但是，唯有古希腊可以坦然对待批判。批判，是古希腊不同于任何其他文明的独特性格。
批判无外乎这样几种类型：批判他人或者被他人批判，以及自我批判（或者称之为反省）。对于批判的态度，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非常不同。批判自己，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对待来自他人的批判，以及以平等的心态去批判他人，也同样不容易。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在中国也被反复引用。这句话的含义：感情不能等于真理，师尊不能取代批判。这比批判外人和批判自我（即反省）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需要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重压，以及来自内心感情上的责难。在这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批判精神”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继承，在古希腊意味着超越、发扬光大，甚至分道扬镳。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三位古希腊哲学巨匠，也是三代嫡系师生。在国人看来，既然是三代师生，那么应该是一脉相承从无分歧。但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哲学见解上的分歧是很严重的。
我们不必讨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底谁的见解更加正确，应该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对于别人责难他对老师的批判时，他的回答之坦然而自信。他残酷地假定老师的教导和真理不吻合，并且坦诚此时作为学生应该采取的态度。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亚里士多德不是象征性地对自己的老师进行批判，也不是指出具体的哪个细小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和自己的老师有分歧。其争论之激烈，我想任何中国的师生都受不了。但这并没有影响古希腊这两位师生的关系。对自己的导师苏格拉底顶礼膜拜的柏拉图，面对自己离经叛道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却毫不介意。
爱利亚学派在古希腊的学术上并不占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其著名门徒芝诺（Zeno of Elea，公元前490—前425年）的一些悖论却由于其独到的批判和诡异的特点永垂青史。他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悖论就是阿喀琉斯无法追上乌龟。阿喀琉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伟大的神之一，要用这样的神来开涮，在其他的宗教里是不可想象的。这个悖论的本身也非常有意思，阿喀琉斯是神，速度比任何凡人要快得多，但是芝诺仍然证明他无法追上乌龟。理由是，当阿喀琉斯开始追赶的时候，前面乌龟也开始跑了。当阿喀琉斯跑到了乌龟原来所在的位置的时候，乌龟已经向前跑了一小段距离。当阿喀琉斯再跑到乌龟目前的位置时，此乌龟又向前跑了一小段距离。于是，这样的过程可以无限重复，无限地继续下去。
这是一个看来可以用极限理论来解决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芝诺有类似的四个悖论，每个都看来荒唐诡异，但却困扰了科学家和哲学家数千年，至今我们仍然不敢说已经彻底地解决了芝诺悖论。这样的困难使得芝诺悖论看起来成为一个搅局的东西，但是在欢迎百家争鸣的古希腊学术中，尽管这样的批判可能一时不被接受，但是显然在整体上受到了容忍和赞赏。
在东方，则不然。继承是顶礼膜拜、粉饰和抄袭。于是，以上在古希腊被完全宽容和鼓励的行为，在东方毫无例外都会被视为违逆纲常犯上作乱，甚至导致行为者被逐出山门。批判遥远的他人，在东方可以被容忍，但是要针对尊长，批判自己的小圈子，那可就不行，师道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家丑不可外扬”是一条铁的纪律。一旦上升到对于小圈子的批评，那更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一致对外，同仇敌忾，绝难善了。学派和团体之内的批判，以及一个国家内部的批判，一个政党内部的批判，这些在具有古希腊传统的西方是极其正常的。但在东方国家，情况就大不相同，普遍缺乏批判和自省的能力和勇气。
