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力
第一节 穷居乡里
家庭环境
1875年3月6日（清光绪元年，农历己亥年正月二十九日），陈天华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下乐村一户农家里。（关于陈天华的生辰年月，详见龙华：《论陈天华的小说创作：〈狮子吼〉为现实与理想之作》，《中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四期。）
正月即将过去，这是一个乍暖还寒的季节，对于这个家庭而言，新婴儿的出生也许也是一个乍暖还寒的征兆。婴儿的父亲名善，号宝卿，是位年逾四十的乡村塾师。陈善陈善祖上三代单传，他希望自己能多子多孙，繁衍血祀。长子此时已经年过二十，却自幼残疾，诸事都不能料理。次子在年少时也早早夭折。陈天华的降生，显然为这个家庭带来了希望与欢乐。
但是，希望永远不能掩盖现实的艰辛。同大多数传统中国的农村家庭一样，贫困像难以摆脱的幽灵一样死死地缠绕着这个家。在陈天华十岁那年，母亲不幸病逝，这对原来就捉襟见肘的生活无疑是雪上加霜。陈善是位乡村穷秀才，虽然通晓诗书大义但是却拙于谋生。因而仅仅依靠他乡塾教讲的收入远远不足以供全家支用。此时，陈善已经年逾五十，家中惟一的劳动力便是陈天华。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忍重累老父，自是开始半工半读之生活，穷居乡里”，“废学营小卖自给以求学”。因此在很小的时候，陈天华就因生计所需开始买卖营生。据罗元鲲的回忆，当时陈天华“每天提着一个竹篮子，到各处卖些零碎东西，每天弄数百文钱糊口”。事实上，残破的传统中国农村并没有太多的商业资源，陈天华的小卖经营对缓解家庭经济上的困窘也没有太多的帮助。
教育背景
在这种残破的家境面前，陈天华没有条件接受系统的教育。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视他早年的受教育经历。其中，父亲陈善的作用是巨大的。陈天华是家中的幼子，由于兄长或残疾或夭亡，陈天华尤为陈善疼爱，并被寄予厚望。还在母亲去世之前，年仅五岁的陈天华便被父亲带着入塾读书，接受传统的启蒙教育。这个时候，年少聪颖的陈天华便表现出过人的资质。“能日诵千言。九岁读《左传》，未经教师讲解，悉能领悟”，一时被人称为神童。而在对传统典籍的学习中，历史知识尤其受到陈天华的偏爱。小小年纪便能“出与乡人纵谈春秋之势，如数家珍”。因而，在父亲陈善陈善的眼中，陈天华无疑是自己乃至家庭的希望所在。作为一个屡试不第的老童生，陈善明白自己在科举上已经毫无前程。在当时“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里，陈善显然希望儿子能勤奋苦读，走科举之路，光宗耀祖。陈天华的才智让他感到安慰，尤其是儿子对历史的熟知与领悟力更是让陈善欣喜，以至他时常夸于众人：“此吾家千里驹，光吾门楣必此子也，行将以史学名天下。”在对儿子殷殷的期望中，我们多少可以感受到陈善在科举仕途上壮志未酬、有心无力的遗憾。
更为重要的是，陈天华的弃学营生使得他因此无法接受那个时代的男童可以获得的传统教育，而只能跟随父亲学到些零碎的知识。但是，这并没有磨灭陈天华读书求知的愿望。在当时，民间社会流传有许多零星的弹词小说，如《二度梅》《粉妆楼》《一才子》《五才子》《西游记》《封神榜》以及《陶澍私访南京》等等。陈天华因“图史不易多得”，便对这些书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有所得，视同珍宝，间常摹拟，仿其文体做通俗小说，或山歌小调。”应该说这些小说弹词是一种下层民众社会的文化，注重因果报应、才子佳人的内容，为士大夫所不齿，与科举仕途所追寻的“修齐治平”的主流文化价值观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所体现的思想内容上，还表现在文艺的表达形式上。它们借助于通俗的民间语言形式，与文言文的典雅、晦涩、雕琢不同，这种文体更为明快、贴近生活。陈天华因生计所困而没有被纳入正统的教育体制，在现实的生活中，他又通过这些小说弹词大量接触到下层民众文化的内容。这种教育背景一方面使他在思想上隐埋了叛逆的种子，而另一方面，他对下层民间文艺形式的熟悉也为其后创作大量通俗明快、为人喜闻乐见的作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父亲的影响
由于母亲很早就去逝，兄长或夭亡或残疾，在陈天华早年的经历中，父亲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到了“无父一日不乐”的地步。这种密切的父子关系，也使得陈善陈善的教诲与言行，对少年陈天华的性格发展与思想萌悟有着深深的影响。
