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是一位以马克思主义传播、教育为使命，致力于人民教育事业且卓有成就的教育家。他毕生致力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战线的第一任领导者。同时，他深深懂得马克思主义要实现本土化，必须唤起民众，教育平民。因此，他也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早在建党初期就致力于平民教育、妇女教育，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和妇女干部。他是一个深谙教育规律、热爱教育事业、热忱对待学生、无限忠于共产主义信念的教育家和学者。他的学生之中，有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吕振羽等。
李达教育思想的主要成就主要表现为其在高等教育办学和发展思想上的高深造诣。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先后担任了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两所著名大学的校长，从而为他教育思想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李达也因而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教育家的成就大放异彩，与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树交相辉映。李达的“树人”理想，也因而在这两个中南地区的教学重镇得到实践并结出硕果。
李达与湖南大学
解放后，李达出任湖南大学校长（1949—1953）。关于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被宋镜明概括为：要为人民办教育，“不能为教育而教育”。贯彻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政策，造就适合中国需要的人才。明确的办学宗旨，即大学“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实行“进步思想、健全体魄、科学知识”三位一体的学习，使爱国主义教育与业务教育、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紧密结合。明确教学目的，改造教学方法。精简课程，提倡学术研究。这些指导思想和办学措施使得湖南大学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面貌焕然一新，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型大学改变成为人民的新型大学。
与湖大三次结缘
李达在担任湖南大学校长之前，先后三次与湖南大学结缘：第一次是1912年，他考入湖南高等实业学堂。他进入该校就读，又因家庭经济困难的缘故，只读了两个月后，就转入了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大学的前身）理科，开始第一次真正与湖南大学结缘，没有想到的是37年之后，他成为这所学校的校长。可惜他在这里读书的时间不长，现存的资料，很难找到他当年在这里的活动与见闻了。
第二次是1923年至1926年任湖南法政专门学校（后并入湖南大学）学监兼教授。这所学校于1926年并入省立湖南大学（1926—1937）法科后，他继续做了一段时间的教授。如果说当年他只是一个学生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一名先生了。此前他受毛泽东的邀请担任湖南自修大学的校长，由于宣传革命的思想引起省长赵恒锡的不满，学校被迫停办。李达应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邀请，去该校担任学监兼教授（学监相当于现在的教务长），李达在此讲授社会学，内容包括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1925年经夏明翰介绍去听李达社会学课程的湖南大学工科学生吕振羽（著名历史学家）后来说，李达讲课时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深入浅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得十分透彻，他听了非常兴奋。直到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仍然铭记着这位对他“影响最深”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这应该说是李达第二次与湖南大学相遇的缘分，遗憾的是这缘分是一个“擦边球”。
第三次是1947年2月李达再次回到湖南大学法学院从事教职。这次相对于前两次的时间要长一些，有两年之久。在此他为学生讲授法理学，讲义《法理学大纲》由湖南大学作为教材印发。
就在该年的秋天，解放战争转入反攻阶段的时候，全国解放在望，毛泽东就给他来信：“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在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李达接到来信感佩不已。只不过他当时有病在身，未能成行。