批判，对于古希腊人来说习以为常。古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其阅历之丰富令其他民族相形见绌。（L。S。Stavrianos《全球通史》）古希腊人在旅行时总是带着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眼光来进行观察。他们探究一切事物，将所有的问题都搬到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考察。古希腊人的特征可以归结为：虚心、勤于思考、渴求学习、富有常识。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明确宣称“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因此，在古希腊进行政治批判就顺理成章，那些古希腊的剧作大师们，对于时事政治的针砭肆无忌惮。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公元前480—前406年）支持给予奴隶和外国人更多的权利，主张妇女解放，抨击战争，严厉批评了政府当时的政策。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公元前446—前386年）更加激烈，他的喜剧充满对时事政治的讥讽，他在《吕西斯忒拉忒》中描述了雅典和斯巴达的妇女厌恶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她们约定如果不结束战争就不和她们当兵的丈夫过性生活。剧情诙谐幽默，令人捧腹，在笑声中对政府的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判。雅典政府对此绝不干涉，须知当时雅典正处在和斯巴达的严酷战争中，这样的气度，就是二战中最民主的国家也望尘莫及。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还有更加尖锐的，在《骑士》一剧中，阿里斯托芬激烈地批判了当时的政治家。他是通过剧中人将军和小贩的对白来进行他的批判的：
小贩：您能告诉我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大人物吗？
将军：这太容易了，你已经具备了享有成为大人物的一切条件：出身卑贱，做过买卖，蛮横无理。
小贩：我觉得还是不行。
将军：不行？看来你还有良心。你父亲是绅士吗？
小贩：完全不是，我全家老小都是无赖。
将军：那太好了，这是多么好的成为大人物的开端！
小贩：可我是文盲。
将军：要成为政客，最麻烦的就是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和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和卑鄙的人。你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好机会。
我为古希腊这些伟大剧作家喝彩，同时更为他们感到庆幸：许多历史和现代的文学家剧作家受到了难以想象的迫害，仅仅是由于他们的作品使统治者不舒服，为此，他们有的身败名裂，有的更是家破人亡。但是古希腊的文学家和剧作家从来不曾由于持有不同政见和进行尖刻批判受到任何惩罚或迫害。阿里斯托芬的“恶毒攻击”不仅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不方便，而且他还是全希腊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之一。想到这里，我不由地为古希腊社会的宽容和豁达而感到由衷的钦佩。如果现代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能像2500年前古希腊一样对不同的见解采取如此平等、宽容和真诚的态度，那么这个世界该是多么美好！
是的，2500年前！古希腊！一提起这对数字和名词，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叹惜、惭愧、困惑。任何激情的口号和吹嘘，任何自封的伟大和正确，在这数字和名词面前都会立即变得渺小可笑、分文不值。
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对批判的坦然宽容，正是古希腊文明的一个特点。古希腊的学派形形色色、多种多样，各种学派有着不同的理论，但是古希腊学派之间从未有过由于观点不同而导致的压制和诋毁。并且，古希腊政府也不曾镇压过任何一个学派，更没有对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家、艺术家或公民进行任何压制或迫害。这样的争论和分歧体现了古希腊崇尚学术自由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这样激烈的批判一方面反映了批判者对于社会的关心和使之完善的渴望，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古希腊政治环境的宽容和平等。这是古希腊民主政治之所以可以形成和实践的关键，也是科学诞生在古希腊而不是别的地方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继承了古希腊传统的西方，批判是极其正常的事情。自然科学的发展离不开批判，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在西方，批判是平等的，批判者从不杀气腾腾，被批判者也心平气和。但是到了东方就不行了。被批判者总觉得批判者别有用心，于是被批评者一旦可能便非置批判者于死地不可。批判变成了利益和权力斗争的工具，成了置人于死地的手段，接受批判成了对于罪名的默认，于是“自我批判”成了苟延残喘的伎俩，成了寻求宽恕的乞求。
审视自己在历史上的过失，是一个人和民族内心力量的展示。美国对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这一军事行动的反省，反而比日本对其挑起的战争和由此给其他民族带来灾难的反省来得更多更深刻。美国人一直在非常真诚地回顾这个军事行动所有的细节，质问自己当时原子弹袭击到底是否必要。其实美国在进行轰炸以前已经做了很多使平民免受伤亡和文化古迹免遭破坏的工作。最初选择的目标中有京都，但很快就被否决了，理由是京都有很多文化古迹。最后选定的目标是广岛、小仓和长崎中的两个。而小仓由于天气原因躲过了这一劫。
