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霍地站了起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样东西，还没容她看清楚，他已经在手背上拉了一下——原来是一把刀。血像蚯蚓一样在他的手背凸爬出来，然后一滴一滴地落到地上。她吓坏了，连忙从兜里拿出一条崭新的手绢，替他包伤。哪里包得住啊？血很快就把手绢渗透了。她只好脱下身上的外套，用袖子在伤口上打了厚厚一个结子，才算止住了。
“‘姐，这就是记号。我要是对不起你，你就指着这个记号骂我。’”
那天他就在那片小树林里干了她。他没做过这种事，她也没有。他对女人的所有了解，都是拉煤渣听矿工闲聊时捡来的二手货。而她，连二手货也没捡过。他弄得她很疼，可是那疼里边却有快活。她舍不下那样的快活。她知道她是他的人了。卖血讨饭，她也要把他的弟妹都养大。
“后来他就真的去了南方。偶尔写信回来，只问弟妹的情况，很少说自己的事。隔几个月寄一回钱，也是小数目。她不知道他在那边混得怎么样。一直到第三年过年的时候，他突然回来了。他是开着一辆小轿车回来的。他没回自己的家，先进了她的家。他进门就给她跪下了——这是他这辈子第二次给她下跪。‘姐，我有钱娶你了。’他说。”
“过完年他们就去民政局领了证。一个月后他就带着她去了南方。到了南方她才知道，他已经把家业做得那么大。当然，那只是她的眼界。在他看来，一切还在起步。‘刚刚开始啊。’是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即使是当他的家业大得她已经数不过来位数的时候。”
“很快，她就生了一个女儿。他对她对女儿都很好。他不仅对她们好，他把她家里的每一个人，都伺候得很是妥帖。老丈人、老丈母娘、小姨子、大舅子，所有的人谈起他来，脸上都有光。他给她买一切贵重的物品，她缺的东西，她还没开口，他就已经添上了。她省惯了，刚开始时，她很不习惯他这样糟践钱。后来，她就知道了好货和次货的区别，她就再也回不去了。
“他的钱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他在家的时候也越来越少。‘应酬。’他说。她知道成功的男人免不了各样的应酬，可是她还是宁愿他多呆在家里陪陪她和女儿。‘刚刚开始，一切还刚刚开始呢，有多少事要做啊。’他总是这样说。有一回，她帮他洗衣服，偶然看见他手机里奇奇怪怪的短信息。再后来，这样的短信息开始发到了她的手机上——是叫她让位的。她质问他，他就笑，说我这个身家的男人要是没几个女人盯着，就太不正常了。放心吧，我总是对得起你的。她就信了他——这么些年，他说什么她都信。她只是学会了疯狂地玩麻将，疯狂地购物，疯狂地做健身做美容，疯狂地做一切贵妇人们都做的事，来充填他不在家的那些空虚。”
“他们都渐渐地老了。她看不见自己的变化，却看见他的肚子渐渐鼓起来，头发也渐渐稀少。有时他睡在她边上，会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发怔。‘怎么就过去了呢？’他说。她知道他说的是年轻的日子。‘这份家业，就是没个儿子。’他叹气。她生女儿的时候，是难产，动过手术，再也不能生育了。‘这个年代，女儿也一样的。’她安慰他。‘怎么能，一样呢？’他说。”
后来有一天，他很早就回了家。她很惊讶，因为他很少这么早下班。他说他要送她一样东西，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她说家里什么都不缺，哪样东西也不再是惊喜了。他呵呵地笑，说这件一定是。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两个蓝色的信封，说这是两张旅游票，我和你，去欧洲的，给你做寿。她这才想起，很快就是她的生日了。她都忘了，他却记得。她其实出过很多趟国，都是他替她订的票。他让她去香港，去星马泰，去夏威夷，去巴黎伦敦杜拜，去一切美景和购物天堂。但是没有一次，是他和她一起去的。那天她很感动。她觉得无论世道怎么变换，无论他的钱滚成多么大的一个雪球，他还是那个多年前管她叫姐，为了让她信他不惜在自己身上动刀的小男孩。那晚他们睡在一起，做了那件事——他们已经很久不做那件事了。
临出发的前两天，他突然中午回家——他从不在中午回家。他喝了很多酒，脚步有些颤悠。他虽然常在外边应酬，但他从不在白天工作时间喝酒——他是一位敬业的好老板，他得给员工做榜样。他不说话，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甚至懒得拿烟灰缸，直接把烟蒂扔在了他向来很在意的楠木地板上。她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哭了。他说他不能和她一起去欧洲了，她不肯。她怀了孕，医生说是个男胎。他要是和她去了欧洲，她就要去做掉它。她说到做到。
她傻了，一时没听明白这么多个他她它到底是什么东西。过了一会儿，她才渐渐明白过来。咚的一声，太阳从天上掉了下来，把地砸了天大的一个坑。她孤零零地掉在了坑底。她伸出手来，没有人接她，一个人也没有。包括他。
“她看见他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这是他一辈子里第三次给她下跪。‘姐’，他叫了她一声。他多少年没这样叫过她了。‘咱们离了吧。你永远是我姐，我会像养我亲姐一样地养你……’”
