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良
客家人是一个与中原地区有密切关系的特殊民系，追本溯源，其“先民原自中原迁居南方，其先世居于中原旧地”，亦即中原移民的后裔。那么，客家先民何以要从中原南迁？其南迁发生在什么时代？迁徙方式及方向如何？除血缘关系以外与中原地区又有何联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今天，值客家学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之际，将客家与中原的关系作一系统回顾和探讨，对于解决争论已久的客家源流问题，增强客家与中原之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抑或是不无裨益的。
一、从中原人口南迁看客家血统源流
客家人是在中原人口不断南迁的过程中形成的特殊民系，其南迁活动根据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一书中的研究，大规模的约有5次，而其中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都与中原地区有关。至于这些客家先民的南迁原因和具体人员构成、迁徙方式等等，他并没有作进一步的研究，以至为后人留下不少悬而未决的疑案。本篇便是围绕第一次南迁问题申而广之的。
一般认为，客家先民第一次南迁的原因完全是由于西晋末年的动乱和所谓“五胡乱华”的影响，其实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如在大乱发生的数年间，自然灾害也一直比较频繁。其中仅永宁二年（302年），就有七月的豫州（今河南淮阳）、南阳（今属河南）水灾，襄城（今属河南）、河南（今河南洛阳）雹灾，十月的义阳（今河南信阳北）、南阳水灾，十二月的襄城、河南二郡风雹灾，而整个中原地区又发生地震。又如永嘉四年（310年），中原地区在四月发生大水，五月地震，六月大蝗，入冬大旱，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天。这些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破坏一点也不比社会动乱低，其甚者“折木伤稼”，或者“草木牛马羊鬛皆尽”，同样威胁着中原居民的生命安全。上述这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无疑给中原居民在当地的生活造成困难，像“五胡乱华”一样，显然也是引起中原居民外迁的主要原因。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和自然灾害的交织，最终引起了以衣冠士族、官宦大户为主体的中原居民向较为安宁的江淮地区迁徙。这些南迁的中原居民后来大多衍化为客家先民，其迁徙也被认为是客家先民的第一次南迁。当时的情况正如《资治通鉴》所说的那样：“时海内大乱，独江左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晋书·王导传》也说：“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从“十六七”之言，可知中原居民避乱南下者人数之多。又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曰：“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南朝人撰士族谱，也称百家谱，所指也主要是这些渡江官宦士族。
具体说来，如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钟雅，西晋时任着作佐郎，后来“避乱东渡，元帝以为丞相记室参军”。
南阳顺阳（今河南淅川）人范坚，“博学善属文，永嘉中避乱江东，拜着作郎”。陈留考城（今河南民权东）人蔡谟，早年举秀才，后来也“避乱渡江”。陈郡陈（今河南淮阳）人王隐，博学多文，于“建兴中渡江”。由于这一时期避乱南下的中原居民较多，朝廷为了安置他们，还专门设立了侨州郡县。《隋书·食货志》载：“晋自中原散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着。”《晋书·地理志》也说：“永嘉之际，豫州沦于石氏。元帝渡江，于春谷县侨立襄阳郡及繁昌县。