2007年底，执行那次轰炸任务的轰炸机“Enola Gay”的飞行员去世了。由于他直到去世也没有对于这次军事行动表示过任何忏悔，许多美国媒体居然对他很不客气。这看来很不公平，这位飞行员是按照上级的命令执行任务，而且我觉得这个军事行动在当时是完全正义的，完全没有必要在今天表示遗憾。如果不是那次轰炸，太平洋战争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许多平民和盟军士兵会因此丧生。我并不理解为什么美国要反省这样一个拯救了许多美国军人的生命和及时结束了太平洋战争的军事行动。我只能说，美国人比我有更加宽广的胸怀。
但是日本人就不同了。日本有一个人写了关于广岛和长崎应该被炸的文章，结果受到了来自日本国内的死亡威胁，这和美国人的胸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每年的原子弹爆炸纪念日在日本各地都举行悼念仪式，搞得沸沸扬扬，而对于二战的历史和日本为什么被炸却遮遮掩掩。不了解历史的人还以为日本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而不是始作俑者。日本对于其发动的战争中对亚洲各国所犯下的罪行迄今还闪烁其词。于是有这样强烈的对比：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和加拿大政府都不信任其国内的日本移民，为了防止他们捣乱，就限制他们的活动，甚至把他们关押了起来。对此做法，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了反省，认为如此对待这些旅居其国家的日本后裔有悖于人道主义原则，于是在多年前就此向这些日本后裔及其后代进行了道歉。于此相反的是，日本对其二战期间的恶劣行径却拒不向其加害的周边国家的人民道歉。
西方对于自己的批判和反省每天都在进行，所有的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都在质疑本国历史上的一些做法，批评现今政府的政策，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西方，几乎看不到媒体说政府的好话，也很难听到赞扬政府的历史功绩，而连篇累牍都是批评和质疑。加拿大的“全国新闻”，从不赞美政府，政府干的好事基本不提，因为觉得这是政府应该做的，做好了是应该的，而做不好挨骂也是应该的，于是，对政府的问题和缺点，总会不厌其烦地细细道来。因此，“全国新闻”几乎没有好消息。我刚到加拿大时，发现新闻里不是职工失业，就是房屋失火，要不就是交通事故，最多的就是批评政府政策不当，连篇累牍不绝于耳。如果不熟悉西方的自我批判精神，会以为简直是世界末日了。只是第二天早上走到大街上，融入到那个社会里，才发现原来天下还是太平，社会还是公正，生活还是轻松。
加拿大政府在过去（1885年）曾经以叛国罪判处了加拿大梅蒂人（英法人和当地印第安人的后裔）Louis Riel死刑。Louis Riel为了梅蒂人的利益以武装暴动反叛加拿大政府，在当时看来他“罪有应得”。但是后来，加拿大政府意识到，当时的加拿大政府没有很好地代表梅蒂人的利益，因此梅蒂人的暴乱是可以理解的，而Louis Riel为梅蒂人争取权益的行为是高尚的。因此，加拿大政府追认Louis Riel为英雄。
加拿大政府不久前对加拿大华人就100年前的人头税法案进行了道歉和赔偿。当时加拿大的法案在于限制华人的入境，于是对每一个移民加拿大的华人征收入境税，而其金额远远高于其他欧洲移民。对于一个在那个时代的特殊环境下出现的不公正，虽然有很多的理由和因素促使其所以然，但是加拿大政府还是在100年以后以非常坦荡的胸怀和态度做出了道义上的道歉和经济上的补偿。这样的行为是需要智慧和勇气的，这样的反省绝不容易。
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2008年），加拿大政府对于100多年前对于印第安人寄宿学校政策事件给予了正式道歉。加拿大政府在19世纪70年代强制土著印第安人的子女接受现代教育，而这些印第安子女有许多在寄宿学校里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有的甚至受到了虐待。这样的事情，完全可以解释成为了印第安人的下一代的利益和他们的长远利益，即便有问题也是好心办坏事。但是加拿大政府没有这样找借口，而是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过失。
一个政府，能够审视自己和前任的过失，并进行深刻的反省，这不能不让人钦佩。任何人都会有过失，任何团体和政府也一样。对于自己的过失的态度可以是文过饰非，也可以是深刻反省；可以是钳口压制，也可以是坦然以对。加拿大之所以是一个非常宽容和正直的国家，就是由于她有有如此理念的人民和由他们选出的政府。加拿大，不仅让我有了道义上的归属感，而且给了我深刻的道义影响。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上古流传的圣人教诲。中国曾崇尚自省。早在先秦时代，儒家就非常看重自我反省，把这作为修身齐家治国的起点。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说：“我每天在三方面反省自己：为别人做事，是否尽心、忠实？和朋友交往，是否真诚？对老师所传授的知识，是否有认真复习？”）
