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卢新华短篇小说《伤痕》的再解读
通常，我们一般将“伤痕”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这已经成为当代文学一个不容辩驳的定论。“伤痕”文学思潮源于1978年8月11日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它就是卢新华的《伤痕》。这篇小说发表后，在全国上下引发了热烈争论和强烈反响。但最终，它的价值得到了肯定。继卢新华之后，又有一大批新老作家投入到这支创作队伍中来，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伤痕”文学思潮。
事过境迁，如今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重新审视这篇曾经引起过轰动效应的《伤痕》的时候，我们也许会产生这样的思考：这篇由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创作的稚嫩之作，是否真能承担起这个伟大而沉重的历史重任？这篇小说是否真的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我们曾经对它所作的历史判断是否需要重新思考？
文学的发展是渐变的，而不是突变的，任何一种新质文学的产生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期。近代文学之于古代文学，新文学之于近代文学，当代文学之于现代文学，莫不如此。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了强调新时期文学的异质性，很多人忽视了这一客观规律的存在。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新时期之初诞生的这篇短文的分析，阐释《伤痕》身上所遗留下来的历史和时代的遗迹，从而使人们对新时期文学，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有一个更加清醒和理性的认识。
一
众所周知，“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意识形态性很强，文学被绑缚在意识形态的战车上亦步亦趋，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进入新时期以后，文学的这一被动局面逐步有所变化，在邓小平的倡导下，“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被废止。文学开始了自由的回归。因此，新时期文学与此前三十年当代文学的异质性，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新时期文学对自由的争取。新时期文学一个中心的文学口号就是“文学回到自身”，也就是文学自主性的追求。文学要求脱离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而获得独立。在这一点上，《伤痕》是否是一位“自由之子”，是否具备了新时期文学的这一特点呢？我们从这篇小说的诞生谈起。
其实，早在《伤痕》发表之前，比它思想上更深刻、艺术水准也更高的同类文学作品早已有之，比如余易木的《春雪》、《初恋的回声》等，但却没有被发表，更没有引起《伤痕》这样的轰动效应，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政治时机还不成熟，时代还不允许这样的作品出现。到了《伤痕》诞生前后，“四人帮”虽然已经被打倒多时，但是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还存在很大局限，包括个别领导人在内的大多数人的思想还很保守，这直接阻碍了“拨乱反正”的深入进行，也必将影响到即将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实施。“那时，‘两个凡是’盛行，华国锋和中央发表的文件和讲话，口口声声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了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彻底解放思想，在邓小平等人的主持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但是，这场哲学色彩浓厚的讨论毕竟普及面有限，一般普通百姓是无法参与进来的，此时，急需要一种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参与进来，配合理论讨论的进行。就在此时，《伤痕》适时而出。“这篇小说不是一般地批判‘四人帮’罪行，更重要的，是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文化大革命’，认识这场‘革命’不是什么‘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而是造成全国的大灾难，造成万千干部和人民难以弥合的苦痛，由此引出必然的，也是唯一正确的结论，就是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由此可见，《伤痕》的诞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政治召唤下的必然。
当然，在这场历史的共谋当中，文学自身也是受益者。从“十七年”时期到文革时期，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文学创作的限制已经相当繁多，从题材到主题，从人物形象到表现手法，都有一整套不可突破的圭臬，到文革期间，更是发展到以“样板戏”为代表的“三突出”原则。文坛百花凋零，一片衰败景象。在这种情况下，文学要重塑自我、再造辉煌，自己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借助外力。在当时，最为强大和有效的外力当然就是意识形态的力量。所以，文学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向政治投怀送抱，通过对政治话语的言说，文学和政治完成了一次双赢的合作。
另外，这一小说的发表过程同样说明了这一问题。这篇小说最早出现在复旦大学的学生板报上，因为反响巨大，惊动了《文汇报》。作品被送到《文汇报》资深编辑钟锡知手上，钟锡知读后，感到不同凡响，便向上汇报此事，请总编辑马达审阅。按理说，一篇登载在文艺副刊上的短篇小说，发与不发，到此应该有定论了，按照编辑部的工作程序，也应该如此。但是，马达在同意发表的同时，为了慎重起见，又将报刊大样送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洪泽审阅，并专门给洪泽写信，汇报自己的看法。经过层层审阅，在得到洪泽的首肯后，《伤痕》终于得以在《文汇报》上发表。小说面世后，除了最初复旦大学的一些专门学习文学的学生用文学理论的观点来评判这部作品外，其他人均用政治的视角对其进行审视、评判。如果单纯从艺术角度来看，这篇小说无论在文学性还是在思想深度上都不能称为上乘之作，但正如马达回忆的那样，大家看重的是它的现实政治意义。
二
《伤痕》的情节其实很简单：主人公王晓华，其母亲在“文革”期间被“四人帮”污为革命叛徒。于是王晓华毅然和母亲划清界限，初中没毕业就离家出走，上山下乡，一去就是九年，此间拒绝和母亲发生任何联系。“四人帮”倒台后，母亲的冤案得到平反，真相大白于天下。母亲的身体被迫害垮了，急于见到女儿。当晓华满怀希望地回到母亲身边时，母亲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作品的目的显然是在控诉“四人帮”对人性、亲情的摧残，对整个青年一代身心上的伤害。在整个“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对人性、爱情和亲情的表现是不被提倡的，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是要受到批判的。到文革时期，这样的禁忌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文学变得冷冰冰、硬邦邦，文学作品塑造出的正面人物都是摆脱了七情六欲、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来客”。从这个角度来讲，《伤痕》是对此前文学的一个有力反拨，不失为一个可喜的进步。从《伤痕》开始，许多题材的禁忌被逐渐打破，尤其是爱情题材得到了充分的挖掘和表现。因此，许多评论者认为，《伤痕》是“人”在文学中得以回归的标志，从“伤痕”文学开始，广大作家和读者在文革中被压抑得麻木的神经才逐渐苏醒过来，恢复了感知亲情和爱情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