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教育者必须自己先受教育，然后才能教育他人。如果从这个角度观照作为教育家的张謇的一生，可以大致认定他在42岁获取进士以前的人生为“接受教育”的阶段，而42岁以后的人生为“教育他人”的阶段。张謇的“受教育”阶段，是在博取功名的科举制度里度过的。
始行于隋唐时代的科举制，是一种通过定年出题试士录取官员的用人制度。它对于魏晋以来实行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九品中正制而言，是选拔官吏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它为下层寒士通过刻苦学习、平等竞争来改变贫贱地位、跻身官场仕宦，提供了一条相对公平的进身之阶。由于求取富贵利禄是常人的本性，因此，科举制度在维系士人心志，并通过士人阶层，在凝聚和控制广大民众、巩固封建政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隋唐（公元7世纪）至1853年张謇出世，科举制度历经1200余年的因革演变，在成功地选拔了许多优秀官吏的同时，由于“法久弊生”的内在规律，已经是弊端丛集、积重难返。而张謇出生农家，幼而颖异，家族中人都热望他能通过科举途径跳出农门、踏上仕途，在报效国家的同时耀祖光宗。但是，他的家族自从清道光年间以来，除了偶有人习武中武举以外，三代之内迄无读书的文士隶名于州县学官为生员者，被时人目为“冷籍”，赴考应试往往受到特别的刁难，不容易被取中。这就注定了青少年张謇的科举求仕道路必然不会是一条布满鲜花的坦途。
据《啬翁自定年谱》与张謇日记记载：1856年张謇4岁时，由父开始教识《千字文》。5岁时因背诵《千字文》无讹，父令随伯、仲、叔三兄入邻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12岁时，謇父自辟家塾，延请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读其三子。14岁时，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负笈往西亭，从效祁先生的从子宋琳先生读书，膳宿其家。15岁起，间亦从效祁子、江南乡试举人宋琛先生问业。1868年16岁时，因发愤苦读，学业有了长足进步。是年为避“冷籍”应试必然会有的额外需索，经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县人张铨儿子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自17岁起，如皋张氏贪得无厌、索酬无已，后竟控诉于如皋官府，意在借官勒索，于是“冒籍案”发。自此连年缠讼，使少年张謇吃足了苦头，家道也由小康转入困顿。直至21岁，幸赖通州知州孙云锦、江苏学政彭久余怜士惜才，曲为援护，屡费周折，才得以销如皋控案而归通州原籍。从16岁录取生员起，中经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前后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中式，而屡挫不折，矢志不移，勤学精进不已。直至1885年33岁，因孙云锦官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转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由此人皆知其为“江南名士”。自此益加奋发，志在必得。却又命途多舛，四试而不得为贡士。34岁应礼部会试不中。37岁赴会试，试卷为无锡孙叔和所冒，孙中而张落。38岁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40岁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直至1884年42岁，赴礼部恩科会试，才取中第60名贡士。嗣经殿试，得中一甲第一名（俗称状元），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前后历经30年青灯黄卷、呕心沥血的艰辛拼搏，终于到达科举取仕制度的峰巅，登上了大魁天下的尖顶。
张謇当清末朝廷诏天下州县普立学堂、废制艺律赋时，曾经这样评论过科举制度：“制艺、策论、诗赋不必不得人”“而得故鲜矣。”后来的事实表明，张謇本人正是中国绵延1200余年的科举取士制度所陶冶和锻造出来的屈指可数的最杰出人才之一。
纵观张謇的一生，这30年的科场拼搏，对于他42岁以后思想的凝练与事业的成功，决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仅就他后来成功兴办的教育事业来说，长期的书海航游与一朝的蟾宫折桂就具有以下四方面意义：第一，蓄积了极为广博的学识。张謇中举人后，座师潘祖荫尚书曾当面嘉许他：“论学，我当北面。徒以一日之长，抗颜为师。一第在子不足轻重，朝廷得人，殊可贺耳。”具有渊博的学识，是造就一个伟大教育家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第二，领悟了教育事业的内部规律。在30年的科场奋战中，张謇不仅做学生，也应聘担任过一些书院（崇明的瀛洲、安庆的经古、江宁的文正等）的山长，由此对各门知识的内在联系、读书与做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教与学的门径、学校内部事务的管理等，目察之、耳闻之、心计之，可谓老马识途，无形中已是行家里手。
第三，洞悉了科举制度的弊端所在。他曾说：“鄙人亦科举中人……始读书时，孜孜于场屋生涯者二十余年。世风渐变，自觉其非，然不能不于此中求脱颖，但不为所囿耳。”
第四，获得了崇高的人望。在长达30年的科举生涯中，张謇结识了许多同时代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们富于理想与学识才智，由于志同道合，逐渐结成了一个以享有状元桂冠的张謇为核心，可以在学识上互相切磋、事业上互相援手的高层次的先进文化人群体。这个群体后来给了张謇的事业包括兴办教育以极大的帮助。
以上四点，既为张謇日后改革旧教育制度、创建新教育制度提供了客观上的必要性，同时也为他实践这种改革和创新提供了主观上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