腼腆包含有羞涩的意思在内，但又不仅是羞涩。羞涩形容的是内在的心态，腼腆形容的是外态。羞涩是一个发生性的、进行性的词。因为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地羞涩起来。
但五十年代的“大姑娘”们，却往往会经常无缘无故地腼腆起来。
比如同院住了多年，邻居关系很好，她们到我家借东西，或春节拜年，也会显出非常腼腆的样子。而我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我哥哥是中学生，我是少年，我家简直没有能算得上“男人”的人，她们为什么也腼腆呢？
正由于我家只有小男人，我母亲又特别好客，对“大姑娘”们一向特别亲热，一向特别被她们所敬，故不但同院的，而且连邻院的，一条街上的，乃至前街后街的“大姑娘”们，相当一个时期内，都愿结伴儿往我家聚。有时会在窗前聚七八人之多。就着屋里的灯光，各自手里皆钩着织着，你一句我一句地聊天。悄悄地聊，偶尔发出一阵哧哧的轻笑。邻居们都说，我家简直成了“大姑娘之家”了。我母亲也常望着她们说：“我要有这么多大姑娘可美死了！”
正是那么一种情形，使我这个少年的眼，有机会观察很多“大姑娘”。
连我母亲和她们说话，她们也显出腼腆的样子。
同院有个比我大的男孩子心思不良。按今天说法，可叫作“问题少年”。
有次他问我：“你看她们中哪个漂亮？”
我就指着其中一个说：“她最漂亮。”
他怂恿我：“那你敢走到她跟前去对她说‘我爱你’吗？你若敢，我给你两个玻璃球儿！”
于是，我逞强地走到那一个“大姑娘”跟前大声说：“我爱你！”
不惟那一个“大姑娘”，所有的“大姑娘”们全都倏地一齐红了脸，全都瞪着我呆住了。片刻，这几个伏在那几个身上，一齐笑得前仰后合。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大姑娘”们笑开怀。她们一个个忍住笑，复一齐瞪着我，脸仍红着，都显出一种很美的腼腆。我母亲因那件事狠狠训了我一通，不许我以后再跟那“问题少年”接触……五十年代“大姑娘”们的娴静和腼腆，单就男性对女性的眼光而言，从我这儿讲，在我记忆里永远是优雅的，美的。姑娘大了，如果只“蹦迪”蹦得好，却从不知娴静何意，如果一味现代，从未羞涩过，从未腼腆过，细想想，也够俗得烦人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女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三年，是中国的灾荒之年，也是中国人的饥饿之年，更是逢此三年的绝大多数中国女性每忆心悸的艰苦岁月。从母亲怀中的女婴到老妪，几乎盖难幸免。
我们这里既说的是绝大多数，因而强调了例外者们的存在。某些成年人虽然在那三年里自己不曾挨过饿，但还是知道别人们在挨饿的情况的。只有极少数六十年代的少男少女在那三年里并没挨过饿，以至于长大后，听许多同龄人或上一代人回忆起“************”时期的苦日子，自己们浑然不知，莫名其糊涂。仿佛非中国人，乃外国人。
他们是极少数的高干子女。当年的空军战士，曾节省下自己每月发的饼干和巧克力，送往他们曾寄宿的小学或中学。“难怪学校里当年发过饼干和巧克力！”他们往往是在这样的联想下，才能证明那三年在自己的年龄中也确曾是度过的。
所谓“************”，我们如今都知道的，并不仅仅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也是政治因素造成的。中国和苏联决裂了兄弟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于是导致苏联板起面孔讨债，中国显示出强硬的志气偿还。
那三年内，司局级以上干部，每月发“优待券”，可凭券买到白糖、茶、烟、奶粉之类。老百姓在那三年里见不到奶粉。凭出生证明供应给婴儿的是“代乳粉”，一种接近奶粉的婴乳品。那证明不仅要证明婴儿的出生，还要证明母亲奶水的不足。倘不证明这后一点，也是不卖给的。春节前，每户人家供应几两茶叶。白糖每月每人二两，吸烟的男人每月供应一条劣质烟。
城市人口中，对男劳动力的最高定量是三十六斤半（搬运工、伐木工、煤矿工享此优待） ，一般工人三十二斤，脑力劳动者三十斤，家庭妇女们和中学生高中生们一样定量——二十八斤半。后来，在哈尔滨市，粮食不能保证定量供应了，每人每月减少三斤粮食，以霉质的地瓜干等量代之。连霉质的地瓜干都作为城市人的口粮供应了，足见已将农民的口粮收缴到了什么程度。许多学生腹中空空地上学。许多学校因而取消了课间操。学生和教师饿昏在课堂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天府之国”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逃亡外省寻求活路……陕甘宁的农民大批大批地“闯中原”或“走西口”……事实上，饥饿从一九五八年起，在有些省份就蔓延着了，也并未能全国齐刷刷地结束于一九六三年底。在有的省份，直至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才略见缓机。而一九六六年中期就开始了“**********”……
