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本管理原理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人在管理活动中的地位日益加强。以人为本的观念不仅是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更是人们在生产和管理实践中对人的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本节主要研究管理学史上的人性假设理论、儒家人本思想以及人本管理的内涵和要求。
一、管理学史上的人性假设理论
管理学史上有关人性的假设以及相应的管理理论，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们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在生产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重新认识，在此基础上以人为本的观念开始一步步植根于管理实践中，引发了20世纪的人本管理革命。在管理学发展史上，曾先后出现过四种不同的人性假设理论。
1.“经济人”假设
在古典经济学中，亚当·斯密运用“经济人”这一概念来描述人的利己本性，他把社会上一切经济现象都看成是这种具有个人利己主义本性的“经济人”活动的结果。“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4页。］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罗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提出科学管理理论，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有：工作定额；标准化；能力与工作相适应，为工作挑选第一流的工人；差别记件工资制；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相分离；管理的关键是工人与雇主之间必须进行一场精神革命。他的研究基本上限于把工人视为生产过程中的一种不可缺少的要素，而致力于挖掘作为机器附属物的人的潜能。他仔细研究工人操作的每个动作，精心设计出最合理的操作程序，要求所有工人严格地执行。他坚信，工人只要按照规范程序去作业，就能实现最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获得最多的劳动报酬。
2.“社会人”假设
20世纪30年代，梅奥通过霍桑试验得出结论，生产效率不仅受物理的、生理的因素的影响，而且受社会环境、社会心理的影响。从亚当·斯密到科学管理学派都把人看作是仅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进行活动的“经济人”，或者是对于工作条件的变化能够作出直接反应的“机器的模型”。但是霍桑试验表明，物质条件的改变，不是劳动生产率提高或降低的决定性原因，甚至计件制的刺激工资制对于产量的影响也不及生产集体所形成的一种自然力量大。因此，梅奥提出了“社会人”假设。梅奥认为，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属于某一工作集体并受这一集体影响的。他们不仅单纯地追求金钱收入，还要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等等社会的和心理的欲望的满足。生产效率的提高关键在于工作态度的改变，即工作士气的提高。梅奥等人从人是社会人的观点出发，认为“士气”高低决定于安全感、归属感等社会和心理方面的欲望的满足程度。满足程度越高，“士气”就越高，生产效率也越高。“士气”又取决于家庭、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新型的领导方法，主要是要组织好集体工作，采取措施提高士气，促进协作，使企业的每个成员能与领导真诚持久地合作。
霍桑试验及其结论随时间的推移影响逐步扩大，推动了行为科学的产生与发展。自此以后，许多的管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从行为的特点、规律、行为和环境的关系等多种角度开展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使行为科学成为现代西方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反过来促进了企业管理人员重视人的因素，强调人力资源的开发，注意改善企业的人际关系，注意使组织的需要和成员的需要协调一致等等。
3.“自我实现的人”假设
1957年麦格雷格借助马斯洛的概念，提出“自我实现的人”假设。他认为，人除了有社会需求外，还有一种想充分表现自己的能力、发挥自己潜力的欲望。麦格雷格称之为Y理论，其内容包括：员工会把工作看成与休息或游戏一样自然的事情；如果员工对工作作出承诺，他能自我引导和自我控制；普通人能学会接受甚至寻求责任；人们普遍具有创造性决策能力，而不只是管理层次的核心人物具有这种能力。Y理论的意义在于要求管理者激励员工去完成组织任务、实现组织目标。麦格雷格主张让员工参与决策、为员工提供富有挑战性和责任感的工作、建立融洽的群体关系，这样员工就会有很高的工作积极性，会将自我潜能充分发挥出来。
4.“复杂人”假设
20世纪70年代，随着权变理论的产生，在人性假设问题上形成了“复杂人”假设。其观点是：人不只是单纯的“经济人”，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人”，更不可能是纯粹的“自我实现的人”，而应该是因时、因地、因各种情况采取适当反映的“复杂人”。这一理论认为人的需求不但具有多样性，而且是变化的。人的需求与他所处的组织环境有关，在不同的组织环境、时间、地点会有不同的需求；人是否愿意为组织目标作出贡献，决定于他自身需求状况以及他与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人可以依自己的需求、能力，而对不同的管理方式作出不同的反映，没有一套适合于任何人、任何时代的万能管理方法。该理论的意义在于要求管理者具有洞察人的个性差异的能力，并能随机应变地采取适当的管理方法。［苏东水著：《管理心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
二、儒家人本思想
20世纪以来，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实践中得到空前的重视和运用，极大地丰富了现代管理理论。中国古代儒家学说具有浓郁的人本精神，其关于“以人为本”的论述对于现代的企业人本管理具有重要启迪。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运用人本管理原理，这里有必要对儒家人本思想做一介绍。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