成帝又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时淮南入北，乃分丹阳，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口。又以当阳县流人渡江，侨立为县，并淮南、庐江、安丰，并属豫州”，“后以弘农人流寓于寻阳者，侨立为弘农郡”。《东晋南北朝舆地表·江州寻阳郡》也称：“孝武因新蔡流人，于汉九江王黥布旧城，置新蔡郡。”上述这些原属中原地区司、豫等州各郡县的居民，在南迁后被安置在江淮流域的芜湖（今属安徽）、寻阳（今属江西九江）等地，成为当地侨居之人，一则说明当时南迁人口之多，致使朝廷不得不设立侨州郡县加以安置；再则也反映了这些客家先民在第一次南迁后大多定居江淮流域的客观事实。
根据史书记载和近人有关研究结果表明，在晋末南下的中原居民大约有90万人，占后来南朝人口的1/6。其迁居地区在同属江淮流域的基本前提下，由于在南迁以前居住地区的不同，在南迁后也呈现出不同的地区分布。其中来自中原西北部的移民，主要定居在今河南、湖北二省的汉水流域，而其他地区的移民则定居在今安徽、河南的淮河以南，以及湖北东部和江西北部。具体说来，如南阳顺阳人范汪6岁过江，依外家新野庾氏，其子宁，“家于丹阳”。陈郡项（今河南沈丘）人周兴嗣，“世居谷熟”。荥阳开封（今属河南）人郑袭“初为江乘令，因居县境”。新野（今属河南）人庾易，“徙居江陵”。上述这些中原士族，定居地点都在江淮流域，说明迁居江淮流域是当时的移民主流。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中原居民迁往今福建、浙江、江西等地。
如据《闽书》记载，“永嘉二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胡、何是也。”《台湾省通志·人民志》也说，晋代从中原入闽者有十三姓，除以上所及者外，又有张、刘、杨、梁、钟、温、巫等姓。上述都说明，晋末有中原移民入迁福建。又如《南史·陈本纪》载，南朝陈开国皇帝陈霸先，“自云汉太丘长寔（颍川人）之后也。寔玄孙晋太尉准，准生匡，匡生达。永嘉中南迁，为丞相掾，太子洗马，出为长城令，悦其山水，遂家焉。”《晋书·殷浩传》载，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殷浩仁晋，后“坐废为庶人，徙于东阳之信安县（今浙江衢县）”。《宋书·谢灵运传》载，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灵运，在祖父时已渡江南下，后因“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晋书·江逌传》载，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江逌“避苏峻之乱，屏居临海”。上述这些人，迁居地区都在今浙江境内。又如《晋书·谢鲲传》载，阳夏人谢鲲是晋太傅谢安叔父，“避地豫章”，其地即今江西南昌，可见当时有中原移民迁居江西。
从数量上看，晋末南迁的中原居民尽管有90万人之多，但其核心仍是中原士族、官宦之家，其中可考知者约有30余家，占全部南迁官宦士族的1/3。他们主要来自中原地区的陈郡、颍川、陈留、荥阳、南阳、汝南、河内等郡，其中陈郡有袁、谢、王、陈、殷、邓六姓，颍川有庾、钟、荀、韩四姓，陈留有蔡、江、范、阮四姓，荥阳有郑、毛二姓，汝南有周、应、李三姓，南阳有范、乐、刘、张、庾、宗六姓，新蔡有干、毕二姓，河内有郭、王、山三姓，义阳有朱氏一姓，河南（今洛阳）有褚氏一姓，濮阳有吴氏一姓。此外，唐林谞《闽中记》曰：“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据此，可知当时有更多的官宦士族渡江南下。
尽管中原官宦士族在晋末大乱时为了避乱而迁往异域他乡，但其外迁时间和外迁方式等并不一致。首先，就外迁时间而言，有元帝过江前已避乱江东者，有原在荆扬地区做官、中原丧乱即受元帝节度、因而留居江左者，有随元帝过江者，有元帝过江后追随而来者；其次，从迁徙方式看，除绝大多数携家属过江外，也有只身避乱和举族而往者；再次，从侨居地看，有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一带者，也有在江陵（今湖北荆州）一带者，大都属于江淮流域；最后，从郡望看，颍川、陈郡、陈留、汝南、南阳等郡官宦士族较多，其他诸郡较少。这除历史原因（如家族地位、文化水准、经济水平等）外，主要还是因为地域关系。即上述诸郡距江左要较他郡为近，五胡势力所及较晚，当大乱还没有彻底破坏这些地区时，他们就已经渡江南下了，因而得以保全。
