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西欧资本主义有了较大发展，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封建专制制度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笛卡尔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笛卡尔（1596—1650年）是伟大的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和生理学家，解析几何的创始人。他认为，用数学推理的方法，可以认识世界；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是哲学家和科学家，被称为“英国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指出，为了认识世界上的现象，可以使用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归纳法；牛顿（1642—1727年）是英国物理学 弗兰西斯·培根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自然哲学家和炼金术士。他提出的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说明了自然界本身运动的自然法则支配着物质世界。
自然科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社会也有一定的自然法则，这种法则是摆脱“神”的控制而自行发展的。在这种背景下，一场适应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文化运动，即欧洲启蒙运动（17—18世纪）兴起了，它是继文艺复兴（14—16世纪）之后新一轮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其核心思想是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们呼唤用理性的阳光驱散现实的黑暗，他们猛烈批判教权主义、专制主义，宣扬自由和平等。马克思启蒙运动最初兴起于英国，代表人物是霍布斯和洛克。18世纪以后发展到欧洲各国，法国成了启蒙运动的中心，涌现出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和狄德罗等一批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思想对18世纪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致于有人称“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伏尔泰大胆抨击天主教会，反对君主专制，赞成开明君主；孟德斯鸠（1689—1755年）提出“三权分立”的原则，主张建立法治国家。卢梭提出“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思想。他认为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政府和官吏是人民委任的，人民有权委任他们，也有权撤换他们，直至消灭奴役压迫人民的统治者；牛顿狄德罗反对君主独断专行，主张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
在历史发展的大潮中，欧洲有远见卓识的封建君主纷纷打出了“开明君主专制”的旗号，奋力维护封建统治，在法国有路易十四改革，在俄国有彼得一世改革，在奥地利有特蕾西亚女王改革，在普鲁士则有腓特烈二世改革。腓特烈二世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第一公仆”。其改革主要表现在：改革政府体制，提高办事效率，建立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重视经济发展，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和促进农业生产政策，通过严格的国家垄断和赋税政策，增加国库的收入，招徕外国移民，孟德斯鸠改善交通，发展工商业；重视教育，提倡发展文化和艺术，但又加强思想控制，把文化的发展也纳入符合专制国家和军事扩张的轨道；法律上制定法典；军事上大力扩军，创立军事理论。通过改革，普鲁士实力上升，跃居欧洲强国之列。
1．高度集权
腓特烈不仅是一代军事奇才，而且在政治方面也是一个高手。他标榜自己的统治是“开明专制”，实际上开明不足，而专制有余。他改组了“财政、军事与王室领地最高管理处”，卢梭使权力更加集中在他本人手里。他要求臣下高效廉洁，但不允许他们有独立的思考。他称：国王是唯一的头脑，官僚机构只是他的手脚。他让每个臣下都专注于自身负责的领域，而唯独他本人才掌握全面情况。为此，他十分勤政，甚至达到了呕心沥血的境界，从早到晚批阅公文来信，从不倦怠。
另外，他废除了刑讯，还建立了廉洁高效的公务员制度。腓特烈二世在他的准则——“国王是国家的第一公仆”下竭力避免封建制度的流弊。而且，他对自己手下的官员非常不信任，深深感到等级观念会作祟。
2．经济改革