第一，儒家肯定个体生命的存在和价值。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非常重视人的个体生命存在和价值，《论语》记载马房失火，孔子从朝中回来问“伤人乎”，不问马（《乡党》）。孔子不但珍视人的生命，而且认为即使是普通人，他的尊严也是不容侵犯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孟子则摆脱了君权神授的思想，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他认为，“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第二，儒家倡导尊重他人，宽以待人。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孔子主张以尊重、宽厚、信实、勤敏、慈惠的态度对待他人，由这种思想出发，孔子表现出对老人、残疾人、弱者的关心与爱护。《乡党》载，同乡人在一起饮酒，孔子总是“杖者出，斯出矣”，让老年人先行。对于穿丧服的人、盲人，孔子也总是以同情的态度对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见了他们，尽管他们年轻，孔子也要从座位上站起来；走过他们面前，孔子总是谦恭地快走几步。一位盲人见孔子，孔子主动为他引路，走到台阶，说“这是台阶”，走到座位，说“这是座位”，孔子又向他一一介绍了在座的人，盲人出门，孔子把他送出门。他认为这是对盲人应有的态度。
第三，强调人与人应该相互敬爱。孔子主张“仁者爱人”（《颜渊》）。孟子讲：“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以善良之心待人，是儒家待人的基本态度。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
第四，施仁于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仁的最高理想，也是“爱人”的最高表现，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雍也》）孟子进一步提出了民为邦本的思想，把人民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梁惠王》篇中，孟子一再强调，作为一个统治者，无论是在麋鹿鱼鳖，还是钟鼓管侖方面，都应“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第五，重视发挥人的潜能和价值，使人性得到最完美的发展。孔子主张在追求个体人格完善的基础上，达到“修己安人”的目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最后实现“万物莫不遂其性”的境界。
三、人本管理的内涵
吴柏林认为，人本管理是指开发人的潜能、创造相应环境、实施自我管理、会聚于共同愿景的一套公司文化管理模式，简言之，就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包括：（1）鼓励个性发展。（2）实施引导性管理。（3）营造公司文化氛围，创造良好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4）倡导个人与公司共同成长。人本管理的基本方法有：（1）树立人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员工是公司最为重要的资产，他们值得信赖，应受到尊重，能够参与公司的相关决策，他们会因受到鼓励而不断成长，他们希望发掘自己的最大潜力来达到“自我实现”。尊重每一个人的个性，会有助于建立一个由相互信任且具有创造精神的人所组成的团队。这些人必将具有高度的创造性、自尊心和自制力。（2）双向沟通，确保公平对待。（3）给员工个人发展的空间。（4）让员工参与决策。（5）将工作内容丰富化。通过工作内容丰富化消除工作的单调性，使员工感受到自己的能力及活动范围。（6）通过自我实现，培养员工的奉献精神。保证员工有机会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技艺和能力，实现他们的愿望。其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创造出一种工作环境，员工在这种环境中能够将他们所有的资质和能力发挥出来，并且能够通过在公司中工作来满足自己的高层次个人需要，在实现公司的共同愿景中实现员工个人的愿景；另一方面，这些管理实践又能通过将员工的目标和公司的目标合二为一来帮助公司赢得员工的奉献精神。这样，员工在工作中将从被动状态走向积极活跃和自觉主动，表现出更多的奉献精神。在竞争激烈的时代，具有奉献精神的员工已成为企业最好的竞争资源。［吴柏林编著：《公司文化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芮明杰认为，人本管理具有两层涵义，其一，无论是何种管理学派，它都首先对企业中的人作一个基本的价值倾向性判断，然后再确定管理途径和手段。不可否认，这就把人的因素当作了管理中的事实上的首要因素和本质因素。这无疑就是一种人本管理，即首先确立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继而围绕着调动企业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去开展的企业的一切管理活动。其二，即通过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活动和以尽可能少的消耗获取尽可能多的产出的实践，来锻炼人的意志、脑力、智力和体力，通过竞争性的生产经营活动，达到完善人的意志和品格，提高人的智力，增强人的体力，使人获得超越受缚于生存需要的更为全面的自由发展。［芮明杰、杜锦根著：《人本管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综上所述，人本管理是指以人为目的，尊重人、依靠人、发展人的一种管理模式。人本管理具有如下特征：（1）人本管理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物为中心的管理；（2）对管理中的人应当视为人本身来看待，而不仅仅将人看作一种生产要素或资源；（3）管理的主体是人，人在管理中居于主体地位，管理过程依赖于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4）管理的目的是服务于人。人本管理不同于把人视为工具或手段的传统管理模式，而是在肯定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的基础上，强调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根本、服务于人。
