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社会犯罪的严厉镇压思想
宋朝是在结束五代十国割据混乱的局面基础上建立的，宋初统治者为了保持社会稳定，达到长治久安，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主张采用严厉的刑法，惩治一些严重危害封建统治秩序的犯罪行为。正如《宋史·刑法志》开篇所云：“宋兴，承五季之乱，太祖太宗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宋太祖曾下诏令强调：“世属乱离，则纠之以猛。”《宋大诏令集》卷200《改窃盗赃计钱诏》，中华书局校订本，1962年版。宋太宗更进一步指出：“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1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终宋一代对一些犯罪都采用重典。如自宋仁宗嘉祐年间，制定了《窝藏重法》，开始采取特别立法镇压犯罪；宋英宗于治平三年（1066年），制定了惩治强劫贼盗的《重法》；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又颁布了《贼盗重法》，成为惩治“贼盗”犯罪的重要刑事特别法。
北宋末年至南宋时期，赵宋统治者一方面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南下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激起人民的武装反抗斗争。在这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宋廷曾一度改变以往一味重刑镇压的原则，采取抚剿并用的策略。但是，南宋王朝建立不久，高宗又改变策略，仍然采取暴力镇压手段。他于绍兴年间三次降诏，提出“禁招安盗贼”的原则，凡“已经招安而复啸聚者，发兵加诛”，采取“勿赦”的方针，一律斩杀。尔后在镇压了钟相、杨么起义后，更是下令严禁百姓“私有私造兵器”以及“妖民聚集”《宋史》卷27《高宗四》。。
宋廷在此思想指导下，主要对以下一些严重威胁其统治，影响社会稳定的犯罪实行严厉镇压：
（一）谋反逆叛罪
在中国封建社会所有的犯罪中，谋反逆叛罪是最严重的犯罪。因为这一犯罪的目的是要推翻当朝皇帝的统治，所以无论何人触犯这一罪行，都将遭到最严厉残酷的镇压。具体而言，宋代统治者又把谋反逆叛罪主要分为以下几种：一是谋反罪，即谋危社稷，预谋推翻皇帝统治。二是谋大逆罪，即“谋毁宗庙、山陵（皇陵）及宫阙”，严重侵犯皇权统治。对于这两类犯罪，《宋刑统·贼盗律》规定：“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其余亲属、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甚至谋反者尽管“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但只要有所表示，不分首从，一律处斩，父母、子女、妻妾并流三千里。即使是“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而无状可寻者，流二千里”。三是谋叛罪，即“谋背本朝，将投蕃国，或欲翻城从伪，或欲以地外奔”《宋刑统》卷1《名例律》。。由此可见，所谓谋叛罪就是现在所说的叛国、叛逃罪。对于此类犯罪，处罚比谋反、谋大逆罪稍轻一点，但还是严惩。按《宋刑统·贼盗律》规定：“诸谋叛者绞，已上道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若率部众百人以上，父母、妻子流三千里。”四是造妖书妖言罪，按《宋刑统》引疏议的解释，即所谓“造妖书及妖言者，谓构成怪力之书，诈为鬼神之语；休谓妄说他人及己身有休征；咎谓妄言国家有咎恶，观天画地，诡说灾祥，妄陈吉凶，并涉于不顺者，绞”。质言之，即那些散布推翻现存君主王朝的言论，通过利用鬼神等宣传组织人们起来反抗起义的行为，同样应受到严厉的惩罚。《宋刑统·贼盗律》规定：“诸造妖书及妖言者绞，传用以惑众者亦如之。”与此同时，律文附敕规定：“有此色之人，便抑收捉勘，寻据关连徒党，并决重杖处死。”总之，犯此罪之人，不分首从，不分是否传用，不分率众与否，一并处死。五是大不恭罪。所谓大不恭罪主要指臣下对皇帝本人、亲戚以及派遣使臣有冒犯不恭敬的行为，为皇帝做饭、医病、裁衣、造船不合要求，对皇帝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都作为“大不恭”罪，给予严惩。如《宋刑统·名例律》规定：凡臣下对皇帝尊严有所冒犯者，对皇帝有不恭敬行为者，一律处以死刑。臣下如“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者，同样处以绞刑。
