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期，儒家管理思想被定为官方指导思想，同时，法家的管理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官方的认可，这方面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以董仲舒和武帝为代表。本节先分析西汉中期管理思想的发展，然后介绍这一时期管理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最后论述本时期管理思想的特点。
一、西汉中期管理思想的发展
公元前141年，孝景帝刘启逝世，其子刘彻即位，是为武帝。景帝继承了文帝的奉行黄老道家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管理思想，与文帝一起开创了文景盛世。景帝时期，仓廪丰实，黎民淳厚，经济、社会治安等方面的良好状况都达到了中国农业社会的一个高峰。另外，正因为文、景时期朝廷实行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导致诸侯放任骄恣，豪强坐大，商业地主侵渔细民，割据势力已经形成；加之匈奴寇边，边境不稳，整个社会在升平的外表下潜藏着严重的危机。《汉书·公孙弘传赞》云：“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33页。整个社会急需有为之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防止祸患的发生，进而结束无为之治，乘国家仓实财饶之时大兴文教，再建武功，在民富兵强基础上迎来儒家理想中的太平盛世。但景帝是一个继体守文之君，“文景之治”最重要的指导思想是“无为之治”，就是在整个国家民力凋敝之时让民众自创财富，谋求自我发展。“文景之治”的出现不仅是文、景君臣管理得当，更重要的是实施了宽松的管理政策。如何在国家物质富庶的基础上进一步再创辉煌，文、景君臣没有做到，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到汉武帝刘彻的身上。武帝即位给西汉社会带来了一种全新气象，也带来了儒学复兴的希望。“三年不窥园”的董仲舒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诞生了。
刘彻即位时是一位年仅16岁的少年天子，他雄心勃勃、精力旺盛，一改文、景时代一切因循自然、无为而治的政策方针。他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140年）就改年号为“建元”，这年的新年伊始，他就下诏：“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直言极谏之士。”（《武帝纪》）（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5~156页。这次应举者有百余人，其中庄助、公孙弘、辕固生等人皆被任用，而学申不害、商鞅、韩非法家之言以及持苏秦、张仪纵横家之说者，概不录取。董仲舒并没有参加这次策对，因为当时景帝的母亲窦太后仍健在，她好尚黄老道家而讨厌儒学，菲薄五经。武帝即位后尊她为太皇太后，朝廷大事都得必须奏请她首肯。此时推行儒学自然不是时候。
实际上刚一开始儒学就遭到窦太后的打击。建元元年夏，汉武帝任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此二人倾向儒学，他们推荐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赵、王二人是儒家诗学大师申培的弟子，建议立明堂以朝诸侯。后来赵绾竟建议武帝不再奏事窦太后，以便推行儒术。窦太后大怒，武帝迫令二人自杀谢罪。窦婴、田蚡亦免职反省。整个建元时期，儒学都受到压抑。直到窦太后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逝世后，才迎来了儒学复苏的契机。董仲舒在此时应运而出，向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窦太后逝世后，田蚡复出为丞相，儒学发展的障碍消除了。《史记》云：“及窦太后崩，武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18页。儒学真正兴盛在窦太后逝世后，而为儒学兴盛做好理论和舆论准备的则是公元前136年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亦称《举贤良对策》）。如果说窦太后的逝世是汉代学术思潮、管理思想崇尚的转折点，那么董仲舒《天人三策》就是汉代儒学兴盛的开始。
儒学的自身调整也使其能适应最高管理阶层的需要，适应为现实政治服务的需要。这种调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迎合。武帝时期首先受到重视的是春秋公羊学派，该学派占据官方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羊传》宣扬的思想适应武帝的政治需要：《公羊传》宣扬“大一统”，为武帝在政治上成就大一统的局面提供了经学依据；“国君报九世甚至百世之仇”（用齐襄公复九世之仇的故事），适应武帝反击匈奴的需要；“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符合武帝任意诛杀大臣的需要；“为尊者、贤者、亲者讳”，符合统治阶层成为特权阶层的要求；《公羊传》的“二类”（人事与灾异）理论，适合封建统治阶级君权神授的需要。刘修明：《经、纬与西汉王朝》，载《中国哲学》第9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86~87页。另一方面是发展。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基本上仅停留在理论形态和理想图景层面，在战国至西汉前期的管理实践中处于弱势地位。董仲舒的贡献就在于将儒家的理想目的探寻一个形而上的终极依据，并将儒学从理论形态向实际运用落实，从理想图景向实践过渡。陈明著：《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这一过渡的中介就是《举贤良对策》之中的“天人感应”理论，并以此为主要原理形成了一系列灾异祥瑞之说；以及培养出一批擅长灾异之说，并以此跻身政坛的儒家学者。
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加强皇权等思想，在实际管理中又兼采法家思想，开创了西汉王朝最辉煌的功业。其后的昭帝、宣帝在管理思想方面主要承袭了武帝的王霸杂用，加强皇权；励精图治，信用贤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减轻农民负担；在对外关系上兵礼交用，武力打败匈奴之后，又改善与他们的关系。因此，国家延续了武帝时期的强盛局面，史称“昭宣中兴”。
二、西汉中期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