四、人本管理的要求
从现代企业倡导人本管理的实践来看，其落脚点在于对企业自身利益的关注而不在于对员工本身的关注，人仍旧是实现企业目标的工具，这是企业的经济本质使然。但这离真正意义上的视人为目的本身的伦理要求仍有很大差距。人本管理要求企业从员工、顾客本身角度来对待管理问题，将人本身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
第一，要认识到人是管理的主体。人在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管理活动离不开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各项管理职能的发挥都依赖于人的因素才能起作用；二是管理活动是以人为中心进行的，“企业管理既是对人的管理，也是为人的管理；企业经营的目的，绝不是单纯商品的生产，而是为包括企业职工在内的人的社会发展而服务的”。［周三多主编：《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
第二，员工参与是有效管理的关键。参与管理在管理实践中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在企业管理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和发展，并已发展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制度。通过参与管理活动，员工可以全面了解企业的有关情况，如发展规划、人事变动、财务状况、利润分配等，从而提高环境的透明度，使员工获得安全感与信任感，保持稳定的心理状态和工作情绪。通过直接参加决策制定过程并充分发表意见，可以提高员工对企业决策的承认和接受程度，形成心理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作为企业主人的自我感受，并在执行决策中采取主动合作的积极态度。通过参与管理，可以充分调动员工的个人潜能，发挥其聪明才智，同时提高员工对自身地位及存在价值的认识，从而增强自尊心与自信心，获得成就感及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
第三，现代管理的核心是使人性得到最完美的发展。人性的完美发展至少包含下述两个方面，一是充分尊重人的个性化发展。正如威廉·大内的Z理论所强调的那样，适当照顾到职工向多面性发展。二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人本管理的实质。［孙永正等编著：《管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为此，在管理上应尽量为员工创造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和必要条件，如可结合员工的个性和爱好提供工作岗位，以工作来推动员工个人素质和能力的提高，进行员工职业生涯的设计与开发等。“事实上，任何管理者都会在管理过程中影响下属人性的发展。同时，管理者行为本身又是管理者人性的反映。只有管理者的人性达到比较完美的境界，才能使企业职工的人性得到完美的发展，而职工队伍的状况又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在实施每一项管理措施、制度、办法时，不仅要看到实施取得的经济效果，同时要考虑对人精神状态的影响，要分析他们是促进职工的精神状态更加健康，人性更加完美，还是起相反的作用。”［周三多主编：《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第四，服务于人是管理的根本目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就是要把关注人并满足和实现人的正当、合理的需求和欲望，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提高人的满意度作为管理目标。”［孙永正等编著：《管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服务于人既包括向顾客提供人性化设计的产品和富有人情味的服务，也包括运用人性化的管理制度、措施和手段让本企业员工满意。
第二节 义利统一原理
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既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也是现代管理面临的实践课题。无论对于营利性组织与非营利性组织而言，都存在一个义利如何统一的问题。尤其在工商管理活动中，企业作为在一定财产关系支配下为获取利润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向社会提供商品或劳务的独立经济组织，如何协调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是关系到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本节以企业为例，探讨义利统一原理。
一、中国古代儒家的义利观
“义”和“利”作为一对伦理范畴，最早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义”指道德原则，“利”指物质利益。“利”又分为公利和私利，为国家、人民谋利为公利，为个人求利为私利。关于义利关系，儒家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论述。
1.承认私利为人之所欲
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这里所说的“富与贵”、“贫与贱”，显然指的是个人的物质占有欲与社会地位欲，皆属私利。
荀子讲：“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利欲，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荀子·大略》）荀子认为无论是义还是利，都是不可缺少的，英明的管理者如尧舜也不能排除人民的物质需要，昏暗的管理者如桀纣也不能禁止人民的精神追求。董仲舒讲：“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春秋繁露·身之养莫贵于义》）宋儒朱熹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但也讲“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论语集注·里仁》）