由此可见，谋反逆叛罪危害的对象是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或其王朝，因此是绝对不容许的，封建国家必须通过暴力予以严酷镇压，甚至还要法外加刑，处以凌迟等酷刑。如《长编》卷144载：“庆历三年，得光化军贼邵兴及其党，仁宗诏：‘并凌迟处斩。’”同书卷277载：“熙宁九年，茂山牙校张仁贵结连背叛，（神宗）诏：‘仁贵凌迟处死。’”
（二）杀人罪
古代在以命偿命的观念指导下，对于杀人罪，除属于误杀、戏杀、过失杀人罪外，一般都处以死刑。只是根据杀人罪的性质、手段、被害者的身份等不同，所处的死刑方式有所不同。一是所谓杀一家三人罪。按《宋刑统·贼盗律》引疏议解释说：“杀人之法，事有多端，但据前人身死，不论所杀之状。但杀一家非死罪良口三人，即为不道……皆合处斩，罪无首从，妻子流二千里。”二是肢解人罪，顾名思义，即“杀人而肢解者”，或“先肢解而后杀之”《宋刑统》卷17《贼盗律》。。其犯罪手段残忍，依照《宋刑统》规定，罪无首从，皆斩，妻子流二千里。三是谋杀罪。《宋刑统·贼盗律》规定，若是下属谋杀长官，下辈谋杀尊长亲属等，如属于谋杀（即谋而未杀），流二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斩；如是“诸部曲、奴婢谋杀主者皆斩，谋杀主之周亲及外祖父母者绞，已伤者皆斩”。相反，若是“尊长谋杀卑幼者，各依故杀罪减二等，已伤者减一等，已杀者依故杀法”。具体处刑依同条疏议解释为：“谋杀周亲卑幼，合徒三年，已伤者流三千里，已杀者依故杀法合绞之类。”四是故杀罪。按《宋刑统·斗讼律》引疏议解释说：故杀罪指“以刃及故杀者，谓斗而用刃，即有害心，及非因斗争无事而杀，是名故杀”。简言之，就是故意杀人。对于这种犯罪，《宋刑统·斗讼律》规定：“以刃及故杀人者，斩。”五是斗杀罪。按《宋刑统》引疏议解释说：“斗殴者，元无杀心，因相斗殴而杀人者，绞。”可见斗杀罪与故杀罪的不同是无意杀人，故虽亦处于死刑，但绞刑比斩刑为轻。六是误杀罪。《宋刑统·斗讼律》规定：“诸斗殴而误杀伤旁人者，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减一等。”从《宋刑统》“致死者减一等，流三千里”来看，误杀罪一般不处死刑，最重流三千里。七是戏杀罪。按《宋刑统·斗讼律》疏议解释，“戏杀伤人者，谓以力共戏，因而杀伤人减斗罪二等”，即流二千五百里。又因“或以金刃，或乘高处险，或临危履薄，或入水中……因此共戏，遂至杀伤……唯减本杀伤罪一等……而犯应赎罪者，依过失法收赎”。由此可见，戏杀罪无意失手杀人，故减轻处罚，最高流三千里，最低可用钱赎罪。八是过失杀人罪。按《宋刑统·斗讼律》疏议解释，过失杀伤“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共举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击禽兽以至杀伤之属皆是”。可见，过失杀人比误杀性质更轻，区别是过失杀人不是参与斗殴，而是犯者对自己行为缺乏应有的考虑或防范而导致的杀人后果，故更从轻处罚：“诸过失杀伤人者，各依其状，以赎论。”
（三）官吏贪赃罪
宋代官吏在经济上犯罪的现象比较复杂，有多种类型，其中最主要的有四种类型：
1.侵吞国家的财物，即贪污盗窃
如虚报冒领，假公济私，私借官物钱粮，隐没克扣，监守自盗仓库钱粮等。这类犯罪损害的对象是国家，因此往往予以重惩。据《宋刑统》卷19《贼盗律》的规定，主典官府库务的监临、监事、主守之官，利用职务之便自盗官库钱物，必须处以“加凡盗二等”的刑罚，即价值满30匹，就要处以绞刑。如果所盗是不计赃而立罪名的犯禁之物，则再加一等，而且不享受请减赎的优待。有关此类犯罪的惩罚，两宋各朝宽严不大相同。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刑部侍郎邢恕对宋太祖至哲宗时期的有关变化做了简括的总结：“艺祖初定天下，主典自盗，赃满者往往抵死。仁祖之初，尚不废也。其后用法稍宽，官吏犯自盗，罪至极法，率多贷死，然甚者犹决刺配岛……比朝廷用法益宽，主典人吏军司有犯，例各贷死，略无差别。”《宋史》卷201《刑法三》。南宋高宗朝有所放宽，规定“犯枉法自盗赃罪至死者，籍其赀”《宋史》卷25《高宗二》。。到了宋孝宗时期，为整饬姑息贪赃之风，又加重了处罚。隆兴二年（1164年）九月诏：“今后命官自盗枉法赃罪抵死，除籍没家财外，依祖宗旧制决配。”毕沅：《续资治通鉴》卷138，中华书局点校本，1957年版。
2.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勒索钱财