与其父片面发展军事的方针不同，腓特烈二世在他的第一份遗嘱中就提出：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必须协调治理，才能达到富强的目的。在经济方面，他指出要努力克服危机，繁荣经济，并缩减不必要的开支。此外，特蕾西亚女王和她的子女在一起还应通过改善行政管理制度和变革征税办法，增加国家的收入。
在“七年战争”中，普鲁士丧失了约40万人口。兵役、徭役、饥馑以及战火的摧残导致整个国家满目疮痍，到处都是战争造成的废墟，经济颓废。1763年，普鲁士出现通货膨胀，日用品的售价达到100年来的最高额。柏林的面包房前排着长队，饥民们为抢购还没烤好的黑面包发生殴斗的现象屡见不鲜……腓特烈二世不得不开始投入到全国重建的工作中去，实现他“君主应时刻在岗位上”的诺言。
战争刚一结束，腓特烈二世便乘上马车，带着随从，到全国各地去巡视了。在腓特烈看来，形式上的东西是没必要的，所以他每到一处，一律不许大小官员保驾迎送；他也不愿听冠冕堂皇的空谈，而是对地方大小官员采取“口试”的办法。他往往和地方长官进行面对面的直接问答，询问地方的经济、政治、税收、治安及文化等等各方面的情况。如果地方长官能够对答如流自然是万事大吉，但若是支支吾吾的话，腓特烈就会认为他们没有尽到职责，他会毫不留情地予以痛斥，甚至当即将其免职，所以地方官里有不少人惧怕甚至诅咒他的巡视。可是这位国王偏偏经常到地方上视察，乃至被人叫作“旅行国王”。腓特烈巡视次数最多的地方是西里西亚，或许是对费尽心力掠夺来的土地更加偏爱吧，他几乎每年要光临一次。据说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者已经有160年未曾驾临该省了，所以腓特烈二世的到来引起民间的轰动。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腓特烈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经济的措施。他首先解决的是农业问题。他减免税赋，派遣士兵帮助农民修建房屋。他还创建了普鲁士国家银行，对于破产的农民放宽借贷条件。易北河值得一提的是，腓特烈二世对经济的重视并非一时之举。他深知，国家经济的繁荣至关重要，不仅可以安抚国民，稳定政局，而且也是他对外战争胜利的保障。所以，早在继位之初，他就开始兴修水利，加强普鲁士王国的经济实力。首先，他令人逐段整修了奥得河河床，并在附近修起纵横渠道，形成了一个灌溉网，使300多平方公里的农田得到灌溉。此后，在这里发展起29个新村落。另外，普鲁士还先后开凿了连接易北河与哈韦尔河的普劳埃施运河和连接哈韦尔河与奥得河的芬诺运河，使这一地区的农田受益，水路通达。1772年，在占领了涅茨区之后，他又令人开凿了勃罗姆贝格运河，以沟通奥得河与维斯瓦河之间的内河航运，并使两岸变为良田。
腓特烈二世注意借鉴欧洲其他国家的经验。当时，法国在手工工场和对外贸易上较英国、荷兰落后。腓特烈二世曾明确表示，法国与奥地利的情况更为接近，它的经验更适合普鲁士。他也注意学习英国经验，他认为：“英国划分公有土地的方式（指英国圈地运动）是一切有志于提高生产的场主必须朝觐的麦加。”为了把英国的经营方式引进普鲁士，他把国有土地承租人的子弟送到英国去留学，以便归来后为他所倡导的改革服务。
为使在战争期间几乎被毁的工商业得以复兴，腓特烈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加强关税壁垒。他一方面树立关税壁垒，保护本国工商业。为了与英国、荷兰、萨克森、奥地利、汉堡等国家和地区的商品进行竞争，他尽可能提高外来商品的进口税。另一方面，扩大对外贸易，扶持本国工商业。当时普鲁士国内手工工场生产的某些产品不但供不应求，而且与外国的某些产品相比，质量低劣，价格昂贵。对此，腓特烈了然于胸，但他宁肯使国内市场上暂时存在某些商品短缺的现象，也要扶植国内生产的发展。所以他严令：对紧俏的外国商品应尽可能多抽税。禁止输入盐、瓷器绘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徽章的瓷器，大概是1760年左右在广州加彩的。和铁器，以刺激国内这些重要产品的生产。在国内市场上，对粮食、啤酒和肉类等生活必需品尽量减少抽税，而对奢侈品等则提高税率。他大幅度消减自己的宫廷开支，自嘲是“全欧洲最寒酸的君主”，并强迫贵族为政府预算做“奉献”。
此外，他创建了普鲁士官营的国际贸易机构，而他自己则成为了大股东，持有海外贸易之特权，掌握食盐专利，经营木材及铁产。如此看来，腓特烈也可以被视为实施国家资本主义的先驱之一。腓特烈并不希望由于军费的高涨而影响乃至破坏了整体国家的经济体系的发展，他把自己收入的80％投入了国家军队的建设，但尽量不从国家政府的预算里克扣。所以，建设强大军队的政策没有对普鲁士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相反地在德国进入资本主义时发生了特殊的领导力量。
在财政方面，腓特烈二世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及时调整国家经济支出的比例。战争年代军费高昂，平时就适当缩减军用开支，增加建设资金，并从中抽出部分款项，向私人提供贷款，为发展经济创造条件。他分别开设了柏林国家银行和军队银行，以协助管理国家财政。
在社会福利方面，腓特烈也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他逐步建立国家福利制度，以救助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弱势群体，并免费给穷人供食，更值得称赞的是，他为千千万万的老人开办了养老院。
