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多忍让
血性男儿，身性不可无刚，但不能“刚”过了头，过了头便是“暴”。历史上，多少君王流于“暴”呢？暴商纣、暴秦政、暴隋炀，他们之暴种下的祸根，有的报在自身，有的报在子孙！暴，不是残暴便是暴行暴政暴戮，惹下政变、杀身之祸并不奇怪。因此，刚与柔并济，是做人的又一准则。
一般来说，男儿“刚”时为伸，“柔”时为屈，当柔不柔，也就等于当屈不屈，屈伸失衡，焉有不败之理。柔，有时也是忍，忍也是屈；刚则是伸，暴是“刚”得过头的结果。从这一角度说，忍与屈，同样可以制暴。
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其暴，主要是表现在脾气暴躁性格暴躁上。这些看似无关痛痒，实则关乎到修养、人缘乃至事业的成败。这是因为，世人基本都公认，大凡修养到位、心地友善、任人唯贤的人，是绝对不可能动不动就大发脾气暴跳如雷的。
爱发脾气者，看似性格急躁，实则是只懂伸而不懂屈的弱智之人！这么说，可能话太苛刻，但至少可以说，一个善屈善忍懂得“柔”道的人，根本不可能动不动就火暴三丈高。
不懂伸应有时有限，也就不懂屈中有忍，忍中存柔。屈与伸的尺度掌握不好，在别人的眼里，你要么是一个暴徒，要么是一个懦夫。
尽管在很多时候，懦夫只有损于自己而无损于他人，但我们最好还是别沦入懦夫的行列，当然，我们更不能成为一个狂暴之徒。
人生在世，当柔则柔，当刚则刚。单柔不能成事、单刚不能立威之时，不妨刚柔并济、或者刚中见柔、柔中藏刚。
战国时代，赵惠文王座前的大臣蔺相如，便是临大事时刚中见柔、柔中藏刚的典范。蔺相如最初只是宦官头目缪贤的一个家臣，后来因其在“完璧归赵”那个事件里，表现出来的机智与大无畏，很得赵惠文王的赏识，从此被重用。
公元前282年，秦国派大将白起攻占了赵国的简（今山西离石县西）和祁（今山西祁县）两块地方。第二年，又派兵攻占了赵国的石城（今河南朴县西南）。又过一年，秦军再次犯兵赵国，赵国折损了两万多人，秦军的攻势也暂时被遏止了。
公元前279年（赵惠文王二十年），为了集中力量攻击楚国，秦昭王想和赵国讲和，并约赵惠文王在渑池（今河南渑池县境内）会晤。赵惠文王带着蔺相如来到渑池。饮酒间，襄王为显自贵，让手下人托出琴来，请文王弹奏，以助酒兴。文王不便推辞，抚琴一曲。曲罢，秦昭襄王得意地大声令御史记下这件事，说某年某月某日，两王饮酒，赵惠文王为秦襄王弹曲以助酒兴。
随文王而至的蔺相如见文王受辱，心生一计，将桌上装菜的瓦罐拿起，走到襄王面前说：赵王听说秦王精于秦声，我特捧上瓦器，请求秦王击而歌之，相互娱乐也！秦王不理，蔺相如则高举瓦罐，凛然发威道：秦王若不答应，我当血溅大王之身！秦王无奈，只得在蔺相如所提的瓦罐上敲击了几下，蔺相如便让随行的赵国御史记上：某年某月某日，两王相会，秦襄王为赵惠文王击缶。
在渑池之会上，蔺相如保住了文王的自尊，挽回了面子，文王觉得蔺相如堪称奇才，于是更加重用，升为上卿，官位比战功赫赫的大将廉颇还高。
廉颇不服，时时待机羞辱蔺相如，蔺相如为了不与廉颇发生正面冲突，见了他的马车队伍，便远远地躲避，使得手下人慢慢地看不起他。一日，手下人一块找蔺相如说：“我们远离故土，投奔到你的门下，是觉得你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现在，你的官越当越大，却越来越懦弱，见了廉将军，连照面都不敢打就躲，我们都觉得耻辱！所以，我们要离开你！”
蔺相如长叹一声说：“廉将军与秦王比，谁更厉害？”
手下人答：“自然是秦王厉害。”
蔺相如说：“秦王厉害，我都敢当面侮辱他，轻视他的群臣，难道我还单单怕一个廉将军吗？我让他容他，是因为我明白，两虎相斗，必有一伤！而我们赵国，正是有我和廉将军同在，秦国才不敢侵犯我们，我是先把国家的安危放在首位，而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啊！”