如受有事人财，听许受财，请求许财，受人财而为之请求，受所监临赃，家人求索，明买暗送，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等，这类犯罪损害的对象是个人，古代法律把重点放在犯罪的主体，即犯赃罪的官吏身上：一则十分注意“受财枉法”和“受财不枉法”的区别，即官吏接受财物后行为的性质，“受财枉法”的惩罚大大重于“受财不枉法”。如《宋刑统·职制律》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二则十分注意“监临主司受财”和“非监临主司受财”的区别《宋刑统》疏议对“监临主司”的解释是“监临主司，谓统摄案验及行案主典之类”，即主要指负有司法和监督职责的官吏，反之，则为“非监临主司”。，即犯赃官吏的职责性质，对前者的惩罚往往重于后者。如《宋刑统·职制律》规定，监临主司受财后即使不枉法，一尺杖九十，三十匹处以加役流的特重流刑。而如果是非监临主司因事受财的，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十匹徒一年，又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宋刑统》卷26《杂律》。。
3.非法经营各种行业（主要是商业），以牟取暴利
如辗转倒卖，高下其价，犯榷卖禁，逃免征税，以公费质易规利等。这类犯罪性质比较复杂，损害的对象包括国家和个人，处罚轻重不一，差别很大。
以上3类赃罪都是归赃入己，因此宋代有时又称其为“私赃”。除此之外，还有一类不属于私赃的犯罪，如官吏擅支钱粮，擅兴造，违额征敛，拖欠少交赋税，亏损浪费等。这类犯罪钱物不入己，往往处罚较轻。
（四）盗窃罪
宋代把盗窃罪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强盗罪，主要指依靠暴力手段或利用恐吓手段抢劫财物，即所谓“以威若力而取其财，先强后盗，先盗后强”等，社会危害性很大，故予以重惩。如《宋刑统·贼盗律》规定：“强盗不得财，徒二年，一尺徒三年，二匹加一等，拾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尤其是对武装性集团性的强盗犯罪处罚更严厉：“其持杖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五匹绞，伤人者斩。”甚至在同条律文附敕中进一步规定：“持杖行劫……不问有赃无赃并处死。”二是窃盗罪，即所谓“潜形隐面而取”，隐蔽性较强，与现代的偷窃罪相似。此类犯罪，依据情节、性质、危害大小，对其惩罚轻重不一。如《宋刑统·贼盗律》规定：“诸盗御宝者，绞，乘舆服御物者，流二千五百里”；“诸盗官文书印者，徒二年，余印杖一百”。前者偷盗严重威胁皇权的统治，故予以严惩；后者只是影响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故处罚相对较轻。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社会犯罪均在宋朝廷的禁戒之中，如和诱奴婢与纵容奴婢逃亡罪、隐匿课税罪、容止罪等，这里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二、宽猛相济、德刑并用思想
（一）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
欧阳修主张为政要德刑并用：一方面修其本，明王道，行仁义，用礼义道德教化、感化人民；另一方面提出“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欧阳修全集》卷60《本论上》。的命题，“刑期无刑，杀以止刑，宽猛相济，用各有时”《欧阳修全集》卷102《论光化军叛兵家口不可赦札子》。。欧阳修认为：“夫民弊于末，心作乎争，德不可以独行也，辅之者其刑法乎。猛而则残，虐以为暴，刑不可以独任也，济之者其仁恩乎。”《欧阳修全集》卷71《南省试策五道·第二道》。这就是民众被“末”所蒙蔽，所以不把礼义作为根本，于是争斗就发生了。如果单靠仁义道德，是不能平息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所以必须靠法律、刑罚作为辅助。但如果专用法律、刑罚也不行，那必然造成残酷暴虐的政治局面，人民不可能从心里臣服，同样达不到治国的目的。
庆历年间，欧阳修曾多次向朝廷奏议献策，认为“盗贼纵横，不能扑灭”，其原因是军队镇压不力，“国家无御备，官吏不畏赏罚。”他建议改变“法令不峻”的状况，实行御盗四事：“一曰州郡置兵为备，二曰选捕盗之官，三曰明赏罚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欧阳修全集》卷101《论御贼四事札子》。。他指出：如果不强化刑罚镇压，而对“盗贼”宽仁、行小惠，那不过是“迂儒所说，妇人女子之仁”，必然贻误大事。因为“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欧阳修全集》卷98《再论王伦事宜札子》。。为此，他在《论兴化军叛兵家口不可赦札子》中残酷地提出对光化宣毅叛兵实行族诛，以儆效尤：“宣毅兵士，必有家族，伏乞尽戮于光化市中，使远近闻之悚畏，以止续起之贼。”