尽管饱受战火摧残，在腓特烈在位40多年时间，普鲁士的经济仍取得迅猛发展。腓特烈大帝雕像人口从220万增加到550余万；年税收收入从300万塔勒增加到1100多万塔勒；土地总产量折价从300万增加到600多万塔勒；国库储备从800万塔勒增加到5000万塔勒。在他去世时，普鲁士国势强盛，王朝的统治更加稳固。
无可否认，腓特烈二世为发展经济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同时应该看到，改革的深度是相当有限的。他是专制君主，他的国王的尊严是不允许侵犯的，他的所作所为也是不容指摘的。在1766年，他派遣其财政顾问埃哈德·乌尔西努斯下去查访，要求这位属下归来后向他禀报手工工场和商业的近况。乌尔西努斯经营商业税务达13年之久，在财经方面称得上是国王的左右手。他长期与商人和手工工场主打交道，熟知下情。乌尔西努斯进行了一番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向国王呈递了《关于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状况的报告》。在报告中，这位财政顾问客观而具体地列举了经济上存在的某些不景气现象，并总结出产生这种状况的三种原因：一是连年战争及其后患；二是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受到排挤；三是普鲁士经济政策仍存在缺陷。这些政策切中时弊，然而，腓特烈二世阅后竟勃然大怒。原因很明显，国王喜欢歌功颂德，不愿别人揭露弊端，可是报告不但未对国王进行恭维，反而对他的经济、军事乃至对外关系等各项政策进行了批评，这不是触犯了他的禁忌吗？腓特烈二世先是对参与这一任务的大小官员概加训斥，接着又命令把起草人关进柏林的施潘道监狱。
3．军事改革
“突出军事，强化军队”是腓特烈二世施政纲领的核心内容，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贯彻这一方针的军事改革措施。恩格斯第一，腓特烈不遗余力地扩充军队。在当时，虽然火器已成为主战装备，但冷兵器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兵力多寡依然是克敌制胜的关键。有鉴于此，腓特烈扩大军队规模。普鲁士的扩军行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与“七年战争”（1748—1756年）之间，这一时期普军总兵力由10万人增至15万人；第二阶段则是“七年战争”结束（1763年）后，普鲁士军队很快扩充到20万人，同年，腓特烈颁布了有关加强未成年人军事训练的《学校法规》。
腓特烈二世要求军队具备铁的纪律和高度机动的能力。他训练的骑兵能保持整齐的队形长距离奔驰，并在冲锋后迅速重新编队，这支强悍的骑兵后来在著名的罗斯巴赫与洛伊滕战役中曾多次出奇制胜，为普军最终以弱克强立下了汗马功劳。腓特烈的普鲁士军队，很快成为欧洲效率最高的军队。恩格斯后来评价说：腓特烈的军事组织“是当时最好的，其余所有的欧洲政府都热心地效仿它”。
第二，腓特烈不但是一个杰出的军事统帅，而且是一个睿智的军事理论家。他创立了著名的“斜进战斗队列”的理论，即将本方作战部队的一翼缩回，加强准备进攻的另一翼，使之在局部上形成优势而攻击敌方的侧翼。这种战术适用于以少打多的情况，在敌方大部队未投入战争之前力求取得一个决定点上的胜利。1747年，腓特烈写出了西方军事经典之作《军事教令》。书中，他确立了许多著名的作战原则，如“保护你的侧翼和后方、迂回敌人的侧翼和后方”、以歼灭敌方有生力量作为主要目标等，这些军事观点对拿破仑的军事思想及后世德国军队建设均有相当大的影响。
第三，鼓励发展军事工业。腓特烈刚即位时，普鲁士军队的武器装备尚不能自给，所以必须花费大量资金从国外进口。为摆脱这种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腓特烈在登基第二年便着手发展军事工业，对其免税并给予津贴。在官方扶持下，普鲁士军事工业生产连创佳绩。以炮兵为例，1740年，普军装备有各式火炮2731门，等到1786年腓特烈去世时，这一数字已攀升至6224门。除数量上增长外，普军的武器性能也有很大提高。仍以火炮为例，“七年战争”前配发普军的新式12磅炮仅重375公斤，而旧式12磅炮却重达1600公斤。火炮重量减轻的同时，部队机动性得到提高。
第四，腓特烈的技术革新伴随着战术改革。他在提高滑膛枪射击速度的同时，对步兵作战编制也进行了相应调整。腓特烈还根据古希腊军事家伊巴密浓达的楔形阵，结合自己军队的火器性能，发明了斜型战斗序列。并且，他高度重视各兵种的协同作战能力，首创了骑炮兵，让骑兵装备轻型火炮，这样就将骑兵的高度机动与炮兵的强大火力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
第五，军制改革方面，腓特烈二世也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设立的侍官总署与先前已存在的军需总监部奠定了后来总参谋部制度的基础，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极富远见的创举。
第六，腓特烈二世确立了全民皆兵的国防动员体系。当时曾有人这样描述普鲁士：“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国家拥有一个军队；对普鲁士而言，则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