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趋新力量的壮大
4月16日，邹容带着未完成的《革命军》稿本，同张继一起回到上海。再次来到自己曾经居住过的这座城市，邹容能感受到民族民主革命风潮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以往的论者在考察1903年革命思想传播的时候，多重视留日学生在此间所起的作用，但是，实际上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也是一个重要的革命思想策源地。伴随着庚子以后国人政治社会心态的变化，一支生机勃勃的近代知识分子队伍开始在这一区域聚集并释放能量。当时的进步人士已经认识到这种微妙的状况：“夫自甲午之创、庚子之变，大江以南，六七行省之士，翘然于旧政治、旧学术、旧思维之非，人人争从事于新智识、新学术，迄今而自由民权之论漂沸宇内，莫能禁遏，固不得谓智育之无进步矣。”杜士珍：《论德育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新世界学报》，第14号，1903年3月15日。而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中国教育会的成立与发展。
中国教育会成立于1902年4月，该会由蔡元培、蒋智由、王季同、黄宗仰、叶瀚等人发起，共推蔡元培为会长。章程规定，本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主张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觉悟。但是中国教育会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机构，在它内部存在着温和与激进两派间的分歧：“激烈派主张以学校为革命秘密机关，蔡孑民主之；温和派则以名实应求相副，不如纯粹办教育，培养国民，叶浩吾等主之。”因而在创立之初，中国教育会虽以教育为名，但是已经呈现出反清革命的色彩。如教育会的骨干分子蒋维乔便认为该会是“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作为一个由大量新式知识分子组成的机构，中国教育会的成立标志着趋新人士在世纪初开始聚合发展成独立的力量，并开始活动以扩展自身的社会影响。
从1902年11月到1903年夏天《苏报》案的发生，中国教育会在与会同志的努力下进入了它最有影响的时期。而兴盛的契机是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退学事件。事件起因于一位教师的座位上被摆放了一只空墨水瓶，南洋公学校方认为这是学生侮辱老师不学无术，并以此为理由将一名学生开除。对此，全班同学奋起力争，并宣布退学以示抗议。全校学生也对之表示支持，并要求校方收回成命，但是终未成功。于是在11月16号，学校全体学生齐集操场，三呼“祖国万岁”，整队退学离校。此后，中国教育会应退学生公请，决定组建爱国学社以收纳退学生，由教育会认助开办费用以及大部分的月费开支，并由教育会会员为之义务担任教员。11月20日，爱国学社成立，共推蔡元培为总理，以吴稚晖为学监。
爱国学社的成立引起了海内外学、绅、商界的极大关注。在成立之初，人们就对它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仿佛这个学堂可以造就出来许多拿破仑、加富儿、马志尼、加里波的、西乡隆盛的一般人才来。他们顽固的官场又道这个学堂希奇的很，他们办下去，必定会造就出来许多造反的家伙，仿佛有许多宋江、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孙文、康有为一般人才。”（《教育会会员蒋君性才由日本寄来演说稿》，《苏报》，1903年5月21日。）应该说，爱国学社的成立本身就是新风潮滋长的结果，而它反过来又极大推动了上海地区新风潮的发展。学社全体学生均加入了中国教育会。在蔡元培等人的引导下，“校内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教育会又与当时的《苏报》进行联合，由章太炎、吴稚晖等七人轮流为《苏报》撰稿，鼓吹学潮，传播新知。中国教育会还创办有印刷社，从事各种西方著述与反清革命书籍的编译出版，并在张园等处大开演讲会，鼓吹革命。在中国教育会的领导下，上海成为当时国内新式群体汇集的中心。也因为其间激进分子的宣传，使得革命排满的主张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邹容回到上海。他与张继前往爱国学社找到吴稚晖，被安排在爱国学社住下，并一同参加爱国学社的活动。不久，他又加入了中国教育会。从这一刻起，邹容便与上海最具有活力的群体结合在一起，被推向了时代风潮的浪尖。
第二节 拒俄运动中的邹容
就在这时，反抗法国与俄国侵略的拒法与拒俄运动爆发了。1903年4月24日，日本报纸报道广西巡抚王之春为了剿平辖区内的散勇，竟然请求当时驻扎在越南的法军给予援助。同时为了筹措军费，还以全省路权作为抵押，向亨达利洋行商谈贷款事宜。这则报道在东京留学生界引起一片哗然。他们认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害，因而电告上海学生，主张“应揭其阴谋，公同阻止”。
上海教育会在25日下午由广西人龙泽厚、马君武等发起张园集会，到会者四百余人。马君武、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纷纷登台演讲，要求清政府罢免王之春，反对法国出兵广西。会上蔡元培建议立即成立拒法会，为多数与会者赞同。在此次集会上，文献留下了邹容登台演说的记载：“桂抚王之春欲借法兵锄内乱，上海志士谋阻之，于张园集议，容往焉，滔滔辩论，旁若无人。”但从实际情况看，邹容那时只是众多知识青年中的普通一员，尚未为时人所熟知。后来，王之春借款借师之事被证实属日报讹传，拒法运动此后便渐告平息。
就在拒法运动刚刚兴起之时，又传来沙俄拒绝从东北撤军的消息。1903年初，沙俄公然撕毁《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拒绝撤退盘踞在中国东北的俄国军队，并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新的侵略要求，意欲独占东北。沙俄还公然叫嚣：“在撤净其余兵力之先，必须获得中国对于我们在满洲的利益的一系列保证。”俄国代理公使甚至声称，要将中国东北“归入俄国之版图”。消息传出，引起国人极大愤慨，更大规模的拒俄运动因而展开。
