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太需要一本《西夏史》了，这种需要源自于11～13世纪初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西夏王朝，在中国正史书写中的严重缺席以及蒙元帝国的偏见甚至仇视，使西夏被残酷地“开除了史籍”。因为史料的稀少和后代史学界的冷视，西夏曾经的辉煌变得遥远而神秘。
犹如800年前西夏王朝兴盛时，一个个从这个王朝的各个角落里前往都城兴庆府的人，在西夏都城里成就自己的梦想一样，我在1999年末的一个清寒早晨，踏进昔日的西夏王朝国都、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第一缕阳光映见一个孤单的影子，细细地铺在我的西夏之路的零界桩处。自此出发，放弃以前的诗歌、散文、剧本的写作，在西夏面前，我开始改变自己的写作角色，在书写历史前显示自己微薄的力量和信心。
带着对历史和读者的尊重，起初，我将自己囚禁在书籍间，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坚守抵御着一个功利时代涌向我的一切诱惑。书丛间抬起头的刹那，我看见自己背起墙角的背囊，将自己置放在一次次西夏调查的田野作业中。
为了寻找西夏人后裔，我走进青藏高原东北部，从青海湖一带到阿尼玛卿雪山北麓，沿着黄河谷地穿过积石山进入甘南草原；穿越喜马拉雅山后进入中国和尼泊尔交界地带；深入澜沧江上游的藏族村落，探寻西夏信奉的藏传佛教之源头；多次进入川西高原羌族和嘉戎藏族部落；而那些和西夏有关的新疆大地、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乃至华北平原等地方，更是留下了我10年间穿越20个省区的背影和孤独。这些正是这本书除了自己的写作个性外，在传统的研究西夏的领域中，有着内容上的诸多突破的原因。10多年的探究和横越20个和西夏有关省区的田野调查，其实就是一次次死和生重叠的过程。寻找西夏党项人源头、西夏佛教源头、西夏宗教在西藏、云南的影响、西夏后裔在各地的分布途中，在青藏高原遇到狼、在川西高原遇见雪崩、黑城夜半突起的漠风将帐篷吹倒等生死较量，何尝不是生和死之间徘徊的一个个插曲！
从青藏高原的阳光到黄土高原的民谣、从沙漠里的战争到草场上的欢爱，从一个个拔起于平原、戈壁上的城池到11世纪中晚期100多年间贺兰山下的兴庆府里的酒肆茶楼，这个帝国的外壳和内核，无时不散发出神秘的气息。面对中国悠久而宏大的历史，你完全有权利选择不喜欢秦汉或唐宋，也可以拒绝元明，因为在传统历史教科书的影子下，我们对它们很熟悉。但是，掩隐在中国历史深处的西夏，你找不出不喜欢它的理由——它完全能滋生出一段让你无限神往甚至迷恋的往事。
2008年春天的一个黄昏，完成《宁夏之书》后，我在电脑上轻轻敲下“西夏史”这三个字时，我就知道自己开始了一次漫长而富有冒险的精神探险之旅。我明白，自己已经开始一项超出个人心智的工作，我只能依靠有限的历史知识和对这些知识的驾驭能力，使书写西夏历史的目的落地为现实。
都市里的郁闷和浮躁，一度成为我写作进程中的障碍。2008年9月底、2009年9月中旬，我两次选择进入青藏高原腹地写作。在西夏宗教源头之处的澜沧江边，藏传佛教康区36座神山之首的觉扎山下，我给上师在那里创办的孤贫学校的孩子教书。晚上，牦牛粪火带来的热量很快消失，蜡烛微弱的光亮下，一个个文字的出现，使本书的一节节缓缓地完成着，就像学校旁的澜沧江水缓缓地流淌而过。