2.对于符合义的私利应该予以肯定
孔子讲：“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富而可求”指的是不违背义的正当的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财富如果可以追求，就是当一个市场上守门的小卒，我也可以去做。如果不可以追求，我便做我喜欢的工作。孔子认为对于符合义的私利应该予以肯定。
3.不求不义之私利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对不符合道德礼义要求的财富，采取轻蔑的态度，坚决拒绝。孔子虽然肯定谋取私利是人人都具有的正常欲望，但却反对毫无节制地追求，主张将其控制在义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如果事事从私利出发，必然会招来别人的许多怨恨。“放于利而行”，必然招致“多怨”。（《论语·里仁》）孔子的学生子夏要去莒父当县长，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在孔子那里，“义”作为道德准则，合乎义则积极行动，不合乎义则不为之。孔子向公明贾问卫国大夫公叔文子的情况说：“公孙大夫不苟言笑，不贪取，这是真的吗？”公明贾答道：“那是告诉你得人说得太过分了。公孙大夫在该说话的时候才说，所以别人不厌恶他说话。在快乐的时候才笑，所以别人不厌恶他笑。在符合义的要求之后才索取，所以别人不厌恶他索取。”（《论语·宪问》）
4.义以为上
孔子讲：“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处置一切事物皆应以义为原则。又讲：“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孔子进而以此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荀子讲：“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
5.见利思义
孔子把日常“见利思义”视为逐步达到“义以为上”境界的修养途径。他说：“见利思义，见危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
6.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孔子和学生到卫国去，冉有替他驾车。孔子说：“这里的人口真稠密啊！”冉有问到：“既然人口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答道：“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道：“富裕起来后又该怎么办？”孔子说：“教育他们。”“庶矣哉，又何加焉？”（《论语集注·子路》）孔子讲要“富之”、“教之”。既增加公众的物质利益，又提高他们的道德精神，这才是真正的完美的利民之举。
在义利问题上，儒家一方面承认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有其合理性，另一方面更强调这种追求必须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即义利统一的基础在于义。这一点在孟子那里表现得更为显著。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儒家这种义利观，体现在管理活动中，就是“义以生利”。据《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孔子曾说过：“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儒家强调“义”的道德价值。董仲舒讲：“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儒家反对追求眼前利益或一己之私利，而主张追求长远利益、国家利益。“儒家学说虽然把‘义’放到道德价值、道德原则的高度上去认识，但也没有忘记‘义’的社会普遍利益或公共利益的内涵。”［江雪莲著：《现代商业伦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在某种意义上对国家利益、长远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追求即是“义”的表现。
二、企业中的义利关系
古代儒家的义利观对于认识企业中的义利关系具有重要启发。企业之利就是企业的经济责任，具体表现为企业追求的经济目标，如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
企业之义是企业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遵守国家、政府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其次是尽责。作为企业要履行各种职责，以满足各利益相关群体的需要。如为社会提供良好的商品和服务，为社区提供就业机会和就业培训，向政府纳税等。最后是回报社会。这是指企业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在不损害企业长远发展利益的基础上，为利益相关者、为社会提供不计回报的物质性援助行为，例如各种慈善捐助行为。［：《：》，2005版，第180页。］
关于企业中的义利关系，日本近代工业之父涩泽荣一（1840—1930）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指出：道德和经济本来是并行不悖的。然而由于人们常常倾向于见利而忘义，所以古代圣贤极力纠正这一弊病，一面积极提倡道德，一面警告非法牟利的人们。［黎红雷：《儒家管理哲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页。］他说：“世上的商业、工业都是为了图利，不必多言。但所谓图利，如果全为一己之利，根本不顾他人，那又不然了。”［陈德述著：《道之以德儒学德治与现代管理的道德性》，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他认为抛弃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而完全的财富，正当的殖利必须伴随道德。真正的谋利必须以仁义道德作基础，否则绝不能传之久远。谋利和仁义道德看来相异，但必须并列而立，国家才得以健康发展，个人也才能各得其合理的财富。［熊礼汇、杜福禄编著：《孔子与现代管理》，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因此，他提出“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儒家式的经营管理理论，认为“义利合一”是工商活动的基本原则。他认为，为了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必须要讲利。工商业追求利润是正当的，但必须要仁义道德来进行规范与指导。［陈德述著：《道之以德儒学德治与现代管理的道德性》，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三、义利统一原理
