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严格要求学生练好基本功，开设珠算、习字、商业算术等科，收费都照初期班计算。这种收费标准，在解放前一般私立学校中，算是比较低的。另外学校还对无力缴付学费的学生订有减免费的办法，一般可减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但全免的很少，因全免学费的学生，往往会对课业不加重视，半途而废，失去培植之意，所以限制较严。
补校每学期所收学费，大致足以支付专任职员和兼任教师的薪金。补校教师都是业余兼职的，每授课一小时支薪一元。专任职员，人数极少，所支薪金，在整个学期的工薪总额中，所占百分比很低，这是因学校职员大都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或会计员兼任，补校校长、教务主任、分校主任等，全是义务职，不支付兼薪。所收杂费，用来支付校工工资和文具、水电等费。至于扩充校舍、购置校具等基本建设经费，原则上由《立信会计丛书》向出版发行机关所收的版税负担。
事实上，上海立信补校在学生人数增至几千人时，总校的专职教务员只有两三人，校工只有一两人，分校都在晚间上课，主任都由教师兼任，每月略支数元补贴，分校校工，则由晚间出租教室的中小学原雇工友兼任，每月给予两三元补贴。总校、分校所用水电、文具、邮电、修理等费，都是精打细算，不使有少许浪费。至于少数专任职员的膳宿问题，都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负担。因此上海补校学生数虽年有增加，有几学期增至16000人，但学校的经常费，几乎可以全靠学什费收入支付，有时还可略有盈余贴补学校扩充的经费。重庆和其他各地补校、训练班，在经济方面，精打细算，勤俭节约的情况，也大都如此。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和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是高、中级正规学校，也用这种作风力求达到自力更生。不过专校学生绝大部分是寄宿的，校舍规模较大，专任教授职工的人数也多，当然不能与补校相比，可是学校有书籍版税和书社投资盈利两项巨额收入，所以学校的经常费，只有小部分依靠学费收入，每年仍有积余。各地的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虽也是正规学校，但学生大都走读，仍能做到自给自足。至于扩展设备所需经费，则与专校同样由校董会筹补。因此，1952年起，立信各校陆续移交人民政府接收时，除交了几十座建筑物和大量校具、图书而外，上海专校还交了现金四万多元，重庆高级职校交了5000元。
立信学校虽以自力更生为主，但在必要时也不能不争取“外援”。这里所谓“外援”，可分人力、物力、财力三项来说。人力方面的外援首先表现在师资的征聘，其次是教材的编写；物力方面的“外援”则是图书的收集；财力方面则为校舍的大规模兴建，不得不向工商界募捐。
在立信最初建校的十二三年间，所用教本，都是由我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人顾询、钱乃瀓、顾准、李鸿寿、陈文麟、钱素君、张蕙生、王澹如、施仁夫、唐文瑞、王成杰等编著的，图书室的图籍都是我们把自有的书籍凑集而来的。至于财力则以学费收入为主，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收入为补充，没有向外募捐的需要。
可是年复一年，学校的规模迅速扩大，学生人数和班级迅速增加，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难以应付。于是三四十年代，在人力方面，广泛征聘了数百位校外的会计专业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担任日夜校教职员工，又征求国内政治经济、工商管理等学科的专家，来为本校的出版机构立信会计书社编写各科教本。到上世纪50年代，出版刊物多达二百多种。在物力方面，由立信同学会数以万计的校友为本校新设的图书馆征募图书，在短短的一两年内就征集到中外图书五万余册，其中最大的捐赠人是校董会副董事长王云五，捐赠了两万册左右，其次是我的胞兄潘伯彦，捐赠了线装书三千多册，我也把存书两千数百册全部捐赠。在财力方面，1942年迁往重庆以及抗战胜利复员回沪以后，因开始大量购建校舍，除我以会计师的大部分收入捐作建筑基金外，还靠立信同人同学所募集的捐款和立信书店所给学校的版税开支，此外并扩充校董会，大量向工商界募捐，使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同人日间从事会计业务，晚上多兼在学校教课，因为对于会计理论和实务的研究、进修，具有迫切的需要，又因这种需要进一步引起了钻研的兴趣。
1928年立信补习学校开办后，由于国内会计读物非常缺乏，而外文书籍在文字上既多隔膜，在制度和习俗上亦多与国情不合，乃由同人等结合实务，编写讲义在补校试讲，修正后付印出版。
随着学校的扩大，师生们在会计事务和会计教学中的成果需要交流探讨，乃由同学会在1931年至1932年间，以顾准为主编，出版《会计季刊》。1933至1934年，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接办，改称《立信会计季刊》，除登载会计论著外，并特约专家编写各业会计制度，为工商各业采用新式会计制度创造条件。这些制度，以后汇编成《各业会计制度》三册先后出版。
1933年后，立信事务所设立编辑科，《立信会计丛书》的编辑工作更有计划地进行，出版速度加快。截至1936年底编辑出版了初级商业簿记教科书、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会计学、银行会计、审计学等书，翻译了成本会计（劳氏）和成本会计原理及实务（陀氏等）等会计书刊，共计50余种。
在编辑书籍过程中，深感我国会计名词不统一，译名无标准，对编译工作和广大读者都增加了不少困难，于是集合同人进行讨论，积有成果，出版《会计名词汇译》一书，收集会计名词2400余条，每条之下，先录我国会计书刊中原用的各不相同的译名，再列我们选定、拟定或暂拟的译名，末备附注，加以说明。名词选译标准有三：含义恰当；习用普遍；用字简赅。此项工作，对便利翻译工作，减少学生阅读困难，有所帮助。
