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蹈海自殉
留日学界的抗议风潮
在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形势获得迅速的发展。《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使革命派的政治主张日渐为当时知识青年所熟悉。许多人放弃了先前的立宪改良主张，转而投入到革命排满的队伍中。同时，在政府奖励游学的政策倡导下，留日运动在1905年达到了高潮。据统计，至1905年，留日学生已达八千人之多。在革命派的政治宣传下，许多爱国青年在政治上倾向于激进的革命主张。此时的日本东京，已成为革命势力汇集的中心。清政府派遣学生，其本意是为了造就为政府效力的有用之才，但学生却在时势的推动与革命言论的影响下走向对抗政府的立场，这是清廷无法容忍的。
留日学生的剧增及学生革命情绪的膨胀也威胁到日本的利益。首先，当时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日本占领南满亟待清政府的认可。为向清廷示好以换取其对东北侵略权益的认可，这时支持留学生高涨的革命情绪显然是一种不友好的姿态，也不利于对清政府外交工作的开展。其次，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这对日本的教育秩序与社会秩序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自各省奖励游学以来，负笈东渡者与日俱增，不到几年，已逾万人，以至于东京各处学校已渐“无收容之余地，比来渐告狭隘，间或有婉谢其入学者”。当时，日本“学店”林立，专以牟利为目的，广收中国学生，无人管束，从而使教育制度呈现出严重的混乱状态，受到日本各界严厉指责。由于现有教育体制无法容纳大量的中国留学生，许多中国学生无法入校学习而游于社会。“支那留学生之东渡者，今在学外闲游不得入学者有三千余人焉。以此三千余人之众，欲进校而不能，欲归国而不可，东奔西走，逞无所之。”加上留学生自身的良莠不齐，有一部分留学生由于经费充裕，素行腐化，已为社会广泛指责。“常川出入于酒楼妓馆，恣意游荡，乐而忘返，多有荒弃学业，相率而堕落者不可胜计，先来者，既作俑于前，而后到者更尤而效之。”（《顺天时报》，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对日本社会秩序的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留日学生虽然多数并不如此，但少数的腐化已足以影响学生整体的形象。基于上述理由，日本政府决定采取措施对中国留日学生进行规范整齐。
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关于准许中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程》（以下简称《规程》），不久即掀起轩然大波，引起留日学生的强烈不满。学生们认为此项规程的颁布，目的是为了干涉留学生的行动，因而他们将《规程》称为《取缔规则》，暗示留学生界应一致反对。
《规程》共15条，对中国学生入学、退学、转学，以及学生选定学校、学校学习、生活均做出了广泛的规定。11月2日，《规程》登诸官报，并没有引起太多的讨论。至11月26日，收容中国学生各校贴出布告，限学生于29日前须将学籍、现住址、学籍经历以及年龄各项具报，逾期后果自负，始在留学生界引起震惊，纷纷商讨应对之策。其中直接关系中国学生，也是首先引起学生不满的，为其中的第九、十两条。兹录如下：
第九条：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其供清国学生宿泊之宿舍或由学校监管之公寓，须受校外之取缔。
第十条：受选定之公立或私立学校，不得招收为他校以性行不良而被饬令退学之学生。
11月22日，留学生联名上书公使，以第九条、第十条规定过于宽泛且有损于学生利益，要求公使向日本政府交涉给予取消。当时影响很大的《新民丛报》便指出：“规则第十条性行不良一语不知以何者为良不良之标准？广义狭义之解释，界说漠然。”（《新民丛报》，第3年23号，1905年12月）。应该说，学生的言论仍较为温和持重，但此后却日渐激烈。12月初，路矿学堂学生散发传单，认为《规程》有辱国体，应该奋起力争，全部给予取消。12月3日，八校（宏文学院、经纬学堂、大成学校、成城学校、振武学校、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东斌学堂、东亚实业学校）学生代表在留学生会馆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取消《规程》。11月5日，约三百名留学生于富士见楼召开大会，商讨对策。有人主张和平解决，也有人主张采取激进手段。会上发表了《东京留学生对文部省取缔规则的驳议》，对《规程》的不合理之处进行了全面的反驳，同时决定自六日起一致罢课以示抗议。部分学生还主张退学归国，以维国权。在11月4日，宏文学院留学生便寄书各校，声称宏文学院不论本校分校皆已停课，要求各校继起行动。经此，大成学校、早稻田大学女校也相继响应。为防止学生行为陷入失控与无序状态，学生制定了自治规则四条。
一、对于日本之个人，不宜有恶感情；
二、在旅馆及寄宿舍或下宿屋宜安静；
三、不宜于停课期内游公园、上料理馆饮食，并不宜入各劝业场、各商店购买物件；
四、因事外出，宜自爱重，勿致为警察干涉。
7日，在日本东京与京都的中国留学生八千多人，实行总罢课。“此次之抗争，合八千人而为一气，而又严行自治，条理井然，绝无一毫暴乱情形，纪律之严，虽日人亦为之气慑。盖自有学界以来，团体之硕大整齐，未有如今日者也。”学生风潮呈现出汹涌澎湃之势并日渐走向高潮。但是就在此时，却突然传来了陈天华跳海自杀的消息。
风潮中的陈天华
以往的研究多将陈天华之死归因于对《规程》的反抗。显然，陈天华在此时突然死去，与当时留日学生汹涌的抗议风潮密切相连。但是，在如何看待《规程》上，陈天华与当时大多数留日学生却存在差异，这种态度以及他对时局的判断也影响了陈在抗议风潮中的行为。