义利统一原理包括以下方面，首先，企业作为经济组织，追求赢利是正当的，企业应当以赢利为目标。那种要求企业放弃自身目标的观点是缺乏理论基础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也正如施泰因曼所言：“一般而言，隐藏在把企业伦理思考与企业战略结合起来这一思想背后的，是这样一种易于被理解的认识，即企业行为中的伦理问题并不在于赢利原则本身，而是在于用哪种手段来实现赢利。为此，这里再一次强调上面已经提到过的思想：经济活动以赢利为中心，这是一种伦理上值得为之辩护的价值，因为它有助于在分散的竞争经济中有效地满足需求。”［[德]霍尔斯特·施泰因曼、阿尔伯特·勒尔：《企业伦理学基础》，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其次，企业追求赢利的活动应在社会道德和法律的框架之内进行，不应超越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中外企业管理的正反两方面的案例告诉我们，企业应当追求合法之利。企业的求利行为如果缺乏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而且要付出沉重的道德代价和形象代价，甚至是企业的破产倒闭。
最后，在企业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以社会利益为重。现代企业的活动越来越离不开社会的支撑，所以从长远来看，只有社会利益不被损害，社会利益得到保障，企业利益才能更好地实现。对企业而言，义利统一原理要求企业不能只顾短期利益、眼前利益，而应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利益问题，谋求长期利益和长远发展，这比只考虑眼前利益的做法更为明智。
第三节 社会责任原理
一般认为，英国学者欧利文·谢尔顿1920年最早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提高本身利润水平的同时，对保护和增加整个社会福利方面所应承担的责任。“社会责任加入了一种道德规则，促使人们从事使社会变得更美好的事情，而不做那些有损于社会的事情。”［[美]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随着社会发展，企业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企业目标问题上越来越清晰地反映出社会价值的重要性。
一、社会责任问题的由来
在西方，社会责任问题的产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0年以前，这一时期，西方管理者们的看法是：企业组织的社会责任就是通过管理获得最大的利润。他们认为，企业本身获得了最大的利润也就是为社会获得最大的利益。因此，当时西方世界绝大多数的管理者都同意这样的一种口号：“社会？社会见鬼去吧！”第二阶段是从30年代到40年代。30年代是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期，许多企业为避免陷入困境而与大股东等相关公众发展密切的合作与互助关系。在这个阶段，绝大多数的管理者都认为企业管理的主要社会责任是调节股东、资源供应者、顾客和公共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他们也提出了一个口号：“企业与社会是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的伙伴关系。”第三阶段是40年代后。40年代以来，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反污染、反欺骗、保护环境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呼声越来越高，以这些口号为宗旨的群众组织也越来越多，反映了人们对企业那种只为了获取本身的最大利润，而使周围工作和生活的环境越来越恶化的管理行为的强烈不满和愤慨。广大的管理者认识到：企业组织与社会之间并不是伙伴关系，相反，企业的利益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社会的利益。因此，人们提出了与第一种观点截然不同的口号：“凡是对社会有好处的，就是对社会有利的。”［杨洪兰主编：《现代实用管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责任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企业管理者在经营决策中经常会遇到诸如慈善事业、定价问题、雇员关系、资源和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等社会责任问题，促使企业对社会责任问题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
企业社会责任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97年，由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SAI）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组织，起草了社会责任国际标准（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International Standard，缩写为SA8000），建立了SA8000社会责任标准认证制度，旨在通过有道德的采购活动改善全球工人的工作条件，最终达到公平而体面的工作条件。社会责任国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区别于商业责任，它是指企业除了对股东负责，即创造财富之外，还必须对全体社会承担责任，一般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发展慈善事业、捐赠公益事业、保护弱势群体等。
