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也懂军政。王安石一介文人，却有着敏锐的军事嗅觉，其先取西夏，再灭大辽，最后统一天下的军事战略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他在改革中推行的保甲法、保马法也是加强军队战斗能力的重要举措，实践也证明，他的方法是可取的，只是没有太多的时间让政策继续推行，这也因为他只是个二把手，而且一把手拥有绝对的权威。
腓特烈的战绩早已彪炳史册，其辉煌的成绩不仅在于他创造的经典战役，还在于他创立的战术理论。
保甲法最初的作用是在于捕盗，维护社会治安，可王安石想得更远，士兵的战斗能力并不是天生的，很大程度上是后天训练的成果，而现在的募兵制既耗费财力，又是军队战斗力不强的罪魁祸首，那何不让农民习抢练武，用征兵慢慢取代募兵？
这个想法无疑是正确的，寓兵于农，忙时为农，闲时练兵，事实证明，征来的兵确实战斗力较强。
当时的募兵，骄奢之态，大家都是有目共睹，他们去宿舍连被子都要雇人背，分配的军粮，也要雇人来挑，完全是一副大爷的模样。用征兵来代替募兵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王安石还实行了将兵法，挑选出类拔萃的军官在一定时间内训练相对固定的士兵，打破以前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战斗力有了比较明显的提升。
战神更胜一筹。腓特烈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创造了一系列军事神话。在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中，他初露锋芒；罗斯巴赫会战是腓特烈斜线阵势完美的表演之一，今天被美国西点军校选作那个时代的经典战役，以大模型重现在其军事博物馆陈列中，军事史学家把此战与洛伊滕会战并称为腓特烈军事艺术的巅峰之作，就像拿破仑的奥斯特里茨会战一样；“七年战争”中， 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他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以普鲁士一个小国之力，独抗法、俄、奥三大强国，其疯狂程度，可与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和希特勒相匹敌。
1785年，在西里西亚一年一度的秋季大演习中，英国王弟弗雷德里克王子 （约克公爵）、美国独立战争中出名的康沃里斯将军（Cornwallis）以及拉法叶特侯爵都来参观，并向腓特烈致敬。当时腓特烈指挥的普鲁士军队的操演方法，成为全欧洲军界竞相模仿的样板。
在战术层次，腓特烈可以说是近代欧洲第一战术家，与拿破仑相比毫不逊色。尤其是在战役层次上，他是战役学的创始人。当时欧洲在战略和战术之间，没有这个分科，而腓特烈就是大战术康沃里斯将军的创始人，德国人口中的“大战术”，即现代军事科学中的战役学。欧洲军事学从古斯塔夫开始走入近代化，经过杜伦尼、马尔巴勒、欧根和萨克斯等历代名将的探索与尝试，到腓特烈手中，不仅从实践上，而且从理论上给以总结。他所确立的作战原则，例如“保护你的侧翼和后方、迂回敌人的侧翼和后方”、“我们注意力的目标，应该是敌人的军队”等等，直接指导了拿破仑。可以说在战役指挥上，腓特烈二世是拿破仑的启蒙老师。
四、关注农业
宋朝的中国，自然是个农业大国，农为本，本固方能邦宁，针对当时的一些弊端，王安石也出台了很多政策，帮助农民。比如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而且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开坝淤田，古斯塔夫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还尝试着疏浚黄河，虽然机器不是很先进，但还是有一定的效果，而且他的探索精神也值得我们钦佩。
腓特烈二世并不只是知道如何打仗，打完仗，面对着满目疮痍，他也会去积极地善后，他尽力组织战后重建，为了让农民安心生产，他减免了税收，还派士兵去帮助农民恢复生产。
农民通常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是很难过的，没有种子，就没有了来年的希望，这时，就是民间高利贷者的好机会，所谓钱能生钱，就是这样来的。王安石看到民间高利贷的利率实在是高得离谱，就打算由政府出面来帮助农民渡过这个难关，当然是要收利息的，利率比高利贷要低很多，收利息才会做得长久，如果只是免费发放，就只是一时的恩惠，而不是长久的惠民政策。
当时农田的灌溉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王安石在宁波有实践经验，就此借用，鼓励天下人就水利问题出谋划策，事实证明，这样的办法是非常好的，从中脱颖而出的宦官程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淤田跟黄河治理，淤田造就的良田不计其数，农民得到了实惠。对于黄河的治理，方法不算是特别高明，却是至今仍在沿用的方式，而且他一直在探索更好的疏浚泥沙的工具，并对其进行改进，以便达到更好的效果。
“七年战争”结束后，腓特烈二世连续5年实施减税政策，并从军队中抽出60000多士兵，把他们派往被毁的村庄，帮助当地农民修筑房屋，恢复农业生产。5年之后，这些农村的面貌基本恢复，这时候，他又让派出去的士兵返回原来的连队服役。此外，他还颁布命令：凡战争中住房被毁的农户，每户发50塔勒安置费和部分木料，要求农民迅速恢复住房。马尔巴勒公爵，本名叫约翰·丘吉尔该法令有助于农民尽快安居乐业，从而很快从事农业生产。为了资助破产的农民，他放宽国家银行对这些人的借贷条件。
腓特烈二世非常关注兴修水利，他令人整修了奥得河河床，并在附近修起纵横渠道，形成了一个灌溉网，他还先后下令开凿了普劳埃施运河和芬诺运河。这一系列的举措不仅使周边农田受益，而且使得水路通达，有利于内河航运。
五、运用看得见的手
亚当·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就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可以通过自由竞争，自动优化开封宋都御街资源配置，后来经过了经济危机，大家才觉得“看得见的手”，也就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其实也是很重要的。王安石和腓特烈二世在面对国内经济的难题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只看得见的手，尽管当时还没有这样的叫法。
有竞争才有市场，而且竞争得越充分，市场也就越繁荣，如果某些行业被少数的几个人垄断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价格由他们操控，受害的肯定是普通老百姓。为了打破这些富商的垄断地位，王安石成立了市易务，不仅在平抑物价上起到了作用，而且还充当了现代商业银行的作用，给想自主创业的人提供了资金支持，这也是对创业人员的一种鼓励。此外，市易务还起到了工商局的作用，取消了行例钱以及以往的一些摊派任务，改为按照营业额分级别交纳免行钱，相当于现在的税收。这个措施无疑是便民的，而且在便民的同时，还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15—18世纪，重商主义经济思想风靡欧洲。重商主义把货币看作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把货币的多寡作为衡量一国财富的标准。重商主义认为，国内市场上的贸易由一部分人支付货币给另一部分人，结果只是社会财富在国内不同集团的分配，亚当·斯密整个社会财富总量却没有增加。而对外贸易则可以通过出口产品获取货币从而使国家富裕，但同时进口外国产品造成货币输出从而使国家财富丧失。因而，重商主义主要研究怎样鼓励商品输出，限制商品进口以增加社会财富。
腓特烈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以保护本国工商业。他树立关税壁垒，对进口商品征收重税；同时，他扩大对外贸易，扶持本国工商业。另外，他还开设银行以支持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