那些年，城市里的许多中年母亲们，迅速地白头了，明显地苍老了。
作为妻子，她们必得保障丈夫们不至于被饿倒。丈夫们一饿倒，家庭也就没了基本收入。作为母亲，她们必得保障儿女们维持在半饥半饱的状态，因这是她们的起码责任。如果还有公婆，如果她是个孝顺媳妇，岂忍看着老人挨饿？
但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口粮都是定量的。巧妇难做无米炊，她们往往也只有自己吃得比定量更少。
倘有丰富的副食，以上定量并不至于使人挨饿。
但那些年里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副食。连蔬菜也是按票证供应的。
六十年代的前几年，中国城市里的绝大多数母亲们亦即中年母亲们，总体值得评说之处是母性的坚忍和毫不顾惜自身的家庭责任感。如果她们自己不吃饭也能将就着活，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根本一口饭都不吃；如果她们身上的肉割下一条来半个月就会长合，她们中许多人肯定会每隔半月从身上割下一条肉来给全家人炖汤。
除以上两点，实难再由她们评说出什么折射时代精神的风貌特征。
那么咄咄逼人的饥饿时代里，她们身上还能显示出别种的女性异彩吗？
那些年参加工作了的“大姑娘”，大多数比较自觉地推迟婚龄。一是由于结婚成了很不现实之事。大多数小伙子那些年没心思结婚。整天饿得心慌眼花的，哪儿有结婚的心思呢？念头一闪，便自行地打消了。而小伙子们的消极，正中“大姑娘”们下怀。其实她们都不愿在艰苦岁月里嫁出门去。一嫁出门，工资也就带走了。她们微薄的工资，对于她们的家越发显得重要了。毕竟，在黑市上，花高价还是有可能买到粮食或粮票的。若买粮票，她们的工资也等于十几斤粮食啊！一个家庭每月多十几斤粮食少十几斤粮食，区别是很大的。何况，因为她们参加了工作，每月口粮比母亲高三斤半，比小弟弟小妹妹高六七斤甚至十来斤，自己每顿少吃，家人不是可以多吃几口吗？
那些年，是中国城市结婚率最低的几年。二十四五岁了仍不考虑婚事的“大姑娘”多了，不足为奇了。与五十年代初期至中期相比，她们接近着是“老姑娘”了。
饥饿比宣传号召起了更大的晚婚作用。
但在农村里恰恰相反。
为了拯救家庭，“大姑娘”或者甘愿牺牲自卖自身，或被无奈的父母所暗卖。因为她们没有工资，土地荒芜，工分也没了意义，只有自身还能换点儿吃的。又加中国农民传统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仍十分严重，卖了女儿，起码家里少了一口“白吃”。保命的重点，是倾斜于儿子的。当然，也有父母，愿望是好的，考虑得极为现实——女儿让一个男人领走，只要他能养活她一条命，总比饿死在家里强。“大姑娘”白白被人领走了，接着，二姑娘三姑娘也眼睁睁被人领走。只有儿子，要死，也得和自己死在一起。因为只要留住儿子，只要儿子不死，就有能传宗接代那一天……
城市里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亦即中学生们高中生们，比起农村的少女们半大姑娘们来，落不到那么悲惨的命运，似乎该算是苦难岁月中的幸运。
但她们中的许多，在身体正待发育着的年龄，由于极度的营养缺乏而中止了发育。如果将今天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和六十年代前三年的初一初二学生混编在一起，并且都来一个向后转，那么可能较难分出哪些是今天的小学六年级生，哪些是从前的初一初二生。如果将六十年代前三年的高中生与今天的初中生混编在一起，那么会比较明显地看出，后者们发育的良好程度远胜前者们。良好中的忧虑，倒是营养过剩现象。
许多六十年代的初中生高中生，身体发育在不该中止的年龄中止以后，再就永远地矮小了。排除个别遗传因素，共同的原因是三年饥饿。
一进入六十年代，中国城市女性人口的年龄比例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过去是家庭妇女多，后来是学生多。过去，街头巷尾发生件什么事，哪怕仅仅是出现了个卖彩线的小贩，满街急匆匆聚去的是中青年母亲们的身影。后来，如果正巧是学生们放学的时候，被吸引的往往是许多女学生了。
