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史、文学史研究、文学史学、文学研究以外两种方法，一种是批评的方法，一种是文学史的方法，前者使用批评思维，后者使用历史思维，前者的研究形成了文学批评，而后者的研究形成了文学史撰述。今天，文学史撰述与研究无可置疑地被人们视作文学研究领域最庞大的学科，但是，这门学科真正的状况又如何呢？
（一）
每一门成熟的学科都有它自己的哲学，它不仅包含对本学科典型概念和模式的阐释，而且包括对该学科独有的论辩形式、论据和程序的批判性讨论。文学史也不例外，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学史学科一直处于一种未开化的学科地位。其典型的表现是，我们的文学史观念还停留于朴素的未经反思的阶段，我们在这一本应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文学史学方面的思考基本没有脱离古人的“论从史出”、“以论带史”的范围，这一点只要我们注意一下当下的学者们是如何沉湎于史料，无限夸大史料的作用的情况就可以想象得到了。这里最大的问题是直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门真正的文学史学来帮助人们认识文学史学科的性质、任务、目的、方法、意义以及对探究主体的要求，从而给试图进入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以启示。无疑，这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中最重要的缺憾之一。
一门没有它自己的学科哲学的学科是不成熟的，以往我们一直以为文学史学科并没有它自己独立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因而也不需要建立它自己独立的学科哲学，我们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经典哲学，然而事实是经典哲学并不能如我们所想当然的可以自动地为我们提供一切文学史思维的参照基准。英国哲学家沃尔夫认为历史学研究领域里存在着令人惊异的混乱，其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历史研究必然要预先假设某些哲学的前提和观点，而这些哲学的前提和观点却往往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当然而无待检验的，有如几何学中的公理那样，然而自然科学有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即有关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历史学也有它的思想方法与认识论的问题。沃尔夫的这一说法完全适用于中国当今的文学史研究现状，我们的文学史家们几乎天天都在用着诸如文学、文学史、历史、文学发展、文学史规律、反映、进化……这样一些从一般史学、文艺学、经典哲学、甚至生物学里借用过来的未经过严格清理与反思的概念，却并未花一番力气去确切地领悟这些概念的是如何左右着我们的思维的。这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的文学史学科发展的一个瓶颈了。我们的文学史学科就象一个在沙漠中凭着感觉盲目地走得过久的旅人，当我们走得疲惫不堪时我们发现我们竟然还是在原地转着圈子，现在是需要坐下来仔细地想一想我们的道路问题了，否则我们的出发将与过去毫无区别，我们的目标也将彰而不显。当然，文学史学的待建性并不仅仅是汉语言学界的问题，它也是文学史学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遇到的一个共同的问题。[ 沃尔夫：《历史哲学引论》，第一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事实是文学史学科（首先是作为一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学科，其次还是作为一门与一般社会科学不同的独立的学科，再次是作为与一般历史学、文艺学不同的独立的人文学科）也有它的思想论与文法论的问题，不首先认识、分析和批判我们的文学史认识的方式、方法、理论前提，就径直去追求所谓文学史的事实与规律，那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认识的，只有对文学历史认识的性质首先进行一番分析清洗，才能朝着理解文学史和真正理解文学史学的方向前进。
文学史学向人们展示的是文学史研究最基本的隐性前提，这些前提是那样深地隐含于文学史家的思维深层，以致它们对文学史家的影响经常地受到忽视，或者干脆说人们对这些隐含的思想的意义几乎完全是盲视的。文学史学的目标是挖掘那些支配我们思想的先决条件，研究、阐发、揭示那些潜藏于我们的基本用语中，影响着我们对这些用语的使用，渗透到我们的文学史信念、分析判断等行动里并进而融含在我们的结论里的假设条件，一句话，思考我们的文学史家使用的概念本身以及文学史家又是如何使用概念来实现文学史操作的，这就是文学史学的任务与内容，文学史研究当然是要收集史料的，但是史料无论多么丰富，它本身并不能构成完备的历史知识，最后赋予史料以生命力的是文学史家的思想，文学史的工作决不等同于史料长编，它在朴素的史实之外还要注入文学史家的思想，也正是因此，对于同样的史料或史实，不同的文学史家才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与解释。