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道德审判与情感“纠结”。
一般而言，文学创作摆脱不了价值判断，“零度写作”只是一厢情愿的设想。道德判断是价值判断的重要一维，任何创作从根本上说都映现着作者的一种道德立场。但是，反过来，文学的要义却不在于道德判断。一个罪恶昭彰的死刑犯可能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千夫所指，但幻化到文学作品中，他仍然可能产生令人心动的艺术力量。在以往和当下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道德判断又很容易演化为道德审判，而这种道德审判往往又难以超越“是”与“非”、“善”与“恶”、“好”与“坏”的二元模式。这无疑将原本纷繁复杂的世象人生简单化了。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将孙春平定位为“贴着地面飞翔的作家”，意指他的创作大都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其小说多是针对当下社会问题的发言。在此类的文本中，作者或爱或憎，或喜或怒，立场鲜明，态度决绝。但是，与当下许多类似作品一样，孙春平的此类创作仍然让我们感到不满足，其关键就在于，对于拥至眼前的纷繁世象，对于现时代的暧昧存在，作者所从事的，只是把这种世象存在呈现出来，同时进行道德意义上的审判，缺乏对“人”的本体意义上的观照。文学家的任务不是道德裁判，文学的独特意义在于能够深入人的心灵世界，把人之最隐秘的部分具象化地呈现出来。如果抛却了对人本身的探索，而只是把人作为社会存在的一个符号而施与善恶、是非的标准，或者只是据此标准将文学理解为一种“切割运动”，那么，文学无疑是逃离了自己最本原的使命。
在这一问题上，孙春平近期创作上的变化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也许他的小说还远没有达到让他自己和读者都满意的程度，在展现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方面也难以比肩一些大师级作家，但是，这并不能消蚀掉孙春平这种转变本身的意义。通读孙春平近些年的小说，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作为一位越来越成熟的作家，一路写来，孙春平不是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凌厉了，而是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犹豫了。这种“模糊”和“犹豫”不是就小说的技法层面而言，而是指孙春平对笔下人物形象的道德立场来说的。与以往更多具有道德审判色彩的小说相较，对于作品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作者在情感上很多时候处于一种“纠结”状态。比如《彭雪莲的第二职业》这部短篇。一方面，纺织女工彭雪莲偷偷摸摸地从事着一份并不光彩的“第二职业”：靠出卖肉体从一个“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土老冒”那里获取每月六百元的收入。在道德操守与人道尊严面前，彭雪莲无疑是要遭到指责和批判的。另一方面，彭雪莲同时几乎又是一个贤妻良母的典型。丈夫被捕入狱，她靠自己微薄的收入苦苦支撑着濒临破碎的家庭，守候着服刑的丈夫，拉扯着未成年的女儿，还要时常再贴补一下年迈的老人。对于这样一个具有一明一暗两副面孔的女人，作者并没有简单地从人格的意义上对其进行善恶美丑的本质追问，在作者看来，失却了生存意义上的道德评判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生存的重压下，谈论道德是非常奢侈而空洞的行为。再如《非典型正当防卫》。主人公谢秉玉同样是一个很矛盾的人物。为了六万块钱，她宁愿嫁给“说傻还没傻，可不傻也比正常人脑袋里缺根筋”的尚森，并以这场婚姻为交换条件，要求尚家为自己解决工作转正问题。婚后，谢秉玉几乎可以用“阴险”来形容，她不择手段地掌握了小叔子的受贿账本，还神不知鬼不觉地咬住了小姑子的“七寸”，有这些把柄在手，一家人谁都不敢对她轻举妄动。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人”，当婆婆晚年寻到伴侣而苦于无处居住时，竟然能够牵夫携子毅然外出租房，倒出地方为老人构筑爱巢。由此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对社会底层小人物人生无奈的理解和同情，严酷的现实让谢秉玉不得不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寒门弱势让她又不得不采取一种非常态的“正当防卫”。这同样是对以往我们秉持的道德标准的解构和重新审视。
高踞云端，俯视苍生，以精英主义的立场对其进行道德审判是简单易行的，问题是，这种审判根本触及不到“人”之本身，更难以抵达人的心灵世界。从道德审判到情感“纠结”，孙春平小说的这种变化，反映的是“人”这一核心命题终于又在作家的文学观念中具有了不可撼动的地位，成为一个中心。这样一种变化的生成，非有真正融入民间，接触、体悟到底层百姓生活的真实貌态的作家所不能的。孙春平之所以能够做到，应该说与其长期深入生活的经历密不可分。