手下人一听，莫不为蔺相如博大的胸怀所折服！蔺相如的这番话，传到廉颇的耳朵里之后，使他觉得十分惭愧，于是脱了上衣，背着荆条，请罪于蔺相如的门前。
蔺相如审时度势，当刚则刚该柔则柔，为赵国的兴盛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与廉颇将军的“刎颈之交”及廉颇的“负荆请罪”，都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对于敌对者，要制服他要压制他，就得用“刚”，而且越“刚”越好！渑池之会上，蔺相如若不手持瓦罐，以视死如归之“刚”，又怎么能令骄傲蛮横的秦襄王“甘心”为赵王击缶呢。
评点
孔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宁武子就是宁俞。由此可见，孔子是很欣赏宁俞这种“邦无道则愚”的做法的。在聪明中见屈，在糊涂中藏伸，才是真正掌握了屈伸之精要。
忍一时，风平浪静
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处人所不能处。
俗话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其实，忍辱也是一种智慧，而小不忍有时可能会危及性命。常常，我们会对周遭的一切觉得难以忍受而产生烦恼，在吸取教训后，痛定思痛，发现根源在于忍不下那一口气。
不温不火是一种善于忍耐的处世之道。忍人之所不能忍，才能为人所不能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得好：“孔子之忍饥，颜子之忍贫，闵子之忍寒，淮阴之忍辱，张公之忍居，娄公之忍侮。古之为圣为贤，建功树业，立身处世，未有不得力于忍也。凡遇不顺之境者其法也。”事实上，成熟老练的人素来将忍耐视为一种做人的分寸。
所以，学会忍耐是很重要的。
秦始皇横扫六国之后，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
全国形势稳定后，有一次他乘车东游，进行视察。仪仗盛陈，警卫森严，长长的车队在新修的驰道上逶迤行进。走到一个叫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南）的地方，在围观的人群中，突然有人用一个120斤重的大铁锥砸向车队。但这位狙击者不知道秦始皇嬴政坐在哪一辆车里，结果误中了随从的车辆。嬴政虽然幸免于难，却吓出了一身冷汗，于是下令实行全国搜捕。但主使行刺的人很机警，始终没有抓到。
这是秦朝发生的一个轰动天下的事件，在历史上也很有名。主使狙击秦始皇的这位义士就是张良。
张良，字子房，是辅佐刘邦推翻秦朝，战胜项羽，建立汉朝的开国功臣，被称为汉“三杰”之一。刘邦曾评价张良说：“别看子房没有亲自率兵上阵杀敌，但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就是子房的大功。”可见，张子房是当时一个难得的战略策划家。他后来封在留（今江苏省沛县东南），世称留候。
张良之所以冒杀身之险行刺秦始皇是有原因的。张良的祖上是战国时期的韩国人。他的祖父、父亲先后作过韩国五代君主的宰相，是有名的世家贵族。在他小的时候，秦国灭掉了韩国。饱受国破家亡之苦的张良发誓要为韩国报仇。所以他以重金买通了一个力士，在博浪沙狙击了秦始皇。这件事发生以后，由于秦始皇搜捕很严，张良不得不逃到下邳（今江苏省下邳县南），更名改姓，隐匿避祸，过起一段隐忍的生活。
有一次，张良闲居郁闷，便独自一人来到下邳的一座桥上散步。他一边漫无目的地徘徊，一边想着如何进行下一步行动。这时，一位身穿粗布短衣的老人走到张良身旁，故意把自己的鞋掉到桥下，然后回头看着张良说：“孩子，下去把鞋给我取上来！”张良一下子愣住了，心想，我与你素不相识，居然让我干这种仆人干的事！这不是当面侮辱我吗？他真想揍老者一顿，借机发泄一下这些日子的闷气，可看这位老人须发皆白，就勉强忍下这口气，走到桥下把鞋给他取上来。