陈善是个饱经生活磨难的中年人。幼年时，陈善便失去了父亲，由祖母独自抚养长大。早年的生活十分拮据困窘，二人“至以棕实为食”。同族中的叔辈陈义章没有儿子，他见陈善聪颖，又怜其孤苦，便“教而饲之”，训蒙读书于乡里。在叔父的接济下，陈善才得以艰难度日，并接受了不完备的传统教育。在十九岁时，陈善独自于乡里开塾训蒙，挣得微薄的束以维持困苦的生计。但是，生活的艰辛与磨难并没有使陈善成为终日为衣食奔走的庸碌之辈。由于受儒家文化熏陶与传统教育的滋养，陈善虽家徒四壁，却仍然怀着忧国忧民的心志，对地方乡里事务表现出强烈的关注与责任意识。“勇于公益事，有侠者风。”陈天华在后来追忆先父事迹时便写道：
府君家无石斗储，然每三日雨，亢旱至五日，则夜不能寐，起而祷天；晨起则周巡四野，如身被其灾者。府君自奉甚约，敝衣粗食终身。然有余，人求之无不与者，虽被蒙不悔也。里人有以诉讼事告于府君者，府君直任之。终岁为人排解，或挺身为人御强侮，数取辱不顾也。
从陈天华对父亲处世风尚的追忆可以看出陈善虽穷居乡间，却仍然保持了传统儒士那种胸怀天下的志向与忧国忧民的情怀。而陈天华对父亲流露于笔端的钦佩，也暗示着这种人格风尚曾经对自身性格发展的深刻影响。
性格特征
显然，家庭并没有为陈天华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早年丧母，使得陈天华只能与父亲相依为命。在他早年的人生经历中，最强烈感受到的，是贫困与无助以及由此而来的艰辛与孤寂。如上文所述，陈天华没有接受系统的训蒙教育，小小年纪便不得不以贩卖为生，“居于乡间，无人理睬”。与当时的同龄人相比，实际上已经陷于一种乡村边缘人的角色之中。这使少年时代的他常常处于一种情感饥饿而又忧郁寡欢的状态中。四周环境的冷漠使他退居于自己的情感世界，并渐渐养成一种封闭、孤僻的性格。后来我们会看到陈天华是个少言的人，也应该跟少年时期形成的性格特征有关。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父亲对陈天华性格特征的影响。陈天华虽然对外界显得冷漠、封闭，但是父子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深厚的感情联系。他在回忆父亲时这样写道：“府君性和蔼可亲，人接之无不悦者。尤厚于子女。与天华每夕抵足而睡，必谈至夜深，醒则再谈。旁人见之，不知其为父子。”因而陈善的宽厚使得陈天华少年的孤寂多少能从父亲的关爱中得到些补偿。同时，在与父亲的交流中也能寻找到一种感情的安慰。正是在这种情景下，我们才能理解陈善对儿子的深刻影响。父亲的那种胸怀天下的人格追求以及对儿子的谆谆勉励使陈天华在现实的困窘面前仍然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对于一个早慧、聪颖的少年，内心不灭的热情在面对社会普遍的冷漠时便表现出一种情绪化的冲动与抗争。这种精神从他此时的两句诗中得以清晰的表现：
莫谓草庐无豪杰，
须知山泽起英雄。
作为一个无人理睬、整日提篮叫卖的穷苦农家少年，陈天华由于早年所受教育的局限，难以通过科举仕途立功扬名，这使他的内心多少有点遗憾乃至卑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他无力寻找到一种被广泛认可的可替代的价值追求。但是，我们虽然不能确定他心目中的“草庐豪杰”、“山泽英雄”所指何人，陈对他们的赞誉与向往表明他并未因自身早年经历的挫折而绝望，悲情的抗争使他对自己的未来发出了一种执著的呼唤。在这种呼唤背后所掩盖的也许是少年生活的积愤。
他的目光注视的是一个更宽广的天地。
第二节 维新运动中的陈天华
资江书院
1896年，年近七旬的陈善陈善来到新化县城谋生，住在资江书院。一面应月课，弄点膏火糊口，一面替下层劳苦民众写状纸。陈天华此时也随父亲住到资江书院，继续自己小商小贩的传统买卖，维持生计。书院是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种教育机构。当时的书院大多服务于科考的目的，其教育职能被压缩到为科举考试服务，在知识传授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它却是传统社会中重要的文化传承机构，也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重要场所，具有浓郁的文化与学习氛围。因而，陈天华虽然不能在书院里读书，但由于环境的便利可以时常参与书院的教学活动，去讲堂旁听，或跟着学生一起作文。这种便利不久便使他脱颖而出。有一天，书院山长邹苏柏出了一个经史课的题目，主旨是论述古今兴亡治乱。后来在阅卷时，他“见有一文，累数千言，内多别字，每个字几乎把格子挤得满满的，但是里面引证材料很丰富，议论很精当”。邹苏柏十分诧异，后来经查明原来是陈善的儿子陈天华所作，对他赞许有加，并破例允准他阅读书院里的藏书。陈天华的这篇文章现在已不可得，但是从罗元鲲的这段记载可以看出陈天华少年时代虽然未能接受系统的教育（在陈天华的文章中多别字，而且字体显然未经过楷书的练习），但是在对事物的看法上却日渐形成相当精当的见解，并能敏锐地把握问题。