难得的教书空闲里，走进10月初的觉扎寺。绛红色的袈裟、高大的经堂、隐秘的闭关中心、经幡飘动的山坡、从各地长途而来朝拜的教徒、转神山的藏民，这些都使我得到的不仅是一种良好的写作状态与心境，或许更有一种写作上的灵感。回到银川，我的写作进入了加速度状态，尽管有很多来自外界的影响，尽管那些令人不快的消息总是在令人无法设防的时刻袭来。所幸有这本书稿的写作，令我在白天完成工作后，一豆灯光下，坐在渐冷的银川之夜里，键盘声中，一个个文字闪现在电脑屏幕上。记者、诗人、行者、修者，这几种身份的自然融合使我永远不会成为任何类型的权利集体代言人，我选择了写作和思想上的独立，免得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我书写西夏史没有像一些历史学者那样复制历史或用小说家的手法演绎历史。对历史我是敬畏的，所以，我竭尽全力做到不去伤害它。
对于资料来源，和传统的西夏研究者不同的是，我把西夏放在当时的亚洲背景下来考量，这种历史背景会使西夏的生灭显得并不孤兀。而对这种背景的把握，需要《世界史纲》《亚洲史》《中亚史》等书籍中的信息走进我的视野。除了中国传统的正史资料、西夏历史中零星的资料外，对吐蕃（藏）、彝族、畏兀儿、纳西（摩梭）、吐谷浑、女真、契丹、回纥、突厥、匈奴、蒙古等和西夏有关的族群资料的采纳是件艰苦的事情，因为它们的获得依赖于我行走途中的那些异族朋友的收集、翻译工作；当地的方志、地方文献等资料的获取也很困难，比如青海省的《果洛州志》《海南州志》、康巴藏区的人文资料、后藏地区的夏尔巴资料、云贵高原上纳西族的文献等，皆是我亲身自费前往考察，费尽心血得到的。这些资料走进本书，不仅增加了它的内在丰富性，而且从另一个方面增加了一些观点的准确性。
文字工作结束时，已经是2008年末了，接着是2009年、2010年、2011年初3年的修改、完善。任何一本专著的问世，都不可能是真正单独完成的。这本书能够出版和出版社领导、编辑及有关同事的协力合作分不开，我只能用努力来回报他们的厚望。在此，十分感谢国学大师文怀沙老先生百忙中为本书题写书名，十分感谢著名画家周一新先生应邀为本书特绘元昊画像。
为了避免传统历史书籍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因不时出现的文献出处而影响了阅读的畅通，我以每章后所附的“本章承惠”这种方式，鸣谢所引用的资料、书籍拥有者的智慧和努力，是他们的成果帮助了我。除了开创中国近现代西夏学研究的王静如等前辈外，尤其要对《西夏史稿》作者吴天墀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生导师《西夏社会》等专著的作者史金波先生表达敬意，还有几十年间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西夏文字研究的李范文先生以及散居北京、宁夏、甘肃等地的大批西夏学研究学者（孙宏开、聂鸿音、白滨、黄振华、罗矛昆、邓少琴、陈育宁、杜建录、牛达生、韩小忙、王天顺、陈炳应、杨满忠、束锡红等），是他们的努力，构建出了中国20世纪后期西夏学研究的方阵。
那些我身边的朋友、走在西夏之路上的朋友，他们这些年来一如既往地对我的帮助，甚至那些在各种心态下带给我伤害的人，我同样感谢：他们让我更增添了意志和力量。
站在2011年年初的日历前，我心中充满着惴惴之感。持续10年穿行在西夏旧地或有关省区进行田野调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以及一个学者所需要的心境和严谨，这些独特素质的融合打造出的治史锋刃，是锐利的、耀目的、能点疼沉睡历史死穴的，我因此带着足够的自信看到这些文字走进读者的视线或记忆中。然而，这种自信很快被担心读者严厉的挑剔击碎，就让我在这种自信和担心中打开心扉和耳朵，聆听来自任何方位的批评！
2010年11月29日，五稿于贺兰山下·载水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