4月27日上午，上海绅商学界为“公议挽救之法”，于张园再次集会。这次会议是由汪康年发起，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的许多成员参加了集会，邹容也在其中。“到会者千余人，演说者亦数十人。”与会人士愤怒声讨沙俄的无耻侵略行径，宣讲瓜分豆剖的危机，一时群情激扬，“公认拒绝不认之办法，先电致各国外务部及我国外务部，申明不认俄约之由”。在会后呈外务部电中他们声明：“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在寄各国外务部电中声称：“闻俄人强敝国立满洲退兵新约数款，逼我签允，现我国全国人民为之震忿。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倘以此民心激变，遍国之中，无论何地，再见仇洋之事，皆系俄国所致，与我无涉。”
在会上，主张激烈的一派与以汪康年为首的维新派发生了争论。吴稚晖等人发表演说，态度激进，认为国势残破至此均是由于现政府的腐朽无能所致，矛头直指满清政府。在演说中，吴稚晖说道：“惟我国昏昧狂惑之政府，急为新政之反动，欲为仇外之谬举，乃饵其甘，而以为俄国之力足保我满洲之发祥地，以拒他国之凌侮，遂大倚为奥援，许以大利。驯至今日，遂使俄据东三省为己有，久假不归，居保护之名，而贻瓜分之实，失地、失民、失权、失财。我亦岂能怪俄人之狡诈强横，是实我政府之罪也。”吴稚晖的激烈言论使得拒俄运动一开始便具有了革命排满的倾向，因而在会场上发生了“因宗旨不合，相对驳诘，哄然走散之事”。
会后，维新派冯镜如向蔡元培建议设立四民公会与议事厅，欲联合上海的爱国力量，固结团体，万民一心，互望互助，共争国权，为蔡元培所赞同。4月30日，上海各界四千余人在张园安垲第大洋房再次集会，“爱国、育才诸学社学生戎服齐队而来，务本、爱国女校学生亦皆入座”。蔡元培首先登台演说开会大意，指出：“上海应设立国民公会以议论国事，如东三省、广西等之最要问题。”会上，与会诸人众议改四民公会为“国民公会”，宣布国民公会“以保全中国国土、国权为目的，凡关系于中国之事，本会例得干涉之”。并号召国民共同负担起保全国土国权之责任。会上，与会成员“诵《爱国歌》前二章，千人同声，音节甚壮。既而争先题名，中国万岁之声震屋壁”。恰值此时，会议忽然收到东京留学生致上海教育会、爱国学社的电文，内称：“俄祸日急，已电北洋主战，留学生编义勇军赴敌，请协力。”于是中国教育会会员龙泽厚当场呼吁：“东京学生可结义勇队赴敌，吾辈岂可放弃责任耶？”“遂偕来会诸君步出大草场，排成军队，向东一鞠躬，以表同情于留学生。”“礼毕，复入座，议编义勇队以应留学生，临时签名者甚众。”（《译西报纪张园会议事》，《苏报》，1903年5月8日。）邹容在当时便签名加入了国民总会与义勇队。据四川荣县人谢健在《四川诸君公鉴》一文中记载：“中国国民总会，设义勇队，以拒外侮为目的。三次到者均不下数百人，中以广东、江苏为最多，而我蜀则一二人而已。联合国民会时，各省分簿签名，鄙人签名之时，不禁陨涕，盖我四川簿中，除健而外，仅巴县邹君一人。”
然而，无论是中国教育会还是四民公会，都不是一个纯粹的革命组织或维新组织，其成员的出身、政治观点与价值倾向有着很大的差异。其中既有知识界人士，也有工商界人士；既有激烈的排满主义，也有温和的保皇言论。这表明，在戊戌、庚子以后，一批具有新思想的传统人士与刚刚涌现的新知识群体在救亡图存的共同目标下结成了一个松散的联合体。救国是他们共同的目标，趋新是他们共同的特征。在1903年，上海的拒法、拒俄运动就是由双方共同发起、推动的，张园集会的召开和四民总会的成立也是双方合作的表现。但是在如何实现救国的途径上，他们之间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其中的激进者如章太炎、吴稚晖主张排满革命推翻清政府；而汪康年、冯镜如等则主张渐进的维新立场。由于政见上的分歧也使双方的矛盾在事态的发展中日益激化。汪康年、冯镜如等人发起张园集会，其目的是试图引导上海的社会势力沿着自己的维新、保皇路径发展。但是，在拒俄运动发起之时，吴稚晖的言论便已经开始表现出革命排满的倾向。而在运动发起之后，青年学生更是呈现出空前的政治激情，甚至直言反清排满，形势已非汪康年等人所能控制。这使他们十分不满，因而在拒俄运动迅速发展的5月中旬，汪康年在维新派掌握的《中外日报》上接连发表了《存诚篇》与《乘时篇》两篇文章，对当时上海青年激进的言行给予批判。他认为当时革命论者是“创非常之论，挟劾众之言”，“煽惑一时之人心”，“跳掷叫嚣，自炫自暴，惟恐人之不知，甚至哗噪扮演，有同儿戏”。针对汪康年貌似稳重的言论，激进分子以《苏报》为阵地进行了反击。在5月13日的一篇来稿中，作者便明确指出：“据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革命与救国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5月18日，《苏报》又发表了社论《读〈中外日报〉》，指出《中外日报》言论中对几次集会上部分青年的批评是不公正的。相反，社论认为这些青年的言行是“国家思想之萌芽”的表现，是革命主体意识增强的表现，因而不应打击、压制，而应“将引而进之”。这些文字上的论战表明在如何引导拒俄运动的发展上，革命者抛开了保皇忠君观念的束缚，而依托于近代国家观念与国民思想，试图用一种民族国家的新政治观来解释当前的爱国主义行为。而保皇派却将爱国与保皇维新联系在一起，试图将运动引入保皇立宪的歧途中。
4月30日张园集会后，爱国学生编列了义勇队。但是由于缺乏教练，并没有具体的组织与操练活动。恰逢南京陆师学堂退学风潮，经爱国学社与退学学生代表林力山、章行严接洽，30余名退学生来到上海并加入爱国学社。“于是林力山、章行严，合社中原有体育教员，分任教练，改正名称为军国民教育会，自蔡孑民、吴稚晖、黄宗仰等重要成员及年龄较长之社员，志愿入会者共九十六人，分为八小队，早晚操练。”邹容作为义勇队队员，也随同操练。
但是在政治舞台上，邹容仍然不是引人注目的角色。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之时，他继续着《革命军》一书的写作。