换而言之，文学史家的分析与理解并不是由史料中现成地得出来的，相反它们乃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前提假设，它们存在于文学史认识活动之前，它们非但不是可以从史料中自然而然地推理而出的，相反是文学史家认识史料、分析史料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其实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是文学史观的层次，二是文学史操作理论的层次。文学史观的层次是对文学史治史操作中的元思维进行反思，文学史操作理论层次研究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的特殊的方法，是对文学史治史方法前提的反思，在前一个层次必须廓清文学史的基本理论前提，对我们过去的以经典哲学的一般史观代替文学史这样一门具体学科的史观要求的情况作出必要的清理，将那些模糊不清，但是又代替着我们的文学史本体论之思的思想指呈出来，在这里我们要对“什么是文学史？”、“什么是文学史流变？”、“文学史认识的目的是什么？”、“文学史的对象是什么？”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作出回答。而在第二个层次我们则要回答“文学史的理解是如何可能的？”、“文学史陈述是如何可能的？”、“文学史写作的结构是文学历史的本身的天然结构还是文学史家加给它的一种理解结构？”、“意义在文学史中是如何被确认的？”等一系列问题。
文学史学是对文学史思维的更高一级的反思，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新的史家，产生对文学史的新的理解，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见解得以不断地产生的原因不仅来自于不断有新的史料发现（相对地说史料总是有限的），而更在于人们的文学史思想观念在不断地更新变化，也因此，文学史学的建立与更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史研究得以长足发展的一个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它是历史研究的前提（一个文学史家没有先在的对人、对存在的理解与信念而可以从事文学历史研究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更是文学史研究得以不断更新的前提条件。
应当说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是有其内在的原因的。这原因一方面是我们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模糊性、体验性、直观性带来的，它使我们对形而上的抽象的东西总是显得隔膜，而另一个更为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过去太相信经典哲学作为各门学科的元语言的合法性了。
文学史学是思辨性的。它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史研究，它并不以具体的文学史的研究直接结合，相反它还要为自己保留一定的理论的超离度，使理论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为自己开拓务虚空间，文学史学并不致力于为文学史家提供一套可以直接使用的文学史观念，它只是打开一个又一个思维的范式，以提起文学史家的警觉，使文学史家们可以脱却过去那种不经思索就将一切先在前提视为当然的习惯，对一切即成原则给以质疑。在自己的面前还没有可以统一一切思维的准绳之时，它唯一可走的路子是质疑，以思的反省性为自己打开出路，我们这个世纪的那些风靡一时的自诩为超越一切历史的元语言真的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吗？我们在获得自己的立场之前，唯一可信的就是我们的疑问，我们相信它将把我们引向自由与自觉。第一重质疑是本体论的，“文学史”是否象我们过去所认识的那样是纯然客观的，不以研究主体的先在视野而改变的？我们究竟是在怎样的意义上在使用着“文学史”一词？它是指那个幽悬于往昔的灰尘中的那个所谓的“客体”还是我们的文学史家通过其主体的向度而陈述出来的文本？第二重质疑是认识论的，它是向着文学史家的质疑，文学史的认识何以可能？文学史家何以有权对文学史说话？他可能怎么说话？说什么性质的话？他又为谁而说？他代表他本人而说，还是代表历史上存在过的人们而说？他是代表现实而说，还是代表历史而说？他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一个学者，又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一个诗性的人？第三重质疑是方法论的，文学史到底是解释学的还是经典哲学所说的“数学和化学一样的精确的科学”？它的基本的法则来源于“理解”还是“反映实在”？历史陈述的模式是唯一的还是多元的？如果是唯一的，那么它是否就是我们现在所通用的社会历史模式？文学史是否有它的特殊的方法？如果有，是不是综合的方法？对一个事件追溯它和其它事件的内在联系，并给它在历史的网络中加以定位是否可能？历史是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否可以为统一的理性之思加以把握？当我们这样问题自己时，我们便开始了有关文学史学的思索。