邹苏柏的优待为他提供了系统接近知识的门径。年少时对书籍的渴望终于在这里找到满足的渠道。此时的陈天华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渴望。在贩卖营生之余，他便把游子捐赠书院的一部《二十四史》“整日整夜，细心研读”。邹苏柏爱惜人才，他看到陈天华困于生计而又勤奋向学，便劝说新化富绅陈御丞为他提供资助。陈御丞当即为陈天华立了个折子，每月供给他米三斗、钱一串。从此，陈天华才得以衣食无忧，一心一意地在书院读书。
在县城的生活使走出乡里的陈天华视野更开阔了。在这里，他可以从丰富的书籍中汲取更多的思想资源。更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在不断塑造着陈天华的思想、心态与行为方式。谋生之艰辛、政治之腐败、社会之无生气以及日渐屈辱危亡的国势呈现在陈天华面前的是一个王朝衰世的图景。而渐起的革新潜流也在涌动着。这些都激发了陈天华忧国忧民的情怀。面对新的问题，他开始思索社会、国家以及个人的未来。在当时，书院学生多以科考为念，重视制艺试帖，而陈天华却“独喜钻研经史，于历朝兴衰治乱之迹，常留意焉。每读书至奸佞乱朝、夷狄猾夏、制度废弛之由，辄投书起舞，作愤慨不平状”。对纪坏纲崩、奸臣贼子的愤恨，对兴衰治乱的感伤表明了传统民族主义观念与儒家政治理想对陈天华思想的影响。他希望从传统的思想资源中寻找到国家治乱兴亡的原因，逐外敌于门外，还政治以清明。如果说早年对“草庐豪杰”的向往是在生活逆境中一种空泛的悲情，那么随着生活境遇的日渐好转，陈天华开始沿着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道路前进。
时代背景
此时的中国社会，恰恰处于一个风云激荡的时刻。
自嘉道以来，清王朝便呈现出一片衰败的图景。这种衰败首先表现王朝政治体制内部的周期性腐败。政治腐化，财政崩溃，军事废弛，社会停滞不前，流民与会党的反叛此起彼伏。同时，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开始涌现并演化成传统体制难于控制的局面。这主要表现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人口膨胀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开始突现。大规模跨地域移民与流民，农业经济大面积的商业化，区域内与区域间贸易的发展，地方绅权的扩展，这些不仅仅给帝国政治体制的运作带来前所未有的难题，而且为了应付这些问题，帝国体制也变得效率低下。商业化的发展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可能；人口的激增也导致了仕途竞争的日渐激烈以及与之伴随的世风日下；为了应付行政事务的繁重，胥吏、幕友制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本身也带来无尽的问题。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使清王朝已如“未雨之鸟，凄于飘摇”（龚自珍诗）。清王朝虽然从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中生存下来并经历了同治时期短暂的“中兴”，但各种矛盾仍然错综复杂地盘结在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之中，窒息着社会新生命的萌动，显示出毫无生气的王朝末世景象。更为重要的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便被强行拉入到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来，因此它此时不仅要目睹王朝兴衰循环的传统命运，而且还要忍受所谓“外夷”一次又一次的凌辱。在王朝与西方诸国一次次的碰撞中，不断的战争破坏与随后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它日渐丧失自己的领土、主权、利益以及脸面，渐渐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1895年，清王朝又败于东方岛国日本。随后苛刻的条约规定中国割让台湾、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并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作为补偿。日本的行为刺激了列强，使它们在19世纪末年掀起了新一轮的瓜分中国的侵略狂潮。各国纷纷在华租借口岸，为清政府提供条件苛刻的贷款，划分势力范围，开采矿山，修建铁路，使偌大帝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局面。内忧外患表明，清王朝已陷入深刻而又迫切的政治危机之中。