曾子的自省正是后世国人所缺乏的，我为华夏曾经有过这样勇敢的自省而骄傲。但是中国的自省还不是批判。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华夏的自省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它们都是一个意思：自己是否与上级和教条保持一致了。这就是华夏“自省”的现代表达，这就是中国式自省的基本内容。而批判，实际上并不存在。不允许批判的自省更像是对上祷告和自我审查，而不是对于真理的追求。因此就不难理解，曾子三省中的最后一省只是反省自己尽心学习导师的传授，而绝不是质疑导师的教导。
中国式的反省不鼓励批判，更加忌讳对于权势的批判。这实际上就把一个社会变成了像是一个没有泄气阀的锅炉，一直静默到爆炸。而到了爆炸的时候，就不是批判，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你死我活完了以后，这个怪圈继续运转，直到下一次你死我活。而真正的反省，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集体，都同样困难。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曾经在中国科技大学北京研究生院听过著名美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的一个讲演。他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深刻，当时出乎意料。他说：美国没有种族主义，只要你优秀，你就可以得到承认。在美国200周年国庆的时候，他作为唯一的数学家代表美国出访欧洲参加庆祝美国建国200周年的学术活动。一个亚洲人，在一个欧洲后裔占多数的国家的200周年国庆期间作为唯一的数学家代表访问欧洲，这样的信任和承认无疑出于其真诚和信念。
陈省身对美国的如此评价，实际上是对一些总是把自己的挫折归罪于他人和环境的说法的批判。我相信陈省身作为一个人和科学家的道路绝不一帆风顺，只是像有陈省身这样觉悟的人毕竟太少了，绝大多数人还远远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于是，直面现实、正视历史就体现了一个个人和一个民族探索真理的态度。中国历史上历代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使人不能正视历史的。弄得李白这样蔑视权贵和直言不讳的诗人也不得不用“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来曲指“唐朝宫阙”。而清朝更是一个以篡改历史著称的政权，不择手段逃避批判。正因如此，导致有人说，历史就像一个小姑娘，你把她打扮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而其本身真实的长相则是第二位的。我们的历史多少也像是一个经过刻意打扮的小姑娘，浓妆艳抹、珠光宝气和厚重服饰，使得我们根本无从知道其真实的长相。
而经过“文艺复兴”的西方对于历史的审视则如同古希腊的雕塑，几乎都是裸体的。古希腊的年轻女性和男性的身体被这些伟大的雕塑家严肃而不加掩饰地展示给人们。比如前面提到的《米洛的维纳斯》的雕塑，不仅是一个伟大时代的艺术代表，而且是一个伟大时代对于真理的追求的象征。没有掩饰，没有犹豫，只有尽致的美丽和真诚的坦然。一个允许别人说话的统治者，一个允许别人批判的统治者，才可以审视自己和改善自己。一个敢于并且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思想和意见的人民，才可以称作公民。具备这样特点的社会，才可能成为一个公正的社会。
1644年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对英国议会作了题为《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的演讲，他的演讲稿的扉页引文源自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剧作《恳求的妇女》（Suppliant Women）：
只有天生自由的人在公众面前可以自由地演讲，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他能够也愿意自由地演讲，便能赢得崇高的赞誉。相反，如果他不能或不愿意的话，也能保持他的沉默。在一个国家里还有什么比这更公正的事情呢？
而他的演讲稿的标题“Areopagitica”本来并非一个英语词，而是一个古希腊名词——“雅典最高法庭”，其原本的词义和“言论自由”并不相关。正是古希腊法律对于言论自由的充分肯定才使得文艺复兴后的英国和启蒙者把这个名词升格为普适的言论自由。弥尔顿要说的是，一个文明和公正的国家，必须以最高的仲裁形式把言论自由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篇演讲稿，成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捍卫言论自由的哲学文献之一。弥尔顿阐述了古希腊时代的言论充分自由，敦促他的时代和社会以此为榜样。以古希腊雅典的最高法庭为标题，以古希腊欧里庇得斯剧中台词为扉页题词，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古希腊的批判精神对于一个社会走向文明和公正的伟大作用？其实，仅用“伟大”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这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公正的本源。