上述30余家中原官宦士族在南迁的过程中，有不少采用集体迁移方式，率领着自己的乡里宗族共同迁徙，所以仅从姓氏或家族数量上看似不很多。其实当时的“家”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往往指父家长制统治下的一个大家族。在这个家族中可以有同姓的远近宗族，以及受其荫庇的各种依附人口，在总数上可以多达数十或数百。因此，在晋末南迁的中原移民，事实上都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团体。这些团体有自己领导者（即士族首领或族长），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自保能力，同时也有在新的环境中自我生存的能力。这些，都是后来形成客家人的基础。当然，上述统计数宇仅是根据史书记载而来的，不可否认有更多人的迁徙活动没有被记录下来。
总之，西晋末年的战乱引起了以中原官宦士族为主的居民迁徙，而以后形成的客家人又直接得益于这种迁徙。在迁徙之前，他们居住在汉、淮、颍、河四水之间的中原地区。迁徙之后，定居在较为安宁的江淮流域，并以此作为以后进一步迁徙的起始之地。故而可以认为，客家先民在西晋末年的第一次南迁，对客家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同时我们还可以确信，这些以官宦士族为主的中原移民与后来的客家人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二、从中原坞垒堡看客家居住风俗
谈到客家居住风俗，人们很容易想到那些分布在今闽粤赣交界地区众多的围龙屋式建筑。其实，这种兼具自卫和聚族而居功能的民居直接渊源于中原地区的坞垒堡壁，是中原居民在南迁时直接带去的固有建筑模式。
《晋书·苏峻传》称：“永嘉之乱，百姓流亡，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这里所谓“豪杰”，大体是上文所说的中原官宦士族。其所屯聚的地方，一般是经过认真选择或悉心构筑的临时工事，在当时通称为坞，或者称为坞壁、垒、堡、固，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军事据点。
所谓坞，许慎《说文解宇》曰：“小障也。一曰：‘庳城也’。”这种坞大约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的战乱之中，其最为着名者是由汉太尉董卓兴建的郿坞（今陕西郿县境内）。在这座坞中，不仅有高达一丈的基址和七丈的围墙，而且其面积也达一里多，可以屯驻军队和积屯粮食，“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从董卓的话中不难看出，这座坞壁具有突出的防御功能和自给自足能力，与客家人后来在各地建造的围龙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董卓的郿坞首开了战乱时期官宦士族结坞自保的先河，至西晋末年及其以后，由原晋朝官吏或中原士族兴建的坞壁便广泛流行开来，成为动乱时期居民自我保护的一种重要手段。当时，仅在中原西部的伊洛地区，大的坞壁就达十多个。如据《水经注》载，在洛水流域，自西而东，在今河南洛宁一带有檀山坞，今宜阳一带有金门坞、一合（泉）坞、云中坞，在洛阳附近有合水坞，今偃师一带有零星坞、百谷坞、杨亮坞、白马坞、袁公坞，在巩义境内有盘谷坞；在伊水流域，自西南而东北，今伊川一带有崖口坞、杨亮垒、范坞、杨志坞。伊洛地区原是西晋的中心区域，二水流域又多山林险要之地，因而是官宦士族率众自保的理想场所。至于平原地区，虽无天然屏障可守，但结坞自保者亦遍及大河南北。如永嘉初，王弥与刘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顿丘，“陷五十余壁，皆调为军士。”石勒与“刘零、阎罴等七将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诸垒壁，多陷之”，其后“退屯黎阳，分命诸将攻诸末下及叛者，降三十余壁”；“魏郡太守刘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统其垒众”，“与阎罴攻睹圈、苑市二垒，陷之”。上述这些被石勒等人攻占的坞壁，都分布在中原地区的黄河以北。此外，在永嘉四年（310年），匈奴刘粲等人“率众四万，长驱入洛川，遂出轩辕，周旋梁、陈、汝、颍之间，陷垒壁百余”，据此可知在中原腹地的坞壁也极多。又据《晋书·祖逖传》载，东晋初年，宋、谯一带有流民坞主张平、樊雅、董瞻、于武、谢浮等十余部，众各数百，相聚抵抗祖逖。后来，祖逖求救于陈留一带的蓬波坞主陈川，打败张平，又“讨诸屯坞未附者”，继续周旋于各坞壁之间。除此而外，又有大批动摇于后赵、东晋之间的“河上堡固”，可见坞壁在这些地区的分布之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