首先应该指出，日本文部省颁布的《规程》虽然有讨好清政府，打击留日学生政治活动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规范学制、完善教育的积极用意。日本文部省在解释其精神时便说：“并非欲拘束清国留学生之自由，不过监督此类学校，而以清留学生之利益为目的。”当时《新民丛报》也指出：“日本政府之颁布此规则，果挟恶意与否，其内容不可知，若语其表面，则对于日本所立学校之规则，而非对于我国留学生之规则也。”但是许多留学生对此并不十分清楚，许多人置《规则》之积极用意于不顾，主张对《规程》全盘地加以否定，而不论其内容为何。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种议论显然已带有了群体效应，并煽起盲动与狂热。此时，陈天华的认识则是比较冷静的。他虽然也认为日本“文部省有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之颁，其剥我自由，侵我主权，故不待言”，但他同时认为，日本政府对其本国教育秩序进行规范是无可指责的，而且从《规程》所列内容来看也是符合实情的。“天华认为，此次规则，出于文部省，专言我国学务，且细观条文，重在办学方面，与前报迥乎不同。”陈天华的这种认识表明他对《规程》并没有十分强烈的反对心理。而且陈认为反对《规程》在现实的操作上不具有可行性，当时留学生主体素质的低下并不能动员起一场有序文明的政治运动。陈对留日学生素质的批判屡见于他此时的文章之中。“乃进观吾同学者，有为之士固多，有疵可指之处亦不少。以东瀛为终南捷径，其目的在于求利禄，而不在于居责任。其尤不肖者，则学问未事，私德先坏，其被举于彼国报章者，不可缕数。”“因而内顾团体之实情，不敢轻于发难。”但是事态的发展并非陈天华所能掌握。12月初，留日学生的抗议运动迅猛发展，陈天华对此显然并不赞成。运动初起之时，宋教仁以陈天华能文，要求陈天华有所作以表意见，陈天华便以“徒以空言驱人发难，岂吾为耶”为由而拒绝。到了12月6日上午，各学校门口出现手持手枪与短刀的纠察员阻止学生入校之事。12月7日，东京京都学生八千人又举行集体罢课。直至此时，陈天华仍然“恐事件愈致愈大，颇不赞成”。“越数日，学界则大愤，均休校议事，君犹不动。”陈天华在整个抗议事件中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其原因正在于他认为欲实现救国的目的，提高国民自身的素质才最为关键，而留学生目前的程度远不足以完成救国的使命。所以他认为《规程》虽然对学生的权利造成了一定的侵犯，但是并未达到足以引发学生“暴动”（陈天华在此并没有直接指出学生的抗议是暴动，而是隐晦的暗示。从中也可看出陈天华对当时学生抗议事件的态度。的地步。相反，他对学生因《规程》而起的抗议风潮一直且惧且惊，非但没有表现出支持运动开展的态度，还一直低调地认为运动不会持久下去。因而直至身死前的冷静反思中，他仍说：“鄙人死后，取缔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惟须亟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
但矛盾的是，正是这种救国的热情，使陈天华对学生运动不能熟视无睹。加上他是个很容易为环境感染的人，日渐高涨的抗议活动也影响着他的行为。在这种心境中，他理解甚至支持学生的抗议举措，并试图将之规范到一种文明有序的轨道上来，他说：“各校同心，八千余人，不谋而合。此诚出于鄙人预想之外！”“既已如此矣，则宜全体一致，务期始终贯彻，万不互相参差，贻日人以口实。”
这使得陈天华在整个抗议事件中的行为呈现出矛盾色彩。一方面他认识到留学生素质参差不齐，因而不赞成这种群体性的政治运动；另一方面，为运动的热情鼓舞，他又试图使学生的举措依于高素质国民的标准。这表明，抛开对《规程》的反对与否，国民素质已成为此时陈天华心中最深沉的关注。这是与他此前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也与1904年以来他对国民主体素质越来越多的重视有关。在陈天华的思想中，他始终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中等社会”的身上，主张通过中等社会对下等社会的教育、领导，来完成革命救国。陈天华认为中等社会的中坚力量便是当时的留学生群体。因而留学生素质的低下不能不让陈天华感到深深的悲凉。当陈天华对这种令人失望的现状认识得越来越清晰时，现实局势与他所描绘的理想状态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
对于此次事件，日本官方认为《规程》是出于整顿牟利学校之目的，并无意约束留学生之言行，因而对留学生的抗争，表示绝不让步。日本民间的态度则比官方更为强硬，多认为学生的举措是妄用意气。有些媒体甚至乘机污蔑留日学生的爱国行为。1905年12月7日，《朝日新闻》便发表了如下评论：
东京市内各校之清国留学生八千六百余人集体停课……为当下之大问题。此盖由于清国留学生对文部省命令之解释过于偏狭而生不满，以及清国人特有之放纵卑劣性情所促成，惟其团结之力则颇为薄弱。
这种言论强烈地刺激了陈天华的神经。“日本各报，则诋为乌合之众，或嘲或讽，不可言喻。如《朝日新闻》等，则直诋为‘放纵卑劣’，其轻我不遗余地矣。”陈天华对留学生的程度本来就不信任，他虽可以将日报言论称为诋毁，却不能否认这是一种事实。他自己也说：“夫使此四字加诸我而未当也，斯亦不足与之计较。若或有万一之似焉，则真不可磨之玷也。”随着抗议运动的发展，留日学生开始出现分裂。当时，八千留学生聚议，提出全体归国，以示抗议。但是一部分学生表示反对。先是留学生总会干事杨度不再出面，而将责任推给干事曾鲲化，曾鲲化同样不肯负责任。留学生内部的分化让陈天华感到忧心忡忡，他认为这种分歧不利于斗争发展，也印证了日本人“放纵卑劣”的攻击。在后来发现的《绝命辞》所附一纸短信《致留日学生总会诸干事书》中，陈便写道：“闻诸君有欲辞职者，不解所谓。事实已如此，诸君不力为维持，徒引身而退，不重辱留学界耶。”在这种局面下，日报的言论显得并不是空穴来风。
对此，陈天华沉默了。
12月7日，陈天华在自己的寓所中执笔作文，“其同居者见君握管作文字，至夜分不辍”。12月8日清晨，他与往常一样，起床盥洗、读报、吃早餐。“态度从容如平时，同馆诸生，无能预窥出半点反常颜色者。”随后他离开了寓居的东新译社来到苓御门前邮局，将昨晚刚刚写完的《绝命辞》寄给留学生总会干事长杨度，同信还附有两纸短信，一纸便为《致留学生总会诸干事书》，一纸为《致湖南留学生书》。带着剩余的铜币与书局寄信保险单，他乘车来到位于东京南面的大森海湾。这时的陈天华无疑是沉默的。面对大森湾海水有节奏的拍岸声，他肯定在回味自己在《绝命辞》中为即将的行为寻找的理由：“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
第二节 死亡探因