败于国人一向看不起的东邻小国日本手下，这一奇耻大辱恰恰证明因国力衰微而酿成的政治危机，已经成为摆在中国社会面前的严酷现实。危机不仅仅是一种现实，而且在甲午战后已经成为中国士绅与知识界中一种普遍弥漫的情绪。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一些有识之士便已经认识到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局。西方列强并不是传统上可以绥靖的夷人，而是强大而又难以对付的对手。在这种背景下，以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一批进步官员开始办工厂、兴学堂、练海军，自强求富，发起了洋务运动。但是甲午之战表明洋务运动并不能担负起抵御外侮的任务，战争的惨败才真正对当时国人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震撼，并使久已存在的“变局”观念扩展为全民族的危亡意识。正如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而这种情绪的核心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忧郁激愤与耻辱无奈感。在深刻的民族危机面前，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而与之相伴的是对过往的反思与对现状的焦虑。民族危机引发了社会危机，也因而引发了理论危机。在甲午战后迷茫而又焦虑的时代图景中，它必然催生出以振兴民族为目标的文化理论更新，以便解释现实的社会政治局面，并为中国的前途指明出路。谭嗣同在此时便自述道：“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得其要领，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当馈而忘食，即寝而累兴，绕屋彷徨，未知所出。”他的境遇反映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共同的心路历程。
在嘉庆、道光时期，伴随着社会危机的日渐加深，以训诂、考据为重要特征的乾嘉学派开始受到冲击。朱次琦、龚自珍、贺长龄等一批学者开始注目于儒学所具有的政治功能与经世特征，将学术与政治紧密相连。他们主张通经致用，倡导关心时务，讲求经济，以改变世风日衰、人才匮乏的政治社会局面。此时，他们关心的重点在于边防、水利、漕运、盐政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具体事业，希望通过培养通晓时务的人才、改革弊政、复兴道德来重振王朝的活力。这就是经世思潮在晚清的兴起。经世致用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学说体系，而毋宁说是一种精神。晚清经世致用继承了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与王夫之的学术思想，核心内容在于治学救世，其实际内容则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来临使得一些经世致用的倡导者开始将目光从国内行政弊端转移到防御外辱的“制夷”上来，主张了解夷情关心夷务，寻找御夷之法。及至太平天国运动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内乱的打击和外辱的频至，使得清王朝内政衰朽的现实暴露无遗。少数中国人开始认识到西方在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优越，因而主张在器物与技术层面上学习西方，为维护传统政治社会秩序服务。从60年代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到张之洞90年代的《劝学篇》，所一脉相承的就是这种风行的“中体西用论”。在这种口号下，办洋务成了此时提倡经世致用的核心内容。在军事装备、商业模式以及管理方式上学习西方，推动局部的经济、军事与教育上的近代化努力，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但是，甲午年的惨败却表明洋务运动并不是救治中国的药方。战争使国人自信、从容的心理崩溃了，也使他们从半睡半醒中真正醒来。中国的知识阶层开始承认，依赖传统的学说资源和治国理念，已经无法挽救国家危亡的命运。至少在实用知识与技术层面，西洋甚至东洋也比中国强。因而推行改革，学习西洋与日本是必然的。在这种背景下，对西学的认同成为思想文化界越来越多人的共识。战争使他们放眼世界，并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性，肯定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
