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俄国出现了纯文学边缘化，出现了以情爱、侦探、恐怖和神怪等为内容的大众读物走红市场的局面。外来文化也开始占据重要位置，西方的影视、流行音乐和通俗书刊风行俄罗斯，轻松惬意的快餐式的文化消费受到读者和观众的欢迎。面对这些现象，俄国文坛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的作家认为，大众文化的泛滥是俄罗斯文化的堕落和自我毁灭，西方文化在俄罗斯的流行会夺走一代青年，它与核战争和生态失衡一样危险。他们忧心忡忡，极力呼吁政府以有效措施保护高雅文化和限制低品位的大众文化；而另一些作家则认为，大众文化以自由选择为基础，它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自由的学校，俄罗斯文化正在摆脱为人生的传统，逐步世俗化和民主化。西方文化在俄罗斯影响的扩大不是坏事，它将促进俄罗斯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接轨。尽管各方观点不一，但大众文化的发展依然红火。
显然，这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一方面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普通民众对政治的淡漠和对功利文学原则的反叛，另一方面也与大众文化发展的全球化趋势有关。这种文化以商业性为外表，以世俗性为内涵，以消遣性为指归，与历来以精英文化为标识的俄罗斯传统文化形成鲜明对照。就俄罗斯文学而言，长期以来占据文坛中心位置的始终是或政治色彩强烈或伦理教诲凸现的纯文学，大众文学始终受到排斥。可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杠杆替代意识形态的控制，大众文学回避抽象的崇高，追求世俗人生，适应读者审美的多元化倾向，并以娱乐性和时尚性来消解现代社会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压力和满足现代人的心理，正是这种优势迫使纯文学将昔日的相当一部分市场让位给大众文学。同时，90年代俄罗斯有些纯文学作品过于追逐新潮，拉开了与普通读者的距离，也是使读者疏远它的原因之一。当然，也有一部分纯文学在大众文化热的影响下呈现出世俗化的色彩。
客观地说，大众文学并非都是低俗的，其中同样有不少优秀之作，譬如玛丽尼娜的侦探小说，不仅情节吸引人，其文学价值也不低。玛丽尼娜的侦探小说在俄罗斯的印数高达3千多万册。1998年，她的作品的发行量在俄罗斯跃居第一位，同时她在莫斯科国际图书节上又获得“俄罗斯年度最佳作家”称号。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她的作品是从侦探故事进入对人的命运的探索，与的是爱情、嫉妒、仇恨、报复，与的是友谊与背弃、宋誉与耻辱等与每个人都亲近的事物，没有过多的血腥打斗和追杀场面。她称自己的小说是“心理侦探小说”。
（四）俄语布克奖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仿佛一夜之间就冒出了100多种文学奖项，这些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文学奖，使“评奖活动声势之浩大，奖项数目之繁多，活动花样之新奇，都达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甚至瞠目结舌的地步”。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文学奖主要有“布克奖”、“反布克奖（后改名为“卡拉马佐夫兄弟奖”）、“列夫·托尔斯泰奖”、”普希金奖”、“肖洛霍夫奖”、“凯旋奖”、“莫斯科一彭内国际文学奖”等许多种。由于“布克奖”在90年代出现较早，奖金较高，且运作较为成功，因此一度成为最有影响的奖项。
布克奖作为英语文学的最高奖项，由英国“布克奖”基金会于1991年12月将其正式引入俄罗斯。自1992年首次正式颁奖以来，至今已成功举办了14届。该文学奖作为“苏联解体后当代俄罗斯第一个非官方的文学奖”，其评委多由俄国“自由派”人士和国外的斯拉夫学者组成，其宗旨为在“继承俄罗斯文学优秀人文价值传统”的基础上，“促进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提高广大读者对严肃文学的判断力和欣赏力”，“向西方和世界推介俄罗斯当代文学”。由于俄语布克奖的设立者的成功运作，其推荐程序较为客观民主，宣传机制完备且颇具规模，因此该奖项的各评奖环节透明度较高，在俄罗斯国内备受关注。俄语布克奖原则上授予世界范围内用俄语写作的最佳年度小说（以长篇小说为主），每年评选出一部。按照评委会的规定，每年可以有3—8部作品入围（通常为6部），入围者可以获得1千美元，而最终获奖者则可以得1万美元的奖励（2004年已升至15万美元）。
迄今为止，共有13名俄罗斯作家（其中包括1名女作家）及1名外籍俄裔作家先后获得了这一公认的俄罗斯文学最高奖项。
