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人将希腊文中的TELE——‘远’字和拉丁文的VISUS——‘视’字合成一个新的英文单词：TELEVITION，意为‘看见远方的图画’”。邵长波：《电视导演应用基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短短不到一个世纪，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对于“视觉”有着空前热情的时代，“目前居‘统治’地位的视觉观念……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4页。电子影像媒体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消除了与对象之间的距离，也消除了文字那种需要通过教育才能理解的间接性，大大简化了从符号的所指到能指之间的思维过程，更符合人们的接受习惯，受众逐渐转向重图像、轻文字，重直观、轻抽象的具象性思维，以深度、抽象为特征的精英文化也转向了以平面化、直观性为特征的大众文化。
（一）视觉时代对奥运会开幕式的影响
首先，视觉艺术的目的是吸引“眼球”。从这方面来说，它甚至不需要美和道德的教条。媒体的强大力量首先表现在他们对开幕式的舞台尺寸进行了无限的扩大，更对开幕式的时间和安排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在观念上已经接受了将开幕式同时看作一场秀了，这反过来使得开幕式的组织者一定要保证其质量，不只是对体育场的现场观众，同时也要对广大的电视观众。观众成了主考官，但的确心不在焉。其次，视觉媒体总是首先强调美学上的感染力，且更多地是诉诸观众当下的即时反应和体验，这自然地导向仪式的形式。大量通俗、娱乐性的视觉符号强烈冲击的结果，是人们对仪式的“凝神专注”转向了“消遣性接受”。视觉时代的确营造了一个空前的大众审美文化时代，但审美范围的无限扩展带来的审美泛化，也挤兑了审美主体的生存空间，消解了传统美学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主体的审美感知能力。人们不再怀着敬畏和景仰的心态观看开幕式，而是娱乐、游戏、消费、享受着开幕式，从而使得人们忽略了其意义结构，抑制了其膜拜价值。最后，视觉媒介所产生的社会和文化的共同化，能够满足人们追求普遍体验的要求，因此开幕式自然而然地依赖了媒体。虽然奥林匹克运动强调没有歧视，但是人们看到的奥运会是经过媒体过滤的奥运会，其对镜头的选择等技术手法的运用使其对奥运会教育价值的剥离成为可能。即便开幕式的最初目的是通过共同的仪式形成集体记忆，但这种记忆在媒体的过滤下，在受众那里强化的可能已经不是奥运会要传达的东西了。
同时，视觉爆炸导致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不断攀升。于是，当高强度的视觉刺激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观众对没有达到这一强度的视觉刺激比如入场式和宣誓仪式就会无动于衷。另外，对视觉刺激的依赖性会导致视觉敏感性的下降，导致视觉意义的衰减和退化。换言之，越是包含较多或者丰富意义的视觉形象，其结果越是意义的衰减和对其理解的浅薄。长此以往，留给观众的就是没有任何意义却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的形象本身。人们从视觉形象中接受的刺激越强烈，越是丰富，对其感知就越是麻木和无动于衷。
此外，视觉爆炸使得人们无法在短时间内理解其背后可能蕴含的深刻意义，人们搜集其需要的信息或者奥林匹克运动想要传达给人们的信息的机会越来越少，高昂的成本使得人们不得不保持“理性的无知”张雷：《注意力经济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在这个前提下，人们不得不节约注意力，而现代体育的负面新闻会使受众对其本来代表的奥林匹克精神和意义产生怀疑。长期以往，对奥林匹克运动内在的关注就在视觉的冲击下逐渐消融。
综上所述，视觉时代的任何事情，如果没有电视的介入，仿佛就不足以引起观众的注意，并获得某种反响，这种电视符号的暴力直接作用于开幕式的核心结构。当开幕式越来越依赖于镜头和屏幕传递信息的时候，它失去了它的某些效果，尤其是教育意义。
（二）“去仪式化”的应对措施
百余年的开幕式呈现出从仪式到展演的趋势，而大众传媒是决定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电视导致的开幕式“去仪式化”使得其展演意味增强，仪式性质大大减弱，从而直接威胁着其教育意义。与此同时，奥林匹克运动本身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措施和自救机制，虽然理念上重视奥林匹克教育，实践中却任由危害它的行为恣意。
第一，学者们要对这一转向的种种影响予以研究，尤其是那些消极的负面的影响，这是寻求解决之道的基础。第二，加强全球范围的基层奥林匹克教育活动，避免流于形式，相关部门应该提倡一些积极、健康的文化和行为范式，比如在教育中要对过度视觉化和快感进行限制等。第三，开幕式的设计者应首先接受奥林匹克教育，增强对仪式教育意义的理解，减少开幕式的视觉化和喧闹程度；对开幕式形式的选择尽量做到慎重；减少仪式与展演的时间差。第四，同样充分利用媒体的影响，提高对开幕式的解读能力，并推动奥林匹克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