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四小姐离开溪口后,回到上海马思路公馆住,不时将生活用品捎去,直到上海陷落,才去了香港。1940年的冬天,赵四小姐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以她当时的情况,一则拥有相当数量的金钱,有自己的住房,生活非常安定;二则幼子闾琳需要母亲的照料;三则她又没有与张学良结婚,不乏追求者,不去是完全可以的。但她觉得张学良更需要她的陪伴和照料,宁可母子离别,她把闾琳托付给十分信赖的一位美国朋友照料,毅然决然地只身前往,陪同张学良一起过幽禁生活。此后,赵四小姐再也没有离开过张学良,一直陪伴到台湾。
1944年冬,迁至贵州桐梓。在被幽禁的多年里,监管他们的特务头子,经常克扣亲友们送给他们的各种食品和用品,包括宋美龄送的东西。后来,特务头子不堪对他们的监管生活,想偷偷地将他们用枪打死……他们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在桐梓天门洞一直软禁到抗战胜利。1946年移居重庆歌乐山松林坡,不久,即被押往台湾新竹井上温泉。
在与世隔绝的寂寞中,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寂寞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俩相依为命,张学良把一切希望和欢乐都寄托在赵四小姐身上,赵四小姐则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给张学良安慰和照顾。那时的赵四小姐身穿蓝布衣,脚登粗布鞋,几乎洗尽铅华,终日陪伴在张学良身边,令人感动。
赵四小姐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既感动了世人,也感动了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她对子女和亲友们说:“……赵四小姐是位难得的女子,25年来,一直陪着汉卿同生死,共患难,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对她十分钦佩……”她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你们之间的爱情是纯洁无瑕的,堪称风尘知己。尤其是绮霞妹妹,无私地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任劳任怨,陪侍汉卿,真是高风亮节,世人皆碑。其实你俩早就应该结成丝梦,我谨在异国他乡对你们的婚礼表示祝贺。”1964年3月,结发妻子的离婚手续从美国寄到张学良手中。同时她也给赵四小姐寄去一封信,大意是因为她的原因,汉卿始终没有给赵四婚姻承诺,她被她对他的忠贞爱情所感动,祝他们花好月圆。
1964年7月4日,64岁的张学良和50多岁的赵一荻结婚,婚礼是在台北市杭州南路美籍友人吉来·爱尔窦先生的寓所举行,宋美龄也参加了婚礼。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在台湾一直过着幽居的生活。直到1990年,庆祝张学良90岁生日。聚会于6月1日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才正式脱离幽居生涯,公开露面。从此,不论张学良身在何处,赵四小姐总是陪伴在他的身旁。少帅夫妇后半生里,几乎全以信仰基督教为依归。
2000年5月14日,张学良和赵一荻到夏威夷京街第一华人基督教公理会聆听礼拜,还到教会参加庆祝母亲节的崇拜。这是他俩人最后一次联袂的公开露面。
2000年6月22日上午11时11分,赵四小姐病逝于美国夏威夷,享年88岁。一年后,张学良也去陪伴赵四小姐去了。
一对为世人谱写真爱的伉俪,让世人钦佩感动、慨叹。
这两个不同国度,不同人物,不同时代的真爱,回答了人们长久以来无法回答的问题:什么是爱情?什么是真爱?
我在读马丁·路德·金的故事时,正好赶上看北京台播出的非常女人栏目:“赵一荻——给爱一张不老的容颜。”看后,非常感动,遂写成博文与博友们共同分享。
张学良和赵一荻的美国友人吉米·爱尔窦先生也就是2009年《北京广播电视·人物周刊》中的“张学良和‘洋哥们’伊雅格的友谊”中的伊雅格。
张作霖在他的帮助下重修了京奉铁路,并筑建了东北的其他几条铁路运输线。
张学良主政后,他曾作为张学良的谈判商购军火。赵一荻也非常信任他,将独子张闾琳托付给他抚养。后又随故主到台湾。
1972年,伊雅格回到美国后的第三年,这位对中国有着深厚感情的美国朋友,在旧金山溘然长逝。
1991年3月,张学良真正获得自由之后前往美国,专程去了一趟旧金山,到伊雅格的墓前凭吊这位难得的好友。
萧红
萧红,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黑龙江呼兰县人,原名张乃盈。被誉为“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也是一位传奇人物。她有着与女词人李清照那样的生活经历,并一直处在极端苦难与坎坷之中,可谓不幸中的更不幸者。
萧红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十分惨烈的年代。她在文学之路上跋涉的九年,正逢民族危机深重、日寇铁蹄践踏国土之时。1935年,25岁的萧红发表了中篇小说《生死场》。