西汉中期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董仲舒、武帝、司马迁、桓宽等。
（一）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汉广川郡（今河北衡水市）人，西汉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儒学家、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他一生经历了西汉王朝的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西汉前期社会在思想文化方面较为宽松，惠帝除“挟书之律”，置写书之官；武帝时又广开献书之路。许多因焚书坑儒而秘藏起来的儒家典籍纷纷于世间再现，一些退避隐居的儒生逐渐走出了山林。在这个人民安居乐业、学术气氛宽松的太平之世，通经饱学之士再聚生徒，振兴儒学之势已经形成，各种儒学思潮相互争鸣。董仲舒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仕途。他的家乡广川，东南两面，邻近齐鲁，西界三晋，北靠燕代。自古齐鲁多儒生，三晋产法家，燕代出方士，自幼成长在多种文化熏陶中，助益他后来形成多重内涵的思想体系。与西汉初年的传习五经的硕儒申培公、辕固生、韩婴、伏生、高堂生、刘歆等专家相比，董仲舒可谓鹤立鸡群，无愧于通才鸿儒之称。
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他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西周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儒学思想体系，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管理、历史等问题，给予了比较系统的回答。他推论出的“三纲五常”道德哲学，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儒学也在武帝时成为官方指导思想，并被历代诸朝所延续。其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官，居家著述。朝廷每有大议，派使者及廷尉到他家咨询，仍很受武帝尊重。他去世后，武帝亲自为他选择墓地，并在陵前修建董子祠。据说汉武帝每次经过他的陵园时，30丈之外便下马步行，随从臣子也遵循这一做法，“下马陵”的名称便由此产生。
（二）汉武帝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字通，汉朝第七位皇帝，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民族英雄。武帝是景帝的第10个儿子，4岁时被册立为胶东王，7岁时被册立为太子，16岁即位，在位54年（公元前141~前87年），建立了西汉王朝最辉煌的功业。武帝创立年号，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他缔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鼎盛时期。
武帝即位之初，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状况良好，但各诸侯国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潜在威胁不小。因此，他继续推行景帝休养生息的各项政策，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在政治方面采纳了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削弱分封的诸侯国势力，加强监察制度和中央集权；还变古创制，进行了收相权、设刺史、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制，建立了一套完整系统的政治制度。在军事上改革兵制；数次派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使北部边郡得以安定；派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了西北边疆，开通了联系西域乃至中亚等地的通道。在经济方面重农轻商，整顿财政，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资产税，打击奸商；又采取桑弘羊建议，冶铁、煮盐、酿酒等由民间经营收编中央管理；禁止郡国铸钱，国家统一铸造五铢钱，统一货币；设置均输、平准之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在思想方面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铺平了儒家学说作为中国社会统治思想的道路，并延续了两千多年，对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选拔人才方面，武帝确立了察举制度，这是中国有系统选拔人才制度的滥觞，对后世影响很大。他在位期间西汉人才最盛。《汉书》称赞：“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公孙弘传赞》）（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33~2634页。武帝时之所以广得异才，群贤毕集，与武帝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关，更是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结果。他经常下令郡国及百官公卿举荐贤才奇士，诏令郡国立学校修儒学。《董仲舒传》云：“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董仲舒发之。”（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5页。由董仲舒的建议影响武帝决策，由正确决策导致士人群集，从而迎来了汉帝国的兴盛。他还在中国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
（三）司马迁