（二）一赏罚，一号令，厉行法禁
北宋吏治腐败，奸吏舞文弄法，贪污贿赂公行，朝廷政令无所举措。针对这种局面，苏洵提出：“一赏罚，一号令，一举动，无不一切出于威……用不测之刑，用不测之赏，而使天下之人，视之如风雨雷电，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从发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后平民益务检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惧刑法之及其身而敛其手足，不敢辄犯法，此之谓强政。”《嘉祐集》卷1《审势》。由此可见，苏洵是想通过统一赏罚、统一号令、统一行动的强势政治来治奸民猾吏，使之不敢违法乱纪、以身试法。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苏洵反对当时对贵族及其子弟犯罪采取轻赎的办法，主张要用重金赎免的手段来遏制其犯罪。他指出：“今也大辟之诛，输一石之金而免，贵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胜数，是虽使朝杀一人，而输一石之金，暮杀一人，而输一石之金，金不可尽，身不可困，况以其官而除其罪，则一石之金又不皆输焉，是恣其杀人也。”《嘉祐集》卷5《议法》。可见，采取不痛不痒轻赎的办法只能助长那些有钱人杀人，因为只要输一石之金就可免罪，不言而喻，只有重罚才有可能制止贵族及其子弟犯罪。
苏轼则就厉行法禁方面提出两点主张：一是他认为赏要自下而上地进行，才能使“下之为善者，足以知其无有不赏”，而罚须自上而下地进行，才能使“上之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无有不罚”。历史上的商鞅、韩非虽然主张以严刑酷法治理天下，“然其所以为得者，用法始于贵戚大臣，而后及于疏贱，故能以其国霸”。当今大吏之犯法，虽经九牛二虎之力，幸而立案，结果也不过是“其官之所减者，至于罚金，盖无几矣！”对于那些“其位愈尊，则其所害愈大，其权愈重，则其下愈不敢言”的重大案件，“过恶暴著于天下，而罚不伤其毫毛”，如何能使天下心服？所以苏轼主张“厉法禁自大臣始，则小臣不犯矣”《苏轼文集》卷8《策别课百官一》。。这在宋代政治腐败的背景下，的确是振聋发聩之语！
二是苏轼提出防微杜渐，不可纵奸民的主张。首先他认为小奸会转化成大盗：“夫大乱之本，必起于小奸，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发也常至于乱天下”，“天下无小奸，则豪侠大盗无以为资，且以治平无事之时，虽欲为大盗，将安所容其身”。正由于大乱产生于那些不引起重视的小奸，大盗以那些小奸为其存在的社会基础，所以他建议朝廷：只有在恶迹没有败露之前就采取措施，“明敕天下之吏，使以岁时纠察凶民，而徙其尤无良者，不必待其自入于刑”，采用行政手段，处理那些“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便可减少犯罪和刑罚，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就能使“小恶不容于乡，大恶不容于国，礼乐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达到真正治平的局面。《苏轼文集》卷8《策别安万民六》。
（三）用法恒常，于善宽，于恶猛
李觏在应用刑法上提出要保持恒常的观点，即“令之于民也，与其出而中废，不若勿出之愈也。善人见劝而莫肯进，惧其令变而不必赏也；恶人见禁而莫肯改，幸其令变而不必罚也。朝一命焉，夕一命焉，群吏奉承之弗暇，愚民惶惑而失图”④《李觏集》卷18《安民策第六》。。这就是国家应用刑法切忌朝令暮改，使人无所适从，起不了赏善罚恶的效果。因此，立法用法必须坚持恒常统一，才能真正发挥法律导善除恶的作用。如果法是正确的，“虽士传言焉，庶人谤焉，志之先定，不足疑也。夫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因为“众民所好不同，而君臣政治各有常法，不可失政教之常，以从民欲也”。有鉴于此，他主张：治理国家必须“君以令用民，民以令事君。令之所取，民亦取之；令之所去，民亦去之。故令可一而不可变也”④《李觏集》卷18《安民策第六》。。
李觏认为用刑之宽猛，不以时分，不以法变，只以善人恶人而异。他主张用刑“宽猛不可偏任”，“宽猛并行然后为治也”。“何谓宽猛并行哉？于善则宽，而于恶则猛也。”这就是用刑对好人要宽，对坏人要猛。“宽猛之用，以命群吏谨察其所为，而废兴之，则治道一致，而百姓阜康矣”《李觏集》卷18《安民策第七》。。