《生死场》的发表,符合时代的要求,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年轻的萧红,凭借此文,确立了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说到萧红,就不能不提及萧军。萧军,原名刘鸿霖,曾经是萧红患难中的文学伴侣,但他们在一起只生活了6年,就结束了这段风雨中结下的情缘。
故事发生在1932年夏季的哈尔滨。
1932年7月,由于二十多天的连续降雨,使整个哈尔滨变成了一片汪洋。租住在一家名叫“东兴顺”旅馆的萧红,年仅21岁,拖着七个月的身孕,正焦急地等待外出借钱的未婚夫汪恩甲归来。汪恩甲是由父母做主指派给萧红的未婚夫,同她一起在哈尔滨讨生计,已有四个月的房租没有交了。他告诉萧红外出寻钱,人已消失数日,音信全无。他们已欠下旅馆600多块钱的房租。旅馆老板日日催要数次,并扬言,如果再交不出房租,就把萧红卖到隔壁妓院去抵房钱。
萧红接二连三地给《国际快报》副刊部写求救信,因为在这个城市,除了逃走的未婚夫,她再也找不到帮助她的人了。当时《国际快报》副刊部主编裴馨园拆阅了她的信,选派萧军前往旅馆看望萧红。
带着几本文学书刊连同报社写给萧红的信,萧军在“东兴顺”旅馆二楼一间散发着霉味的小屋中第一次见到了萧红。当时萧红整个人都灰扑扑的,穿着陈旧得分不出颜色的长衫,趿拉着一双旧粗布鞋,略带浮肿的脸,凌乱的黑发中已透出星星点点的白发,萧军安慰了几句,递了书,转身就要离去。是萧红低低的请求留住了他:“能坐下来谈一会儿吗?”没有理由拒绝。萧军坐了下来,谈文学,谈往事。直到此时,萧军才意识到坐在自己面前的竟然是那样一位超凡脱俗的才女。不经意的一瞥,他看到放在她桌子上的一首小诗:“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心弦的拨动,往往就在不经意间。听过萧红的故事,再读着那首惹人心酸的小诗,一个简单而又强烈的愿望在萧军心里升腾起来:“我一定要救她出去,一定要。”
此后几天,萧军每隔一天都要来看望和安慰一下萧红。救她出去的计划却无法落实下来,600多块钱,对报社也不是一个小数目。1932年8月8日的那场浩劫,让哈尔滨数万人一夜之间失去家园,流离失所。那次不幸,却成就了萧红。8月8日夜晚,松花江大堤全线溃坝,肆虐的洪水咆哮着冲进哈尔滨市区,萧红所在的小楼已经淹到二层,楼里的老板和其他人都已经逃走了。只有萧红孤苦无依地坐在窗台上,等人前来。她在等萧军,她知道他一定会来。他真的来了,带着面包和香肠,涉水而来。他到底还是晚来了一步,他到达时,萧红已乘过路的柴船走了。二人再见面时,是在裴馨园家里。一场生死较量之后,再见面,两人都恍若重生的兴奋与喜悦,紧紧拥在一起。此后不久,萧红在医院生下一个女婴,萧军日夜守护在她们身边。
萧红出院后,因无力抚养,还是把孩子送给了别人。再后来,就是她同萧军风风雨雨,相濡以沫的六年。他们曾经共同经历过穷苦饥饿的侵袭,也共同领略过成功的喜悦,成了患难中的文学伴侣。
可就是这样一段风雨飘摇中结下的情缘,还是在6年后的1938年走到了尽头。当初萧军的豪爽仗义,萧红的楚楚可怜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在一起后,曾经的优点却慢慢变了面目。萧军豪爽却性格暴躁,萧红忧郁却也要强,加之生活困苦,两人的争吵不断。自小就生活在一个缺少爱的环境里,萧红对爱一直有一种近乎于孩子般的渴望。她对那段感情绝望了,只好分手。之后,萧红遇上了一个文质彬彬的男子——端木蕻良,二人相爱,继而同居。这份爱,也没能留住萧红苦涩短暂的生命。1942年1月,萧红在香港一家医院凄然离去,时年仅三十一岁。她死的时候,那两个她曾经深爱过的男人,没有一个在她身边。
在萧红短暂的一生中,鲁迅先生是她最初步入文坛的引导者,也是她文学创作的思想指引和力量源泉,她曾在1938年创作了两篇《鲁迅先生记》和《回忆鲁迅先生》,当年的她,也是鲁迅先生家的常客。
虽然萧红和萧军相伴六年后分手,但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六年中,是萧红生命中最充实快乐的一段,在此期间,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相继出版,他们迎来了各自创作的高峰。
对生的渴望,萧红用命运的沉重加以诠释;对爱的执著,她用人生的苦难加以解说。她用刻苦奋进,孜孜不倦,凭借聪明的天赋和不懈的努力跻身文坛。
但“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在那方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萧红曾经是一个勇敢的斗士,以笔为戈,将一个时代犀利地解剖给世人,可是在她自己的人生战场上,她却始终没有逃脱寂寞的藩篱,寂寞的生,寂寞的死。真是不幸中的更不幸者。
萧红的小说散文以女性特有的细腻触角捕捉时代的精神气息,并以独特的视觉,鲜明的立场,真实地描摹了当代人们的爱国行动。她作品的价值,正在于对历史的尊重。
萧红的小说都是散文式的,她写生活的残酷,人心的冷漠不仅是对心灵的伤害,更是对美的践踏,读她散文式的小说,令人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她坎坷、凄楚、短暂的生命,是被情伤,是被爱灼,让人惋惜,令人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