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类画集·前言》中指出：“我国境内已知各阶段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有许多共同点，有鲜明的继承性。各不同时期的人类化石都有铲形门齿，石器以单面反向修理居多，工具组合以刮削器为多，兼有尖形器和砍器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远古时代人类的祖先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最初缔造者，并在“游移”的过程中得以延续和继承。距今约7000年到4000多年我国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开始了早期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这一时期，人们已从完全地依赖自然赋予的采集经济过渡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出现了农业、畜牧业、制陶业、纺织术和磨制石器。社会结构也从母系社会发展到父系社会。在新石器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私有财产，阶级也由此而萌生。从全国各地7000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或遗迹）出土的文物可以证明当时的文明程度。我们不妨以长江下游为例，了解一下以太湖为中心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吧。
河姆渡文化 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因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而得名。发现于1973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位于距宁波市区约20公里的余姚市河姆渡镇，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遗址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经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7000年前。通过科学发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水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6700余件，为研究农业、畜牧、建筑、纺织、艺术等学科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表明了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7000多年前，就已经在浙江这块土地上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史前文明。河姆渡遗址是中国东南沿海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文化特征具有浓郁的江南水乡地域特色。
遗址中发现的稻米，经鉴定，主要是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填补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上“有籼无粳”的空白，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稻作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伴随出土的代表性农具是骨耜。稻谷和骨耜的发现，对于探讨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及其在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遗址发掘中，到处可见数量众多的木桩及木构件，据考证为“干栏式”建筑遗迹。这种既可防潮又能防止野兽侵袭的“干栏式”建筑是我国南方传统木构建筑的祖源，尤其是榫卯技术的运用，把中国榫卯技术的历史推前了2000多年，被考古学家称之为7000年前的奇迹。遗址中出土的独木舟残骸与七只木制船桨，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遗址中的木构浅水井遗迹，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
马家浜文化 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地区的新石器中期文化，因嘉兴马家浜遗址首先发掘而得名，距今约5000-6000年。
马家浜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环太湖地区，南至钱塘江，西抵茅山，北边可达长江北岸一带，浙江桐乡罗家角、海宁彭城和吴兴邱城等遗址都属马家浜文化类型。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文化相比，具有自己的风格和杭嘉湖平原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一是居址与葬地分开，盛行俯身葬；二是陶器以红陶为主，以手制为多；三是开始以玉器为装饰品。农业生产已成为马家浜文化定居生活的基础，多处遗址中出土了稻谷、米粒和稻草实物，还饲养狗、猪、水牛等家畜。渔猎经济也占重要地位，发现骨镞、石镞、骨鱼镖、陶网坠等渔猎工具，以及陆生、水生动物的遗骸。
马家浜文化已载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从而确定了它在史前考古中的地位。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余杭良渚镇遗址首先发掘并具有代表性而得名，距今5300-4000年。遗址主要广泛分布在太湖地区，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江苏常熟一带，而以钱嘉湖平原较为密集。在浙江境内的重点遗址除余杭、安溪、瓶窑三镇外，还有杭州水田畈、湖州钱山漾等代表性遗址。出土的遗物主要有稻谷、玉器、刻纹黑陶、丝麻织品、竹编器物等，显示长江三角洲原始社会末期的高度发展的文化水平。农业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种类繁多，磨制精致。石犁的使用，表明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已从“刀耕火种”的锄耕阶段进入了犁耕阶段。出土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器表的装饰多素面，打磨光亮，少数有精细的刻花和镂孔纹饰，或彩绘。出土文物中最具特色的是玉器，数量之巨，种类之多，制作之精，在全国是极为罕见的，开创了中国古代玉文化的先河。钱山漾遗址中出土的残绢片和丝麻织品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丝、麻织品，证明了湖州是世界丝绸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良渚文化以全世界最精美的玉器、石器所表征的礼制，连续作业之犁耕生产方式，大型工程营建，大规模社会生产组织系统，早期科学技术思想以及丝织、黑陶、髹漆、木器等手工业抑或商业的萌生而着称，是中国文明的前奏，是夏、商、周文明的主要构成因素，在学术界素有“文明曙光”之誉。良渚遗址已成为实证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遗址之一，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