邹容抵达上海后，首先住在爱国学社，与章士钊同居一室。章士钊是南京陆师学堂的退学生，长邹容四岁。因抗拒陆师校方的专制行为愤而退学，来到上海爱国学社。两人志趣相投，一见如故，常就时局国事抵足而谈。后经张继介绍，邹容又得以与章太炎相识。章太炎长邹容十八岁，在1903年3月，章应蔡元培、蒋智由之约，来上海爱国学社任国文教员，也住于爱国学社内。当时，他已经是国内外知名的经学大师与排满革命的鼓吹者。在爱国学社讲课时，“日以文章气节相砥砺，声动一时”。但却因脾气古怪、偏执而难入时流。可是，邹容却与章太炎“一见如故”，“一见心钦，互相期许”。邹容十分欣赏章太炎的学识与见解，因而经常到章太炎处谈天说地，指点江山，“各为高论”。章太炎也很赏识邹容的锐气与才华，“一见奇之，许为少年英发，称之曰小友。遇蔚丹有问学请益事，辄循循导之”。章太炎还将自己刚刚改订的《訄书》书稿给邹容观览。
回到上海后不久，邹容便与章太炎、张继、章士钊结成了亲密的关系。当时章太炎在爱国学社教授国文课，在作文课上宣传民主革命。他在要求学生写自传时便定题为《某某人本纪》。本纪是传统史书中为皇帝作传时的体例，章太炎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表达了他对君权的蔑视。邹容知晓此事，后便称章太炎为“皇帝”。章太炎便以自己为“东帝”，而称邹容为“西帝”。有一天，章太炎邀约邹容、章士钊、张继三人一同到四马路九华楼畅饮，酒兴之时，章太炎提议四人拜为兄弟。邹容等三人立即表示赞同，于是根据年龄长幼以章太炎为大哥，章士钊为二哥，张继为老三，邹容是小弟。后来，邹容又搬去与中国教育会会计金天翮同住一舍，得以与金天翮介绍来的学社附课生柳人权、陶亚魂等人结识，大家一齐议论国事，倡言自由权利，一时互相引为知己。
这么多进步青年走在一起，为邹容的生活注入了无穷的活力。在这样的天地里，他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与见解，抒发自己忧国忧时的情怀。同时，他还可以从朋友们那里得到理解与支持。由于共同的理想与追求，邹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交往圈，并明确了新的价值认同。他与自己家庭的接触越来越少了。在拒俄运动初起时，邹容还曾跑去劝说在上海的舅父捐款以纾国难，但是得到的却是冷漠的拒绝。他还写信给家中的父亲和兄长，介绍国势时局的危亡，希望他们能为天下兴亡尽匹夫之责，却被家人不理解地斥为疯子，“亦以其狂而弗纳也”。因而在这样的环境中，邹容与家庭的关系便日渐疏远了。这更加促使他将整个身心投入到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中。
在拒俄运动的推动下，上海涌动着排满风潮。在邹容、章太炎身上以及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中，革命排满的情绪日益公开化。在这样的背景下，邹容完成了《革命军》的写作。他将书稿拿去给二哥章士钊请教，章士钊认为：“主义无可商，文字亦条畅足用，只为签题‘革命军’三字归之。”邹容又将稿本送与大哥章太炎，请他在文字上代为润色。一向以严谨雕琢著称的章太炎见到《革命军》一书后却对之赞叹有加。他说：“吾持排满主义数岁，世少和者，以文不谐俗故，欲谐俗者，正当如君书。”并提笔为该书做序。邹容的朋友张继、柳人权、陶亚魂等人在此时也读到了这本书稿，他们均认为在当前急需开通国民政治观念之时，这本“平直浅易”的著作不啻为一本“国民主义的教科书”，因而应赶快付印，散发到社会之中。于是章太炎找到了中国教育会会长黄宗仰帮助。黄宗仰在阅毕书稿后爽快地答应设法出版，柳人权、陶亚魂等人也捐资以助发行。5月下旬，在激进的上海学界，《革命军》的稿本已经为少数人知晓，并争相传诵。
第三节 发起中国学生同盟会
随着拒俄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上海和东京学生的带动下，全国各地先后发生了规模不等的学生抗争。在北京、保定、武昌、长沙、杭州、广州等处，学生或组建团体，或上书政府，声言拒俄卫国。如在北京，京师大学堂两馆学生在闻知东三省事后，便纷纷登台演说时局，思筹力争善策。并电告各省督抚与各省学堂，要据理力争。江西大学堂学生在闻得上海成立义勇队后，也“多有意愿组织一部，附入上海学生军，同为响应”，“并习兵式体操，以为赴敌准备”。湖南学生“盖奋起，沈明煦辈，偶议领枪练队，预备前敌，从之者甚多”。
与拒俄运动相辉映，各地“学界风潮”也于1903年大规模蔓延，在浙江、江苏、江西等地均发生学生与学校之间规模不等的冲突。早在拒俄运动之前，江浙一带的学界风潮便已经初成气候。自1902年夏杭州养正书塾（后改名杭州中学堂）风潮后，1903年3月又连续发生了南京陆师学堂退学风潮与浙江大学堂退学风潮。其他如杭州蕙兰书院、上海广方言馆、苏州毓元学堂也相继发生学潮。而在拒俄、拒法运动的历史背景下，学界风潮更呈现出蓬勃的扩展之势。
学界风潮的扩散和各地拒俄运动的发展，使得联络各地爱国民主力量致力于共同的政治目标显得更为必要。在当时，各地的学生运动虽然不断涌现，但大多很快就消失了。由于缺乏统一领导，这些运动并未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在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来领导全国分散的学生运动，才能使学生的抗争发挥更大的社会与政治影响。正在这时，邹容提出了组建中国学生同盟会的构想。他动手起草会章，要求海内外全体中国学生均加入此会，并于各省分设总部，各府县分设分部，并且他以发起人的名义将会章分寄各地以寻求学生的呼应。
邹容的这一倡议是很有前瞻性的，由于它反映了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学生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当时刚刚赴日的湖南留学生陈天华便热情地对邹容的倡议给予支持，并写了一篇《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的文章，在《苏报》刊登以为响应。文章指出，在全国各地学生运动“到处风发，气象特佳”的局面下，应该“于学界成一绝大合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者也”（陈天华：《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苏报》，1903年5月30、31日。）。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学生群体相对分散的力量聚合在一起，发挥出更大的能量。
