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晏列传《史记》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曰：“吾始因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慢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兔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固。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人为上客。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管仲，名夷吾，颍上人。他年轻时经常与鲍叔牙往来，鲍叔知道他贤明有才能。管仲家贫，常要占鲍叔的便宜，而鲍叔始终友好地待他，不因为这种事情而说他的闲话。后来鲍叔侍奉齐国的公子小白，管仲侍奉公子纠，到小白立为齐桓公时，公子纠被杀害，管仲被囚，于是鲍叔向齐桓公举荐管仲。管仲被任用后，在齐国主持政事，齐桓公得以成就霸业，多次会盟诸侯，一举匡正天下，这都依靠了管仲的谋略。管仲说：“我当初贫困时，曾和鲍叔一同经商，分钱财时，自己多分，鲍叔不认为我贪财，他知道我很穷困。我曾经替鲍叔办事，结果使他更加困顿，鲍叔不认为我愚笨，知道时运有顺利和不顺利的时候。我曾经三次做官，三次被国君辞退，鲍叔不认为我没有本领，知道我没有赶上机遇。我曾经三次作战，三次逃亡，鲍叔不认为我是胆子小，知道我家里有老母亲。公子纠失败，召忽为他而死，我却被囚受辱，鲍叔不认为我不知廉耻，知道我不因小节有失而感到耻辱，却耻于功名没有显扬于天下。生我的是父母，知我的是鲍叔呀。”鲍叔举荐管仲后，自己位居管仲之下。他的子孙在齐国也世代享有俸禄，享有封地的有十多代，常成为有名的大夫。所以天下的人不认为管仲的贤能，而称赞鲍叔能够理解人。
管仲在齐国当宰相执政后，靠着小小的齐国处在海边的地形条件，流通货物，积累财富，富国强兵，与百姓同好恶，所以说：“谷仓充实了才懂得礼节，衣食充足了才懂得荣辱，君主遵守法度，六亲，才能稳固。”“礼、义、廉、耻不发扬，国家就会灭亡。”“颁布命令像流水的源头，要顺从民心。”所以命令符合下面的情况就容易实行。百姓所希望的，就顺应着给予他们；百姓所反对的，就顺应着废除他们。管仲执政，善于将灾祸转变为祥福，将失败转化为成功，重视事情的轻重缓急，慎重地权衡利害得失。齐桓公实际上是怀恨少姬另嫁，向南袭击蔡国，管仲就借此讨伐楚国，责怪楚国不向周天子进贡包茅。齐桓公实际上是北征山戎，而管仲就借此命令燕国实行召公时的政令。齐桓公与鲁国在柯地会盟，后来却想背弃鲁国曹沫逼迫他订立的盟约，管仲根据当时的形势劝桓公信守盟约，诸侯因此归附齐国。所以说：“懂得给予便是获取，这是为政的法宝。”
管仲的财富及得上诸侯公室，有建筑华美的三归台和国君享宴的设施，但是齐国的人并不认为他奢侈。管仲去世之后，齐国仍然遵守他的政令，常比其他诸侯国强盛。以后一百多年，齐国又出了个晏子。
晏平仲，名婴，菜地荑维人。侍奉过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受到齐国人的尊重。他当上齐国宰相后，仍然吃饭没有两种肉食，妻妾不穿丝绸衣服。他在朝廷上，国君有话问他，他就直言相告；没有事情吩咐他，他就正直行事。国君有道，就奉命办事；国君无道，就权衡度量行事。因此晏子在灵公、庄公、景公三朝都扬名于诸侯。
越石父有才德，却在囚禁当中。晏子外出，碰到了他，就解下左边驾车的马把他赎了出来，并让他一同坐车回去。晏子没有向他辞别就走了，进了内室，很久还没出来，于是越石父请求断绝交往。晏子非常地吃惊，整理衣冠道歉说：“虽然我没有仁德，但是帮你摆脱了困境，为什么这么快你就要求与我断交呢？”石父说：“话不能这样说，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他的人那里受到委屈，而在了解他的人那里得以伸展。我身处囹固，是那些人不了解我。先生既然有所感悟而赎了我，就算是了解我的人，了解我而对我无礼，还不如处在囚禁之中。”于是晏子请他进府待为上宾。
晏子做齐国的宰相，一次乘车外出，车夫的妻子从门缝中偷看她的丈夫。她丈夫替宰相驾车，坐在宽大的伞盖下面，用鞭子赶着四匹马，神气十足，非常得意。后来车夫回到家里，他的妻子请求离去。丈夫问她什么原因，妻子说：“晏子身高不到六尺，却身为齐国宰相，名扬诸侯，刚才我看见他外出，思虑沉着深远，常有自居人下的态度。如今你身长八尺，不过替人当车夫，可是却自以为满足，我因此要求离去。”此后她的丈夫就谦虚谨慎起来。晏子感到诧异，就问他，车夫如实地回答，晏子举荐他作了大夫。
太史公说：我读管仲的《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还有《晏子春秋》，其中的言论很详细。看见他们著的书以后，还想看看他们的事迹，所以编写了他们的传记。至于他们的著作，世上已有很多了，因此不再讲述，只讲他们的轶事。管仲是世人所说的贤臣，可是孔子瞧不起他。难道是因为周王室国运衰微，齐桓公既然贤明。而管仲不勉励他实行王道，却帮助他称霸吗？古话说：“发扬君主的美德，匡正君王的过错，所以君臣能互相亲近。”难道这是讲的管仲吗？晏子伏在庄公的尸体上痛哭，尽了臣子的礼节之后才离去，这难道是“见义不为，没有勇气”的人吗？至于他的直言进谏，敢于冒犯君主威严，这就是所谓“在朝想着尽忠，退朝想着补正朝政缺失”的人啊！假使晏子还活着，我即使为他执鞭赶车。也很欣然向往的呀。
相信自己是最优秀的