一个民族的性格实际上是其国民个体性格在统计上的平均值。毋庸讳言，国人作为个体从总体来说缺乏对批判的宽容。缺乏批判精神的原因很难确定。也许由于中国的大一统，不同的思想和见解不再需要。不仅仅是不需要，而且对大一统有害。也许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比较容易使得这样的不同见解生存。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确实有不少不同的学派和思想彼此争鸣，但是这样的百花齐放很快就消失了。由于它们的消失是和秦朝的统一同时发生的，于是确实有理由说，大一统是破坏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和造成万马齐喑的罪魁祸首。这样的结论不无道理，秦以前诸多小国并存，各自的生存和繁荣需要“士”的才能和贡献。而秦的专制统一，使得诸子百家时代“士”阶层得以生存和繁荣的诸多小国消失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百家争鸣和不同见解的生存环境，就这样随之完蛋了。
此后的缺乏自省，或许也和中国没有宗教有关。所有的宗教都被砸烂了，今天还尚存的“拜佛”已经不是宗教的一部分，而是政治和商业的一部分。基督教的出现对于古希腊来说是一种灾难，因为它摧毁了更加理性的文明。但是对于一些没有高尚理性的地区，类似宗教的出现应有进步意义。宗教使人们忏悔自己的行为，基督教教义至少使人们有负罪的意识，以及基于原罪基础上的平等意识。其结果就是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自省的勇气和对于批判的容忍。
但是中国历史上缺乏这样的机制，于是国人不善自省，更容不得批判，因为他们没有对此的政治动力，也没有宗教动力，更没有哲学动力，所以剩下的只有物质动力了。因此只有在物质极度贫乏的时候，才会有自省和批判的实践，并且一有温饱，反省就停止了。
中国“文革”后的“伤痕文学”曾经盛极一时，当时对整个民族反省和深究那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就在接触到更深层的思考时，这个运动戛然而止了。纵然有许多的政治原因，实际上还是由于我们的民族性格，国人不敢正视淋漓的鲜血和裸露的真理。
中国人近代的自省只是在少数的很有思想和胆量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中进行的。但是这样的自省往往在达到政治目的后就夭折了。有的是自觉地夭折，而有的是被迫地夭折。
对于来自他人的批判就更加是一个问题了。当国人面对来自外人的批判时，其民族热情就陡然被激发。这是很可以被理解的，既然自己都不愿意反省，怎么容得下别人的质疑和批判？
有两本书，《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其令人啼笑皆非的理论揭示了一部分国人内心的阴暗。更令人不解的是，其作者还在西方待过一些时候，但是他们的心态却令人感到困惑，他们似乎从来都没有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他们的心态很容易令人想起一则笑话。一个惧怕老婆的男人，有一天被老婆打到了无路可逃的地步，于是钻进了床底下。他老婆够不着了，就气愤地在外面嚷嚷：“你，出来！”此男人在床底哆哆嗦嗦，却仍然豪言壮语：“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说“不”出来，就“不”出来。实在似曾相识。只有内心真正恐惧的人，只有没有自信的人，才会把说“不”当作是一种值得如此炫耀的荣誉。否则，说“不”应是一件非常坦然的事情。
在西方，很少有人采取那个“老婆”的做法。西方是让别人说“不”的，不仅让他们自己的人民说“不”，也让其他的国家说“不”。
如果了解联合国是如何运转的，我们就不得不钦佩西方的公正和勇气。当然，谁都想在某种程度上操纵某个机构为自己所用，西方的政治家也是一样的。但不同的是，他们在游戏开始前会制定规则，使得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规则，从而按照这个规则进行游戏。游戏中有一个机构，执行和监督这个规则，使得每个人，也包括他们自己，都在游戏中遵守规则。这就是西方的特点。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西方的规则基本上是公平的。联合国的投票机制是一国一票，即使其会费的大部分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构成，但是第三世界的所有国家，不分大小，都有同等的发言权，不少时候，西方国家的提案无法通过，就是由于那些不出钱却有选票的小国在和西方作对。有的时候，对于西方不利的提案却可以通过，原因也是一样的。西方虽然为此头疼不已，但是他们仍然对这样的机构和原则持之以恒，充满信心。
不把自己的困境归结于外来的因素，而更多地审视自己的责任。这是古希腊文明延续下来的共识和被人普遍认可的美德。记得一次我在美国开一个学术会议，会议期间我和三个美国人聊天，说到了民族之间对问题看法的差异。我说了曾经看到的一则幽默：有教授让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写一篇关于大象的文章，至于具体写什么，用什么标题，完全在于学生自己。结果，德国学生写的文章标题是《大象的思维》，法国学生的标题是《大象的爱情》，而俄罗斯学生的标题是《俄罗斯的大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象》。
那几个美国人听了觉得很好笑。笑过之后，他们就开始拿自己开涮。其中一个首先发难：“咱们美国人会写什么题目？”他们显然在寻找能够最刻薄地批判自己的方式。他们想了一会儿，终于都同意美国人很可能会写这样的标题——《如何迅速繁殖大象以获取更大利润》。理由是，美国人的缺点是太注重利润，什么事情都从商业目的出发。