文学史学又是个体论的。与其说文学史学是一种有关文学历史本身的学问不如说文学史学是对文学史家如何获得文学史认识的哲学上的看法。科林伍德说：历史哲学是对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含义的批判性探讨，是为发现历史思维在整个人类经验中的位置、它与其它经验形式的关系、它的起源以及有效性所作的一种尝试[ 科林伍德：《历史哲学的性质和目的》，载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 》第15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文学史学必须从对作为往事的“文学史”的单一理解中解放出来，转而关心文学史家个体性对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这里我们必须认真地与独断的历史哲学划清界限，教条主义的历史哲学以独断论的方式把主观假设当成客观规律应用于一切历史阶段和场合，不仅未加考察就假定了思维的有效性，而且也假定了这种思维成果具有确实性和最终的结论性，企图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关于历史事实的客观性的体系性的观点，这种历史哲学是以否定文学史研究的个人性为代价的。今天我们的文学史学应从这种状况中挣脱出来，为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寻求更加符合时代基准的出发点，即从我们这个时代的个人化局面出发，以文学史家个人为本位立场，使文学史真正成为向着个体理解开放的历史。这是个体论的文学史学的立场，是个体论文学史学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是基础也是目标。
（二）
文学史研究在相当层面上可说是一种人学研究，它的首要任务是守护和延续保存于文学本文之中的本真，发现并阐释文学作品中的“真理”，从而使这种“真理”得以再临，以肯定文学作品（作为民族的和世界的珍品）传续真理的价值。不过，我这里所说的“真理”并不是经典哲学意义上的所谓“客观真理”，经典哲学艺术上的“真理”蕴涵了过多的有关历史的虚妄观念，如历史真实的信念、历史决定论的信念等等，认为世界由独立于心灵的东西组成，对于世界的实际的样子，可以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真实完全的描述，真理是语词与思想的外在符合……。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种上帝的观点，因为只有上帝可能是超然于人类和世界之外的超越存在物，才可能作这样一种比较，才知道是否有此符合，其实在人的世界里这种所谓的符合是不可证明的，如果我们在比较之前并不知道历史的本原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我们怎么拿我们的认识来与它比较呢？如果我们在比较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历史的本来面目，那么我们的认识就是不必要的，比较就更是不必要的了，不过我并不认为在文学史领域里完全没有“符合”的地盘，我承认一个有限的“符合”，在一个符号体系的使用共同体之内有可能达成某种一致，他们拥有共同的伦理道德、价值理想、形而上学，他们掌握同样的符号使用规则，这样他们就可能对一个历史问题达成有限的共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互相认为是“真理的”。正是这种有限的共识使我们有可能对文学史作出必要的判断，而且有理由和信念希望我们的判断得到别人的承认。这里普特南在他的一相出色的著作中为我们提供的有关“由于对象和符号同样内在于描述模式，就有可能说什么与什么相匹配（《历史·理性·真理》）”的思想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普特南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建立在主体之上的（而不客体上的）符合的图景，符合是指符号与它的使用者的概念图式之内的对象符合，符合的依据来源于符号的主观方面，某一层面上说，的确这种“符合论”不仅不可能为文学史领域里的客观知识提供理论基础，而且使它显得更为不可能了。我得进一步坦率地说在文学历史的领域里有关客观知识的信念是极难自圆其说的，如果文学史的目标是为了获得所谓的客观知识，那么它的工作应该早就完结了，因为这样的客观知识的文学史应当只有一部，也只需要一部。我的观点是文学史里的“真”是存在的，但它是“有限”“符合”的结果。
必须说明这种真理不仅存在于“历史的真”之中，还存在于“历史理解的真”之中，也就是文学史的“真”是由理解的真与本源的真双重结构构成的，过去我们只重视作品本身的真，对作品的效果之真，也就是“理解的真”是轻视或盲视的。然而文学史的真并不仅是作品作为原生态历史的真，原生态的真只存在于文学生产与消费的原始语境之中，这种语境一但成为历史就再也不可重现了。从作者的意义上讲的原生态的真即体现了作者的意图，而且是初始时作者赋予文本的初始“含义”，随着作者将作品完成并交付消费者──读者，这种初始含义就消失了，而代之以读者阅读文本时所获得的“意义”──理解的真。这时，作品的“含义”被读者领会为“意义”，它是读者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感受溶入作品，对作品进行再创造的结果，它并不是作者所付于作品的原初含义，此时作品已经独立于作者，不再是作者的了，而是读者的了，甚至作者本人在其作品面前也不过只是一个普通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