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生了深刻的转向。现在看来，这次转向虽并非与社会制度的变革或政治上的逆转相伴而生并由此而催发，但其幅度之大以及影响之深远，已经足可以使之与上一次转向比肩共举（当代文学批评的上一次转向发生在1980年代，与极左政治路线的终结和对其清算密切关涉），甚至大有超越之势。以至于今天的文学批评仍然在这次转向所开启的路径上继续前行，某些特质甚至日渐强化。
一些批评家将这种转向概括为“思想淡出，学术登场”。批评家南帆的表述更为直接：“杂志隐退，学院崛起”，所指当无太大出入。在南帆看来，“杂志隐退，学院崛起”，“这不仅是文学研究机构的交替，重要的是另一种文学研究体制的出场。批评家的活动区域，批评家评估以及介入文学的形式，尤其重要的是，批评内在风格——一切都在变”。学院派批评的昂然崛起，并以绝对的强势占领文学批评阵地，的确成为90年代以后文学批评前所未有的一大特征，它对文学批评所产生的影响也的确是全面而深刻的。
但是，我想，这仅是描述这次文学批评转向的一个维度、一个侧面。“思想淡出，学术登场”也好，“杂志引退，学院崛起”也罢，主要指向的当是文学批评范式和理路的嬗变。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变化实则体现在文学批评价值观念、价值立场、评判标准以及批评的角色功能等更为内在的方面。
90年代以后，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文学批评的权威度、公信力开始下降，对文学批评的批评持续而激烈。这种批评不仅来自于文学批评内部，更来自于社会舆论层面。退守到学院内的文学批评，不但没有分享到人们惯于对“象牙塔”所表现出来的敬畏和尊崇，反而声名日渐不堪。时下，对批评的指责和嘲讽已经远远超越了对它的肯定和赞许。这当然与以学院派批评为主体的当下批评偏重理论推演、思想活力不足的积弊有关。但是我们也注意到，90年代以后文学批评遭遇诟病更强烈的声音，主要来源于对批评家职业操守的质疑，以及对文学批评功能弱化的不满。诸如指责批评的功利化、商业化、人情化，批评没有标准，批评缺乏公信力等等，均与此相关。
指斥批评家和文学批评缺乏气节、缺乏公正、缺乏标准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种批评乱象在一定范围内确是一种客观现实。但是，这种批判是否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呢？把所有关于批评的症结都归罪于批评家的“失节”是否公正？或者说，将批评的重振完全寄希望于批评家的道德自律是否现实？当下批评乱象的背后是否有更为强大的推手？
没错，批评家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担负着精神生产与知识传播的重任，理应“铁肩担道义”，代表社会良心说话。正如狄德罗所言：“真理和美德是艺术的两个密友。你要当作家，当批评家吗？请首先做一个有德行的人。”[]基于职业操守的道德自律是必需的，也是当下文学批评的迫切要求。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在时代面前，在强大的社会现实面前，道德的力量又是非常脆弱的。在社会变革的洪流之下，道德坚守的防堤往往最易被冲决。
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时代的开启所带来的冲击力量，几乎横扫一切。它对人们生存现状的改变，对人们人生观、价值观的重构，对整个文化发展走向的导引都是显而易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当前文学批评病象的探寻和诊断，当然可以从批评本身着手，但更应该看到市场经济等外在力量对批评所形成的规约和牵引。
一、文学批评的“起跳”平台
一般说来，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具有规约和引领作用，文学创作繁荣与否，以及能否保持健康良性的发展态势，文学批评攸关系之。现在看来，依然是这种表述，将批评和创作的位置置换一下，或许这个命题同样成立。也就是说，文学创作同样对文学批评形成规约和限制，牵制或者促动文学批评的发展。二者的关系应该是双向互动，而非单向度影响。以往我们片面强调了批评对创作的影响而忽视了同样存在的创作对批评的作用。
大多数情况下，文学批评是以业已产生的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思潮为批评对象的，是对创作的跟进。文学批评只有立足于对“事实”的发现和阐释，它才具有合法性。文学事实作为一种外部权威，客观上规范和制约着文学批评的发展。那么，文学创作为文学批评提供怎样的阐释空间，提供怎样的阐释可能，都将在客观上影响到文学批评的发展——创作提供了这种阐释可能后，批评是否能够及时跟进是另外一回事。当然，文学史上也不乏批评走在创作前面的实例。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就是理论（批评）先行的产物，但这毕竟只是个案。