在陈自己的解释中，他之所以选择死，是为了激励留学生养成“坚忍奉公、力学爱国”的精神。他认为只有学生养成了这种精神，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这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这也说明陈天华的自杀并非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理智的行为，其得以发生是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的。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陈天华的思想中，其他的一些因素也是值得注意的。
生死观
和许多人一样，陈指出死亡是一个令每个人困惑、畏惧的普遍问题，并被认为是恐惧与痛苦的象征。他说：“诸君所畏者死也。然而死，人孰不畏。”因而在这个基础上，他指出对生命的渴望与对死亡的规避是人类合乎天性的本能。但是陈天华在此做出的仅仅是一个事实判断，而并非一个价值判断。相反，他认为不管死亡是多么可怕，但死亡是永远不可避免的，是人所无法规避的自然法则。因而陈天华认为既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并不在于寻找避免死亡的方法，而在于为有限的生命寻找意义。他说：“死，一也。”“人终有一死。”又说：“盖志士迟早一死，不死于政府，必死于外敌。死，一也，又何择焉。”
陈天华为生命寻找意义的取向使死亡本身具有的生理恐惧性减少了。这里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传统儒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人格道德的风范影响。但是在晚清的时代背景下，“仁”、“义”所包含的内涵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民族危机日渐急迫的历史图景中，陈天华将个人生存的意义和拯救民族危机的时代责任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这一背景下，他认为为民族国家利益而死是理所当然的事，才是“义”之所在。他认为中国人对死亡的恐惧正是造成中国灭亡的一大原因。因而在如此危急存亡的关头，国人应该打破对死亡的畏惧，与其苟且偷生，不如用生命来捍卫民族国家独立自由的权利。因为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才是个人自由权利及其中包括的生存权利的保证。正是“无数烈士捐身命”，才使得其他国民得以享有自己的各种权利。他说：“惟其人人畏死，而死者乃如是之多。”因而在自己的著作中，陈天华竭力鼓吹这种赴死思想。他说：“死于今日，或可侥幸于万一，死于异时，徒死无补。”“俗话说的好，一人舍得死，万夫不敢挡……舍死向前去，莫愁敌不住。”类似这样的论述在其文字中就有近五十处，其中表示自己决心赴死的有十余次，鼓吹他人舍死救国的也有三十余处之多。在这种认识背景下，死亡本身的生理学意义被淡化了，而突出了死亡的社会历史意义。也可以说使死亡带上了强烈的功利性。当死亡与民族国家的前途相结合时，它便超越了个人的事务，而呈现出一种“公”的色彩，成为了一种社会行为。陈天华显然认为，正是对“公”的强调，才能克服民众追逐私利的各种原始情感，而将个人行为纳入对“公利”的助益上来。
在这种认识下，陈天华认为为国家民族而死是件光荣的事情。他说：“就是不幸受伤身死，众口交传，全国哀痛，还要铸几个铜像，立几个石碑，万古流芳，永垂不朽。岂非可快到极处吗？”他指出在此亡国灭种的历史关头，以死来“打救同胞出水火，这方算是大英雄、大豪杰”。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陈天华死亡观背后的未来主义倾向，即倾向于认为自己一时的牺牲是为了未来美好的生活。在下一段话中，陈天华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故我劝列位撞着可死的机会，这死一定不要怕。我虽死了，我的子孙，还有些利益，比那受尽无穷的耻辱，到头终不能免一死，死了更无后望的，不好的多吗？”同时也可看出，陈天华的这种未来主义是与一种激进的集体主义相连的。个人的生死不仅关系到作为整个种族的集体利益，而且关系到集体利益的未来。因而陈天华说：“牺牲个人（指把个人的利益不要）以为社会（指为公众谋利益）；牺牲现在（指把现在的眷恋丢了）以为将来（指替后人造福）。这两句话，我愿大家常常讽诵。”
陈天华对生死的态度对他屡屡出现的赴死言行和最终的自杀行动有着很大的影响。在他的思想认识中，死亡本身包含的痛苦与恐惧被隐没了，突出的是个人的一种社会责任，并被认为是将有助于民族救亡的工具性手段。因而当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这种社会责任凸现出来时，有意识地选择死亡是题中应有之义。
对“行动”的倡导
在陈天华的认识论思想中，则包含有明显的知行合一、注重行动的倾向。
陈天华是革命论的极力鼓吹者，在他看来，现代的政治革命理论、西方的科技文化知识在现实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陈天华在强调知识与理论对行为的指导作用的同时，他又将更多的笔墨用于对行动的关注上。在知与行的关系上，陈天华认为人的知识不是先天给予的。他说：“天机之发育未达，则必历若干岁而始能言，历若干岁而始有知识，历若干岁而始能行动。盖有天然之步骤，有非人力所能为者。”知识与个人的能力均是在后天学习与实践中不断取得的，他认为知识会随着实践与阅历的增加而丰富。“这学问资格，非是生来就有的，历练得多，也可长进。”在此基础上，陈天华对个人的社会实践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但是，陈对行动的倡导并不是注重于认为“行”是“知”的前提，不是在于社会实践乃是获得知识的途径这一方面，而是认为行动才具有解决问题的真正价值。在理论被赋予指导行动的价值之后，陈天华关注的显然是行动本身。这首先是因为在危机存亡的时代图景中，只有行动起来才能真正担负起个人的社会责任，才能助益于国家民族的救亡。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对青年学生界流行的空谈习气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说：“奉劝读书士子，明是会说，必要会行。我看近来的言论发达到了极处，民权革命、平等自由几成了口头禅。又有甚么民族主义、保皇主义、立宪主义，无不各抒伟议，都有理信可执，但总没有人实行过。”又说：“我的国势堕落十丈，比如一炉火，千个人添柴添炭，一个人慢慢运水，那火能打灭吗？兵临境上，你方才讲学问，讲教育，讲开通风气，犹如得了急症，打发人往千万里之外买滋补的药。直等到病人的尸首都烂了，买药的人还没有回来，怎么能救急呢？为今之计，惟有不顾成败，节节打去，得寸是寸，得尺是尺，等到有了基础，再讲立国的道理。