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28日早上，我在办公室看到了刚送到的2010年1月27日《人民日报·民主政治周刊》刊载的，记者黄庆畅报导的《浙江：村村都有“监委会”，关注农村基层民主系列报导之4》。我认真地读了起来：
民主选举后，如何保证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落到实处，防止村民自治蜕变为“村官”自治，这关系中国亿万农民能否真正当家作主。
民主监督硬起来才能促进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机构。”2009年月12月22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明确新增了这样的规定，这一消息，让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沸腾了。因为，村务监督委员会是该村首创，现在有可能被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用法律固定下来了，还有可能写入国家法律，在全国“开花”……
读完后，心里骤然升起一阵自豪感：武义这块古老的土地，不仅山清水秀，风光美丽，朴实勤劳的人民还有积极上进，敢于创新的精神。在农村政治民主方面走在全国前面了。这一创举在2006年1月14日，第三届（2005—2006年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大会在京召开，武义县“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获入围奖。
武义多了不起啊0村务监督委员会”多了不起啊！想着就走出去，搭上去后陈的公交车。下了公交车，指路牌和一条宽敞的水泥路把我引进村去。走了一段村中大路，我看到了一幢三层楼的围墙上贴有好多公告，通知。靠近门口有几个挂在墙上的玻璃框，上方写着后陈村务公开栏。框里面粘挂着财务报销凭证和账页。每张凭证上都有三四个人的签字。我估摸着这就是村委会所在地。
围墙的门半掩着，我推了进去。只见墙上挂着三块白底红字的牌子。右面顺序是“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党支部”，紧挨着的是“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村民委员会”，隔着一个窗户，挂着。
“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牌子。不出我所料，这里就是村委会办公室。
一楼办公室的门都关着，静悄悄的。迎面有个楼梯，我就踏了上去。到了楼道，我挨门口找哪个办公室有人，忽从会议室走出一个红红圆脸庞，黑黑短头发的姑娘，她开启着小嘴唇：“你找谁？”我看着她：“我慕名而来，随便看看，找谁都可以。你是……”
“我是这个村的大学生村官，叫刘露。”
她用手示意。“到会议室坐吧1我跟着走了进去，见正中墙上挂着领袖们的像，左角上插着党旗和国旗。四周墙上贴有领袖们的照片和格言。最显眼的是，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和大家的合影，以及赵洪祝省委书记和大家的合影。我想，原来他们都亲自来过后陈村，可见此事非同一般。
椭圆形的会议桌当中，放着几盆不会衰败的鲜花，又大又红。四周摆放着一张张皮椅子，会议室的布置不比部门单位的逊色。
我拿出报纸说：“小刘，昨天《人民日报》又报导我们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最近的进展状况了，后陈村真了不起。”她沏好茶递给我，笑嘻嘻地说：“你知道吗？自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在全县、全省推广，得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后，我们后陈村已不知来了多少领导，学者，专家，记者。作实地指导、调研、采访。”
她从桌子上拿起《足迹》（浙江省武义县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与探索）一书翻开来。“喏，这是2005年6月17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在中共金华市委书记徐止平、市长葛慧君、副市长兼中共武义县委书记金中梁、县长郭敏陪同下，视察后陈村。这张是习近平书记在后陈仔细观看村务公开栏。这张是省委书记习近平与市县领导以及白洋街道和后陈村干部合影。
“你看，这是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敏尔在题词：基层民主后陈先行。这张是全国村务公开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司长詹成付率全国村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督察调研组来后陈调研。这是浙江省司法厅厅长胡虎林在金华市司法局局长吴光烈、中共武义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骆瑞生等陪同下在后陈调研。”她一页一页翻着，说这些都是各级领导来后陈村调研指导的照片。
她又兴致勃勃地翻过去。“喏！这张是2005年1月12日，央视《新闻调查》摄制组到后陈村采访。3月7日央视一套播出《后陈的变革》。这几张是央视《新闻调查》摄制组人员与武义县白洋街道领导、后陈村干部合影。还有呢，多着哩，这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摄制组人员与我们白洋街道领导、后陈村干部的合影。这张是2004年12月17日，央视七套《基层瞭望》摄制组人员采访后陈村与试点工作组部分干部合影。这张是2005年5月2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副社长王秋林到后陈调研。这张是2005年2月23日，新华社记者谢云挺到后陈村采访村监督委会主任张舍南。”