俄语布克奖主张“让文学回归文学”，其对作品的选择体现出对文学人文精神与审美价值的关注与重视，从其入选作品来看，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学性，且广泛触及当代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获奖作家来看，既有阿克肖诺夫、马卡宁、奥库扎瓦等成名较早的老一辈作家，又有乌利茨卡娅、布托夫、古茨科等后起之秀；既有俄罗斯本土作家，又有用俄语写作的外国作家；既有坚持现实主义传统，主张俄罗斯走民族化发展道路的弗拉基莫夫、乌利茨卡娅，又有大胆借鉴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主张推进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马卡宁、哈里托夫。苏联解体后俄国社会的震荡与剧痛恰恰促成了俄语文学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剧变，而布克奖穿越意识形态的纷争和壁垒，再次彰显了俄罗斯文学博大精深与深厚底蕴”。“目前，布克奖已经成为俄罗斯文学最重要和最权威的文学大奖，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具权威性的俄语文学年度奖项，并获得国际文化界的极大关注”。
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文坛，“回归文学”热的退潮、宗教热的兴起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围绕女性文学展开的争论等，也都是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第二节）转型时期的俄罗斯文学创作
作为一个文学大国，俄罗斯近现代出现过许多杰出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也以其特殊的思想品格、鲜明的艺术个性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吸引过世界各国读者的目光。90年代不是俄罗斯文学的最辉煌的时期，社会的动荡和市场经济的形成分化了纯文学的队伍，造成了一段时间里文学创作的滑坡；大众文学对纯文学的冲击及其影响也曰益清晰地显现；失去国家庇护的以刊登和出版纯文学为主的期刊和出版社遇到空前的困难，《新世界》、《十月》、《各民族友谊》、《旗》和《文学报》等重要期刊的发行量骤降。当然，这种情况在90年代中期以后有了明显变化，主要的文学期刊基本上都经受住了冲击，并出现了一些受欢迎的新的文学期刊；不少老作家辛勤耕耘，不断推出新的作品；一些视野较宽、功底扎实、锐意创新的中青年作家崭露头角，成为文坛的主要力量；许多作品以鲜明的时代色彩和让人心悸的追问、探求和思考引起读者关注，文学的艺术魅力尤存。就总体而言，9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保持了自己的活力，或者如批评家丘普里宁所言在俄罗斯，文学仍然是文化的中心。”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如奥库扎瓦的小说《废弃的舞台》、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剧本《男子监狱》、皮耶楚赫的小说《7号病室》、沃兹涅先斯基的诗歌《苦难的国家》、谢苗诺夫的小说《心灵之旅》、加尔科夫斯基的小说《没有尽头的死胡同》、卡扎科娃的诗歌《为一代人辩护》、邦达列夫的小说《不抵抗》、普罗斯库林的小说《弃绝》和《信使》、叶夫图申科的长篇《不要在死期到来前死去》、贝可夫的小说《爱我吧，小战士》、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快乐的士兵》、德鲁克的诗歌《电视中心》、季诺维耶夫的小说《混乱人世》、利丘金的小说《六翼天使》、别洛夫的小说《第六个时辰》、普罗哈诺夫的小说《天使飞过去了》、阿纳托利·金的小说《马人村》、索科洛夫的诗歌《今天是圣诞节》、科兹洛夫的小说《物的孤独》、卡巴科夫的小说《冒名顶替者》、马卡宁的小说《中间放着长颈瓶的铺呢子的桌子》、列昂诺夫的小说《金字塔》、布罗茨基的散文集《水位标记》、巴拉绍夫的小说《世纪的黄昏》、易卜拉欣别科夫的小说《黄金分割》、鲁宾娜的小说《在你的城门里》、德米特里耶夫的小说《河弯》、布依达的小说《普鲁士新娘》、乌特金的小说《无师自通》、别列津的小说《目击者》、瓦尔拉莫夫的小说《教堂圆顶》、罗佐夫的剧本《松鸡之巢》、阿尔巴托娃的小说《我四十岁》、佩列文的小说《恰巴耶夫与普斯托塔》、卡赞采夫的剧本《叶夫格尼娅的梦》和乌利茨卡娅的小说《库尔茨基的特殊病例》等。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深刻地改变着生活的面貌和人们的心态，这种变化在90年代的文学中留下了生动的印记。由于作家视角和观点的相异，这些印记是以“多声部”的形态显现的，它们的外部形态虽然不像过去的苏联文学那么清晰和齐整，但是人们通过这些作品依然能见到跃动的时代脉搏，依然能从中体会到杂色生活的底蕴，依然能为其中所凸现的新鲜和独特吸引。同时，人们也不难发现，尽管90年代文学体现的价值观和艺术观与以往发生了很大变化，可是深入新文学肌肤的关注现实人生的传统依然绵绵不绝。这里分别从诗歌、戏剧和小说三种体裁入手，选择若干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分析，借以勾勒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某些侧影。
一、诗歌：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与散文、戏剧相比，转型时期的俄罗斯诗歌经历了更多的磨难。与号称“诗歌时代”的20世纪20年代或60年代相比，当前民众对诗歌的兴趣也是较为低落的。
（一）诗歌的困境