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同时发展的还有许多文化。比如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活跃于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等等。由此可见，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创造了不朽的文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表明了我国远古时代实际上存在过许多创造不同文化的民族和若干部落集团。由于当时没有文字，所以缺乏史料记载，只留下了一些生动的神话传说。现代学者认为：中国远古时代曾存在过诸如由黄帝、炎帝等领导的，活跃于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华夏集团；由太昊、少昊等领导的，活跃于今山东、江苏、安徽一带的东夷集团；由三苗、伏羲、女娲等领导的，活跃于今湖南、湖北、江西一带的苗蛮集团等等。这些部落集团经过长期的旅游、交往、斗争等活动最终融合为华夏民族。
在众多神话和传说中，有不少是关于远古时期领袖人物旅游活动的。例如华夏始祖黄帝是位云游天下的旅行家，《史记》中记载他“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桶，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河。迁徙往来无常处”。颛顼是继黄帝后又一个伟大的首领，他也是一位大旅行家。《大戴礼记》中说他“乘龙而至四海”。《史记》中说他“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址，西至于流河，东至于蟠木”。舜是巡狩旅行的首创者，据《尚书》记载，从舜开始，帝王们要按照制度五年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巡狩旅行，诸侯一年要作一次朝觐旅行。而大禹是治水英雄，但也是“入乡随俗”旅行家。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由自发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旅游由自发开始走向自觉的时代。孔子是位伟大的旅行家，在其政治游说活动中“观礼”和“观光”是一件大事。孔子的游览活动，对于他思想的形成和传播，特别是旅游审美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论语·雍也》中讲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后来的儒家学者将其演绎为内容丰富的着名的“比德”说，这一旅游审美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而庄子倡导的“天然”说，即“自然而然的美才是真正的美”的旅游审美思想自魏晋六朝起就引起了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的重视。魏晋六朝时期士族及知识分子的遨游，追求自然之美的风气与先秦道家的自然审美观应该说有直接的关系。至唐代以后，对天然之美的追求、寓教于游的感悟已形成了一股历史潮流，旅游活动已经成为各阶层的社会时尚。宗教旅游、文化旅游、游学旅游等已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内容，并留下了众多的山水诗歌、山水文章和山水画。
人们在.游自然山水的同时，感悟人生意义。比如李白从名山大川的神韵中领悟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人生价值；周敦颐盛赞“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感叹官场人生等。类似的品评和歌咏还有很多。由此可见，从远古时代至今，“旅游与文化始终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即旅游与文化共同植根于中国文化这一土壤；旅游是文化的手段和工具，是文化出现的前提；没有文化就没有旅游；同样，文化是旅游的结果和目的，或者说是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没有旅游就没有文化。旅游与文化并蒂连生，从它们诞生的那天起，就结下了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是中国的文化孕育了中国的旅游；而中国的旅游又启动着中国文化的创造。
二、江南六大古镇旅游文化的界定
由于目前学术界对“文化”这一概念的表述有较大的分歧，从而导致了对“旅游文化”的不同认识和解释，它的内涵和外延处于不断地探讨阶段。美国学者罗伯特·麦金托什和夏希肯特·格波特在他们所着的《旅游学——要素·实践·基本理论》一书中就使用了“旅游文化”一词，并指出旅游文化“实际上概括了旅游的各个方面，人们可以借助它来了解彼此之间的生活和思想”，它是“在吸引和接待游客与来访者的过程中，游客、旅游设施、东道国政府和接待团体的相互影响所产生的现象与关系的总和”。我国首次提出“旅游文化”这一概念应该是1984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人文地理学》，该书对“旅游文化”的表述是：“旅游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旅游本身就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从原始文化到现代文化都可以成为吸引游客的因素。游客不仅可以吸取游览地的文化，同时也把所在国的文化带到游览地，使地区间的文化差别日益缩小。绘画、雕刻、摄影、工艺作品，是游人观赏的项目。戏剧、舞蹈、音乐、电影又是安排旅游者夜晚生活的节目。诗词、散文、神话、传说、故事又可将旅游景物描绘得栩栩如生。”显然，这一旅游文化的概念仅注意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都是旅游客体，能够满足游客食、住、行、游、购、娱的要求，以及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引起的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但只是对旅游文化包含的事项作了并不全面的总结，也没有揭示旅游文化的本质。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我国旅游业和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国内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旅游文化的概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并对其概念作了一定的界定。但由于视角不一致，归纳的方法不一，故而造成了旅游文化的表述也不尽相同的局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总的来说，我国学者对旅游文化的表述大致上有以下几种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