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吧，既然人家邀请了，你就去吧！”詹雨桐对丈夫说着。
朱全良要去参加朋友的宴会，他本不想去，但詹雨桐再三劝说，他就去了。
躺在床上的朱海波睡着了，詹雨桐悄悄地关上了那扇门，来到院里，孙喜宝站在院里正看着她，他的目光热情而期待，孙喜宝拽住詹雨桐的手腕，还是在饲料房里，还是那些装满了颗粒饲料的麻袋，詹雨桐躺在上面呻吟着，麻袋的冰凉渗透了詹雨桐的骨头。那些老鼠还躲在角落里，只是没有了吱吱的叫声，他们很快就结束了，她慌里慌张地穿好裤子，捋了捋她纷乱的头发，从饲料房里出来了。
詹雨桐一进朱海波的房间，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屎尿味。她推门进去，朱海波的两个眼睛正死死地盯着她，看见母亲裤子的拉链还开着，詹雨桐掀开被子，朱海波的屁股已经被褐色的排泄物糊的不成样子了，屎臭味充斥了整个房间。詹雨桐赶紧给朱海波收拾了一番，这是她的儿子，她一点儿也没有嫌弃过儿子，她甚至没有用手捂一下鼻子。她打开窗户，让屋里的臭味散出去，她愧疚极了，她把儿子弄脏的床单洗了一遍，晾在门外的晾衣绳上，詹雨桐知道，朱海波一刻也不能离开她。
她把朱海波挪到浴室里，詹雨桐把朱海波放到一把木制椅子上，让他坐稳了，两根布带把他固定在椅子上，一根布带拴在他的腰上，一根绑在他的臂膀下面的胳肢窝里。詹雨桐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终于使朱海波坐稳了，她调好了水温给朱海波洗澡。詹雨桐想起朱海波小时候给他洗澡的过程：阳光灿烂的正午，詹雨桐在院子里放一个直径八十公分的浴盆，将水温兑到温热状态，詹雨桐小心地把水淋在他的身上，她搓着他肉嘟嘟的小胳膊、肚脐、屁股和脚丫。那时，她还是一个柳眉花娇风姿绰约的少妇，她的秀发在阳光下闪烁着黑色的微光，没有女人不嫉妒她的美丽和她高雅的气质以及她婀娜多姿的身材。洗完澡，詹雨桐会擦干海波身上的水珠，小心地将他裹在一个刚刚被太阳晒过的白色的绣着富贵花的毛巾被里，再小心翼翼地放在浴盆旁边的婴儿车里。
此时，她再一次给儿子洗澡，她用心轻揉着朱海波的头发，她感觉绑在椅子上的布带并没有绑紧，朱海波向下滑了一下，他虽然瘫痪了，可是体重并没有减轻，甚至比健康时还要沉。这段时间她为了能将儿子从床上椅子上搬上搬下，还买来了哑铃锻炼臂力，哑铃果然有作用，她有时还帮着搬运工往饲料房里搬麻袋，饲料味残留在身上，好几天才能消失。朱海波的脖子上还有污垢，他把头歪向一边，她用心地给他洗着。
“咚”的一下，朱海波连人带椅子重重地摔在地板上，绑在胳肢窝下面的布带子连着椅子解开了，朱海波的头撞破了，头上的血顺着水流到地漏子里，她吓傻了，詹雨桐想把朱海波连人带椅子一块儿抱起来，但她失败了，她把朱海波抱到离地面两尺高时她也摔倒了。朱海波的头又一次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血再一次流到地板上，朱海波的身体滑得要命，身上全是肥皂泡，她又试着将他抱起，但是，还是失败了，詹雨桐抱着朱海波的头哭着。此时她是多么无助，她恨自己，是自己没有照顾好儿子。她缓了缓神，先将绑在朱海波腰上的布带解开，把椅子从浴室里搬出去，她擦去朱海波身上的肥皂泡，给他穿上干衣服，自己又换上了鞋，这才将他抱到浴室外面的卧室。
鱼塘离机场很近，只隔着一条黄河，过了桥就能看到机场，詹雨桐每天都能看到飞机来来往往起飞降落，她想起她的儿子，她儿子再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了，更别说可以坐飞机了，一双铝合金做的双拐放在朱海波的床前，朱海波从来没有用过，因为他用不上，他翻身下床全靠母亲来搬。詹雨桐像搬运尸体一样把他搬起来放在轮椅上，再把他从轮椅里抱出来放在床上，每天连续好多次。她还给他买了一张能升降的铁床，手摇式升降床，喂饭喂水时将他的身体升起来，等到他想躺下时再将床摇平。詹雨桐给朱海波每日吃三次阿司匹林，以解除背部的疼痛。
朱全良出门时，天还在下雨，一辆出租车刚好停在路边，从车里下来的是一个抱着小孩的妇女，她一手抱小孩，一手给司机付钱。朱全良上了车，告诉司机自己要去爱伊水郡（爱伊水郡是一个小区的名字）。朱全良去那儿参加宴会，那个餐厅门口冷冷清清，只有三辆车停在门口，朱全良去得太早了，他在附近的商店待了一会儿。天不下雨了却还阴着，那个店员问朱全良买什么东西，朱全良支支吾吾不知说了些什么，又掏出手机假装打电话，其实，朱全良只是想在里面暖和暖和，朱全良什么东西也不需要。商店门口还停着一辆货车，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带着套袖的女店员正从车上往店里搬货，地板上被她踩得全是泥水。那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店员又问了朱全良要买什么，朱全良说他在等人，她的面孔立刻沉了下来，她似乎想赶朱全良出去，朱全良想了想，朱全良还是买个东西吧，可是朱全良能买点什么呢？朱全良不抽烟，朱全良也不感到口渴，朱全良又不想在这么冷的天喝点饮料什么的，朱全良实在是没有什么要买的东西，那个从车上搬货的店员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碰了朱全良一下，朱全良不好意思再待里面就出来了。出了商店门，朱全良顿时觉得寒风瑟瑟，冻得直打哆嗦。
朱全良进了餐厅，老板正坐在凳子上喝茶，他告诉朱全良客人都在二楼的包间里，朱全良上了二楼，看见那个包间里只有一个女人，她低着头摆弄着她的围巾，她的卷发早被雨水淋湿了。一个女服务员给朱全良倒了一杯茶，客人们陆陆续续到了，他伸出手跟一个进来的女士握手，被拒绝了，女士好像不认识他似的，可朱全良认识她，她就是那个会计科的季晓燕。从那天起，他意识到他并没有出狱，他从一个牢狱里出来，又进入了另一个牢狱一精神牢狱。他要面临一种歧视，一种比监狱更残酷的精神折磨。那桌酒喝得很勉强，只有他在豪饮，他用大杯敬他们，可那些人轻轻干杯，一杯酒分四五次才喝完，酒宴还没结束他就醉了，他提前离开了。
朱全良在楼梯口碰见了马建国，朱全良感觉他实在支撑不住时，马建国将朱全良扶了出来，在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马建国给司机付了车费，吩咐她把朱全良送到目的地，朱全良整个面部都红了，朱全良是那种对酒精过敏的人，酒量也有限，今天的确是超量了。迷迷糊糊，司机叫醒了朱全良，说到了。进了屋，朱全良看见朱海波的头上绑着绷带，詹雨桐坐在沙发上发呆。詹雨桐没有将她给儿子洗澡的事告诉他，詹雨桐告诉朱全良是朱海波不小心摔了一跤，才摔破头的，摔的并不重，休息几天就会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