竢实扬华
1916年，原民国教育部在北京举办全国高校学生成绩展览，西南交大获得最高分，名列第一。时任教育总长范源濂亲自书写了“竢实扬华”匾额一方奖励学校。
“竢实扬华”一词从字面语义来看：“竢”为等待之意，“实”有“果实”、“坚实”、“真实”、“务实”等意，“扬”则有“高举”、“显扬”、“传播”、“称颂”等意，“华”首先指“中华”，同时也有“花”、“光彩”、“光华”等意。整个句子联起来可做多种理解：一是把“竢实”作为“等待果实成熟”理解，比喻大学的人才培养。“扬华”则指“扬我中华”或“振兴中华”，可以理解为“培养人才，扬我中华”或“培养人才，振兴中华”，基本讲的是育人兴国；二是把“实”作为“坚实”、“充实”、“务实”、“真实”理解，则是强调果实的质量，比喻要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才能扬我中华。三是把“扬华”理解为“光辉”、“光彩”，则有“把人才培养好，显露光彩”之义。
“竢实扬华”的历史背景是始于19世纪中叶的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陷入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之中。为此，近代许多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林则徐、魏源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振兴中华”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潮流。但随后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职位，建立北洋军阀政府。袁世凯倒行逆施，恢复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15年12月，蔡锷率先在云南发动护国军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各省纷纷起义响应。袁世凯被迫在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忧惧而死。其后，黎元洪、段祺瑞建立北洋政府，而范源濂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聘为教育总长的。
范源濂在早年执教期间就开始宣传开民智、伸民权，变法救国的思想。他深受梁启超的影响，宣传戊戌变法的主张。在日本时，曾与蔡锷歃血为盟，发誓要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蔡锷主张武装起义，范源濂主张教育救国。他曾说：“要救中国，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普及现代教育，非先以爱国主义和进步思想教育国民不可”。从1904年开始，他先后任学部主事、学部参事、教育次长直到教育总长，袁世凯死后，他不仅立即恢复了被终止、废除的各项教育制度，而且组织了全国高校教育成绩会展。范源濂是一位爱国的、极有文采的近代教育家，他的一生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题写匾额时，根据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思想倾向、地位、胆略和胆识，从国家，民族振兴和教育的大局出发，“竢实扬华”中的“扬华”主要是指“振兴中华”，绝非仅仅只是对学校的赞扬而已。
“竢实扬华，自强不息”。“自强不息”一词出自《周易·乾·象传》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是积极向上，永不停止的意思。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西南交通大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创建的三所现代高等院校之一，是中国近代土木、交通、矿冶教育的发祥之地，110年来备尝八国联军入侵、抗日战争颠沛流离、唐山大地震之苦，可以说是饱经战乱和天灾人祸，成为中国大学中搬迁最多，更名最多的一所大学。学校尽管屡经磨难，但始终坚不可摧，弦歌不辍。特别是罗忠忱、茅以升等一大批老学长，爱校如家，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支撑西南交大渡过难关，转危为安。在西南交大的百十年历史中，无数可歌可泣的事实诠释着一种精神，那就是为国家、民族兴旺，为学校发展，积极有为，建功立业，勇于开拓的精神，就是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知难而上的拼搏精神，就是努力向上，完善自我，奋发图强的革新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知行合一，艰苦奋斗的务实精神。而这些，正是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竢实扬华，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涵丰富，但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四种精神：首先是“爱国至上，振兴中华”的精神；其次是“严谨严格，求真务实”的精神；再次是“爱校如家，敬业奉献”的精神；最后是“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的精神。
共创南开
提起南开大学的创始人，人们自然想到的是张伯苓、严修，然而当年与张、严二人一起创办南开大学的人还有范源濂。范源濂曾三度出任教育总长，他制定的“壬子癸丑学制”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教育体制。有人称他为：“晚近二十年来，以一人而关系全国教育兴衰之重，未有如先生者。”作为南开大学的创始人、校董事会的董事长，范源濂对南开大学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早在清末范源濂就与南开校父严修私交甚笃，两人同为近代著名的教育家，都积极倡导教育救国。1918年春，范源濂与严修等人率团赴美考察。事实上，此行更主要目的是与先期抵美的张伯苓会合，共同考察与研究美国各州的教育情况，特别是考察美国私立大学的组织与发展情况，为南开学校筹办大学部做准备。这年冬天，范源濂、张伯苓和严修结束考察同船归国，胸怀教育救国大志的他们在船上便具体商谈了筹办私立南开大学的成立事宜。