再次，文学的洞见与盲见。
按照反映论的观点，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之所以称其“能动”，其一是指这种反映经过了作家的艺术加工，融入了作者的生命体验，非原生态的复制，即遵循艺术真实的原则；其二是指，选择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哪一部分社会生活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是具有可选性的，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作家在这一问题上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性。那么，一个作家对哪一类社会现实感兴趣，他/她创作的兴奋点在哪里，其所昭示的就不仅仅是现实的存在，它还间接地反映了这个作家的趣味、境界，以及对于文学本身的理解。
在我看来，诞生以降，文学之所以能够薪火相传，代代相荫，就是因为文学始终张扬着真与善，呵护着“美”的品质。但是，9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却把主色调让位给了假丑恶。欲望、肉体、阴谋，金钱、权力、罪恶，婚外恋情、官场黑幕、人性之恶，这些几乎构成了当下文学的关键词。如作家曹文轩所言：“中国当下文学在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之间严重失衡，只剩下了恶、丑、恨。诅咒人性、夸大人性之恶，世界别无其他，唯有怨毒。”作家艾伟也曾坦言：“我们这一代写作者确实擅长描写丑陋的事物，擅长揭示所谓的人性之恶。”我们不否认现实世界中丑与恶的存在，但是，丑与恶真的完全吞噬了美与善？是这世界缺少了美，还是作家缺少了对美的发见？当下许多作家在洞见了世象人生中的阴风邪气的同时，是否也盲见了墙角处默默绽放的花朵？
文学的任务不是制造虚假的温情，但文学的任务同样不是渲染萧瑟的寒意。孙春平也曾创作过一大批可以归为“官场小说”的作品，也曾把目光投注于社会的阴暗面。我们当然可以将此理解为作家的一种责任感，“揭出病痛”旨在“引起疗救的注意”。但是，在此类的作品中，我们感受更加鲜明的是沉重的压抑和失望，是对作品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方面缺席的遗憾。而这种遗憾在孙春平近期发表的一系列作品中正在慢慢地得以弥补。比如上文提及到的《皇妃庵的香火》、《拆了墙是一家》、《彭雪莲的第二职业》、《非典型正当防卫》等作品，均在笔涉世象、问情冷暖间为读者带来些许感动。这其实同样代表着作家的责任和担当，同样是对社会病象的疗救，只不过所选取的路径不同。其实，就题材而言，文学从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不同之处在于，作家就某一题材揭示了什么，给予了什么。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孙春平近期的创作中，也有涉及官场的作品，也暴露了当下社会的某些问题，但作品的境界已与此前大不相同。《派我一辆吉普车》中，因犯了错误而被省水利厅“罢黜”到县水利局的谭恩沛，在抗洪防灾的关键时刻要求：“派我一辆吉普车，紧急的时候我要救人！”顶头上司却置之不理，依然我行我素地贪图享乐，挪用救灾专用车辆。最终，谭恩沛在山体滑坡抢救百姓时以身殉职。在另一篇《守口如瓶》中，代县长吕忠谦临危受命，赴吉水县治乱，面对重重阻力、明枪暗箭，吕忠谦终于难堪重压，以自伤的方式制造遭遇不测的假象，企图临阵脱逃。但是，良知和责任最终还是让他缠着纱布再次站到了自己的岗位上。于是，已经查明真相的公安局长决定为其“守口如瓶”。需要申明的是，我们在此列举这两部小说，并不是要在“歌颂”与“暴露”的层面来谈论它——这样的讨论在今天已经毫无意义，而是要藉此来说明好的小说应该具有怎样的品质和力量。与孙春平此前的同类题材小说相比，除了温暖和感动，我们还从这两篇小说中感受到了一种定力，不仅仅对于世态人生，还对于小说本身。好的小说/文学，归根到底需要有一种对人心和存在的超拔力量。
文学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地气的氤氲、现实的触动，这是由文学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但是，当下的许多作家却已经习惯了依靠潮流化的仿写和观念性的推演来支撑自己的创作。这直接造成了当下文学在题材和写法上的拥堵和重复，这已经成为阻碍当代文学发展的严重桎梏。而要摆脱这种桎梏，终结这种惯性运动，作家必须直面苍生，回归生活，从最本原处起笔，用回返的方式来抵达推进。因为只有重新回归生活，才能打通作家被幽闭的血脉，激活全方位的感悟能力，规避盲视，生出洞见。由此观之，孙春平长期深入生活，以生活来推进创作的选择，其实正是文学正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