苏联解体后，作家、诗人都无法再从作协获得任何资助；但是，与作家相比，诗人面临着更大的困境。如果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们还能时不时地得到某些个人、组织或基金会的资助与支持发表作品，而诗人却极少得到他们的同等青睐。而从商业角度出发，俄罗斯的出版业已进入一个商业时代，出版诗歌作品对出版社来说常常是无利可图的。
与作家相比，诗人的心灵常常是更为敏感、更为脆弱的。虽然俄罗斯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混乱时期，但20世纪末的这次社会转型却与以往大不相同，它所造成的国家混乱、人民贫困、前景黯淡对诗歌与诗人来说无疑是一场重创，许多诗人因国家的衰微、社会的动荡而被悲观主义情绪笼罩，罹患集体“抑郁症”。
20世纪之初，俄罗斯曾有多个灿若星辰的诗人的名字享誉世界。但在当今的俄罗斯诗坛上，较有实力的诗人基本上都是在70—8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的，有些文学评论家甚至悲哀地宣称“90年代已无力再为孕育优秀诗人提供沃土”。但是，从成长于90年代的诗人目前的创作水平来看，我们也并不能排除他们当中会有人在日后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可能性。
公正地说，俄罗斯诗歌并没有因社会转型造成的困厄而停下探索的脚步，为了克服自身的危机，走出低谷状态，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它即已表现出某些新的发展趋势一一对生活的深度挖掘、对现实与人的社会、精神、道德方面的变革的关注、对“思维与文体惯性”的克服等等。
在新的社会与诗歌创作的情势之下，对于当代俄罗斯诗人来说，吸收以往诗歌创作的艺术经验与传统，对于确立俄罗斯诗歌的未来发展之路、推动俄罗斯诗歌创作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例如，阿赫玛托娃、瓦洛申、克留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沙拉莫夫等人以前未能发表的诗作在此期间大量出版发行，这些诗人曾亲身经历过苏联时期的种种艰辛磨难，其作品中所展现出的社会与个人生活悲剧及人格精神的伟大力量成为了当代诗人的宝贵精神食粮。此外，流亡国外的霍达谢维奇、纳波科夫、科尔扎文、布罗茨基、加里奇等。
（二）诗歌风格的多元
80年代中期的俄罗斯诗歌力求打破凝滞衰落的状态，出现了某些新的发展趋势，例如抒情诗中的公民一政论因素就有所加强。叶甫图申科、沃兹涅先斯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科尔尼洛夫等人对政论诗这一体裁的运用就颇有成效。这一点在诗人给自己作品起的名字上就有鲜明体现，例如沃兹涅先斯基名为《论现实》的组诗下即包含了公民诗风格的《积极的良知》、反讽诗《梦》和讽刺诗《署名的匿名》等3首诗。而叶甫图申科充满激愤的《法律摆布的文化》也具有深刻的揭露性。上述这些著名诗人的政论诗虽然表现出民主化倾向，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作品最终却未能达到50—60年代公民诗那样较高的水准与成就。
、对社会事件的积极反应、探讨社会与精神问题的尖锐性并不能保证对这些问题进行道德一人道思考与艺术一审美体现的深度。从早期对当代人精神世界与生活变革的政论性回应到对其进行更广阔更深刻的体现，才是诗歌更新与巩固不同时代的联系、延续与发展经典传统的道路。
、六十年代”诗人试图吸取50—60年代政论诗成果来反映社会变革的尝试最终无疾而终，其表现为叶甫图申科在《真理报》、《文学报》发表了一系列政论诗之后转而开始写作抒情诗，沃兹涅先斯基开始兼而搞起了视觉艺术。
苏联解体前后的俄罗斯诗歌表现出了“对国家、时代、个人命运的悲观人道主义深思与感受”的基调，如叶甫图申科在《与红旗告别》（1992）—诗中就悲痛地断言“我们诞生在再也不会有的国家中”；在《纪念年轻记者吉马·霍洛多夫》一诗中他甚至声称“我们活得/如同在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噩梦中”；而在《土台上》（1995）等诗作中他更是向自己、向同时代的人提出了国家与民族的过去与未来的问题：俄罗斯将会怎样？/她是否还会存在？”
此外，同一时期的弗·索科洛夫的《新时代》、阿赫玛杜林娜的《花园》、曰古林的《春天的名字》、科尔尼洛夫的《希望》、楚霍恩采夫《化风与化灰》、古兹涅佐夫的《永远的战斗之后》、莫里茨的《在音洞中》、古什涅尔的《夜晚的音乐》等诗集则表现出诗人对现实生活、对过去发生的悲剧事件、对永恒的人类主题和母题所做的深刻的历史、道德、哲学思考及在创作上的艰苦探索。
自80年代中期起，长久以来一直默默无闻的列宁格勒“阿赫玛托娃小组”的诗歌创作，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个小组最初成立于文学组织与流派迅猛发展的50—60年代之交，其主要成员有布罗茨基、莱恩、耐曼与波贝舍夫。莱恩这位被布罗茨基尊称为“导师”与“绝望的哀诗诗人”在被埋没了40佘载之后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其《桥之名》（1984）、《沿岸地带》（1989）、《镜子的黑暗》（1990）、《选集》（1992）、《预言：长诗》（1994）、《小靴子：意大利诗集》（1995）所体现出的深邃的历史目光、熟练驾驭各种诗歌体裁的技巧、空间与时间、历史与现实的连接之巧妙令人赞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