归国后，他们又成立了大学筹备委员会，紧锣密鼓地“议筹备大学事宜”，范源濂以其德高望重的地位当选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在当时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教育得不到重视，当时北京许多大学就因为拖欠教师薪水，许多学校面临关闭困境。作为私立的南开大学在其创建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教育经费的缺乏。范源濂一方面自愿认捐数万元，为南开大学的创建解了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他又千方百计地募捐筹款，1919年3月31日，范源濂与张伯苓合请梁燕孙、曹洞田商议此事，4月中旬，又赴北京募捐。不久，他又与张伯苓和教育部司长张继煦同赴太原，参观全国运动会，为私立南开大学募捐筹款。
经过多次辛苦奔波，他们的努力终见成果。1919年5月，南开开始兴建大学校舍，拟订校章、规划系科和组织招生，9月录取了周恩来、马骏、张平群等96名学生。9月25日，举行大学开学典礼，私立南开大学正式诞生了。作为学校创办人，意气风发的范源濂在开学典礼上作了精彩的发言。
私立南开大学实行董事会（校董会）下的校长负责制。范源濂与严修等人一起当选为学校董事会董事。1920年3月，南开大学组成新的董事会，范源濂继续当选为董事。1921年南开董事会改选，范源濂当选校董事会的董事长。作为南开大学董事会的董事、董事长，范源濂不仅要考虑学校的资金来源问题，还要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为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各项能力，南开大学组织开展了多种学术讲演活动，这正与范源濂所认为的教育应该传播文化知识、提高学生素养的思想相符合。他主张“训练”学生，要课上课外同时进行。而南开大学主张学术自由，各种学术演讲不受任何限制，这客观上丰富了学生的科学知识，有利于各种学术观点的交流和学校学术研究的开展。另外，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范源濂多次为南开师生做精彩的演讲。如1923年10月，南开大学举行校庆纪念大会，范源濂作了题为《第一次大战后的欧美教育及其特点》的演讲，介绍了欧美各国教育发展的情况和特点。由于他学识渊博，有数度游历欧美各国的经历，以及自身丰富的兴办教育的经验和较为成熟的教育理论，因而他的演讲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南开周刊》描述“范先生甫自海外归来，所见极多，演说辞极有意义！”
1928年12月23日，范源濂在天津不幸逝世，享年52岁。噩耗传来，整个南开为之惋惜，张伯苓在南开大学秀山堂为他举行追悼会，并亲自致悼词，沉痛悼念这位学校创始人。作为南开大学的创始人，范源濂这位为南开大学的创建与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教育家，南开人不应将其遗忘。
庚款留学
庚款，是1900年“庚子事变”后列强强加给我国的巨额赔款，为百年国耻中的莫大创痛。后来，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带头“退还”本已多收的庚款，用于培养留美中国学生。之后，其他一些国家也加以效仿，由此形成了一项历时近半个世纪的特殊留学活动——庚款留学。
当年，那些庚款留学生负笈美欧，将大耻化为大勇，卓有成效地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教育文化引回了中国。这样，也造就了一大批真正的栋梁之才，如我国物理学奠基者胡刚复，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马寅初，气象学家竺可桢，航天航空学家钱学森，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彭桓武等等，为中国科教文化全面融入世界潮流，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公元1900年，按中国的干支纪年，这个新百年的开始为“庚子”年。从这年年初起，慈禧太后和一些亲王企图借助北方的民间义和拳组织去“灭洋”，随之而来的便是八国联军的疯狂报复。8月14日，北京被攻陷，慈禧仓皇西逃，整个京津地区遭受了骇人听闻的蹂躏，史称“庚子事变”。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德、俄、英、法、日、美、意等11国公使订立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屈辱条约——《辛丑条约》，其中“赔款”一项规定：中国政府向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为9.822亿两白银。这笔赔款因是针对“庚子事变”而设，故称“庚子赔款”，简称为“庚款”。
为瓜分这笔赔款，列强们争吵得面红耳赤，后来总算按所谓“受损多少”、“出力大小”列出清单，其比例为：俄国占28.97%，德国占20.15%，英国占11.24%，日本占773%，美国占7.31%，意大利占5.91%，比利时占188%，奥地利占0.83%，荷兰占0.17%，西班牙占0.03%，葡萄牙占0.02%，挪威与瑞典各占0.01%。
这笔赔款数额如此巨大，连数字本身都带有国耻色彩（当时中国人口约为4.5亿，合人均摊罚白银一两），且分39年偿付，这样算下来，清政府每年须筹措支付2200万两该项赔款，约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国年总收入的五分之一。何况，此前所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勒索去的赔款和外债抵押，已费去了全国年收入的五分之一。两者相加，中国每年的总收入将近一半要作为赔款划拨给外国列强。可以想见，国人对庚款是怎样一种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