随着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会计方面曾发生改良中式簿记和引进西式簿记的争论。在争论中，立信出版了《改良中式簿记之讨论》一书，汇集专家们关于改良中式簿记的研究和批评论文，对收付与借贷的比较、四柱结算法和帐簿的分割等问题，讨论颇详，可算是我国会计技术发展史中的一篇实录。
《立信会计丛书》编辑之初，曾订立四项原则：（1）材料必须切实，各书所作学理和实务的讨论，都要按照我国实情，特别注意法律规定和商界习惯。其中备作教本者，对于课程标准、教材分配，均须详细研讨，书成以后，先用油印讲义，在立信补习学校试教一两次，若有不妥，不惜再三修改，待教师学生都满意才付印。（2）说理不厌详明，力求学者阅读以后，即可全部明了，而无模棱费解或一知半解之苦。（3）编制注重合理，务使巨纲细目，支节相承，组织系统，可合可分。（4）文笔力求畅达，一稿完成必须数度修饰，待全部顺妥而后定稿。这些努力未必都能如愿，但从效果检查，以后立信丛书获得畅销，与此不无关系。
1941年，随着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会计职业训练班的开办和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内迁，深感工商管理书籍不足，又约集专家编写《立信商业丛书》，以后又扩充到统计、法律等书籍，先后出版二百余种。
立信学校所编的《立信会计丛书》，抗日战争开始前，主要的只有二十多种，都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抗战前期，商务印书馆总部迁至香港，在重庆设一规模很小的分馆，所售书籍大部分由香港运来，在重庆印刷的数量很少。当时东南各省的工商企业纷纷迁往西南，带动西南各省工商业蓬勃发展，非常需要会计人员，我们曾开办短期训练班为他们训练会计人才。可是当时要买到《立信会计丛书》，颇不容易，不仅使我校教学发生困难，而且商务印书馆不能大量出版《立信会计丛书》适应需要，也使我校的版税收入大大减少，影响扩充计划。经多次与商务印书馆重庆分馆经理交涉，他总以香港厂印刷力量有限，港渝间运输困难等语推诿。后来该馆总经理王云五来到重庆，我建议把该馆总部迁至重庆，他坚决不同意，再三商讨，始允立约把《立信会计丛书》全部版权交还我校，并由该馆把所存《丛书》的纸版作价出让，由我校自行印刷发行。
我校收回了《丛书》的版权，又拿到纸版，立即与当地印刷厂订立印书合同，印制新书，并委托立信会计师重庆分事务所代为发行。但当时重庆纸张来源不足，质量低劣，加之《丛书》发行量迅速扩大，会计师事务所无法继续担任发行工作。经立信同人决定，另设出版机构，并与当时迁渝的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商妥合作办法，由生活书店和立信各出资金三万元创设立信会计书社，经理由生活书店方面推荐原任该店副经理的诸度凝担任，副经理则由立信职员蒋春牧担任，我以不受薪金的社长名义，主持社务。
抗战胜利前后，书社营业蒸蒸日上，资本需要增加。生活书店方面因资金周转困难，把所有生活书店股权作价让与立信。从此立信书社的股份，就为立信会计学校和一部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人所有。
立信书社成立后，鉴于当时各单位需用的西式帐表，都要自己设计印制，能力较差的会计人员设计有困难，而各单位印制帐表，时间长，费用大。我们就根据日常业务中所了解的情况，设计印制了各种帐册、表单，供各单位选购，并赠送“使用说明”，内附几种“簿记组织系统图”，减少了会计人员设计和改进会计制度的困难，保证了各单位的需要，深受各界欢迎。这时，立信书社也就改名为“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
解放后，由于人民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对于企业管理和会计技术的重视，会计书籍更为畅销，帐册表单的销数大量增加，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的营业额和利润也相应增长，到1956年公私合营时，现金存款达三十六万元多。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一向以“专重业务，不问政治”为口号的立信会计学校，在政治形势和社会制度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当然要经一番重大改革，首先像我这样在旧社会积习较深的人，不宜继续担任校长，因此我申请当时担任专科学校董事长的黎照寰先生，召开董事会，推选原任本校副校长的李鸿寿为校长。李校长任职以后，对于校务多所改革，使专校在1952年移交政府接收并入上海财经学院以前，仍能继续发展。所聘教职员大都是进步人士，学生人数继续增加，每学期在学学生近一千人，毕业后成为新社会工商企业的称职人员。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会计补习学校校长，也改由原副校长陈文麟担任。并在解放后的两三年内，陆续扩充校舍，广设分校，增收学生，在1951年至1952年间，学生人数竟多至一万五千六百余人。但这种无计划的发展，与当时工商业的需要很不适应，所以后来逐期收缩，于1952年移交上海市教育局，改组为几所中学。
在上海的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在校学生也有四百人，由我继续担任校长，但校务实际上交由副校长陈文麟、教务主任向江南、辅导主任王成杰等处理。1955年5月移交上海市教育局，改组为上海市会计学校。
在重庆北碚和广州的三所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原由庞怀陵、刘芷休、蔡经济三位立信老同学、老同事分任校长。重庆解放之初，学校经费支绌，来电告急，我曾以私款汇去接济。后由重庆市教育局接收，改组为其他学校。广州一校自行停办，并未移交当地教育局。（潘序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