步入市场经济时代后，当代文学创作呈现出数量激增、总体质量下降的态势。根据有关统计，在新时期之前的二十七年，中国的长篇小说总共出版了四百七十部左右，到1980年代数量有所上升，十年间总共出版了大约八百到一千部，平均每年八十部左右。从1993年开始，情况突然起了变化，长篇小说出版呈现井喷式增长，从最初的每年三百部，发展到每年五百部、七百部，及至2000年年产已经跃升到一千部。新世纪十多年来更是有增无减，始终“高位运行”，2009年甚至飙升到三千部，平均每天就有八部长篇小说被公开出版。这仅是针对“分量最重”的长篇小说的统计，还不包括中短篇小说和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如果再将大量的网络文学涵括进来，数量必然更为惊人。数量激增的背后，是文学作品整体质量的滑坡。我并不否定个别作家90年代以后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突破，并愿意向那些在市场利益诱惑下处乱不惊、淡定从容的作家表达敬意。但是，这并不能抵消或者挽救文坛整体的颓败。长篇小说的畸形膨胀，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催生的结果。或者为了高效地赚取经济利益，或者为了在市场大潮中不被迅速淹没，很多作家再难有“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勇气，“一年磨十剑”，靠数量取胜，粗制滥造几成必然。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细化的精神创造，需要精雕细刻，不断创新。在潮流化仿写与原创性缺失成为文坛主要症候的条件下，文学创作能够为文学批评提供多少可供阐释的新鲜经验？在这样的创作平台上“起跳”的文学批评，所能达到的高度是十分有限的。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潮水般涌现出来的参差不齐、水准各异的文学作品，能有多少最终进入批评家的视野？在市场无形之手的操控下，进入批评家视野的作品又都是些怎样的作品？客观地讲，文学批评在今天所遭遇的挑战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今日中国文坛所呈现出的新问题之多，问题之复杂程度，都是前所未见的。仅批评文本的选择就是批评家必须面对的一项高难度工作。如何在海量呈现的大量文本中披沙拣金、去粗留精，不仅是对批评家阅读量的考验，更是对批评家甄别能力、发现能力、提炼能力的考验。文学批评的价值固然不只是寻找大师、挖掘经典，但如果遗漏掉了现时代具有重要价值的作家，无疑也是批评的渎职。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很多批评家义无反顾地追逐所谓“名家”、“大家”的重要原因。但是，成名成家者也并非出手即是经典。知名度越高的作家，越容易受到市场利益的蛊惑，有的著名作家甚至一年好几部长篇，质量很难保证。与一些著名作家被众多评家众星捧月般追逐的热闹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名不见经传、正处于成长期的年轻作家在批评领域遭遇的冷落。而正是在这些普通作者的笔下，往往蕴含着可贵的新的价值。遗憾的是，这样的作品往往由于作者知名度不高而得不到关注，作品出版后尘封一段时间，直接被打成纸浆送进了造纸车间。
表面上看，批评家选择哪些作家、哪些文本作为自己的批评对象，是由批评家个人来决定的。实则，市场经济时代，任何批评家都难以挣脱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操控。出版商为了最大限度地赚取经济利益，往往在某一作品出版后利用各种媒体、使用各种手段、采取各种方式大肆炒作，形成铺天盖地之势。有的甚至在作品尚未面世之时，造势运动即已开始。市场的铁律之一就是趋利性，只要能够创造销售业绩，只要能够盈利，文学价值的高低不在其考量的范围之内。这就必然衍生出两种后果：一是基于市场效应的强迫阅读，二是对在市场策划、宣传上处于劣势作品的遮蔽。这两种后果殊途同归，都将影响到批评家对文本的选择，进而影响到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
二、被“征用”的批评或批评家的“权利寻租”
市场影响创作，创作阻滞批评——在这样的联动反应中，如果说市场经济对文学批评的影响还是通过创作传导过来的，那么，市场对批评的直接征用，则更为深刻地“改造”着批评，导致批评性质和功能的异化。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首先要简单梳理一下计划经济时代文学的生产传播机制以及文学批评的角色和作用。计划经济又被称作指令性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下，生产资料的配置、产品的生产、消费等一切环节都依赖于政府的指令性计划。以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为例，作家的任务就是创作（有时候甚至题材、主题都要按照指令来确定），至于作品创作出来后读者欢迎不欢迎，出版后销售情况如何，这都不需要作家劳神。计划体制下的出版机构也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国有企业，只需照单生产，产品按计划分配给销售部门，业绩和利润与企业本身的存亡兴衰没有太大关系。在这种体制下，文学批评与市场几乎不发生任何关联。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站在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角度，阐释党的文艺政策并以此为工具进行文化战线上的思想斗争。80年代情况有所改变，中国社会开始启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是这一时期的经济转型基本没有触及到文化领域。文学的生产和传播仍然处在计划经济的庇佑之下。这一时期，历史教训触发的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新认识和处理，使得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文学创作“向内转”，文学批评主潮亦随之转向，由对创作的外在规训转为对文学本体的关注，成为推动创作、引领思潮的重要力量。此时，文学批评与市场仍然“形同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