早在邹容留学日本之时，他便以“中国人皆同乡，岂以方域相隔”，对当时留日学界的地域观念与分割状况深表不满，并“与同学钮永健规设中国协会”。邹容的这一倡议并未成功，也没有在日本留学生界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这却表明邹容很早便已注意到组建统一的团体组织的重要性，而组建中国学生同盟会显然是这一主张的继续。但是，邹容这次又没能成功。当时，各地的学生运动发展很不平衡，而且联系也很少，学生在认识上也对组成联合团体缺乏应有的心理准备与具体的实施措施。清政府一直对学生风潮十分敌视，极力阻止学生中出现一个跨地域的统一组织。当时在国内学生界，影响最大的两个组织是设在上海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事实上从一开始，中国教育会就力争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该会会章规定：“本会置本部于上海，设支部于各区要之地。”教育会与江苏、浙江、江西、安徽、两湖新知识界中的进步知识分子有密切的联系，各地也多唯上海马首是瞻。因而依托于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来发起创建中国学生同盟会是一种可能的选择。但是此时，中国教育会恰与爱国学社由于意气之争发生分裂，这使得邹容的提议失去了可操作的现实基础，而邹容本人也被卷入这场风波之中。
爱国学社是在中国教育会的支持下建立的。学社成立以后，学社里的学生大都加入中国教育会，双方在组织与名义上虽然有别，但实际上却难分彼此。从学社成立到1903上半年，在双方的通力合作下，学社事业获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国教育会也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师生皆议论时政，放言无忌，一改官立学堂所为，隐然成为东南各省学界之革命大本营焉。”但是，暂时的成就也滋长了居功自满、不可一世的情绪，加上极端自由观念的影响，部分学社学生开始同中国教育会闹独立。
在学社开办之初，中国教育会为学社筹措开办经费和运行费用，会员义务为学社学生担任教员，“确受社员之爱戴”。但到1903年，“会中经费已行枯竭，未有大宗款项赞助学社”。部分学生便借口财务问题，认为教育会实际上是靠学社学生学费来供养，主张与教育会分离。而教育会中的一些人则认为学社实际上是中国教育会所办的事业，从而使双方的矛盾日渐激化。5月24日，中国教育会举行四月月会，邹容也到场参加，并在会上“论中国改革之大势”。但是在这次会议上，“会员王君首登台，宣读本年修改章程草案，经众议决毕，某君继之，语不可辨，惟中涉爱国学社，谓‘学社即教育会之一部分’”。学社学生趁机发难，在他们的刊物《童子世界》上发表了《爱国学社之主人翁》一文，以“爱国学社与教育会，平等之二团体”予以反驳。并刊登广告，严分会社关系。虽然中国教育会会长黄宗仰从中多方调节，但吴稚晖与章太炎由于积怨已深，各执一词，不愿调和。章太炎在学社教授国文课，讲义深奥，为学生所不满。吴稚晖于是将学生的意见转达，章太炎反以为是吴稚晖在背后煽动学生反对他。章太炎本人对学社学生的品行也甚为不齿。他批评爱国学社学生“多眺弟子，颇自发抒”，“学生踞学社，不务储能为国用，旦夕相与论议结党援与本会抗”（金天翮：《蔡孑民传》，《天放楼文言遗集》卷3章太炎的态度同样影响了邹容。当时学社学生多学习英语，“容便调之曰：‘诸君堪为贾人耳！’社生皆怒，欲殴之”。这种论调显然是志气不凡的青年学生所无法接受的。在爱国学社内部，邹容与章太炎已经为众多学社学生所不满，而吴稚晖又表同情于学生。因而，章太炎主张教育会与学社分开，提议“以书警之，能幡然悟则善矣，不然并削诸学生籍”。黄宗仰、蔡元培见调解无效，又恐怕这样下去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便于6月13日召开特别评议会，商讨会社事宜。会上，邹容、章太炎与吴稚晖等爱国学社诸生发生了争吵。于是蔡元培当场决定，学社独立。19日，爱国学社发表《敬谢教育会》一文，宣告独立。接着，黄宗仰代表教育会公开致函《贺爱国学社之独立》，承认既成事实。邹容组建中国学生同盟会的想法在这样分裂的环境中成为泡影。
第四节 新知识界的分裂
6月上旬，《革命军》一书终于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书出后，举世为之轰动……蔚丹盖知名于时。”在当时革命势力方兴未艾的上海，《革命军》的出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苏报》也表现出强烈的革命倾向。《苏报》由胡铁梅创刊于1896年。创立之初，内容多为一些无聊小事与黄色新闻。1898与1899年之交，《苏报》为湖南人陈范购得。陈范具有一定的新思想，他“愤恨晚清官场的腐败，很想主持清议，挽救糟糕的时局”，因而在他的经营下，《苏报》“主张逐步前进”，并在上海传媒中脱颖而出。尤其是在上海革命风潮的推动下，《苏报》的立场日渐激进，“初由变法而保皇，继由保皇而革命”。在当时，《苏报》便专门增辟“学界风潮”专栏，对全国各地的爱国学潮给予介绍。及至1903年，爱国学社成立后，学社与教育会同仁既欲筹措办学经费又要开辟言论阵地，便与《苏报》馆发生关系。双方约定，“每天报上的社论，由学社社员七人轮流担任。报馆按月致酬百元，以助学社经费”。于是《苏报》遂成为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之园地。1903年5月27号，《苏报》正式聘请爱国学社章士钊担任主笔，在章的引导下，言论更趋激烈。
6月1日，《苏报》进一步公开宣布“大改良”，大量刊登宣传革命排满的文字。从1903年6月1日到7月7日苏报馆被查禁为止的三十七天里，《苏报》便刊载了数十篇宣传革命排满的文章。在《革命军》一书出版后，为扩大该书的社会影响，《苏报》专门刊出了介绍和评论《革命军》的文章。6月9日，章士钊便化名“爱读《革命军》者”在《苏报》上发表了《读〈革命军〉》一文，称赞此书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而在《新书介绍栏》中，《苏报》又有专门介绍《革命军》的文字，称它“笔极犀利，文极沉痛”，“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若能以此书普及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6月10日，《苏报》又刊载了章太炎的《〈革命军〉序》。这些文字极大推动了反满革命思潮的扩展。