司马迁（公元前145~约前87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有说山西河津）人，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他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的史识，撰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又称《太史公书》），记载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0年）间，共三千余年的历史，对后世影响至深至巨，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司马迁10岁时就随其父司马谈到长安拜学名师。司马谈本有撰写一部规模空前史著的夙愿，但他做太史令之后，随着年事渐高，已无力完成，就把希望寄托在司马迁身上。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漫游全国，为写《史记》进行实地考察，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接触了各色群众的生活，使他对社会、人生的观察理解更加深入。他还遍历名山大川，饱览祖国山河，陶冶性情，也提高了他文学的表现力。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死在洛阳。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在38岁时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后，就动手撰写《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跟随贰师将军李广出击匈奴，兵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辩护触怒武帝，下狱遭受腐刑，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报任安书》）。他本想一死，但想到多年搜集资料，要完成写《史记》的夙愿，因此忍辱负重。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继续专心致志于《史记》的撰写。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四）桓宽
桓宽，生卒年不详，字次公，汉汝南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治《公羊传》。宣帝时举为郎，后官至庐江太守丞。著有《盐铁论》60篇。该书记述了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贤良、文学与大夫、御史之间关于王霸思想及其实践问题的一次激烈争论，内容涵盖武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伦理等诸多方面内容。其中关于武帝时期实行盐铁官营，反映了儒、法两种不同经济管理思想的对立。
三、西汉中期管理思想的特点
西汉中期一改之前以黄老道家为指导的管理思想，而是利用儒家思想统一其他诸家思想，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此为基础在政治上加强了中央集权。
（一）儒术独尊
文帝和景帝时期主要是采用黄老道家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指导思想管理国家。武帝即位后的一段时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这一思想。但在崇尚黄老的窦太后逝世后，儒学才获得了振兴和发展的契机。武帝深知，加强皇权的首要前提是统一思想。为了探寻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家管理理论和方法，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举贤良对策》（或《天人三策》）。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传》）（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3页。这一建议正中武帝下怀，于是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学取代黄老道家之学成为管理国家的指导思想，统治阶层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指导，制定了一套约束臣民的行为准则，甚至以《春秋》决狱，把儒家经典当作法典；太学设五经博士，并不断从太学中选拔优秀博士弟子加入国家管理集团，其中公孙弘以治《春秋》位至丞相，并被封侯，开先为相后封侯之先例。由是天下学士竞相效仿，尊儒就成了一种社会风尚。
但是，董仲舒倡扬的儒学已不是先秦的原始儒学，而是董仲舒在原始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家思想，对原始儒学加以改造，重新建构的“新儒学”，是儒学体系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董仲舒否定了法家严刑峻法、以吏为师、忽视文教德治的局限性，吸收了其集权专制和注重刑罚的思想；同时否定了黄老的消极无为、忽视社会主体的能动性的一面，吸收了其自然观、阴阳刑德的思想，他更全面地汲取诸家智慧和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使儒学成为西汉王朝在全国建立大一统的政治之后，彻底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这种新儒学思想体系适合了武帝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也受到其后历代帝王的高度关注。
（二）加强中央集权
西汉诸侯势力发展到武帝时期，已经严重地威胁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董仲舒提出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促进全国统一的思想，在当时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云：“《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传》）（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3页。不仅儒学的发展与普及需要权力支持，《说苑·指武》就说，“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是道尊然后行”，西汉君主专制的合法性及其巩固也需要儒家思想为其提供理论依据。
董仲舒利用天人感应思想诠释了其思想学说的神圣性、普遍性和实践性，使儒学能够更有效地为管理国家服务，从而获取最高统治阶层对儒学发展的支持。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根本目的是要维护武帝政治统治大一统的局面，其初衷并非针对学术领域的百家争鸣。他通过思想的一统来实现政治的一统。因此，他的建议适应了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并与武帝的思想一拍即合，成为西汉中期国家管理中的指导思想。武帝以董仲舒制定的独尊儒术、三纲五常等大一统的思想为指导，在实践中也确实加强了中央集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