为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李觏反对赦赎：“赦者，所以恤其民也。赎者，所以优其臣也。”“而儒先之论，未有言其可者，何也？所利寡而所害众也”。所以，他主张执法必须严明，“鞭扑不可弛于家，刑罚不可废于国”。他特别反对在大祀吉日实行赦免，认为“以是时而赦，是启人以恶也”。这势必造成天下的动乱，商旅不敢越疆界，孤嫠不敢出户门。赎的弊病更大，将使“衣冠子孙，负势驰骋，禽虏下户，贪暴无厌，己之赎金无穷，而人之肌肉有尽，孰能以敲扑之苦，易铢两之罚哉！此又冥冥之民无告之甚也”。有鉴于此，所以他主张与其赦之赎之，不如使其畏之耻之而不为：“与其赦之，曷若使畏而不犯；与其赎之，曷若使耻而不为。幸赦而奸，卒以不悛，人鬼以怒，死亡以亟，非所以恤之也。幸赎而恶，终以不悔，辱其祖考，堕其门阀，非所以优之也。”《李觏集》卷18《安民策第八》。
（四）礼德政刑相辅为用
朱熹作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在治国方略上，既要求强化德礼教化，从观念上灌输封建的礼义道德，又强调严明执法，不宽不贷。他指出：“圣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礼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刑”黎靖德：《朱子语类》卷78《大禹谟》，中华书局点校本，1994年版。；“圣人谓不可专恃刑政，然有德礼而无刑政，又做不得”《朱子语类》卷23《道之以政章》。。不言而喻，他主张治国必须政刑德礼并行不悖，相辅相成。
朱熹在其学说中，虽然十分重视德礼的教化作用，但从不忽视法律的作用，甚至以主张严刑峻法而著称。如他认为：“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过于惨刻。今之士大夫耻为法官，更相循袭，以宽大为事，于法之当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虽舜亦不免。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劝戒。所谓辟以止辟，虽曰杀之，而仁爱之实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则人无所惩惧，陷于法者愈众，虽曰仁之，适以害之。”“刑期于无刑，只是存心期于无，而刑初非可废。”《朱子语类》卷78《大禹谟》。这种以刑止刑，以杀止杀，以儆效尤，使人有所畏惧，不敢违法犯罪，正是严明执法、不宽不贷的出发点，与倡导德礼仁爱的初衷是一致的。
在朱熹的治国方略中，虽然政刑与德礼相辅为用，但并非无主次先后之分。他始终把德礼放在首位：“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罚号令，但以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则政皆是德。”《朱子语类》卷23《为政以德章》。这是因为“道之以德者，是自身上做出去，使之知所向慕。齐之以礼者，是使知其冠婚丧祭之仪，尊卑大小之别，教化知所趋。既知德礼之善，则有耻而格于善。若道齐之以刑政，则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革，到得政刑少弛，依旧又不知耻矣”。“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关防之意，故民不从，又却齐之以刑，民不见德而畏威，但图目前苟免于刑，而恶之心未尝不在。先之以明德，则有固有之心者，必观感而化。然禀有厚薄，感有浅深，又齐之以礼，使之有规矩准绳之可守，则民耻于不善，而有以至于善。”《朱子语类》卷23《道之以政章》。可见，如能先用德感化固有之心，再齐之以规矩准绳之礼，这是治本之策；而如先齐之以刑，即使暂时可使民众免于刑罚，但为恶之心仍然存在，故只是治标之策。不言而喻，在治国方略中德礼应为先，是主要的；政刑应为后，是次要的。
朱熹重视法律的作用，但更重视人在执法中的作用。他认为再好的法律也要靠人执行，只有选人得当，法律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他说，钱谷刑狱与人才，“欲执此以废彼，则非也。要之，相得人，则百官各得其职。择一户部尚书，则钱谷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则狱事亦清平矣”《朱子语类》卷135《历代二》。。所以，“欲清庶狱之源者，莫若遴选州县治狱之官”《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延和奏札二》。。“盖无人以守之，则法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0《常州宜兴县社仓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