“给我穿上！”老人伸着脚说。张良一想，哎！鞋都取上来了，就给他穿上吧！于是跪下身子，把鞋给老人穿好。那老人伸脚等着张良给他穿上鞋，然后，细看了张良一眼，笑着走了。这老人怪异的行为使张良非常惊奇，一直目送着他的背影。那老人走出一里地左右又转身折了回来。走到张良身边对他说：“你这孩子可教啊！五天后，天刚亮的时候，你到这里与我相会。”张良点头答应了。
到了预定的那天早晨，张良应约来到桥上。那位老人已经先到了，他生气地责备张良说：“你与老人相约，却比老人后到，这是为什么？”并告诉张良，五天以后的早晨再来。
第二次赴约，张良自以为去得很早，可还是比老人晚到了，于是又约了第三次。这回，张良可吸取了教训，他没到半夜就跑到桥上去赴约，老人过了一会儿才到。这次老人家很高兴，从怀里掏出一册书交给张良，并对他说：“你读了这部书，就可以做君主的老师了！十年后，你定会有所作为的！”说完，老人便消失在夜幕之中。天亮以后，张良拿出书来一看，竟然是一部《太公兵法》。
得书以后，张良努力研读，经常温习，果然成了精通兵法的谋略家。后来，他辅佐刘邦。刘邦以师礼待他。君臣齐心合力，终于夺得天下。
评点
忍耐是一种谋略：“一忍可以制百辱，一静可以制百动”是指忍的效果。因此，身处逆境，置身祸中，要学会忍，“百忍成钢”，在逆境中要学会忍，才能成就大事，忍得一时苦，方为人上人。遭受一番苦难，忍一忍，熬过去，就可以接受天将降之大任了。
张良忍辱受书的故事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事迹说明胸怀大志者，必当“忍小忿而就大谋”。可见，能忍常人不能忍之事，是胸怀大志之人的一种大智谋。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其中道理很深。在困境中要甘于承受一切，这种忍耐是一种达到某一志向的手段，是为达到某种“大谋”的退却，绝不是为忍而忍。当人们将忍耐看做是唯一的目的时，当忍耐变成逆来顺受、失去抗争时，这种忍耐就毫无积极意义了。
大丈夫一“屈”值千金
老子说：善于领兵作战的将领，不逞其勇武；善于作战的人，不容易激怒；善于取胜的人，讲究战略战术，一般不与敌方正面交锋就可以取胜；善于用人的人，对人谦下而忍让。
忍让是一种眼光和度量，有道是：“男儿膝下有黄金，大丈夫一屈值千金”。李渊的一屈，何止“千金”？李渊膝下一屈，揭开了大唐王朝300年的基业。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李渊被任命为山西、河东抚默大使，奉命讨捕各路盗匪。对于一般的盗寇如毋端儿、敬盘陀等，李渊都能手到擒来，毫不费力。但对于北邻突厥，却是大伤脑筋。因为突厥自恃有铁骑，民众又善于骑射，所以有恃无恐。经过多次交战，李渊败多胜少，突厥兵更是肆无忌惮，李渊将之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
公元616年，李渊被诏封为太原留守，突厥竟用数万兵马多次攻打太原城池，李渊遣部将王康达率领千余名士兵出战，几乎全军覆灭。更可恶的是，盗寇刘武周突然进据归李渊专管的汾阳宫（隋炀帝的离宫之一），掠夺宫中的妇女，献给突厥首领。突厥即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另外，在突厥的支持和庇护下，郭子和、薛举等人纷纷起兵闹事，这一连串的坏消息，不禁使李渊心力交瘁，担心被隋炀帝借口失责危及身家性命。
公元617年5月，一直处在韬光养晦中的李渊，见时机成熟，毅然起兵反隋。人们都以为李渊对突厥恨之入骨，一定会与之决一死战。不料，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李渊亲自用十分卑恭的口气给突厥写信求和，并派遣谋士刘文静为特使，向突厥屈节称臣，希望得到援助，并表示愿意把“美女玉帛”统统送给始毕可汗！究厥始毕可汗却回答说，李渊必须自立为天子，突厥才会派兵援助。