此时不把中国救住，以后莫想恢复了。”因而陈天华在著书宣扬民主革命大义的同时，还积极地参加留日学界与国内各地的革命实践活动。早在新化实学堂读书期间，陈天华便积极参加了当时湖南的维新运动。1903年赴日留学后，他更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留学生的爱国活动中。在此后的两年中，陈天华先后从事了军国民教育会、华兴会以及同盟会等组织的筹备与组建，并从事了多次起义与示威运动的筹划，同时还在国内外的学生与会党中四处联络革命力量。所有这些都反映出陈天华对革命实践的重视。而这种对行动的倡导是对民族危机的一种急切的回应。正因为急切，使得有时陈天华会从激进的革命立场退缩。比如1905年春《要求救亡意见书》的发布与拟定的北上之请，陈天华在此主张通过向清政府请愿来反抗外部的侵犯。这一事件一直被认为是陈天华思想的“倒退”，而这种“倒退”恰恰是由于时代环境险恶而激生的变通之策。变通表明，在救亡的前提下，陈天华是何等急切地诉诸救亡的行动中而不能不在主义上委曲求全。
在陈天华的思想中，对行动倡导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便是对以身赴死的认可。从前文讲到陈天华在对待生与死的态度中可以看到，他注重于死亡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意义，并将个人舍生取义的赴死精神与中国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我们将看到由于对行动的倡导，使得他认为肯为国家民族而死已经成为时代对每一个国民急切的行动要求。这不仅仅是因为现在的局势已经到了拼死方可挽回的境地，而且因为只有以自身“肯死”的行动才能鼓舞国民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才能唤起他们的良知与热情。他说：“只有现在舍死做几次，实在无可如何了，那后辈或者体谅前辈的心事，接踵继起，断没有自己不肯死，能使人死的……人所不为的，我便当先做，这方算是真读书人。”陈天华深知普通国民有着深深的畏死心理，并从各个方面对之进行了批判。但是他同时认识到要打破这种恐惧不能仅仅依赖于言论上的批判和对救国救民的空谈，而应该用切身的行动来震撼他们的心灵与良知。因而在抗议风潮中，陈拒绝了宋教仁著文以有所表述的请求，理由便是“徒以空言驱人发难，吾岂为也”。在《绝命辞》中，陈天华更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夫空谈救国，人多厌闻，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不如少言之有效乎。”
陈天华虽拙于口才，但并不是一个少言的人。他所撰述的大量流传甚广的革命宣传品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功效是任何巧言之人都无法比拟的。但是在陈天华的心中，他却将以身赴死的行动和自己在革命宣传上的伟大功业看做自己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两件事。在《绝命辞》中，他说：“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为。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可以看出在陈天华心中，以死激励后人所具有的地位与价值。正是这种认识，使得他在一生中屡屡表现出以身殉道的倾向。如在1903年拒俄运动、1904年春抗议俄国侵犯东北、1904年底长沙事件以及1905年春的北上之请等诸多事件中均流露出相应的行动倾向。因而我们认为陈天华蹈海只不过是在这种认识支配下的行为倾向自然发展的结果。
心态性情中的灰暗情结
研究表明，自杀行为往往与自杀个体的心态特征紧密相连。积极健康的心态有利于个体身心健康的发展，反之则有害，导致个体焦虑、浮躁、恐惧、冷漠，并在一定的环境触发下使个体走上自杀的道路。因而，考察陈天华的自杀应该注意到心态性情特征对他的影响。
陈天华的心态是否健康，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负面情结？没有遗留下任何直接的医学资料可为之提供佐证。但是在神经错乱与正常的心态平衡之间却存在一系列的中间状态。这些反常状态虽然不能用医疗上的证据来证实，但是却可以外化于个体的言行之中，使我们得以从中对之做出判断。一般说来，健康的心态，个体情绪稳定，调节控制能力强，能够很好协调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和矛盾；对人对己都比较宽容，不因自己的不足而极度自卑，在困难与挫折面前依然信心十足，意志坚定。负面心态则与之相反，情绪易失控，悲喜无常，一遇挫折就极度悲愤，情绪压抑低落不振，难以调节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在困难袭来而又无法解决时便焦虑、惶恐，很容易以自杀作为摆脱心理困境的手段。
事实上，在陈天华的一生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情绪是很不稳定的，对个人情绪的控制能力较差，也不能很好地协调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情绪悲喜无常，一遇挫折就剧烈愤怒、心境压抑、情绪低落不振，对于无法控制的未来忧心、焦虑、惶恐不安，无法正确地面对困难，并缺乏建设性解决问题的勇气。陈天华好友徐佛苏在此将之总结为三个方面：“一纯任悲观，二偏尚独裁，三诱于热度。”
其情形终日如怨如慕，其言论终日如泣如诉，不曾见有眉目清爽之时。其《绝命辞》有云：“无在不是悲观、未见有乐观者存”，此语最足以为其性情之活动写真，此所谓纯任悲观也。凡事冥思苦索，不曾与他人有精详研究之事，此所谓偏尚独裁也。静想时理解甚精，若遇事时即不能制裁热度，例如既明云会党不能成事，又云可偏用；既明言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又云宜全体一致，始终贯彻；既明云将来自处，遇有可死之机会而死之，而又不能待将来之机会而今日即死亡（按烈士平日之性情，有皆如此，非徒凭其《绝命词》立论），此所谓诱于热度也。（徐佛苏：《对于陈烈士蹈海之感叹》，《新民丛报》，第2年第4号。）