事情还没有完。他们又反过来问我：“中国人会如何写这个题目？”我从来就没有准备把中国人也放到这个幽默中，记得当时我并没有想出什么贴切的答案。也许那几个美国人会感到很失望：“怎么这个中国人不知道自己民族的缺点？”我回去后一直耿耿于怀，后来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答案。国人一定会取这样一个标题——《中国——大象的故乡》。
此事和其他我碰到的很多事情使得我理解，在西方，人们对于自己的民族和政府的批判是极其正常和坦然的事情，他们的批判是他们忠诚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民众和政府理解和欣赏这样的忠诚。
这里还有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例。在遭到“9·11”恐怖袭击后，美国组织进行了全面的反恐行动，其中之一就是围剿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在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中，美国军人重创了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武装，抓获的恐怖分子嫌疑犯被关押在加勒比海的关塔那摩美军基地。由于这些恐怖分子嫌疑犯都是在和美军交战时被俘获的，他们的罪证应该说是确凿的。但是由于案件的敏感，对于他们的定罪的法律程序（起诉、辩护、定罪）不能在一般的公开法庭进行。而对于给予这些嫌疑犯的辩护和他们自身的权利，就成了美国民众争论的焦点。
一个军事法庭的律师，他本人也是美国军人，被指定给一些嫌疑人进行辩护。他激烈地批评了美国政府对于嫌疑犯处理的不当，侵犯了他们应有的权利。他的辩护出于他内心的信仰和理念。他辩护的对象是证据确凿的恐怖主义分子，他的对立面是作为公诉人的美国政府。他不是蔑视证据，但是他质疑美国政府对于这件事情处理的方式。他认为，那些被告的合法权利受到了不应有的侵犯，美国政府采取了过激的行为。
我钦佩的不仅是这位军事法庭律师敢于挑战美国政府的做法，更是美国的法律以及美国政府对他的批评和挑战的容忍。这种容忍并非一种恩赐，而是一个制度的特征和原则，他由一个民主制度赋予了这样的权利为一个罪大恶极的嫌疑犯辩护，他还被赋予权利批评美国军队和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于这样的激烈批评的容忍，实在是需要勇气和气度。而这个赋予他如此权利的制度，则更加具有勇气和气度。这是基于平等的理念和宽容的心态之上的求真的勇气。
我未必赞成这位军事法庭律师的所作所为，但是我钦佩他的勇气；我未必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理解他的理由。更令我钦佩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和制度，能够容忍不同看法的社会，才是追求公正的社会；可以不惧批判的制度，才有可能创造合理的国家。
自省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允许他人对于自己的批判。这是历史上国人最缺乏的。国人把他人对自己的批判看做是颠覆自己的阴谋，把对方的言辞和语言当做是对准自己的刀枪，于是最后就不得不用刀枪去解决对方的文字和语言的批判。于是我们就有了秦朝的“焚书坑儒”，于是我们就有了汉朝的“独尊儒术”，于是我们就有了清朝的“文字狱”。
我在太行山农村插队时见过这样一个公社书记，这是一个在当时很典型的人物。他在我们的村子里蹲点，迫使我们进行“农业学大寨”。本来太行山的植被不好，不适合种粮食。但“以粮为纲”是那个时代的政策，明明知道这不适合本地的情况，这些当官的谁也不敢说半个“不”字。上面怎么说，他们就怎么折腾下面的老百姓，而且变本加厉。
有一次上面推广“墨西哥”小麦，这是一种春小麦，面粉比较黑，当地人并不喜欢，但是据说产量高，生长期短，于是当官的就强行推广了。结果到了麦收的时候，一些诚实的农民就说这麦子不行，里面都是空的，还没有普通冬小麦产量高。有个勇敢一点的老头，看到那天此公社书记在场，就拿了一把小麦给他看：“你看，书记，这小麦里面都是空的，磨不出粉。”本来老头的意思也就是“明年咱们是否就不种这小麦了？”想不到，这位书记勃然大怒，他到别的麦子堆里找了一把好一点的，拿到这位老农面前，对他大声吼叫：“你睁开眼睛看看，这是空的吗？是空的吗？”歇斯底里了一阵，书记还不满足，继续说：“脑筋生锈了，不接受新鲜事物，反对新生事物，‘农业学大寨’搞不好就是这些人的阻力。”晚上还组织开会，批判对于“新生事物”的怀疑态度。
这样的人，组织这样的批判会，来批判一种怀疑态度。我觉得真的很滑稽，这样的批判，实际上就是扼杀真正的批判。那个时代就是如此打着批判的旗号，消灭一切批判的胆量和意识，摧毁一切质疑的勇气和正直。
值得庆幸的是华夏还有过“百家争鸣”，但那是一个和当时的华夏格格不入的时代，昙花一现，便成了绝响，令人唏嘘遗憾，仰天长叹。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几无例外，绝不容忍对他们的批判，甚至对批判者大加迫害。由于这样的高压，正面的批判在华夏早就销声匿迹了。但是统治者还不就此罢休，他们要把人心彻底摧毁，要铲除最后残存的不悦耳的声音。于是就有了极具中国特色的“腹诽”和“文字狱”。
所谓“腹诽”是从“诽谤”发展而来的。在中国专制政体下，任何违背君主意旨的言论，皆可治罪。大臣即便是出于社稷大计，给君主以善意的批评和劝谏，也有可能触怒君主，招致杀身之祸。从秦朝开始出现的“诽谤”罪名，是典型的言论罪。所谓“诽谤”，特指对君主的“恶意”批评，至于是否真的“恶意”，全在君主一念之间。汉初的思想家指出当时的秦朝“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忠诚直言者多被裁定为“诽谤”。华夏特有的名言“武死战，文死谏”说明了朝廷官员由于言论而被处死的普遍危险。