《苏报》的革命宣传主要集中在对保皇言论的批驳上，邹容是其中的干将之一。应该说，在1903年5月的拒俄、拒法运动之前，江浙学界便已经呈现出某种革命的倾向。（但是革命思想的突飞猛进却是与满清政府当时对拒俄运动的压制密切相关的。拒俄运动本来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起初，学生并没有针对现存政府的意思。相反，运动的组织者还不断向政府请愿，恳请政府为维护民族利益而奋起拒俄。但是，拒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展开使清政府十分担忧它会危及到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而对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竟然以“擅自与友邦开衅”、“有碍邦交”为名予以压制。指责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并且四处下令逮捕爱国学生，“务令各州县严密查拿”，“随时获到，就地正法”。政府的这种行为无疑加速了青年学生的革命化进程，使他们认识到清政府实际上已经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而且对内压制进步人士救亡图存的要求，成为爱国救亡道路上的绊脚石，因而要反对列强的侵略，就必须以革命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当时的一份杂志这样描述爱国青年的苦闷心情：“今运动满清政府之方针，既不可遂，则诸君与其为满清政府刀头之饿鬼，何如为国民党之骁将乎。”清政府的压制反而使革命排满思想在此时迅速传播，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前文已经提及，在拒俄运动初起之时，革命派与保皇派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前提下暂时联合起来。但是双方内部的分歧并没有消失。为了使运动的发展服务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双方在5月中旬便已将分歧见诸报端。到6月初，当革命派公开亮出革命旗帜，革命思想激荡人心之时，保皇派便公开出面反对激进的革命立场。
1903年6月8日、9日，《中外日报》连续刊载了《革命驳议》一文，宣扬革命势必造成内乱，进而引发外部势力的入侵，认为革命派“欲自启战机，而勾引外人，使其瓜分吾耶”（《中外日报》，1903年6月9日。）。因而该报认为中国现在只能维新，不可革命。针对此文，章太炎与章士钊、蔡壮怀、邹容四人合写了《驳〈革命驳议〉》一文，刊登在6月13日的《苏报》上，对保皇派的论点进行反驳。邹容所写的内容是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从“无已，请比较革命、立宪之难易，还以商普之义，与海内外人士质之可乎”起，至文章结束止。在这段文字中，邹容首先比较了立宪与革命之区别。他指出由于中国社会现实的腐败和国际形势的危急，目前的情势已经不适于推行“迂远无补”之维新，而应振之以奋雷猛迅的革命。他说：“今以数千年遗下懦弱疲顽之社会性质，俯首屏息于专制政体之下，一旦欲其勃焉而兴，胥人人而革之，以进于光明伟大立宪国之国民，吾恐迟之十年、数十年后，仍不能睹效于万一，而中国之亡，已亟不能待，况满清政府之初无立宪思想乎？”在论述中国当前实行革命主义必要性的同时，邹容又对革命浪漫主义的前景给予了阐发。他说：“无奋雷之猛讯，则万蛰不苏，无蒲牢之怒吼，则晨梦不醒；无掀天揭地之革命军，则民族主义不伸。”他认为革命是国民的天职所在，因而国民应该操纵自己的权利，而不能像维新派那样仰承政府之鼻息。在这段文字中，邹容不但对目前革命与立宪之难易进行了比较，而且还开始思索具体的革命进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他说：“革命之举，虽事体重大，然诚得数千百铮铮之民党，遍置中外，而有一聪明睿智之大人，率而用之，攘臂一呼，四海响应，推倒政府，驱除异族。及大功告成，天下已定，而后实行其共和主义之政策，恢复我完全无缺之金瓯，则所革者政治之命耳，而社会之命，未始不随之而革也。”在这段文字中，邹容事实上已经触及到革命进程中的政党组织问题、革命领袖问题以及革命运动的纲领问题。这表明邹容当时不仅仅是用激进的言论来呼唤革命，而且开始探讨革命中的具体问题。
就在革命派与保皇派激烈争论之际，以冯镜如为首的保皇派开始将言论上的对立化成行动。为了服务于自己保皇立宪的目的，他试图将由维新派和革命派共同组成的国民公会转变为保皇的“国民议政会”。当时正值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发生分裂，革命力量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冯镜如等于是乘机“以保皇归政之说号召天下”。冯镜如等人对更改团体名称之事采取了“暗箱操作”的手段，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中的很多人并不知晓。冯镜如等在发起更名国民议政会集议时，未曾表明宗旨，因而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在当天的会议上，他首先登台演说，声称：“中国者普遍之中国，皇上者中国之皇上，归政之请，责无旁贷，不得以安分避嫌之小言，误普天率土之大义。”并定于旧历闰五月望（7月21日）陈请慈禧太后归政光绪，声称将以“志在必得为宗旨，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冯镜如的言论与主张显然是革命派所不能接受的。在革命风潮渐得人心的时刻，散布对清廷的幻想对革命者来说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会妨碍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冯镜如的言论立即召来革命派的反对。冯镜如本来是广东商人，为“求英国领事保护营业”，曾经加入英国国籍。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背景中，这不能不算是他经历上的污点。年少敏锐的邹容抓住这点责问他：“尔英人，今所设者，中国民议政厅耶？英国民议政厅耶？”并拒绝入会。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许多成员也继起加以拒绝，从而使国民议政会之设变得有名无实。在拒俄运动中，革命派与保皇派至此终由联合而至分裂。