据说当时李达来湖大的时候，因为处在解放的前夜，长沙的军、警、宪、特横行，他已经被反动机关列入了黑名单。但是他的来到受到进步师生的欢迎和地下党的保护。《湖大学生旬刊》一则报道说，因为李达的到来，“同学们的心掀起了无穷的浪花”，“一直的希望”李达“将带给他们宝贵的知识作为开发知识宝库的钥匙”。从学生欢迎的程度可以看见李达当时在学生们心中的地位和形象之高。而此时的湖南大学还处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下，他不便参加公开的政治活动，李达就借着给学生上课的机会给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他曾不止一次地说：“我教法理学不是同样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吗？马列主义原理不是同样可以贯穿到教学中去吗？”李达在湖大执教这两年，不仅搞好教学、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支持学生运动。在1948年，湖大学生开展“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他对来访学生发表谈话，还支持他们的行动。
解放前夕，李达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参与组织策划湖南国民党部程潜和平起义，其所做所为功不可没。后转道香港到达北平参加全国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1949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香山会见李达，他们自大革命分别以来，一别就是20多年，老朋友相见，格外亲热，总是有说不完的话。李达说起这次北上的经过，他说：“我离开岳麓山的时候，乘的还是国民党兵站的汽车呢！”毛泽东听完之后哈哈大笑。
与湖南大学校名
提到湖南大学的校名，也是让众多的湖大人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情。在全国众多的高校里面，校门上面的校名有很多是“毛体”，但基本上都是从毛泽东的手迹里面“挖”出来组合而成的，只有湖南大学等少数几所高校校名由毛泽东亲笔题写。在我们平常生活中校徽、证件上面的“湖南大学”四个字样，可谓是正宗的“毛体”。而这些不得不归功于李达。
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应李达的请求，题写了“湖南大学”的校牌，并回函给李达——“鹤鸣兄：校名照写如另纸，未知是否合用？我不会写更大的字，你们自己去放大。顺祝健康！毛泽东”。此信的原件和他亲笔题写的校名复制品现保存在湖南大学校档案馆。
筹划新湖大
早年他就读于湖南高等实业学校、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对这里很有感情。对于这次任湖南大学校长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湖南是很多革命家的故乡，湖南大学必须成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基地。他还建议把第一师范并入湖大，在湖大成立师范部，加上原有的院系，这样就可以从中小学教育起步，培养一代人才，并将校名改为“毛泽东思想大学”。但由于毛泽东本人不赞成，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但他仍然在湖大成立了师范专修科。
湖南大学作为湖南的最高学府，解放时并入了民国大学、克强学院、南岳国立师范学院和省立音专，设置有理、工、文、法、商、农6院15系，学生有2000多人，是当时中南地区学生人数最多的大学。这些都为建设新湖大奠定了良好基础。
文科校长的“硬件观念”即提高教师待遇和扩建校舍。在他即将到任湖大校长的时候，他就开始为提高湖大的教师待遇扩建校舍积极奔走了。他写信给当时的湖南省临时政府副主席袁任远要求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房荒问题，二是教授待遇问题。他先后多次给当时主管教育的领导写信，经过几次调整教授待遇基本达到武汉大学的标准。湖南省委对湖大当时的困难也很重视，陆续拨款给湖大兴建了一批校舍。工程馆左翼的教室（即北楼），可以容纳2000人的大礼堂，可容800人的图书阅览室、学生宿舍六舍、七舍以及印刷厂等工程陆续竣工并投入使用。在他任校长的三年中，学校新建房舍3万多平方米，比解放前翻了一番。
重修爱晚亭
爱晚亭是岳麓山风景名胜区的精华部分，当年毛泽东曾数度寄居在岳麓书院的半学斋，经常在此地学习和讨论中国革命，也是他游息之处。但因年久失修。李达代表湖南大学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拨款，重修了爱晚亭。毛泽东主席应李达请求，题写了“爱晚亭”的匾额。李达在1952年国庆日做了《爱晚亭重修记》，并亲自题写了爱晚亭周围的“枫林桥”和“清风泉”。
主政湖大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达为湖南大学校长，李达于1950年2月正式到任，从此开始了他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教育生涯。他也成为解放后湖南大学第一任校长。
狠抓思想政治教育。李达刚到湖大主持校政时，本着“改造旧湖大，建设人民新湖大”的思想，非常重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还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政治课委员会、政治时事学习委员会、党史学习委员会，规定每周一上午讲授政治课，下午班组讨论。在李达的倡导下，湖大校园形成了一种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良好风气。这也有力地促进了湖大的改革和院系机构的调整。