而同时，进步知识分子也开始在西学的指导下对中国的政治与文化进行反思。他们认为战争失败的原因在于洋务派领导的自强运动不得要领，洋务派举办的开矿、练兵、兴学、通商诸事，虽然庞杂众多但是却未抓住事物的关键，事情的关键在于政治制度的陈旧与腐败。因而洋务派的举措无法挽救中国积重难返的厄运：
盖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万事同出于一本原之地。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焚之，故百举而无一效也。
……
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在洋务派失败的地方，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寻找到了自己的起点。康有为批判洋务派，说他们“稍言变法，而成效莫睹，徒增丧师割地之辱者，不知全变之道。或逐末而舍本，或扶东而倒西，故愈治愈棼，万变而万不当也”（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9，1988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本。）。梁启超也说：“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谭嗣同的评论似乎更为尖锐：“中国数十年来，何尝有洋务哉……足下所谓洋务：第就所见之轮船已耳，火车已耳，枪炮、水雷及织布炼铁诸机器耳。于其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凡此皆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执枝叶而责根本之成效，何为不绝无哉？”在当时，维新人士发表了很多类似的言论。在他们看来，造成中国积弱的根本缘由，不在于器物技艺的巧拙，而在于国家根本大法的得失。因而要救中国，必须援引日俄之成例，师万国之美法。片面的现代化努力被否定了，彻底的改变成了一种极具感召力的政治主张。在19世纪末年，传统的经世主张从道德与行政上的改良主义逐渐转变成一场对中国传统政治根本原则的变革。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改良主义思潮在中国思想界开始蔓延，并在1897至1898年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得以广泛传播。改良主义主张的主要内容就是所谓的“新政”与“新学”。新政即主张更改祖宗成法，援引西方的政治法律体制来规范中国的政治生活。而“新学”则是新政得以立足的理论基础。此时的新学是一个杂糅着西学、今文经学以及明清经世致用精神的一个复杂的文化复合体。对“新学”的提倡实际上承认了西学在“道”的层面上的优势地位，否定了“中体西用”文化模式，从而为广泛引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来改造固有的传统文化、政治提供了可能。伴随着政治上维新运动的展开，新思想也由于各级地方官府的支持在19世纪末年获得广泛传播。借助于刚刚出现的报纸、学会、新式学堂等近代的传播媒介，以新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思想得以广泛播布到广大士绅、学子与知识青年的脑海中。通过引导一个比传统士绅阶层远为广泛的社会读者群，改革性质的报刊造成了中国社会民族主义和改良思想的成长。由此而起的维新运动已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而又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
新化实学堂
陈天华生活的湖南省，一直走在这个运动的最前列。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此时在湖南创办报刊，设立学堂，组织学会，公开提出了变法维新的要求。1897年10月，湖南巡抚陈宝箴又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为教习。梁、唐等人以时务学堂为据点，大力宣传西方的政治社会学说与民权思想，主张变法以求强，经世以致用。梁启超甚至开始公开非难君权的神圣性，并在新式学生中秘密散布排满复仇主义，一时风气日新，大大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开展。在地方开明士绅与新式知识分子的共同推动下，各类报纸、学会与新式学堂在湖南也纷纷成立，共同致力于新思潮的传播。当时陈天华身在湖南，便亲身感受到这种汹涌激荡的气息。后来他追忆此时的情景写道：
