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通常为方形，有“天圆地方”的寓意。除方形印章外，圆形印章创作亦蕴涵玄机，形式多样。
一、一字
一字印创作难度最大的是在章法方面，因文字字数少，搭配、构成和对比的因素不存在，处理时要因字布势，才能有一定的艺术效果，如汉印“昌”，字形上以弧线为主，呼应边栏，上部“日”中一横处理成粗点，以呼应边栏。字形上虽对称却施以残破，使平中见不平。“命”为白文印，施以白文辅助边栏，朱白强烈对比。“陈”为丁敬刻，“东”部对称，但全印对称中有不对称。钱松刻“范”，印文线条粗于边栏，古朴苍茫，字形下方残破，若断若连，具金石味。“徐”为徐三庚刻，篆如其书，章法上稍嫌平正，《吴昌硕印谱》中圆形印章仅有数方，“金”为其所刻，章法安排四平八稳，以对称为主，亦少新意。“寿”为当代韩天衡刻，用刀灵动多姿，章法上左右留空，融入现代审美情趣。
二、二字
二字印在章法安排上有两种情况，即上下排列和左右排列。汉印“大利”两字上下安排，随势布形，两字所占空间上小下大，略有残破，偶见巧思。丁敬刻“诗正”与之相反，字形安排上大下小，“正”字长横形成内栏功效，虽字形小，但在重量平均上不显失衡。“延年”、“写心”和“云门”皆为徐三庚刻，各个不同。“延年”用封泥样式，结字流转，线条回旋，边栏似残非残，徐三庚是首位将封泥范式引入篆刻创作的印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写心”一如其书风格，将“写”字宝盖头处理成边栏，“心”字分量和“写”字悬殊很大，整体上形似一个字，“云门”中将“门”字拉开，“云”字伸入，整体上产生呼应功效。
再说左右字形的布局。两方“敬事”印制一大一小，各有风味。一者两字一大一小，结字为常见的古玺手法，二者两字显得洗练生动，顺序变成先右后左安排，“事”和“敬”两字中“口”部特大，打破习惯的疏密构成手法。丁敬刻“了痴”中“了”字安排占印面四分之一空间弱，二字虽很悬殊，但整体上并不显得很突兀。
在刀法和字形方面，圆形印章创作也有可观之处。钱松“定生”和徐三庚“愨士”皆以切刀法而为，边栏明显粗于印文，形成对比，而残破与否，粗细如何，都随形布局，具体对待。“汝南”为赵之谦刻，赵氏圆形印章不多作，将“女”部和“南”字以“汝”三点水旁对称，边栏残破，笔断意连。“何如”和“崇征”为黄士陵刻。这两方印章分别应用悬针篆和诏版文字入印，“崇征”印中文字依据印章形状变成环线状，对照韩天衡“东山”印章布局，很显然是受此印启发。“千秋”为齐白石所刻，字形舒展大方，左疏右密，是难得的佳品。“意匠”为韩天衡刻，针对字形大小自然分布留空，分布妥帖。
二字白文圆形印章很少，汉印“干得”字形安排上形如一字，整体上以外向张力方向不同来构成章法上的呼应。“关”采用辅助边栏，上下方对称留红，别具匠心。“砚山”为吴熙载刻，篆如其书，用刀轻入浅出，四面留红，三方印共同的特征是都采用了辅助边栏。
三、三字
三字印因为字数的增多，在布局手法和呼应上变化增多，因而更加丰富多样。一般说来，三字印章法构成大多是右二右一布局，但大同中有小异。“菱鈢”是一方白文印，残破处很多，印面裂痕无形中使三字团成一气，最引人注目处是右上角出人意料的留红。“令狐买”、“西方疾”和“公子腹”为三方古玺，章法上安排构成无大的差别，但大同中有小异，边栏粗细残破，字形伸缩欹侧上有细微不同。
“云中龙”为当代篆刻家韩天衡刻，虽然在布局上依据惯例，但在章法上有细微变化，三字各呈其态，团成一气。用刀灵动爽利，追求笔意，以及线条塑造情趣方面，融入了个人审美意识，极具动感，别有会心之处。
除右二左一布局外，右一左二安排也有一些代表作。“寥天一”为吴昌硕刻，整体上右密左疏，为了补空，将“一”字处理成弯弧形，整体上和边栏协调起来。“和为贵”为朱复勘刻，有古雅之风，边栏似断非断，意犹未尽。“门外人”为齐白石刻，单刀直冲，上密下疏，自然呼应。“钱行初”为邓散木刻，在章法和字法构成上采用排叠手法，使疏处更疏，密处更密，留白自然，轻重得宜。“宠为下”为来楚生刻。来楚生篆印有取法邓散木处，此印当是一例，以笔者愚见，来楚生于篆刻经营独到之处，较之一般篆刻家的严谨许多，却又生动许多，无论形状方圆，都根据章法和字形要求布局，务使妥帖，以期取得最佳艺术效果。此印别出心裁处在于将“为”和“下”两字反写，构成外向张力，和“宠”字团成一气。此印乃经典之作。“寒碧居”为钱君匋刻，是一方细朱文作品，依据字形大小安排，方圆兼施，层次分明。
另外，三字印还有一些特殊的章法构成。“舍利子”为黄士陵刻，字体似篆似隶，非篆非隶，章法依据印章中心旋转，别出心裁。“叶仲子”为叶潞渊刻，字形带有强烈的装饰味，章法处理成三字并排形式，上下留空，亦是特例。