尽管汉初朝廷明白以“诽谤”治罪的弊病，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诽谤”之法比秦始皇时代更为变本加厉，其标志就是“腹诽”之罪的出现。“腹诽”意为在肚腹之中“诽谤”皇帝，统治者仅凭自己的臆断，就可以定罪。此法比“诽谤”更为严苛，它的随意性构成了它最根本的弊端。一个人，甚至一位重臣，哪怕一个字没写，一句话没说，也可以被治以死罪，罪名就是“腹诽”。
汉武帝时代，与“腹诽”罪相关的大案有两起，名臣窦婴、颜异因此被杀。魏其侯窦婴曾经以平定“吴楚七国叛乱”和正直立朝而名动朝野，后来被武安侯田蚡安以罪名：“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视天，俯画地，辟睨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腹诽”之罪导致窦婴被杀。
汉代以后虽然没有明显的“腹诽”罪名，但是，历代统治者借此杀人的不在少数。南朝萧齐时期的大臣谢超宗，曾经因为口出怨望之言而被免官、禁锢。后来，齐武帝恼怒谢超宗的轻慢无礼，决意除掉这个侍才自傲的人物，为其罗织的罪状就是“腹诽”：“讪贬朝政，必声凶言。腹诽口谤，莫此之甚；不敬不讳，罕与为二。”最终谢超宗被流放并赐死途中。
中国历史在“诽谤”和“腹诽”方兴未艾的同时，“文字狱”也应运而生。“文字狱”指君主对文人的一种迫害，《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分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获罪者并非由于政见不同，并非政敌之间的攻讦；其二，获罪者没有煽动民众的意图，也没有颠覆政府的能力。“文字狱”是统治者有意借文字无中生有，罗织入罪，借此震慑天下，钳人之口，压制思想。将文字狱登峰造极的便是清朝了。
整个康乾盛世，“文字狱”横行，其手段之严酷，追命之离奇，牵连之广泛，都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胡中藻写“一把心肠论浊清”，在我大清之前加“浊”字，自是鬼蜮为心，罪当处斩。乔廷英写“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日月合为“明”字，可见心念前朝，凌迟处死，子孙处斩，妻媳为奴。甚至看书批注都会惹大祸。湖北生员程明禋偶读《后汉书》中所载《刺世疾邪赋》，觉得写得非常好，将该文中“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等警句加以圈点，并加批语云“古今同慨”，便以“悖逆”罪被处斩。
更离奇的是燕赵直隶名臣尹嘉铨一案。尹嘉铨曾做过大理寺卿（三品高官，相当于如今的最高法院院长），是一位著述颇丰的道学家，曾受过乾隆皇帝的嘉奖。这位处处以维护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等伦理为己任的卫道士，可以算是从思想到行为都是完全驯服的奴才了，居然也获罪。说来好笑，其罪名竟是因他曾在诗文中自称“古稀老人”，还刻了一方“古稀老人”的印章。而这一称呼乾隆已使用过，视为己有，他人又来用，便是大逆不道的重罪。皇帝盛怒之下，差一点判了凌迟，还是经人百般劝谏，才改为处斩，这已经是皇恩浩荡，法外施仁了。
事情还没完，尹嘉铨的所有著述全被翻出来，细查出100多处悖逆文字，其实无非是称自己可为“帝者师”，恭维自己的父亲为“孔门四子”而已。于是他所著述编纂的书籍共79种全被销毁。就连他作序的《女孝经》、《家礼存义》等书籍也被抽毁。这位名臣鸿儒，眨眼之间便成了“狂妄悖逆”“大肆狂吠”的“疯狗”。
鲁迅曾这样评价尹嘉铨的文字案：“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就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查抄，这并非看中他的家产，乃是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一两声，非彻底根治不可。”在这样严苛暴虐的统治下，知识分子只能噤若寒蝉，远离时局，躲进故纸堆中寻求安慰。晚清文人龚自珍叹息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反映了一代文人著书立说只为混口饭吃，不敢过问国计民生，更不敢追求真理的黑暗现实。一个社会到了这样的地步，真正还有批判精神并且勇于实践的也便销声匿迹了。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之风范已经离华夏远去了，准确地说，不是百家争鸣远离了华夏，而是华夏远离了百家争鸣。好在今天，我们应该有勇气重回那个时代。
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的议会里，批判具有平等、宽容和真诚的特点。我经常看加拿大议会里辩论的电视转播，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互相批评非常有意思。不少时候也面红耳赤，但是并不妨碍大家互相握手致意，更没有大打出手和人身攻击这样的恶行。