几年前，有位女学员曾遇到一件令她非常忧虑的事。她的先生是位成功的律师，有野心，做事积极，当然也相当自负与独裁。这对夫妇的社交圈子当然是以先生的朋友为主，也都是相同类型的人——都以名望和外在成就来衡量人生的价值。这位太太个性安静、谦逊，这样的生活环境，常常使她觉得自己十分渺小，她不敢同他们正常交往，因而不能把自己的长处表现出来，她所具有的优秀品质连同她自己被人忽略、藐视，因此她越来越没有自信心，为自己不能达到别人的期望而痛苦不堪——她开始不喜欢自己，进而影响到她的正常生活。
这位太太的问题不是不能适应环境，而是不能适应自己。她不能愉快地接受自己的本来面目，而期望能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一个有名望和外在成就的人。
她需要明白的是：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的作用，可以在生活中表现出来。这种作用必须通过自己的个性表现出来，而不是模仿他人。明白了这点，她才会对自己产生信心。
让她自我认同的第一步，是不再用别人的标准来评判自己，而必须建立起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念，以此作为她的生活依据。她还必须学习如何与自己相处，不要常常批判自己。
我当时问她：“你先生爱你吗？”
她非常自豪地说：“非常爱！”
我又转向班上的其他学生：“请诸位说出这位小姐的优点？”
于是她的同学们便七嘴八舌地说起来，这个说“她很漂亮！”那个说“她很有气质！”“她很有学问！”还有一位调皮的男孩竟然说“可惜她已结婚了，但愿我能娶到这么好的女孩。”
那位太太“羞”地满脸通红，但可以看得出来，她非常快乐。
后来，她告诉我，在她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后，她“不卑不亢”的与丈夫的朋友相处，他们也尊重她，现在，她很快乐。
史迈德·布兰敦教授在一本书中写道：“适当程度的‘自爱’对每一个正常人来说是健康的表现。为了从事工作或达到某个目标，适度关心自己是绝对必要的。”
布兰敦教授讲得对。
要想活得健康、成熟，“喜欢你自己”是必要条件之一。这表示“充满私欲”的自我满足吗？不是。这应该是意味着“自我接受”——一种清醒的、实际的接受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伴以自重和人性的尊严行为。
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著作《动机与个性》中也曾提到“自我接受”。他这样写道：“心理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是：人需要主动的、无拘无束的、自然的自我接受和满足。”
成熟的人不会在晚上躺在床上比较自己和别人的不同地方——不会担忧自己不像罗斯福总统那样自信，或是像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那样积极进取。他有时可能会批评自己的表现，或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和低效率，但他知道自己的目标和动机是正确的，他愿意继续克服自己的弱点，而不是自怨自艾。
成熟的人会适度地忍耐自己，正如适度地忍耐别人一样。他不会因为自己的一些弱点而感到活得很痛苦。
喜欢自己，是否会像喜欢别人一样重要呢？我们可以这么说：憎恨每件事或每个人的人，只是显示出他们的沮丧和自我厌恶。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亚瑟·贾西教授，坚信教育应该帮助儿童及成人了解自己，并培养出健康的自我接受态度。他在其著作《面对自我的教师》中指出：教师的生活和工作充满了辛劳、满足、希望和心痛，因此，“自我接受”对每一位教师来说，是同等重要。
今天，美国医院里的病床半数以上是被情绪或精神出了问题的人所占据。据报道，这些病人都不喜欢自己，都不能与“自己”和睦相处。
在此，我并不想分析导致这种情况的各种原因。我只是认为，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我们往往以物质上的成就来衡量人的价值。再加上对名望的追求、工作的枯燥乏味，处处都使我们的灵魂容易“得病”。我还坚信，由于普遍缺乏一种有效的、持续的宗教信仰，更是人们精神迷乱的重要因素。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怀特，在其发人深省的著作《进步中的生命》中指出，现今有一种观念极为流行，那就是：“人们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周围环境的各种压力。”
怀特博士继续指出，这个观念是基于一种理想，也就是认为，“人能毫无问题地适应各种狭窄的生活方式、单调的例行公事、强制性规定和完成本职工作的种种压力等等。但人们采取的行动是否成功，还须看其是否具有拒绝、帮助人或是改进自己角色的能力；并且能创造出积极的力量——换句话说就是，人在其成长过程当中，需要具有创造性的方法和态度。”我十分同意怀特博士的说法。我们很少人有勇气独树一帜，或很清楚自己究竟拥护什么主张。我们的行为通常受社会或经济群体的影响，如衣、食、行或思考的方式，大概都与邻居差不多。假如周围环境与我们的个性格格不入，我们会变得神经质或不快乐，会感到失落和迷惑——会不喜欢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