湖南之有日报也，自戊戌维新始也，熊秉三为干事，为民流血之浏阳二杰为主笔，有南学会、时务学堂以为机关，一时议论风发，举国若狂。
在这种时代风潮的推动下，新化县人邹价人、彭庄仲等人便模仿省城时务学堂的规制，于县城创设实学堂一所。聘请维新人士罗仕陆、谢重斋二位先生为教习，授以文、史、地、算诸课。新化实学堂是一所新式的近代学堂，在当时维新的时代背景中对年轻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陈天华当时就读的资江书院则是一所旧式的学校，书院教育偏重于为科举考试服务，学生亦多潜心科举，陈天华对之早有不满。因而在这个时候，他离开了书院，考入实学堂就读。
入学后的第一次作文，题目为“述志”。由于陈天华早年留下的文字资料很少，因而这篇完整的短文对于了解陈天华早年的思想发展有着特殊的价值。全文如下：
大丈夫立功绝域，决胜疆场，如班定远、岳忠武之流，吾闻其语，未见其人，至若运筹帷幄，赞划庙堂，定变法之权衡，操时政之损益，自谓差有一日之长。不幸而布衣终老，名山著述，亦所愿也。至若徇时俗之所好，返素真之所行，与老学究争胜负于盈尺地，有死而已，不能为也。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陈天华早年思想的一些主要特征。首先，是一种日渐升腾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可以从陈天华对班固、岳飞的称颂中看到。无论是“立功绝域”的班固，还是“决胜疆场”的岳飞，他们都是在与外族的对抗中为本民族的利益作出杰出贡献的民族英雄。陈天华单单选择称颂此二人绝非是一种偶然。这表明在甲午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空前加剧，陈天华的心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外敌凌辱、国事残破的19世纪末期得以强化。这种强化是对日渐深重的民族危机的一种回应。对于陈天华个人来说，民族主义也日渐定格为陈天华思考问题的起点，深深地影响着他日后思想的发展。应该指出的是，陈天华的这种民族主义仍然属于传统民族主义的范畴。他此时还没有能接触到可以触发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而在表现形式上，这种民族主义表现为传统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其次，陈天华对老学究的批判，对“运筹帷幄、赞划庙堂”的向往，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以经世为目标的济世精神。我们知道陈天华在父亲的影响下，少年时代便有着胸怀天下的志向。此时，在维新运动的风潮中，这种志向转变成现实中对参与政治的向往。陈天华敏感地认识到现实政治、社会秩序的衰微，因而为了扶大厦于将倾，他希望参加到新政改良之中，用自己的力量来推动社会政治革新。这是一种传统儒士精神的延续，表明在人格追求上，陈天华仍然是在传统儒学伦理中寻找皈依。但是在此时，传统的经世思想显然已经突破了儒学可以承载的界限。为了经世致用，便需要引进西学以规范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19世纪末年的改良运动本身就是用西方的政治制度与理念来规范中国的政治现实，因而陈天华对变法运动的支持表明他的思想已经有了趋新的色彩。对西学的认同是一种不同于先前的新因子，它显然是受90年代维新思想影响的结果。对于陈天华个人而言，因少年积愤而产生的空泛悲情可以在一个趋新的宽广天地中获得抒解，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只能是一个开端。
陈天华的这篇文章得到了学堂教习罗仪陆的称赞。罗在卷文上批道：“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少许胜人多许。”在当时新学、旧学相冲突的时刻，陈天华鲜明的变法维新立场是对守旧人士的迎头痛击。在学堂里，陈天华也因才华出众而崭露头角。作为一所近代新式学堂，实学堂的学生大多思想比较开放，“喜谈顾亭林、黄黎洲、王船山三先生之学说。于山川险塞、制度利弊以及行军理财，均反复研讨，以求深至。其次比附外国政教故事，以取其益”。王、黄、顾均为明末清初之大儒，反对空谈性理，主张研究各种政治、军事与史地上的实际学问，经世以致用。这正是当时的维新运动所提倡与需要的治学方法。同时，维新派在湖南设立的报纸、学会也大量介绍时局危亡，鼓吹改良政治与社会，还兼及传播西方的民主、平等等政治观念。这些知识与观念对陈天华旧有的知识结构与思维习惯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并渐渐改变着他的思想认识。