同西方一样，社会责任问题在我国最初由产品质量问题引起，消费者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另一方面，企业盲目追求利润，出现危害社会、损害员工权益的问题如生产安全、产品质量责任等，严重影响到企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中国企业开始关注并认真考虑社会责任问题，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SA8000标准的实施。跨国公司对其供应商进行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认证，严格的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标准对中国企业从采购和出口两方面加以限制，由此形成的新贸易壁垒引起了企业界和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高度关注，企业在社会责任问题上紧迫感日益增强。
二、两种社会责任观
社会责任问题自产生后，便有两种不同的争论。一方面，按照古典的（或纯经济的）观点，认为管理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使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社会经济观认为管理的责任不仅是使利润最大化，而且还要保护和增加社会财富。
1.古典观
古典观最直率的支持者是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弥尔顿·弗里德曼。他认为，今天大部分管理者是职业管理者，即他们并不拥有他们经营的公司，他们是雇员，对股东负责。因此，他们的主要责任就是按股东的利益来经营业务。那么这些利益是什么呢？弗里德曼认为，股东们只关心一件事：财务收益率。
在弗里德曼看来，当管理者自行决定将公司的资源用于社会目的时，他们是在削弱市场机制的作用，有人必然为此付出代价。具体来说，如果社会责任行动使利润和股利下降，则它损害了股东的利益；如果社会责任行动使工资和福利下降，则它损害了员工的利益。如果社会责任行动使价格上升，则它损害了顾客的利益。如果顾客不愿支付或支付不起较高的价格，销售额就会下降，从而使企业很难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会遭受或多或少的损失。除此之外，弗里德曼还认为，当职业管理者追求利润以外的其他目标时，他们其实是在扮演非选举产生的政策制定者的角色。他怀疑企业管理者是否具有决定“社会应该怎样”的专长，至于“社会应该怎样”，据弗里德曼说，应该由我们选举出来的政治代表来决定。
2.社会经济观
社会经济观则认为，时代已经变了，社会对企业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公司的法律形式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公司的设立和经营要经过政府的许可，政府也可以撤销许可。因此，公司不是一个仅对股东负责的独立实体，同时要对产生和支持它的社会负责。
在社会经济观的支持者们看来，古典派观点的主要缺陷在于他们的时间框架。社会经济观的支持者认为，管理者应该关心长期的资本收益率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必须承担社会义务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本。他们必须以不污染、不歧视、不从事欺骗性的广告宣传等方式来保护社会福利，他们还必须融入自己所在的社区及资助慈善组织，从而在改善社会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三、社会责任原理
大量的实践表明，一个组织应承担对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所有者、社区、供应商和政府的正面影响最大化和负面影响最小化的责任，这是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工商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有必要将社会责任纳入运作体系。特别是在决策时，除了考虑企业本身利益或投资人利益外，还应当考虑与企业行为有密切关系的其他利益群体及社会利益，除了要考虑其行为对自身是否有利外，还应考虑对他人是否有不利的影响。一般而言，组织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社会责任问题。
首先，组织要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观。正如德鲁克所言：“在我们这个多组织社会中，企业和其它各种机构，保持纯粹的经济立场是不可能的，不管那是多么的可取。它们自己的自我利益也迫使它们关心社会和社区并准备承担它们自己的主要领域的工作和责任以外的责任。”［[美]彼得·F.德鲁克著：《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1页。］社会责任不同于社会响应。社会响应是一个企业适应变化的社会状况的能力。社会责任要求工商企业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从而找出基本的道德真理。社会责任的内涵是一种道德责任，企业从长期来看什么对社会有益，并积极采取行动，这就是在履行社会责任。罗宾斯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扩展的四阶段模型。处在第一阶段的管理者，将通过寻求使成本最低和使利润最大来提高股东的利益。在第二阶段上，管理者将承认他们对雇员的责任，并将集中注意力于人力资源管理，因为他们想获得、保留和激励优秀的雇员。他们将改善工作条件、扩大雇员权力、增加工作保障等。在第三阶段上，管理者将扩展其目标，包括公平的价格、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安全的产品、良好的供应商关系以及类似的方式。处在第三阶段的管理者，觉察到他们只有通过间接地满足其他利害攸关者的需要，才能履行对股东们的责任。最后，第四阶段同社会责任的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经济定义一致。在这一阶段，管理者对社会整体负责。他们经营的事业被看作公众财产，他们对提高公众利益负有责任。承担这样的责任意味着管理者积极促进社会公正、保护环境、支持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即使这样的活动对利润产生消极影响，他们的态度也不改变。［[美]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7～102页。］所以，企业只有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观，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责任问题。