第五节《苏报》案
《苏报》在上海宣传革命，引起了清政府的密切关注。在拒俄运动之前，清政府便因《苏报》“揭橥革命，为天下倡”，而视之如蛇蝎。江苏巡抚恩寿指明上海道要拿办首要。而在其拿办的名单中，就包括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冯镜如等多人。但是由于治外法权的存在和租界工部局的拒绝，拿办并未成行。在5月初，又因张园集会的召开，地方官员更是屡屡奏告“请即设法将为首之人密拏严办”（《苏报》，1903年6月3日。）。
6月份以后，《苏报》主张更趋激烈，并大量刊登革命言论，同时《革命军》秘密出版，一时革命风潮风起云涌。6月29日，《苏报》又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由章士钊节录后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发表，盛赞革命是“天雄大黄之猛剂”、“补泻兼备之良药”。并且直指光绪皇帝，将他比做“未辨菽麦”的“小丑”。这种肆无忌惮的文字更是进一步刺激了清政府。其中邹容与章太炎二人尤其为清廷所嫉恨。当时湖广总督端方在致两江总督魏光焘的电文中便称：“查著《革命军》逆书，系四川巴县邹容所为，浙江余杭章炳麟做序，此书逆乱，从古绝无。竟敢谤及列祖列宗，且敢直书庙讳，劝动天下造反，皆非臣子忍闻，尤非拿办不可。”6月20日，魏光焘、端方与恩寿联名奏报“设在上海租界之《苏报》馆刊布谬说，而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请旨查拿。次日，清廷便下旨：“似此猖狂悖谬，形同叛逆，将为风俗人心之害。著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魏光焘旋派道员俞明震赴上海道与袁树勋会同办理，并向各国领事提出了准备拿获人员的第二份名单，其中包括邹容、蔡元培、黄宗仰、章太炎、吴稚晖、陈范六人（名单中共有七人，另外一名陈梦坡，即是陈范）。经过清方与驻沪各国领事的反复交涉，工部局同意由巡捕房签发拘票捕人，清政府也决定以政府名义在租界法庭起诉邹容等六人。
工部局出于各种考虑，在捕拿之前，已屡传吴稚晖等人问话，“表示保护，亦即示意使诸人会意而出走，并无严拿之意”。在这种背景下，吴稚晖离开上海。6月29日，工部局巡捕房派人来到《苏报》馆捕人，仅捉走了账房程吉甫一人。邹容在得知消息后藏到虹口一个传教士家中。但是倔犟的章太炎并没有走。翌日，他在爱国学社内静坐待捕，旋为巡捕带去。邹容后来得知长兄被捕，又收到章太炎从巡捕房转来的信，“即徒步走赴狱自至：‘我邹容。’英巡捕皆骂曰：‘尔五尺竖子，未有知识，宁能作《革命军》，得无有狂疾？速去！’容曰：‘我著书未刻者尚千百卷，非独此小册也。尔不信者，取《革命军》来，吾为尔讲说之。’巡捕既不能得容，及容自至，亦欲因以为功，乃开铁栏引容入居巡捕狱。”当时，陈范已经远走日本，蔡元培在6月就去了青岛。同章太炎、邹容一同被捕的另外四人分别是程吉甫、龙泽厚、钱宝仁与陈仲彝。7月7日，在清政府的再三要求下，租界当局下令查封了《苏报》馆。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苏报》案。因其主要目标是指向章太炎、邹容二人，亦称“章邹之狱”。
章太炎、邹容的投案在后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这也正反映了当时一批知识分子的道德准则与价值追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影响的结果，也可以看到英雄史观的痕迹。在革命初起的1903年，邹容、章太炎不畏生死的行为对于唤醒沉睡的国民、扩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塑造新的国民道德风范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这同时也反映出二人在性格与思想上的缺陷。由于没有真正从事革命的实践工作，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认识不足，因而当事情突如其来时容易陷入盲目的冲动中。当时叶瀚便劝说章太炎留身以待，却为章太炎嗤之以鼻地加以拒绝，从而造成了无谓的牺牲。
邹容与章太炎的被捕使清政府欣喜万分。但由于治外法权的保护，清廷无法在上海租界享有司法权力，因而希望将二人引渡至南京，以便随心所欲地进行审讯。但是，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同意引渡。他们认为引渡二人会破坏各国在上海租界内的“治外法权”。“此租界事，当于租界治之，为保障租界内居民之生命自由起见，决不可不维持吾人之治外法权。”同时，维新派的舆论也“颇不满于官方处置的言论。此外，旅沪外侨机关报也有责难领事的表示，对于解往南京审讯之举，尤为反对”。在这种局面下，清政府虽然一方面仍在与诸国领事交涉引渡事宜，一方面也只得同意在租界组织会审公廨，处理此事。由于双方存在着矛盾的立场，使得会审公廨对《苏报》案的审讯屡讯屡停，长期未能作出判决。