李达与《湖南大学报》还有一段渊缘。当时的校报为《人民湖大》，在李达做湖大校长的三年内，先后在《人民湖大》上面发表文章达17篇之多。《人民湖大》也是在他主持湖大期间于1950年3月创刊，他就发表了《湖大人民工作的方向》。
提倡学术研究。他要求“要把提倡新学术的风气作为校风”，他提出创办社会科学、自然和工程科学研究所，出版学术刊物，要求各院系与各科学研究机构，尽量争取工矿部门和厂矿企业进行科学技术合作，组织专题研究。他自己也更是在繁忙的公务之外从事理论学术创作。1951年，毛泽东重新发表《实践论》，李达即在爱晚亭和赫曦台向全校师生做《实践论》的辅导报告，数千名师生就在爱晚亭和赫曦台的四周林荫下听讲，为一时之盛。他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实践论〉解说》，这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独立研究的成果，不仅通俗易懂，而且有很多精辟的发挥。此文后来经毛泽东审定由三联书店以单行本出版。1952年7月起李达在《新建设》发表的《〈矛盾论〉解说》，也由三联书店以单行本出版。
重视和发掘人才。1950年，李达得知大连大学分成几个单科学院，大连大学校长吕振羽工作即将有调动，就马上给他写信说：“你如果离开大连大学，就同我去办湖南大学如何？湖大现有文教、社会、财经、自然、工程、农业6院25系，学生2000余人……只要你我去加强领导，稳可以把湖大办好，不难赶上北大和清华。”尽管此举后未成行，但是足见李达爱才、惜才。他说：“一个大学要办好，一要靠正确的教育路线和指导思想，二要靠高质量的人才，只要是教师。没有一大批一流的教师，是办不成一流的大学的。”
李达与武汉大学
如果说，李达在湖南大学的办学实践是其作为教育家走向成熟的第一步，那么，在武汉大学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则是这位教育家再铸辉煌的标志，表现在：第一，作为学问家、哲学家的李达，已经具备大学主要领导人的学术素养和个人权威，这是与他同一时代初掌大学的许多革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第二，李达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他首先是一个学问深厚、育才有方的著名教授，具有教育家必不可少的教育一线工作经验，比其他革命家资历的大学校长更容易掌握教育规律，领悟人才培养的奥秘。第三，与本人治学理念相伴随的明确教育理念业已形成。李达毕生追求真理，不为权威、权势所迷惑和压倒，表现出中国学人的好学近乎痴的境界。这也有助于他“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第四，武汉大学已有的学术发展积累和国内外的社会影响，适应了李达兴办人民的高等教育的理想。
李达在武汉大学的13年，是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的辉煌时期，也是武汉大学的幸事。他在武汉大学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值得认真总结和继承发扬。
1953年2月23日，李达就任武汉大学校长，号召全校继续发扬“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的精神，稳步前进地改革教学。从此，李达生命的晚景就紧紧地凝结于珞珈之山，东湖之水。
“坚持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按社会主义方向办学”。李达在武汉大学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使这所著名学府一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名列高校前茅。
“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学质量”。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与“左”倾路线严重错误的斗争。在大跃进的头脑昏热时代，他主张学生要认真读书，又红又专；教学是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武大要建成以教学为中心，教学与科研、生产劳动紧密相结合的基地。中央“高教六十条”颁布后，又一再强调师资队伍建设；希望培养和引来第一流的师资办好武汉大学，并具体地指出要把武汉大学在10年内办成一流大学，表现出了一个教育家的远见。
“鼓励科学研究，提倡百家争鸣”。李达作为学术大师，他虚怀若谷，主动欢迎后学诸生的批评与争论，从不扣帽子、打棍子，并在武大形成一种浓厚的追求真理，不尚权威的风气。
“重视人才，爱惜人才”。这方面的佳话不胜枚举，最典型的是把错划右派的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曾昭抡聘请到武大任教，使得武汉大学化学学科总体水平和实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今日武大依然受惠不已。
坚持科学真理，尊重教育规律。面对“浮夸风”，李达与毛泽东面争不已；对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想不通；反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论”。这些都是他铮铮铁骨中迸发出的勇气，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灾难。在那个全国上下陷于疯狂的岁月里，李达表现出正直的忠于党的事业的高级专家的良知和道德勇气，令人无限钦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