我不停地发出感叹，问道：“这个村务监督委员会有这样轰动，难道它对农村民主政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她拎起热水瓶给我杯中添水，突然，她望着一个走进会议室来的人说：“徐书记，你最清楚，你来说。”我一看，这徐书记竟是在白洋街道当纪委书记的自己的老同学。小刘给徐书记泡了茶，我们一阵寒暄后就坐下谈起来了。
徐书记说：2004年以前的后陈村，简直乱得可以，成群的上访村民拥到街道办公区，拥进我的办公室，拍胸跺脚、手指着我愤怒地说：“你作为纪委书记，村干部鱼塘、沙地承包受贿，我们向你反映多次了，你调查不调查，解决不解决。用公款吃喝，一个月就花一万多元，那是我们村的土地征用费，子孙钱，村官用来花天酒地，你们管不管？……”哄哄！骂得真厉害哟！“不解决我们就到县里，省里，中央去上访……”当时，我们白洋街道就有五个村官受党纪国法处理了。可是处理了前者，后任者上任不久，群众又上访了，经调查又落马了。后陈村连着就落了两个村支部书记。村官的落马真可谓是前赴后继。2000年到2003年间，我县共查处农村违法违纪案件153件，查处村干部123人。村干部不断有人因经济问题落马，有的开除党籍，有的判刑。这个问题，大大地影响到党群、干群关系，影响社会和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时，还有县纪委被村民的上访逼得焦头烂额。针对村民上访，县委果断地决定派指导组到后陈村搞试点进行改革。
经过调研，县委冲破种种困难，在后陈成立了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过了四天，2004年6月22日，中办、国办就发出17号文件。正如习近平同志（当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到后陈村视察调研时在座谈会所说的……武义的做法与中办、国办17号文件要求的程序、内容是一致的……〔94〕17号文件给大家吃了定心丸。参加制订的同志以及全村村民是多么的兴高采烈。农民兄弟是跳呀，唱呀，放起了鞭炮。
自从我们后陈村创建了“村务监督委员会”，省市领导、新闻媒介，包括中央、盛市电视台，各级党报、院校的记者、专家、学者，纷纷到后陈村进行实地指导、采访，作出和写出了重要指示和很多报道及调研报告。他边说边从桌子上拎起《足迹》（浙江省武义县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与探索）一书。喏，这里面都有汇集：《新华每日电讯》、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人民日报》、《南方周末》、《报刊文摘》、《解放日报》、《中国民政》、《农民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观察与思考》、《反腐败导报》《新周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浙江日报》，很多很多。有些文章把“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产生提到深奥的理论上了。
“有了‘村民监督委员会’后，村民们是否停止了上访？”我想知道效果就向徐书记提出这个敏锐的问题。
徐书记激动而大声地说：“后陈村现在是零上访，村集体经济、村民家庭经济大上。全县推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后，零上访的村是越来越多，其效绩是显而易见的。不然，哪会有这么多学者、专家来后陈探索研究，调研。”
他突然靠近我说：“你不是写书的吗？这是多好的素材。你就以这个‘村务监督委员会’为题材，写一部书，反映建立这个制度的背景、环境、条件，以及建立这个制度以后所产生的良好的社会效应。同时也反映现今时代的特征。”
我指着桌子上的书：“他们不是写了这么多了。领导、教授、专家，资格、规格都是很高的，我还能写什么？”
“你利用这个题材写小说嘛！像安徽省写小岗村分田到户的电视剧《苍天后土》那样，故事内容是小岗村的，地名改成花岗村。人物情节进行塑造。写得好，如果改编成电视剧，我们武义县首创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就更出名了，真的，这件事完全值得写。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已经从后陈村扩延和覆盖了整个武义县、金华市、浙江省。又写进国家法律固定下来，走向了全国。这个制度的创立得到国家的肯定，得到时间和事实的检验，是成功的。写这样的书是有意义的。”
听了他一席话，我好像茅塞顿开，想起《中华选刊》的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干老师对我说过“老许，你熟悉农村生活，写一部改革开放后，农村农民如何发家致富的小说嘛”这样的话。我终于冲动了，猛地拍了一下徐书记的肩膀，高兴地说：“农村经济大发展，农民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现在又在政治民主的大路上向前迈了一大步。写，写一部长篇小说。”徐书记哈哈大笑说：“等你的书。”
2010年5月我开始边走访调查边动笔。几个月后发现了问题，感到这样的题材十分难写，想打退堂鼓。但初稿给政协主席骆瑞生（原县纪委书记）看时，得到了他的指导，县纪委吕书记和沈副书记也十分鼓励和支持我，给了我很多有关资料。还有胡文法（当时后陈村村支书）同志、时任工作组组长现任文化局局长的刘斌靖局长，给我谈了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过程。
还得继续写。可是由于文化功底浅薄，写作能力差。写出来的东西，自己看着也不满意。关心我“书出来没有”的人很多，县文联邹伟平主席、后陈村的何荣伟支书、陈忠武村主任以及我的同学徐向阳支持我。尤其是得到了县委江跃进书记的勉励。
想到这些，我只得坚持把长篇小说《希望》写完。心里却因为写不好感到惭愧和难为情。最后让我真诚地感谢帮助鼓励支持我的领导和朋友。并特别感谢江跃进书记给我作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