看到强大的突厥希望李渊成为天子，李渊属下将士包括文臣谋士，无不欢呼雀跃，纷纷劝谏李渊赶快登基称帝。李渊当然也在做称帝的美梦。但此时，他却异常冷静，考虑得很全面，也考虑得很长远。
太原虽然是一个军事重镇，但并不是理想的发家基地，只有进入关中，才能号令天下。西入关中，太原又是自己万万不能丢失的根据地。那么，用什么办法才能保住太原，顺利西进呢？
当时李渊手下不过三四万人马，即使全部留守太原，一方面要应付突厥的随时侵犯，另一方面又要追剿有突厥撑腰的四周盗寇，也是十分吃力。现在又向要关中进攻，兵力难免捉襟见肘。想来想去，李渊觉得只有采取和亲政策，向突厥俯首称臣，才是上上之策。
唯利是图的始毕可汗果然与李渊修好。在李渊从太原进入长安这段最为艰难的时间里，李渊虽然仅留下第三子李元吉率领少数人马驻扎太原，却从未遭受过突厥的侵犯，依附突厥的刘武周等也收敛了不少，没敢再做什么小动作，李元吉才有能力从太原源源不断地为前线输送人员和粮草。
李渊甘于屈节让步的另一重要好处是，还得到了突厥的不少资助。始毕可汗一路上送给李渊不少马匹及士兵，李渊又乘机购来许多马匹，这不仅为李渊拥有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骑兵奠定了基础，而且因为汉人畏惧突厥兵英勇善战，现在李渊军中多了突厥骑兵，自然增添了几分声势，对隋军的震慑力也增加了不少。
那时，全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他们大多打着明确的推翻隋王朝的政治旗帜，使饱受隋炀帝横征暴敛的穷困百姓趋之若鹜，农民军队伍迅速壮大。李渊当然也想取代隋炀帝，但他考虑自己还不是农民起义军，因为他所要依靠的对象主要是新兴的贵族、官僚和豪强势力。这股势力与农民不一样，他们具有浓厚的“忠君”意识，他们只忠于某一个皇帝，只想用一个“明主贤君”去代替当朝的“暴君昏君”而已，绝不容许有人推翻整个政治制度。在当时隋王朝行将没落、中央集权名存实亡的情况下，那些地方贵族、官吏个个拥兵自重，具有很大的实力。他们为确保自己割据一方的地位，必须控制相当的武装力量。这股武装力量无论在武器装备还是在战斗方面，并不亚于朝廷的正规部队，更是手持锄头、竹竿的农民力量所无法相比的。
另外，从隋炀帝前不久镇压杨玄感反兵之迅速、果断和残忍来看，杨广对于贵族阶层的叛乱更为深恶痛绝。隋王朝虽行将就木，但它毕竟是一国政权之所在，如果隋炀帝集中力量来剿灭李渊，任凭李渊有三头六臂也很难逃脱被镇压的命运。
因此李渊没有采纳部下的建议，不仅没有自立为天子，反而打出了“尊隋”的旗号，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留守关中的杨广之孙代王杨侑为新皇帝，并移檄郡县，改变旗帜。隋朝当权者虽然怀疑李渊身藏野心，但他毕竟打着尊隋的旗号，最主要的是当时要推翻隋朝政权的农民军，已经让他们应接不暇，哪还有多少精力对付李渊呢？因此，只是草草作了一些少量的防御布置，并未对李渊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围剿。这样李渊才有计划、有步骤地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同时李渊的“尊隋”举张，也迎合了“忠君”思想浓厚的贵族士大夫阶层。李渊新立代王杨侑为帝，在这批人看来，朝廷官僚便有一次大换班的过程，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进入高级管理阶层的机会。谁先加入李渊的团队，谁就会抢到更好更多的先机。于是，众多手握精兵的贵族士大夫们纷纷投到李渊部下，李渊的实力急剧强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