此时，陈天华的认识水平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生长的乡里，而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一个宽广的世界。在民族危急日深的时代背景中，陈天华对国家民族危亡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忧虑，并渴望能参与新政，用自己的实践来改造残破的现实政治社会。因而他积极地投入到当时湖南的维新运动中来。为反对妇女缠足这一当时的社会陋习，1898年，陈天华与同学联名撰写了《公恳示禁妇女缠足禀》，在文中痛陈妇女缠足的弊处，恳请政府“出示晓谕，以觉愚俗，而变颓风”这份禀帖因刊登在唐才常主编的《湘报》上而流传下来。
1898年6月11日，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下，光绪皇帝颁布了“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在此后的一百多天里，光绪帝又陆续发布了三百多道新政诏书。这些改革措施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将几年来的维新主张与维新运动推向高潮。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陈天华欢欣鼓舞、踌躇满志。但是好景不长，北京政局突然发生了巨变。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于9月21日发动了政变，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并以光绪帝的名义发表上谕，宣告由慈禧出面“训政”。同时下令捕拿康有为、梁启超等与新政有关的维新人士。康广仁、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和林旭六人先后被捕遇害。在这一背景下，维新官员纷纷被罢免，新政基本上被废除。戊戌政变后，湖南省内的维新事业也基本上停办。以陈宝箴为首的一批进步官员均遭革职。如火如荼的维新运动至此戛然而止。
没有资料记载在维新运动失败后陈天华的感受。但从他参与新政的热情以及后来对湖南维新运动和唐才常、谭嗣同二人的高度赞誉，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1898年底陈天华的悲伤与郁闷。
第三节 学堂生活
丧父之痛
有关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原因，是历史学界长期争论的话题，并因此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主张，从时代背景、社会心理、策略手段等诸多方面来对此进行阐释。但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是，戊戌维新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它所代表的变革精神却流传下来。因为滋生变革主张的时代环境没有改变，而且国家的前景在列强新一轮的瓜分面前显得更加岌岌可危。这使变革主张为更多人所接受。即使在清廷统治者内部，由于甲午战争而激生的变革主张并没有因为对维新运动的镇压而消失。变法仍然在一些地域与部门进行着，并且在两年后的1901年，清廷便开始大张旗鼓地推行更全面的变革措施。从社会力量而言，维新运动的失败也进一步激发了有识之士的政治热情，并促使他们对救国之路进行思索。在陈天华等一批曾经历过维新运动的青年志士中，趋新变革的种子已经种下了。正如梁启超当时描述的那样，受维新运动影响，“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计”。
但是，这种热情却由于现实政治的保守而无处宣泄。1900年9月，唐才常等人在长江一带组织“自立会”，策动“自立军”勤王起义，也以失败而告终。唐才常唐才常等多人遇害。在这一背景下，保守势力空前地强大起来。身处多灾多难之世，心怀忧国忧时之思，现实的保守不能不使陈天华产生一种无奈的郁愤。这种郁愤也是笼罩此后几年间陈天华心态与生活的一个主要内容。
1900年，父亲陈善陈善先后应聘于新化禀保公所及求实学堂讲学，陈天华常侧侍左右。陈善本是个关心国事的老书生，而至晚年，据陈天华《狮子吼》中类似自传的记载，“看了几部新书，那民族的念头，也遂很重”。因而父子俩意气相投，谈论起国事残破、古今兴衰，都有无尽的感慨。陈天华心中难以宣泄的郁闷，也从中得以暂时排解。