应该说徐佛苏的总结是十分有见地的，特别是说他“静想时理解甚精，若遇事时即不能制裁热度”。从这个角度看，陈天华一生中许多颇令人费解的地方，如言论与行动的矛盾以及言论之间的矛盾便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上文曾经提及陈天华心态中的灰暗面，而所有这些正是陈天华心态中某种障碍的表现。而这种性格与心态上的灰暗对于陈天华走上自杀之路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障碍导致的矛盾、焦灼与不安滋养了陈天华自杀的观念，并在外界环境的推动下将陈天华从观念的形成而转入到自杀的行动。面对各种难以解决的矛盾，表示“不愿久逗此人间”的人生态度。在陈天华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在言论中多次谈到以身赴死，并在行为中屡屡表现出轻生的举动。这表明，长期的忧郁心态已经使陈天华将死作为一种习惯性地摆脱苦闷与矛盾的手段。而自杀只是这一习惯性做法的极端形式而已。
时代背景
造成这种心理特征的原因与陈天华个人家庭环境以及早年生活的孤寂有关。前文已指出，陈天华在童年与少年时期，由于家境贫寒，母亲早丧，常常处于一种情感饥饿而又郁郁寡欢的状态。这种环境显然是不利于陈天华性格发展的，也不利于他正常健康的心态的形成。同时这种状态的形成又与陈天华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的留学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陈天华生活在一个新旧文化交替、中西文化交融的历史时代。这种转型时期的时代特征使得各种各样的矛盾都聚焦在一起，从而造成了陈天华鲜明的“边际人”特征。“边际人”是一个社会学、人类学的概念，它指的是在文化转型与多元文化冲突下形成的一种转型人格，即在新旧文化的碰撞、冲突中产生的双重人格。造成边际人格的社会文化背景往往是一种急剧的社会与文化变革，由于旧体制、结构、文化的解体和衰落导致的焦虑、惆怅与无所适从是边际人格的普遍特征。在新与旧、中与西之间，有着各种可供选择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与生活方式，很容易使人陷入矛盾与彷徨之中。而且国势日危，民族存亡旦夕之间，也增加了他们的焦躁、不安与亢进的情绪。世纪之交，空前的内忧外患造成了传统政治社会秩序的瓦解。这种瓦解的过程，对中国人的情感造成了极大的震荡、不安、焦虑、恐惧、羞辱与悲愤，各种感情与激情充斥于人的思想世界。而同时期传统的文化秩序也崩溃了，以往的价值规范已动摇而失去旧有的文化功能，无法将当时由于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而引发的感情与激情加以疏导、规范，从而使这种感情与激情变得无序，游离和泛滥：既怀希望又常失望，既急需选择又难以选择。非常容易使人在回应各种各样的危机之时显得极端化与情绪化。就当时留学生群体的自身环境而言，此时的留学运动发端于甲午战败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而此时日本国势又处于蒸蒸日上之时。日本政府的优越感、侵华野心以及一般国民普遍存在的蔑视、轻侮清国学生的心理，使当时的留日学生感到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压力。耻辱与愤懑使得他们报国的心情在异国他乡变得更为急迫。陈天华自己便说：“以留东京多生无穷之感情，多受外界之刺激，故苟非凉血类之动物，殆无不有‘国家’二字浮于脑海者。”深沉而又敏感脆弱的民族尊严与国家意识在轻侮与谩骂面前造成了他们心理上的失衡，从而使许多人情绪悲观低落，心态焦虑抑郁。这些我们可以从当时留学日本的宋教仁、鲁迅、郁达夫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甚至也可以从后来留美的潘光旦、梁实秋等人身上发现类似的情形，陈天华只是其中一人，也是比较极端的一人。
一方面是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历史进化论的指引下认为历史是朝向一个美好光明的未来发展，并对这一前景充满一种乐观主义的期待；另一方面是对现实沉沦的疏离与否定。在从悲观现实通向理想未来的途径上，陈认为人的努力起着关键性的动力作用，甚至认为这种转变是一种不可抗拒而且一蹴而就的事情。但是在寻找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时，他又陷入了一种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中。陈天华在国民思想的影响下认为要实现国家救亡，必然要依托于广大的国民，但是他又认为国民愚昧、保守、散漫，必须在经过中等社会的启蒙以后才能真正承担起革命的任务。而即使是被陈看做国家主人的青年学生群体，也由于程度低下让陈天华感到失望。所以当他所寄望的阶层在现实斗争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时，陈天华便无法找到应该依托的力量源泉。在屡次失败之后，陈天华发现现实是笼罩在黑压压的沉闷中，希望虽一次次升腾，却又一次次地熄灭。理想虽然美好，却是那么遥远，现实固然不忍卒睹，却难以改变。当各种具体的矛盾纽结成一种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时，陈天华那种盲目的理想主义便变成一种盲目的悲观主义。自从1904年长沙起义失败后，这种悲观主义已笼罩在其心头。“无在而不是悲观，未见有乐观者存”，并渐渐萌生出一种以自杀来逃避现实矛盾与挫折的意念，“不愿久逗此人间”。虽然在1905年夏秋之间，陈天华因孙中山的到来与同盟会的成立而深受鼓舞，但悲观仍是笼罩其思想的主要特征。而且此时陈天华在思想上对国民素质的重要性尤为关注，并认为这是实现救国目的的关键所在。但同时他又对国民程度的低下状况有着清醒的认识，从而形成内心的一种紧张关系。因而当《朝日新闻》的轻侮谩骂触及陈天华这块心病时，那业已存在的悲观情绪又使陈天华陷入了无法排解的矛盾中，并最终作出了投海的决定。
第三节 悼念与安葬
当天夜里，大森湾地方警察局便电告中国驻日使馆，称于海上发现一名男子尸体，死者姓陈名天华，居于东新译舍。中国使馆便将此事告知留学生会馆，又转由留学生会馆通知当时的留学生。第二天天未亮，宋教仁等便赶赴大森湾。大森町长将在陈天华身上发现的铜币与书留交与宋并引领诸人前去观瞻已经入殓的陈天华棺木。“一槥凄然，倭式也，君则在焉。”