其次，关注社会，努力消除对社会的不利影响。凡不属于机构的宗旨和使命的对社会、经济、社区和个人的各种影响，应维持在尽可能低的程度，最好能予以消除。不论这种影响是在机构内部的，还是对社会环境或物质环境的，都是愈少愈好。最理想的办法是把这些影响转化成对企业有利的机会。如道化学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就确定，空气和水污染是一种不好的影响，应予消除。早在公众激烈反对环境污染以前，道公司就在其工厂中采取了完全消除污染的措施。它在那个时候就采取系统的步骤把烟囱和水道中排除出来的有毒气体和有毒物质转化成为可以出售的产品，并为这些产品创造出各种用途和市场。［[美]彼德·F.德鲁克著：《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21～422页。］企业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取消那些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活动，所以惟一真正有效的办法是在遵守法律、依法纳税，治理环境，保障员工合法权益、生产安全和职业健康等方面采取行动，尽可能消除对社会的不利影响。
最后，积极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德鲁克指出，早期有关工商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集中于三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有关私德和公德的关系这个永恒的问题。第二个主要论题是有关雇主由于其权力和财富而对职工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第三，社会责任过去常常是指要求或指派工商业者在社会“文化”方面的领导责任：资助艺术、博物馆、歌剧院、交响乐队；担任教育机构和宗教机构理事会的理事；为慈善事业和其它社会公益事业出钱。但是，目前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时，着重点却完全不同了。它所看重的是企业在处理和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应该或可能做些什么。这种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新概念不再问企业有些什么限制条件，或者企业对直接在它控制之下的领域应该做些什么，而要求企业为各种社会问题、社会事件、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负起责任来，并成为社会良心的维护者和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者。［[美]彼德·F.德鲁克著：《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96～398页。］“任何一个企业，事实上任何一个机构都必须组织起创新力量来把社会问题转化为作出成就和贡献的机会。”［[美]彼德·F.德鲁克著：《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30页。］德鲁克指出，对于那些成为慢性病或退化的弊病的社会问题，管理当局也应当主动承担责任，积极想办法解决。因为企业的健全是管理当局的责任，而健全的企业同病态的社会是很难相容的。健全的企业要求有一个健全的或至少能行使职能的社会。社区的健全是成功而发展的企业的一个先决条件。市场环境的改善、贫困的减少、社会的和谐、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地有效利用是企业合法生存、经营的基础，会给企业带来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因此，企业在社区建设、环境保护、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方面肩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企业应在自身能力范围内积极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
阅读书目
1.厉以宁著：《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2.戴木才著：《管理的伦理法则》，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阿马蒂亚·森著：《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4.[美]彼德·F.德鲁克著：《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5.李立清、李燕凌著：《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美]卡罗尔、巴克霍尔茨著：《企业与社会：伦理与利益相关者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
复习思考题
1.简答西方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理论。
2.结合实践论述人本管理的内涵。
3.试论人本管理的要求。
4.结合实际分析儒家的义利观。
5.试论义利统一原理。
6.什么是社会责任？试论社会责任原理。
案例一向科的困惑