过去，早晨七点多钟下午五点多种，女人们的目光迎送的是上下班的丈夫们，而后来迎送的是上下学的儿女们。成群结队的中小学生从街上络绎经过，情形往往颇为壮观。
六十年代的中学女生与五十年代的中学女生们相比，头脑中对于上学的思想大为不同了。她们已不满足于将来的自己仅仅不是文盲。她们已开始明白，学历的高低，不但关系到自己将来的婚恋和人生的质量，而且足以直接扭转自己的命运。
绝大多数初中女生的志向是升高中。她们上中学不久，便开始了解到市里有哪几所中学是重点中学，而自己就读的中学之教育水平大致属于几等。在课堂上，老师们每每倍感荣耀地告诉学生，本班本校的上一届上几届学生中，有多少考上了重点高中。那些使老师谈起来很骄傲的学生中的女生，便渐渐成了她们心中的榜样。
绝大多数高中女生的志向当然是升大学或大专。那些重点高中的女生尤其如此。她们对于全国的名牌大学耳熟能详。“三六一十八，清华北大哈工大。”这是六十年代初开始在哈尔滨初高中生们之间流行的话，代表着他们和她们的学习理想。“三六一十八”——当年指哈尔滨的四所重点中学三中六中一中十八中。中学生考入此四所中学的高中，意味着离踏进全国名牌大学只有一步之遥了。我的哥哥原在哈二十九中读初中，初中毕业后被保送到一中，前街和后街的“大姑娘”们都对他另眼相看起来。
一九六三年我升入中学，哥哥考入大学，前街后街为之轰动。连派出所所长和社区的干部都纷纷到家里祝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那一居民社区几千户人家中，还没出现过大学生。他到外地上大学前，预先定亲的媒人终日不断。许多“大姑娘”和她们的父母，认为我哥哥将来必是工程师无疑，都愿早结良缘，等上四五年也心甘情愿……
六十年代的“大姑娘”们——她们已不怎么乐于被视为“大姑娘”了，人们已开始顺应她们自己的意识称她们为“女青年”了——无论是学生还是参加了工作的她们，依然是娴静的。
但与五十年代相比，她们已外静内不静，态静心不静。是的，她们不再如五十年代的“大姑娘”们一样娴静得头脑空旷心思简单了。一九六三年后，饥饿的黑翳从城市里渐退，人们又能吃饱肚子了。“女青年”们择婿的标准在吃饱了肚子以后开始悄悄形成。“蓝制服，白大褂，枪杆子，舵把子。”这是当年“女青年”们之间流行的顺口溜儿。如果嫁给有大学文化的男人无望，这是她们退而求其次的择婿标准。
“蓝制服”指公安干警。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对“执行无产阶级****”的男人们礼让三分，故他们在“女青年”们心目中地位颇高。
“白大褂”指医生。中国百姓看病是件麻烦事，有时甚至是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事。嫁给医生，或只不过是在医院工作的男人，全家人包括亲戚朋友都会受益匪浅。
“枪杆子”指排长以上现役军人。军官月薪高些。成了军人家属，不但生活有保障，不但光荣，还会受些优待。但嫁给军人有一点不中她们的心意，那就是将忍受婚后长久的分居生活的苦闷。而随军不但须经部队批准，又有可能离开城市。离开城市是她们所不情愿的。故“枪杆子”在国家那儿虽然排在第一重要的位置，在她们心目中却只能屈尊第三。
“舵把子”指司机。无论开卡车的还是给官员开小车的，总之自己和自己的家人能沾点儿方便。
看来，归根结底，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不是由任何其他的条件和因素所决定的，首先是由工业的发展所决定的。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广泛的城市就业机会。广泛的就业机会增加了许多家庭的收入。收入提高了的家庭有能力承担儿女们的学费。而较普遍的文化教育，使普遍的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受改变的过程和阶段是有区别的——它使男人开始关心自身以外的事情，它使女人开始思想与自身相联系的事情。好比展开一幅画在男人们眼前，使男人知道世界比自己所了解的广大得多；而展开一幅画在女人们的头脑中，使女人知道女人的命运比自己所以为的丰富得多。那幅画原先就存在于女人的头脑中。只不过它卷着，还捆着，非靠时代的咒语而不能展开。只有极特殊的女性，能凭自己的觉醒先于时代的默许而展开它。她们在任何时代都是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
五十年代中后期的许多“小媳妇”，在六十年代的前几年，不但早已是母亲，而且可能已是两三个儿女的母亲了。
那时“计划生育”还没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