12月9日，陈天华遗体由大森运回横滨，留日学生云集会馆，为他举行追悼会。许多人登台演说烈士事迹，痛陈时政得失。同时，宋教仁按“书留”找到陈天华的遗书《绝命辞》，并在追悼会上当众宣读。“一人宣读之，听者数百人，皆泣下不能抑。”留日学生陈汉当时当场赋诗一首：“人有八千思项羽，士无五百殉田横。”高度赞颂了烈士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与会者“人人悲愤填胸，有愿和先生同死的景象”。在当时，留学生抗议《取缔规则》的活动正如火如荼，但一些学生由于立场不同而产生分歧。陈天华英勇的献身精神进一步推动了留日学生抗议活动的发展。革命者悼念烈士的哀愤，在抗议活动中化成了继承烈士遗志的反帝热情。面对杨度、曾鲲化的退缩，留日学生吴玉章激于正义，出面推胡瑛等人组织起联合会，继续斗争。大批学生亦相继归国以示抗议。即使是动摇者亦坚定起来。当时日本各界对于学生高昂的反抗精神刮目相看。“停课之后，日本报章之诋毁我者，无所不至，及见我自治之严整也，而言论一变，归国者之实行也，而议论又一变，始也骂为放纵卑劣，后又誉为团结坚固。”国际舆论哗然，使日本政府处于难堪的境地。被迫对“取缔规则”中的一些条款重新作了解释。
在香港，陈天华的死也引起革命者的广泛关注。郑贯一在杏花楼组织召开追悼会，各界临吊者达千余人。革命志士冯自由提笔作联：“平生得爱友二人，星台殉国，近午何之？可叹吾党英才，又弱一个；灵爽凭健儿五百，公武鸣钟，自由不死，誓覆虏酋政府，实践三民。”号召人们学习烈士精神，完成三民主义的宏愿。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这是当年革命志士悲壮的誓词，也是陈天华短暂生平的写照。12月16日，东京留日学生举行了公祭陈天华大会。宋教仁还在陈天华的遗物中找到《狮子吼》、《中国革命史论》等书，在革命党机关刊物《民报》上加以发表。1906年1月出版的《民报》还刊登了陈天华的遗作《绝命书》，宋教仁还专门为之写了《烈士陈星台小传》与《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同时还登载了留日学生公祭陈天华的祭文。
陈天华的死在其故乡湖南也造成很大的影响。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漠等人组织追悼会，到会的学生、教师与各界人士多达两千多人。会上，大家公举陈天华好友苏鹏前往日本，迎接烈士灵柩回湘。就在此时，曾与陈天华共事于同仇会的留日学生姚宏业也因抗议“取缔规则”罢学归国，在上海为解决归国学生的就学问题而筹办中国公学，但因遇到重重阻力，不禁对时局感到悲观失望。清廷“立宪妖说亦日触于耳，东京之现象既如彼，内地之悲观亦如此”，顿萌轻生之念，于1906年5月6日在上海投黄浦江自杀。于是，1906年5月23日，苏鹏便将陈天华、姚宏业二位烈士的灵柩一同运回湖南。禹之漠、宁调元等人领导湖南学生，要求政府将陈、姚二人公葬于湖南岳麓山，以示尊敬。但为湖南巡抚拒绝，湖南学务处总监俞浩庆，亲自到各学堂训话，声言陈、姚二人主张革命反满“即是大逆不道。‘陈、姚因革命而自杀，实为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爹娘’所致”。不允许将姚宏业和陈天华的灵柩埋葬入岳麓山。湖南巡抚还司法传唤禹之漠进行审讯。但禹之漠并不为所怯，他据理力争，对于清朝官员的荒谬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今台湾、胶州、广州、大连等地皆为外人所占领不惜，独以中国人葬中国一土反不能容乎？”清政府无奈只好将他释放。在烈士们视死如归精神的鼓舞下，湖南学生界决定不顾清廷的阻挠，独自开展行动。在宁调元、禹之漠等人的领导下，湖南学生及各界人士万余人，为陈天华烈士举行公葬，“全城学生制服行表礼万人整队送之山陵，在送葬队伍的最前端，是禹之漠为烈士题写的挽联。上联是：‘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义，应是湖南；烈士竞捐生，两棺得赎湖南罪。’下联是：‘攘夷狄成汉族，奴夷狄不成汉族，痛建虏入关，已亡汉族；国民不畏死，一举能张汉族威’。”队伍共分为二路，一路由禹之漠率领，抬着陈天华的灵柩作为前导，在朱张渡横渡湘江；一路由宁调元代领，抬着姚宏业的灵柩为前导，于小西门渡湘江。送葬学生高举白旗，身着白衣，唱挽歌，沿途群众踊跃加入送葬队伍，人流绵延长达十余里，自长沙城望之，全山为缟素。在漫山遍野的素服白旗，断人心肠的愁愁哀歌中，陈天华二人的灵柩被安葬在岳麓山的苍松翠柏之中。这可能是巍巍岳麓有史以来目睹的最为隆重的葬礼。这一葬礼本身也成为一种革命的自觉动员，成为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政治示威，以至于官府派出的巡警都呆立路旁，“当道及乡绅咸为侧目，认为民气伸张至此，对于政府及官绅不利”。事后，领导公葬的禹之漠遭到清廷迫害，先是不得不离开长沙到湘乡，后又在领导湘乡学生斗争中被捕，被严刑拷打，活活绞死。
结语
本书将邹容、陈天华合传，并非出于偶然。邹容与陈天华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宣传家和实践者，二人的生平与思想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后人也常把邹、陈并称。即使在二人死后不久，《神州日报》在评论革命民主宣传之功时，便认为：“最有功于革命者，为四川邹容、湖南陈天华两人。”（《神州日报》，1908年5月19日。）这也是本书将二人合传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二人的生平与思想异同做一番比较，对于加深我们对二人的理解颇有意义。
一、生活经历
邹容与陈天华出生在迥异的家庭背景里。从周遭的生活环境看，二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邹容出生在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商人家庭，自幼衣食无忧；陈天华则来自一个穷困的农民家庭，从小便不得不为谋生而奔波。但是，二人后来却走上了殊途同归的革命道路，其中原因并不在于家庭环境的差异，而在于广泛的时代背景的影响所致。
陈天华虽长邹容十岁，但是二人生活的时代场景却是相同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个矛盾重重的时代，是造就二人思想认识、价值追求与人生命运的历史舞台。而在这一切矛盾之中，如何挽救国家民族的存亡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尖锐的矛盾。造成邹容与陈天华相同命运的，正是他们都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需求，并从各自狭小的生活场域解放出来，致力于对国家民族救亡这一时代主题的回应。比如在早年对待科举考试的态度上，两人便不谋而合。邹容年少时对科举多有批判，其立足点便是认为科举对民族国家事业毫无益处。陈天华在资江读书期间对学生专心科考的做法也不赞同，并主张研习经世之学以有益于国家治道。