庚子（1900年）春，陈天华得贵州张氏资助，游学于长沙岳麓书院。但不久便传来父亲亡故的消息。陈天华于是“星夜徒步奔丧”，因悲伤过度而得了重病，“濒死者屡”。国事的残破与家事的多舛将陈天华几年以来的郁愤推向了顶峰。父亲的死对陈天华的影响很大。陈善性情“和蔼可亲，人接之无不悦者，尤厚于子女”。父子感情十分深厚，“大有父无子一日不欢，子无父一日不乐之象”。长期以来父子相依为命，在感情上有很大的依赖性。如今，父亲撒手而去使陈天华失去这种感情上的支撑。缺乏关爱的陈天华便更容易暴露出其性格中孤僻而又情绪化的缺陷。而且父亲的死也基本上斩断了陈天华与家庭之间的联系。父母均已过世，一名穷居乡里的残疾的兄长亦年过半百，和陈天华又没有太多的来往，这更增加了陈天华的孤独感。国破家散、百废不兴的时代图景，父亡兄残、身几濒死的切身感受胜似晚秋风卷黄叶的悲凉。这种境遇很容易使陈天华突破传统的个人社会化模式，脱离传统的生活场域，而去寻找一种新的社会归属与价值认同。对于陈天华而言，这种价值认同的核心是一种以挽救国家、匡扶天下为目标的济世精神。在维新变法失败之后，这种精神指导陈天华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留学日本
病愈后，陈天华继续留在实学堂读书。他参加学堂与省城求实书院的考试，经常获得头名，一时名声在外。但是陈天华这时并非是为了科考仕途而读书，而是积愤于国家危亡而思学有所成，报效祖国。当时湖南某官员赏识陈的才学，“欲以女妻之”，却为年近三十的陈天华婉拒：“方今天下多故。吾安可以儿女情深自缚也。”对个人情感的压抑，表明陈天华对传统社会化道路的背叛，也表明陈天华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但是如何实现救国救亡，陈天华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而在此时，他获得了游学日本的机会。
1902年底，湖南巡抚俞廉三令各道保送四名学生参加选拔师范馆生和留学日本生的考试。壬寅十二月四日（1903年1月2日），壬寅年（1902年）乡试落榜者和各道保送的学生一起参加选拔送京师大学堂、省城师范馆和出洋留学的考试。陈天华由长宝道保送参加了考试，结果被录入省城师范馆。不久又因留学学生人数不足，而被补为游学师范生。
清末中国人留学日本始于1896年。其肇因在于甲午之役的阵痛与此后日益严迫的民族危机。甲午战后，中国官绅在郁愤之余，纷纷认识到日本成功先例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他们主张通过学习日本来实现民族的救亡。对学习日本的提倡很快就转入到对留学日本的倡导。两江总督张之洞在他著名的《劝学篇》中还专门论述了派员留学日本的诸多优势：“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这种功利主义的表述，反映了甲午战后中国社会在学习西学、寻找救国策略过程中的急迫心态。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趋向之所在，从而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步伐。在后来《外交报》的一篇总结性的文字中，便指出了清末留学运动的这一背景：“自光绪十七年大败于日本，于是惊心动魄于东洋之文明，而谋所以输入之，乃有派东洋留学生之事。”
1896年6月，为培养日文翻译人才，十三名中国青年被派往日本学习。但是，真正近代意义上的留日运动则始于1897年底至1898年初。当时的日本政府为了在华培植亲日势力，也极力主张中国派遣学生留日。在这种情景下，首批近代意义上的留日学生于1898年初抵达日本。民间社会对于留学日本的倡导很快得到了满清政府的响应。尤其在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以后，奖励留学更是成了政令中明文规定的内容。政府为此设立了官费游学制度，通过考试在学生中选拔官费留学生，由政府供给颇为丰厚的留学资费。陈天华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取得了留学日本的资格。在官方努力和民间倡导的共同推动下，清末的留日运动在1901—1905年间达到空前的高潮。
从一开始，留学运动便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时代特征。对于广大留学生来说，他们选择留学的道路，主要是试图通过留学来从日本成功的先例中寻找到救治民族危亡、使国家走向富强的药方。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时，曾于同时期赴日留学的吴玉章先生写下这么一首诗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东亚风云大陆沉，浮槎东渡起雄心。
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
这是当时诸多东渡爱国青年的感受，也是陈天华此时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