7月15日，在会审公廨开始第一次审讯。清廷聘请古柏与哈华托担任律师。在审讯中，古柏代表清政府宣读了起诉书：“中国政府控邹容以该犯所曾著《革命军》一书，故意污蔑今上，诽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四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并举书中污蔑、诽谤各节以为佐证。邹容、章太炎在作出供承之后，审讯便因交涉未定而草草收场。7月21日，续审亦因交涉仍然处于僵局而“改期会讯”，没有取得什么结果。恰值此时，从外面传来革命党人沈荩沈荩（1872—1903），字愚溪，湖北善化人。1898年湖南维新运动高涨时，与唐才常、谭嗣同等人参与筹划。政变后，东渡日本。1900年回到上海与唐才常共组自立会。汉口事败后，来到北京。1903年，沈荩得知清廷与沙俄签订密约，将之公诸报端，引起全国和留日学界的一片抗议，旋为清廷逮捕。7月，杖毙狱中。在北京为太后杖毙的消息，死状之惨，令海内外舆论为之震动。一时国内外舆论一致强烈谴责清政府的残暴血腥。他们担心，如果将邹容、章太炎引渡，也会遭到清廷同样的暴行，因而纷纷反对引渡，主张在租界进行会审。“英美两国公使并各接到其政府的训令，对于《苏报》案犯引渡一事，命不得允可。”）租界当局在各方压力下，决定在会审公廨开设额外公堂，对《苏报》案进行审理。对此，清政府只得同意由上海县会同译员及英陪审官审讯，并授权上海县判决。在引渡的希望破灭后，清廷仍然希望能在刑期上做文章，希望将邹容、章太炎二人定为“永远监禁……能在华界监狱最好”。
12月3日星期四，额外公堂重新开庭。从3日到5日，连续进行了三次审判。虽然在公堂之上，原、被告双方就案情进行了反复的辩驳，但是，案件的裁决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清廷与列强之间幕后交易的结果。清廷显然是不可能放过邹容与章太炎的。由于其他四人与案件牵涉较少，且迫于公开审判中舆论的压力，程吉甫、钱宝仁在3日的公审后便被当堂释放，陈仲彝、龙泽厚也于17日具结释放。对于邹容与章太炎，清廷希望能将之判为永久监禁。12月24日，额外公堂循清廷之请宣判：“如邹容、章炳麟照律治罪，皆当处决，今逢万寿开科，广布皇仁，援照拟减，定为永远监禁。以杜乱萌，而靖人心，而租界一群不逞之徒知所警惕，不敢为非。”然而，这项判决遭到了领事团与舆论的共同反对。陪审的英国领事译员当场宣布这项判决违背了领事团与上海道签订的在租界捕人的协议，而应视为无效。“所判永远监禁，不能应允，应行会商，不合专主，堂谕作废。”各界舆论也以“在法律及人道上均属不合”，要求立即将控案注销。一时上海又盛传将释放章、邹二氏之说。在这样的压力下，清廷担心若再在刑期上坚持己见，可能到头来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因而最终决定不再在刑期上坚持。1904年5月21日，额外公堂最后一次开庭，宣判：酌定将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而以上年拘获之日起算，俟禁期届服，即逐出租界之外。延续了近一年的《苏报》案至此方告结束。
《苏报》案在辛亥革命史上是一次重大的转折。从表面上看，邹、章二人均被监禁，清政府取得了胜利。但是实际上，《苏报》案的发生，使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当时获得了空前的传播。由于治外法权的限制，清政府不得不在外国租界内同两个中国人打官司，使“革命党与清廷居然有敌国之势”。清政府在中国国土上不仅无法施展主权，还要看外人的颜面行事，这一事件本身已使得清政府威风扫地，也使更多的人认识到现今政府的腐朽与无能。《苏报》案发生以后，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把清政府与革命党的斗争公开展现在民众面前。清政府在案件中玩弄的各种伎俩，使人们认识到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它对进步力量的压制，因而更加促使了革命潮流的发展。章太炎、邹容的著作也因《苏报》案的影响迅速为更多的人所知晓。当时有人评论道：
前日之《苏报》与《革命军》，议论虽激，然而阅此报与此书者几何人也？一般之国民固未尝知其所号召者为何事，其鼓吹者为何事。今日《苏报》之被禁，章、邹之被锢，其势固已激荡于天下。然《苏报》之被禁，章、邹何以被锢之一问题，出诸于一般国民者必多，则必应之曰：为逐满故。何为而逐满？则又必应之曰：为汉族受满族之荼毒已不胜其苦，满族实汉族之世仇故。以此而互相问答，互相传说，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万。于是排满之一主义，遂深入于四万万国民之脑髓中。
第六节 狱中生活
从1903年6月入狱之后，邹容便开始了自己的铁狱生涯。监狱，也是他最后生活的场景。起初，邹容与章太炎是呆在巡捕房内。但是对于“年少剽急”的邹容而言，巡捕房的斗室生活显得沉闷而枯燥。章太炎为了排解生活的郁闷便引导邹容读佛典、先秦诸子、习诗文。“两人日会聚说经，亦时时讲佛典，炳麟授以《因明入正理论》，曰：‘学此，可以解三年之忧矣。’”“与余读佛经及周秦诸子以为乐，时时欲为诗，自以为未素习也。余曰：‘弟为之，虽不工，亦无害。’”在这种背景下，邹容作了一首《涂山》以抒怀：
苍崖坠石连云走，药叉带荔修罗吼。
辛壬癸甲今何有，且向东门牵黄狗。
这是一首感怀思乡诗。涂山在四川境内，诗文的前面描写故乡的山的险峻，实际上是来比喻当时时局形势之危急。后两句用大禹治水、李斯被杀的典故描述自己当时失落的心境。李斯是战国时期秦国著名的改革家，正是基于李斯改革的成就，秦国才迅速崛起，并最终形成秦灭六国的局面。但是邹容在此诗中却指出，李斯虽然取得了这么巨大的成就，最终却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从中可以感受到在现实困境面前邹容情绪的低落。身为兄长而又工于古文的章太炎对此不能不有所察觉。他于是安慰邹容，指出目前的情形尚未到山穷水尽的境地。
在章太炎的安慰下，邹容的情绪才略见好转。7月21日审讯后，章太炎得知清廷在引渡问题上屡屡受阻，开始对前途表现得乐观起来。当时章太炎便为诗一首，送与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从中可见革命者的英雄气魄。
乘此心情，邹容也和诗一首：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时扫妖氛。
昨日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与初入狱时的《涂山》不同，邹容的这首诗一改前诗中的伤怀，充满了革命的豪情。诗文也表明，即使在狱中，邹容最关心的仍然是国家时局与革命事业，并希望能有一天使污浊的现实玉宇澄清。