共同的时代背景也使得二人的教育经历有许多相通之处。邹容与陈天华均接受过相对良好的传统教育，对中国固有的文化典籍有着不错的根基。邹容九岁时已能作整篇的文章。到十一二岁时，《周易》、《诗经》、《尚书》等九经都已经是“朗朗上口”，背得滚瓜烂熟；陈天华在年少时便“能日诵千言。九岁读《左传》，未经教师讲解，悉能领悟”。但是，他们对传统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都心怀不满，并有颇多批评。在这种传统教育的基础上，邹容与陈天华在1895年以后开始接触到零星的西学。邹容那时在日本领事馆补习英文、日文，并能通过报刊阅读宣传维新的文字。陈天华也于此时转入新化实学堂这一新式学堂读书，积极参与到湖南的维新运动之中。在维新运动失败后，陈又进入求实学堂学习。通过这些，陈天华和邹容已经对西学得以产生初步朦胧的认识，并表现出趋新的强烈趋向。因此，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和方法，二人先后于20世纪初年东渡日本，成为那个时代最具活力的群体中的一员。
对陈天华和邹容来说，在日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留学生的普通一员，邹容和陈天华深深地打上了晚清留日学生群体的烙印：饱满的爱国热情、趋新的政治趋向和青春的革命激情。通过对西学更亲近的吸收，通过与中国最有活力的群体的接触，邹容与陈天华很快便在留学生中脱颖而出。1903年，邹容在回国后不久出版了《革命军》一书；此后不久，陈天华也写出了他最有影响的著作《猛回头》与《警世钟》。这三本辛亥革命史上的最重要的宣传著作和理论著作的出现，把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邹容与陈天华虽然来自不同的生活背景，却在此刻走上共同的道路，这正是时代力量造化的结果。
二、排满革命主张的异同
通观邹容与陈天华的思想，反满革命毫无疑问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他们思想认识的精华所在。1903年，邹容与陈天华在各自的著作中先后提出了反满革命的政治主张，这构成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二人的思想在论述的架构和涉及的内容上都存在很多的共通之处。
这种共通之处首先表现他们对时代背景的认识都立足于一种全球的视野。无论是邹容还是陈天华，二人都认识到中华民族危机并不是传统王朝更替的重现，而是一种世界场景内的危机。他们在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学说的指导下开始分析中国当前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对中国当下所面临的深沉危机给予了深刻的剖析。其次，在如何挽救国家的危亡上，邹容与陈天华都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文化理念和科技知识来拯救中国目前的沉沦局面。他们均认为中国向西方学习应该是一种全面的学习，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用西方的政治体制和观念来改造中国的政治现实，建立一个近代的能够担负起民族主义这一时代主题的国家政体。最后，他们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当务之急就是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他们在文章中以很大的篇幅论证了排满革命的必要性，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满革命的号召。
邹容与陈天华被认为是近代中国反满革命最有力的提倡者和宣传者，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二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却有所不同，各有所侧重。邹容对反满革命问题的论述是从天赋人权的近代政治理念出发的，侧重从政治人权的角度论述革命排满的必要性与正义性。在《革命军》一书中，他将西方近代政治学说与中国现实结合在一起，用大量的篇幅指出中国社会中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由于专制制度压迫而严重丧失的现实，明确地提出了反满革命、恢复天赋人权、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邹容在文章中也谈及满汉之间的种族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只是用来解释汉人天赋权利之所以被剥夺的现实。排满革命并不是邹容的目标，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可以保障天赋权利的近代共和国。
与邹容不同的是，陈天华对排满革命的思索是沿着民族主义的路线展开的。在《猛回头》与《警世钟》中，陈天华很少谈及个人的自由、权利这些概念，而贯穿始终的是一种悲痛欲绝的民族危亡意识与急迫感。他认为，推翻满清王朝的理由是因为它的腐朽无能，在当前国际社会中无法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所致。如果说邹容的排满主张主要是出于个人自由的考虑，那么陈天华的排满则更关注于国家的自由。同邹容一样，排满在陈天华的认识中也是工具性的，但不同的是，陈天华关注的是如何实现和保障国家的自由。因此，他认为个人的自由在与国家利益相违背时应服从于国家的利益。他甚至在其言论最为激进的《猛回头》与《警世钟》中还认为，如果清政府改弦更张，就无需推倒满清政府。这说明，陈天华在排满上存在很大的游离性，他关注的目标是国家的独立与自由，而不是个人的独立与自由。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1905年春，陈天华曾有“北上之请”，希望通过改良的方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三、建立近代民主政体