四、四字
四字印创作在方形印章按正规分布，很难出新意，但在古玺和近现代的圆形印章创作中却有诸多精品。“左禀桁木”章法布局独见匠心，以“木”为核心的旋转辐射状，留白因而很自然，点面结合，虽为古印，却极富现代美学趣味。“后悲庵主”为来楚生作，章法生动活泼，将“后”字字形拉长，下方留空呼应左上方，“悲”字形中的“▼”块面呼应“主”字篆书“▲”，方圆兼施，用刀生辣奇崛，同为来楚生所刻的另一方“郭子木之玺”亦见深致，“子”用大篆，布局章法安排上有左中右三列，中间两端伸出，左右稍低，以中轴线对称，对称中有不对称。
五、多字
一字印章法安排上因字数太少存在相当难度，而多字印的章法安排亦颇费周折，单字印无呼应，易失之孤，多字印难在使其疏，既要破其平板，亦要错落有致，如古玺“思闲大夫鈢”中字形或大或小，或圆或方，整体上呼应错落。王福庵“工夫深处独心知”为一方工整的细朱文印，章法构成上中间密两边疏，中间三字中，“处”用简体篆书，又形成疏密对比，虽有匠心，却不露声色。最精彩的当数汉印“绥统承祖子孙慈仁永葆二亲福禄未央万岁无疆”，有20字之多，安排的自然妥帖，舒展大方，无拥塞沉闷之感，亦篆亦隶，汉印的博大精深，当不是虚言。
六、分栏
在圆形印章中，有一些分栏情况存在，是常见的创作辅助方法。
二字印分栏：汉印中朱文印占少数，有分栏情况存在，如“千万”，“万”用简体，二字笔意舒展，呈现古趣。白文有多种情况。一是无外边栏，如“张荣”、“苑赢”和“王驾”，在空间分割比例上有一定的差别。“张荣”等分，“苑赢”略有不平均，“王驾”则明显地右小左大，随字形大小布局。二是有外边栏，有三种情况，等分占大多数，如“张隗”、“曹苍”，两印字势略有不同；左小右大，如“据丙”；左大右小，如“王驵”。
三字印分栏：有等分和不等分两种情况，分别如“部赵”和“公耳异”。此举为后世黄士陵所采用，其创作的“崇徵”和“谭崇徵”即是生动应用，证明入古出新的篆刻学习道理。
多字印亦有用边栏分割的，如朱复堪刻“不役人亦不役于人”。
七、装饰
圆形印章创作中有很多装饰化的应用。印章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吸收一些相关艺术形式来丰富创作形式，常见的有钱币、瓦当和鸟虫三类，也有一些特殊类型。
钱币：这是汉印中不存在的范式，只在明清流派印创作中偶见，此处列举三例，如赵之琛“方云”，钱松“古泉”和黄士陵“揭谛”。
瓦当：这一形式同样也只出现于明清及当代创作，是篆刻家取法多元化的体现。尽管皆以瓦当为范，但各有不同。如徐三庚“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黄士陵“外人哪得知”和“延年益寿”，来楚生“安德堂印”等。
鸟虫：鸟虫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字形态，具有极强的装饰味。当代篆刻大师方介堪的开拓进取，使鸟虫书创作出现了新契机。韩天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深化，使鸟虫书创作再上新台阶。鸟虫圆形印章创作不见于汉印，而韩氏的鸟虫书创作方长圆扁形状都有，此处拮取两方，一具边栏，如“天衡”，一无边栏，如“仁者寿”，二印皆为精典力作。
其他：“言信鉨”和“昌”为特殊的装饰化形式。
八、连珠
圆形连珠印，是指将印面分割成几个相连属的圆形组合形式。连珠印始于周秦之际，有二连、三连和四连等几种形式，二连始于唐，三连常见于古玺，如“吉昌”、“魏季君”和“士君子”。明清时代亦有借鉴，如徐三庚“云卿氏”和黄士陵刻《心经》句“不生不灭”。当代来楚生也有应用，将肖形和文字相结合，如鸡肖，别有趣味。
九、肖形
圆形肖形印创作在汉印中最常见的就是以四灵图案作为装饰，寓意吉祥，和文字相得益彰，如“宜子孙”和“日入千万”。当代创作以来楚生为典范，堪称一代圣手，盱衡当世，莫有匹敌。其创作的圆形肖形印章有两种，一是和文字相结合，二是纯粹的图案。前者如“鼠肖”和“蛇肖”，将文字作为印章疏密留空的有机组成，使印章流溢华彩，后者如“猴肖”一类，或施以边栏，或作无边栏之状，皆自出新意，令人回味无穷。
印章创作以方形为主，但方形之外，还别有天地。实质上圆形印章创作远不止这些。因笔者囿于所见所闻，难免有疏漏之处，希望同道师友指谬。在当代印人的尝试和探索当中，圆形印章创作形式愈加丰富，必将呈现出更加多姿多彩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