红衫女子的话再次被哭泣打断。红衫女子那天就像一头撒了盐的水母，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渗流着泪水。世上再厚再多的手绢，也擦不干这样的眼泪。
“不过，那还不是那个女人最倒霉的夜晚。今天才是。因为今天，是她四十五岁的生日。”红衫女子说。
听完这个故事，一屋的人都无话。窸窸窣窣，有人在找手纸，鼻息声开始滞重。没有人能给这样的黑暗找到出口。没人敢试。
“我也来讲一个故事吧。”半晌，才有人开口——是徐老师，“这个故事，你听了，说不定心里就好受一些了。”
嗬嗬，嗬，嗬。
徐老师狠狠地清了几下喉咙，仿佛那里噎着一根陈年的鱼骨。
“五十多年前，有一对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女，从苏联留学归来。”她终于清出了鱼骨，可是嗓音里依旧有着鱼骨留下的刮痕。
“他们都是学建筑的，只不过分科不同而已。她学的是结构工程，正好符合她严谨认真的个性。他学的是建筑学，和他身上热情浪漫的艺术家气质相吻。他高大英俊，她瘦小柔弱。他俩无论在长相性格上都是一条线上彼此隔得最远的那两个极点，可是他们偏偏相爱了，而且爱得热烈深沉。
“他们在苏联留学四年，不仅学了专业知识，也学会了莫斯科的生活方式。比如她爱烫头发穿布拉吉，他爱喝咖啡和威士忌。他们都酷爱俄罗斯文学，当然也包括苏联现当代文学。从莫斯科回国的火车上，他忍不住高声朗读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
新年好，
我的祖国，
人类的春天。
从浅蓝色的日子里，
高高站起！！
“一整节车厢的旅客，都站起来听他朗诵，大家热烈鼓掌——是把手掌都拍红了的那种鼓法。他不是显摆，他只是忍不住，他和她心里都藏着一团火啊。那天不是新年，可是对他们来说，每一天似乎都是新年。每一天，都孕育着一个暖暖的、亮亮的、让人只想快点起床去奔去跑的新希望。那就是他们，还有那趟列车上所有的人，对他们祖国的感觉啊。
“回国后，她被分配到一所大学教书，他被分配到一家设计院当建筑师。他们很快结了婚，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刚回国那一阵子，他们的生活中还保留了很多留苏的痕迹。比如他们的日常对话里，时常夹杂着俄语的词句；他们办公桌上，摆的不是茶叶罐子而是咖啡杯；周末他们时常去参加苏联专家的舞会和社交酒会；节假日他们会带着孩子去莫斯科餐厅吃一顿昂贵却还算地道的俄国大餐。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局势在发生变化。报刊上开始出现反苏的文章，而且言辞越来越严厉。苏联专家在分批撤退。再后来，她执教的大学里不再使用苏联教材；他工作的设计院，也废弃了苏联专家设计了一半的图纸。他们对这种突变感觉疑惑。她沉默了。她忍得住，而他不行——不让他说话很难。
“他常在公开场合里质问报刊文章的合理性。‘同一份报纸，同一位评论员，怎么几个月的时间里说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两套话语？’‘科学技术没有国界阶级区分，谁掌握了就能为谁服务。’‘就算是赫鲁晓夫背叛了列宁和斯大林，他并不拥有普希金和马雅可夫斯基。他甚至不拥有布拉吉和威士忌。何必说起苏联就谈虎色变？’
“他当然不知道，他的这些话早被一双双眼睛、一副副耳朵牢牢地记录下来，成为后来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他自己的致命杀伤武器——他一直天真得像个孩子。
“那场运动是几年之后到来的。他毫无预感。她比他政治上稍微敏感一些，她给他下了严厉的钳口令，不许他乱说话——但却已经晚了。有一天早上，他跟往常一样夹着公文包出门上班，晚上却没有回家。那天早上他走得非常匆忙——那阵子单位里天天开会。他连早饭也没有吃完，桌子上的碟子里放着一片他咬了一半的面包，面包沿上还留着一个隐隐的齿印。这就是他留给她的最后记忆。就是这片面包，改变了她后来的饮食习惯。她后来不爱吃米饭，只爱吃面包——她每次吃面包时，仿佛就会感觉到他的牙齿和她的牙齿在躲避着杂乱的人眼私密地约会——这是这些年来她和他隔着生死天河的唯一相遇方式。
“她把女儿安置下来，就出门去找他，半路上她被一群人拦截了下来。就这样他和她被各自的单位关押了起来——彼此不知下落。她单位的人没有打她，甚至也没有在公开的场合批斗她。他们只是不让她睡觉。她被关在一个七八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三盏一百瓦的电灯，正正地照在她的脸上。审讯她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她被一次又一次地从半昏睡的状态里叫醒。他们的问题都是关于他的——他们对她并无多大兴趣。第一天她没说一句话。第二天也没有。第三天她说他其实就是有点小资产阶级情趣，是小毛病。她的嘴开了这样一个小口，她的嘴就挣脱了她脑子的羁绊。轰的一声，她的脑子散了架，和她的嘴分了家。她的脑子无可奈何地看着她的嘴自行其是，渐行渐远。后来，她隐隐记得有人拿了一张纸，让她签字。她想看那张纸上写的是什么，可是她的脑子和她的眼睛也分了家，她看不清了。她恍恍惚惚地签了字，就咚的一声陷入了万劫不复的黑暗——她睡了整整一天一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