对建立近代民主政体的论述是二人思想中另一个重要方面，这一主张与排满革命既互相联系，又有所不同。在《革命军》一书中，邹容认为革命排满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近代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可以保障民众享有各种天赋权利。为此，邹容在论述革命排满之后，在1903年便坚定不移地提出建立共和国的主张，并第一次描述了所要建立的共和国内部的秩序与场景。
陈天华也是民主政体的强烈拥护者，但与邹容不同的是，陈天华对建立民主政体的要求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在陈天华的代表作《猛回头》与《警世钟》中，陈天华将大量的笔墨用于对国家危亡局面以及鼓舞人们奋起维护国权的论述上，对民众的自由和建立民主政体较少关注，这一直被认为是陈天华思想的某种缺陷。但是在陈天华后期的文字中，他对建立近代民主政体表现出日渐强烈的关注。尤其是在《国民必读》一书和表露心迹的《绝命辞》一文中，陈天华对国民的权利与义务的讨论已经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他认为，仅仅是革命本身并不能保障国民应有的权利，而应该在革命后建立一个制度性的政体。在1903年的文字中，陈天华为反抗外辱提出要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而到了1905年，陈天华则进一步认识到要实现这一目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近代的民主国家，而排满革命不过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一个步骤而已。
四、造就近代国民
对建立近代民主政体的关注必然引发对造就近代国民问题的思索。陈天华和邹容对这一问题也无法回避。造就近代国民问题的提出是建立在对中国目前国民素质的批判的基础上的，它同时承担了双重的角色：既是革命排满的目的，也是革命排满的保证。一方面，排满革命本身是为了建立一个保障国民享有各项权利的民主国家，目的是使民众养成新型国民的身份；另一方面，为完成革命排满的目的，使革命排满真正能达到建立近代民主政体的目的，就要求参与革命的民众具备近代国民的基本素质，在高素质国民齐心协力的推动下才能实现。对于前者，那是革命之后的事情，而对于后者，则是二人关注的焦点所在。
为此，邹容提出在革命之前要有革命的准备，即推行革命的教育，造就数以万计的拿破仑与华盛顿。这说明，即使是在《革命军》气势磅礴的浪漫主义畅想曲中，邹容对当前国民主体素质也存在深深的担忧，这种担忧也留下了深深的民粹主义色彩。而邹容的担忧到了陈天华那里几乎成为解不开的情结。在陈前期的作品中，他对国民素质的论述多集中在对现实中国国民品性低下状况的批判。而到后期，陈天华已深深认识到国民主体素质对排满革命、建立民主政体乃至抵御外辱的重要意义。虽然在《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一文中，陈天华对国民推行民主政体的能力给予了激动人心的辩护，但是这种论证是乏力的，也无法缓解他对此问题的担忧。因而，在他后期的重要著作《国民必读》一书中，他集中论述了新型国民应该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应该具备的素质。他认为如果没有高素质的国民，就无法保证排满革命的近代意义。为此，陈天华曾从激进的革命立场退缩，甚至主张推行开明专制，在先觉者的引导下逐步养成近代国民。在《绝命辞》一文中，陈天华更是将这种担忧表达到极致，并以死来劝诫国人“力学奉公，坚忍爱国”。
二人不同的生活经历，将有助于理解邹容与陈天华在这一问题上的差别。在《苏报》案之前，邹容的成长经历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这也造成了邹容个性张扬、随心所欲的性情。他主要是和留学生、进步青年等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群体生活在一起，对中国基层社会的处境和革命实践的艰辛缺乏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而陈天华则来自中国最基层的农村社会，饱尝生活的艰辛和世态炎凉。在1904年，陈天华又亲自参加了湖南、江西等地的革命实践活动，对中国基层社会和广大民众主体素质的状况有着更深刻的了解。因此，在这一问题上，陈天华的认识更为深切。
邹容与陈天华在思想认识、生活道路乃至性情特征上都有着很多的共通之处，并不是偶然的历史巧合。应该说其中很多是当时一批新型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而邹容和陈天华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同时，他们的认识也和自身的成长经历和性情倾向密切相关。邹容年少气盛，个性张扬，这种风格在《革命军》一书中表露得清晰无遗。而陈天华早年生活艰辛，受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影响更为深刻，使他对国是民生以及民族的兴衰存亡显然更为关注，性格也显得内向、孤僻。
应该指出的是，即使身为同时代最优秀的民主革命理论家和宣传家，两人之间互相的思想影响也很少。1903年，陈天华曾发表文章回应邹容组建中国学生同盟会的号召，这也是二人惟一的一次“联合”。邹容的《革命军》出版之时，陈天华刚刚到日本，更多的是一个思想吸收者的角色，应该能感受到邹容的影响。但是由于《苏报》案的发生，邹容并没能阅读到革命派另一个“大文豪”激动人心的文章，也无法感受到陈天华后期思想变化的历程。
1905年，邹容与陈天华双双离开了人世，这仅仅是历史的巧合。但是如此年轻的生命在此时戛然而止，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伤痛。此时的邹容二十岁，陈天华也仅仅三十岁。虽然他们的文字已经奠定了二人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和辛亥革命史上的地位，虽然对二人的追忆和怀念绵延不绝于此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是，他们实在是太年轻了，以至于思想显得有些“单薄”，生命显得有些急促了。
在写作这本思想评传的时候，笔者一直在想，如果他们再多活哪怕二十年，将会留下多少激动人心而又深沉审慎的文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