8月，章太炎得知旧友沈荩杖毙狱中，便作《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一诗吊念：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
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
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邹容也随之和诗《狱中答西狩》：
中原久陆沉，英雄出隐沦。
举世呼不应，抉眼悬京门。
目瞑负多疚，长歌召国魂。
头颅当自抚，谁为垒新坟。
诗言志。在《狱中答西狩》一诗中，邹容实际上是借对烈士的颂扬表达了自己的抱负与追求。正因为这样，此诗对于了解邹容的思想是很有帮助的。全诗悲壮、深沉，充满了爱国青年的热血豪情。诗文的前两句是对世局危亡和英雄光荣事迹的介绍。邹容接着指出在“举世呼不应”的沉沦现实中，英雄不顾个人安危奋起以天下兴亡自任，为唤起民众的觉醒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借用春秋时代伍子胥“抉吾眼置东门，以见越之灭吴也”的典故来赞叹孤胆英雄的一腔热血。应该说，这既是对烈士的由衷赞誉，也是对现实残破局面的感慨。“目瞑负多疚，长歌召国魂”，作者为我们描写的是一种壮志未酬的情怀。国势的残破，使得以天下事自任的邹容感到的是愧疚。为了挽救现实的沉沦，只有放声长歌，召唤国魂的归来，以求唤醒昏沉不应的民众，振奋民族的精神。“头颅当自抚，谁为垒新坟”，这是全诗的收笔，它既是对章太炎诗文“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的回答，也表明了邹容决意献身革命、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
邹容同时还留下了两封书信，这对于考察其入狱后的思想变化有一定的帮助。一封信是写给故友柳亚子的，日期不详，大约在入狱半年左右；因为在这封信中有“某事国无状，羁此半年，徒增多感”的话，故当在入狱半年后所作。另一封是写给蔡孑民，作于1903年12月13日。在信中，我们可以看到邹容对国事时局、救国革命的执著眷恋。在写给柳亚子的信中他说道，在狱中“思潮塞绝，欲尽文字的国民责任，念而不能，得足下活泼之文章，鼓吹国民，祖国前途或有系耶”。在与蔡孑民书中，他同样表达了这种执著，并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比来，老大支那瓜分之说哗嚣尤甚，亡国之民同兹慨忿。伪政府擅自以吾族血土再拜敬献于列国皇帝统领陛下之前，徒恨吾柔脆奴隶之汉种只能坐视其盗卖不思一抗耳！今者海内大义日益昌明，我神圣文武之皇祖或眷其胤，亲爱之同胞同德一心，而又加以吾同志之自持不退，终必有俎醢此五百万蛮族之一日。”但是这种急切的救国之情也使得邹容对于枯燥的铁狱生活颇多怨言。在信中他说：“某事国无状，羁此半年，徒增多感”，“岁月逼人，羁此又将卒岁也。”这种心境和前面《涂山》诗中所表达的情绪是一致的。如前文所述，邹容对于国势的衰微始终有着十分急切的关注，但是，如今自己却身处铁狱之中，不但在身体上要承受着折磨，而且由于无法实现救国理想而更增加了内心的焦躁。这种焦躁对他的精神状态不能不说是一种沉重的压力。邹容与章太炎不同，章太炎对佛学有着很高的领悟，因而通过研读佛典使他在动荡纷扰之中能维持心理的平衡，在横逆挫阻之中能坚持自己的信念，从而培养了自己坚强的身心和沉毅的性格。但是邹容缺乏这种领悟，更重要的是这种焦躁的情绪使他无法安心于佛典的修习。由于无法找到化解压力的信仰寄托，使得烦闷无聊的铁狱生活更加不可忍受，而化成郁闷淤积胸中。
在2月24日的审判之后，邹容与章太炎便被送往提篮桥西狱。由于尚未宣判，狱方并没有将两人作为囚犯看待，还专门为他们找了一间房子，条件也颇为优厚。据记载：“室方广平均约一丈二尺，中置一几，几旁列藤椅两具，几上满置书籍及笔墨等物。室之两端，置卧榻二。榻上枕衾咸备。室之一隅，更杂置书籍……室颇洁净，光线亦充足。天炎歊气，俨然清凉世界，于卫生上颇相宜。”但是在5月21日正式宣判后，对二人的优待便取消了，邹容被关进铁栏之中。至此，他们已经认识到监狱生活的艰辛，并做好了赴死的决心。在得知宣判的结果后，章太炎决定仿古人绝食以示抗争，宁愿饿死也不接受异族的统治。据章太炎回忆说：“明年（即1904年——引者注）狱决，狱卒始不以人道相待，时闭置空室中，未服役，视狱卒陵暴状，相与咋舌裂眦。余谓容曰：‘尔我体皆弱，又不忍辱，与为白人陵藉而死也，毋宁早自为计，然以禁锢期限计之，我三年，尔两年。尔当生，我当死。’容哽咽流涕曰：‘兄死，余不得不死。’余曰：‘不闻子胥兄弟事耶？且白人内相陵逼，而外犹恶其名。余死，颇惧烦言之不解也，必宽假尔。’因复议引决事。时刀索金环毒药皆不可得。余曰：‘独饿死耳。’中国饿死之故鬼，第一伯夷，第二龚胜，第三司空图，第四谢枋得，第五刘宗周，而我有六。”为了表示必死的决心，两人联名作了一首《绝命词》：
击石何须博浪椎（邹），群儿甘自作湘累（章）。
要离祠墓今何在（章）？愿借先生土一坯（邹）。
平生御寇御风志（邹），近死之心不复阳（章）。
愿力能生千猛士（邹），补牢未必恨亡羊（章）。
宣判后的狱中环境是很恶劣的。据章太炎记载，“所食皆马麦饭带稃者，日赋三合，簇粝哽会咽，顾视便利，则麦复带稃而出。同系五百人，一岁死者百六十人。印度人为狱卒者，尤暴戾，每举足踶人，不择腰膂腹背，即仆地，则数狱卒围而击之，或持椎捣其胸，至闷绝，乃牵入铁槛中，而狱卒头目复造私刑为钳制计，其法以帆布为梏，反接两手缚之，加以木楔，名曰软梏。梏一小时许，则血管麻木，如针刺状，虽巨盗弗能胜，号呼宛转，声彻全狱。”章太炎本人曾受其梏。邹容由于通晓英文，可与狱卒多委蛇，而很少受到虐待。但是由于年少气盛，“意愤恚殊甚”，“心不能平”。那时邹容已经与章太炎分开关禁，无兄长在一旁照顾，情绪十分郁闷。加上“麦稃饭不饱，益激愤”，终郁积成疾，精神日渐恍惚。1905年农历正月，邹容开始发低烧。“体温温不太热，但欲寐，又懊恼烦冤不得卧，夜半独语骂人，比旦皆不省。”章太炎少习医术，认为邹容是少阴之故，要为他把脉疏汤，但是为狱方拒绝。农历二月，邹容开始出现心悸。白人医生起初“食以牛乳”来医治，但近二十余日仍不见效，于是请求让邹容保释出狱治疗。但是等到官方批准他在四月四日假释之时，已经为时太晚。四月三日，在一个“积夕不开，天寒雨湿”的春天凌晨，邹容卒于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