苏北某市是江苏最贫困的市之一。该市只有少量的具有高技术含量的企业，科创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它原是一家国有企业，主要业务是生产变压器，但经营状况不佳，亏损严重。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市政府决定进行改制。政府以比较低的价格让民营企业家向科买断了产权，组建成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买断的条件，是在原有的四百多个工人中，必须保留一百多个。向科是一个十分精明能干而又具有比较优良的素质的企业家，受过高等教育，在特区搞过经营。接手后，他进行了两项改革：一是提高科技开发的投入比重；二是提高销售成本的比例。前者由原有的1%提高到5%，后者由3%提高到12%。两项措施都比较有力地推动了企业的经营，不仅提高了产品的高科技含量，提高了产品自身的竞争力，而且由于销售成本的提高，开拓市场的能力也得到较大的增强。不过，这些高比例的销售业务费用中的相当一部分，被产品推销人员用来作为回扣或向有关人员送礼打开市场，高比例的回扣以及可观的“好处费”，是其打开市场的重要原因。向科认为，现在该企业的产品虽然在同行业中市场占有率不算最高，但如此发展下去，前景很乐观。另一方面，为了加大管理力度，在改制后的第二年，他就解雇了原企业留下的部分工人，解雇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估计不需要多长时间，保留的一百多个工人中的相当多的工人都要被解雇。
向科认为，他已陷入经济与道德、企业自身发展与履行社会责任的困境之中。首先，作为本地的窗口企业，该企业的发展必将推动地域的经济发展，然而为了打开市场，他明知提高销售成本会滋长企业经营中的一些甚至很严重的不道德现象，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形成不正当竞争，可为了企业的生存，他必须这么做。其次，在低价买断产权时，向科签约接受了一百多个工人，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人的相当一部分难以达到他的管理要求。于是，他就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进行培训，而培训需要大量的经费；要么逐步解雇，这就意味着不能忠实地履行改制时的承诺，同时，这也会加重当地政府的社会负担，导致新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苏北，在目前下岗工人众多的情况下，这一举措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本企业的发展，向科同样选择了后者。
资料来源：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编著：《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讨论题】
1.您认为此种困境中，经营者应当如何抉择？
2.是否存在某种可能实现两全？如果不能，选择的侧重点应在哪里？
案例二 联合碳化物公司和西维吉尼亚州维也纳镇
西维吉尼亚州从来不是美国较繁荣的一个州，而在二十年代末期，由于长期作为该州主要依靠的煤矿业开始趋于衰落，其经济更是急剧下降。由于人们对煤矿事故和矿工疾病的关心日益增加，更使煤矿业的衰落加速。因为西维吉尼亚州的许多煤矿是小型的，在经济上勉强能够维持，无力支付现代化的安全预警设备和提供恰当的保健设施。
到四十年代末期，该州的主要工业公司警觉到了该地区的经济在持续地下降。联合碳化物公司是美国一家主要的化学公司，其总部在纽约，但该公司原来的许多工厂都依赖于西维吉尼亚州的煤。而且，除了少数大煤矿以外，该公司仍是该州最大的雇主。因此，该公司的高层管理当局要求本公司的一些年青工程师和经济学家拟定一项为西维吉尼亚州创造就业机会的计划，特别是要把公司的新工厂设备安置在该州的主要失业地区。该州最困难的地区处于同俄亥俄州交界的最西端。但这个计划的拟定者却不能为该地区找到一个有吸引力的计划。而这个地区却又最需要就业机会。西维吉尼亚州的维也纳镇以及周围地区处于完全失业的状况，而又找不到新的工业。能在维也纳地区开设的唯一工厂是一种采用陈旧生产过程的铁合金工厂，其成本很高，同联合碳化物公司的竞争者已在应用的更现代化的生产过程相比，处于不利的地位。
即使对于旧生产过程来说，维也纳镇也是一个不合乎条件的地方。生产过程需要大量的质量相当好的煤，而该地区唯一可以得到的煤是含硫量很高的，以致在使用以前必须花费很多的钱去处理和净化。而且，即使在花费了大量的资本投资以后，这种生产过程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大量噪音和污物，排放出大量的烟灰和有毒气体。
而且，铁路和公路交通设施都没有位于西维吉尼亚州内，必须渡河到俄亥俄州去。把厂房设在那里就意味着常刮的西风会把工厂烟囟中排出的烟灰和硫气正好吹到河对岸的维也纳镇上。
可是，在维也纳镇建厂，将为该镇提供一千五百个就业职位，并为不远的一个新煤田提供五百个到一千个就业职位。而且该新煤田可采用露天开采法，因而可免除该地区陈旧煤矿中日益严重的事故和有害健康的状况。联合碳化物公司的高层管理当局得出结论说，社会责任要求该公司在那里建立新工厂，尽管在经济上说是处于边际状态。
该工厂配备有当时最先进的反污染装置。那时在大城市的电力厂也只能满足于回收烟囱中排出的一半烟灰，而维也纳工厂的装置却能回收百分之七十五——至于从高含硫的煤中排出来的二氧化硫气体，任何人也没有办法。
当1951年该厂开工时，联合碳化物公司成了英雄。政治家、社会名流、教育家都赞扬该公司承担起了社会责任。但在十年以后，从前的救世主很快就成了社会公敌。随着整个国家日益关心污染问题，维也纳镇的居民开始愈来愈厉害地抱怨从河对岸飞到他们镇中和家里的烟灰和有毒气体。大约在1961年，一位新的镇长由于其“同污染作斗争”即“同联合碳化物公司作斗争”的政纲而当选了。该厂过了十年成为“全国的丑闻”。即使决不能讲对工商业抱有敌意的《商业周刊》也于1971年2月在题为《一家制造污染的公司尝到了恶果》一文中对联合碳化物公司进行谴责。
当然，联合碳化物公司的管理当局无疑对这事处理不当。它早于六十年代初期就应该意识到自己碰到麻烦了，而不应该因循拖延，一再地作出并违背诺言——直到居民、州政府、报纸、环境保护者、联邦政府全都把最大的大炮火力对准了公司。该公司的确做得不太漂亮，多年来辩护说建设该厂没有什么错，直到政府当局被惹火了，宣布该厂由于没有达到环境保护标准而必须关闭。
但这并不是这则谨防的事例的基本教训。只要一旦决定了采用陈旧的生产过程建设一个在经济上处于边际状态的工厂来缓和最困难地区的失业情况，其它的后果或多或少会自动地发生。这个建厂决定本来就没有打算生产出重建厂房所需的收益。单从经济方面来考虑，该厂无疑本来就不应该建立。舆论迫使联合碳化物公司在该厂大量投资以便解决最严重的污染问题——但除了修修补补以外，技术上是否存在着其它办法，是大成问题的。公众还迫使联合碳化物公司把工厂继续开办下去。但是，一旦重点转移到其它地方，西维吉尼亚州维也纳镇的绝大多数职位很可能又会消失，即使该工厂继续开办下去也没有用。
资料来源：[美]彼德·F.德鲁克著：《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页。
【讨论题】
1.联合碳化物公司的做法是否在履行社会责任？
2.企业应当如何协调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
3.联合碳化物公司将如何摆脱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