有一次在加拿大议会中发生了一件算是非常出格的事：自由党的一位女议员“希拉”以强悍和咄咄逼人著称，每次辩论都伶牙俐齿唇枪舌剑，让保守党难堪。于是这次，一位著名的保守党议员站起来，以和蔼的声音劝这位剑拔弩张的女议员安静下来：“你的名字让我想起了一首墨西哥民歌，‘Tequela（墨西哥烈酒），希拉，躺下来，再爱我一次吧’。”这出人意料的讽刺令议会中的绝大多数大笑不已。但是其语言并不合适，于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这也就是西方议会的“不文明”的顶峰了，绝无大打出手，更无政治迫害。
西方今天对批判的宽容绝非与生俱来，而是经历了艰难曲折，来自“文艺复兴”对古希腊文明的重生。我们今天所见的犀利尖刻的批判，还带着古希腊的余韵和阿里斯多芬的调侃。因此难怪民主制度是在古希腊诞生的，因为民主制度的建立必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具有批判自我的勇气和容忍来自他人批判的海量。民主制度的产生必须有人的基础，必须有这样一些具备这样理念的人。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年）的格言可能是对待批判的最高境界。即便当面对他认为根本不是批判而是完全荒谬的言论时，他如是说：“先生，我厌恶你所写的一切，但是我仍然会用我的生命捍卫你继续写作的权利。”
伏尔泰所处的时代在“文艺复兴”后期，古希腊的价值已被全面复兴，这个阶段也被称做“启蒙时代”。确实，“文艺复兴”就是一个启蒙时代，她向世人启蒙了由古希腊创造的精神。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作为学生的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而之所以可以实践，更是由于作为导师的柏拉图的胸怀。
柏拉图在自己创办的雅典学院里坚定地执行了这样的原则，亦即，他绝不允许也从未将这个学院成为遵循或沿袭他的观点和思想的场所。恰恰相反，独立的和不同的思想在这里不仅被允许而且得到鼓励。培养一个最终挑战自己并且和自己在理念上分道扬镳的学生会使导师如何面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三代师生给所有的人作出了最好的典范。为了真理，柏拉图对苏格拉底追随一生；也是为了真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分道扬镳。我们今天不必争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孰是孰非，因为无论他们如何分道扬镳，都将殊途同归，因为他们都是在追求真理旅途上的同路人。为了真理而产生的异见，比之对真理的追求的勇气和胸怀又算什么？我们今天有谁能够说他们任何一个不够伟大？
他们之所以伟大，不仅由于他们的远见卓识，还由于他们宽容和鼓励他人的异见，支持和培养弟子的超越。这样的伟大，绝不仅仅限于这三代师生，而是整个古希腊时代普遍的社会风尚。看看阿里斯托芬的尖酸刻薄的喜剧，以及政治家对这些喜剧的容忍和古希腊公民对其的欣赏，我们就不难找到答案。
我们应该以举办奥运会的热情鼓励每个人真正理解这位古希腊哲人的格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把这句格言引申为：“我爱我的传统，但是我更爱真理”；“我爱我的民族，但是我更爱真理”；“我爱我的文化，但是我更爱真理”。如果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就会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就不会由于他人的逆耳直言而咬牙切齿、仇恨满腔。
如果一个社会有古希腊雅典政府容忍阿里斯多芬的尖刻批判的气度，其必定是一个真正宽容的社会，一个敢于追求真理的社会，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如果一个民族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勇气和胸怀，其必定是一个虚怀若谷的民族，一个求真求实的民族，一个崇尚理性的民族。
在信仰和理性之间，古希腊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理性，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直至“文艺复兴”。于是古希腊人容忍和崇尚批判，因此也容忍了对于理性的批判，进而对于理性的批判的批判。和古希腊相比，中世纪宗教信仰下的社会只能被称做黑暗，因为在那里理性被认为是最大的敌人，而信仰被作为屠杀理性的屠刀，古希腊文明在科学和思想上的群星璀璨骤然变成了中世纪的乏善可陈。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永远不可能被诞生于中东的基督教、犹太教或伊斯兰教所提倡，因为这将导致人们质疑耶稣、先知和上帝的教诲。因此这只能由古希腊的哲人所崇尚，这就是古希腊的理性的批判精神使然。
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对于批判的宽容史。在不容批判的信仰和敢于质疑的理性之间，从来水火不容。这是代表着理性批判的雅典和代表着盲从信仰的耶路撒冷之间长达数千年的，至今仍然刀光剑影的“战争”。古希腊文明消亡后的中世纪蒙昧和黑暗，这证明了一个不容批判的社会必然堕落；而“文艺复兴”后的启蒙和光明，证明了一个宽容批判的社会肯定进步。
批判，给人类社会以纠正错误的可能，因为，那些不许质疑的，必定是不能自洽的。当我们容忍那些令人难堪的批判时，不仅仅给予不同的见解以生存的空间，而且给予了一个宽容的社会以生存的可能。只有具有批判精神，才会拥有宽容的胸怀。
只有宽容，才能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