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初期小说创作对于人格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野蔷薇《蚀》三部曲和，虹对于女性的人格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茅盾说，《幻灭》中“那三个女主角绝对不是三个人而是许多人一就是三种典型”，“《幻灭》《动摇》《追求》这三篇中的女子虽然很多，我所着力描写的却只有二型：静女士方太太，属于同型，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属于同一类型。静女士和方太太自然能得一般人的同情一或许有人要骂她们不彻底，慧女士、孙舞阳和章秋柳，也不是革命的女子，然而也不是浅薄的浪漫的女子。如果读者并不觉得她们可爱可同情，那便是作者描写的失败”。①茅盾在这里显然还不是以政治的、伦理道德的标准去评价他的人物形象的意义，而是对人物所具有的人格特质进行分析。茅盾更多的是对孙舞阳型的女士进行肯定和赞赏，并且把前一类型用来与之做对比。在茅盾看来，尽管孙舞阳们有许多不足，甚至在道德行为方面有让人难以接受和产生同情的方面，但是，从人的历史发展从人的个性解放的角度来说，她们的人格结构中出现了某些充满希望的新因素，她们具有新时代女性的本质特征，因此她们比静女士和方太太更值得肯定。这种对于人格剖析的意识，在短篇小说集《野蔷薇》中就有表现。他在《写在野蔷薇的前雨》一文中，针对有人认为《诗与散文》太肉感，或者以为是单纯的性欲）近乎诱惑时，他辩白道：“如果《创造》描写的主点是想说明受过新思潮冲击的娴娴不能被拉回来徘徊于中庸之道，那么，《诗与散文》中的桂奶奶在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之后，也应该是鄙弃贞静了。和娴娴一样，桂奶奶也是个刚毅的女性，只要环境转变，这样的女子是能够革命的。”这就很清楚地表明了茅盾是对于某种类型的人格进行分析，而不是进行政治和伦理的评价。爱情或性的描写是从一个特殊的隐秘的方面揭示人格的深层特点。
巴金争议很大的“爱情三部曲”，以雾、雨、电来象征三种不同的人格，实际也是对变动中的青年人格的一种检视，由此显露出作者自己的人格理想。巴金说：“这三部曲所写的只是性格，不是爱情。”“它不是普通的爱情小说，注重的乃是性格的描写。”“要主要的描写出几个典型，并且使这些典型普遍化。”其所以披着爱情的外衣，是因为在爱情上面下手，便于显露人物的真面目，便于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巴金在这里说的性格与茅盾当时的理解有相同之处，主要也不是进行道德伦理的评判，而是对人格进行分析，有着作者鲜明的人格态度和人格理想。《雾》中的周如水，性格柔弱模糊如“雾”；《雨》中的吴仁民，性格浮躁粗暴如“雨”；(电中的李佩珠)性格如“电光”闪烁“近乎健全”。作者在描写中对雾一样的性格给予否定对于雨一样的性格寄予希望，对于电一样的性格则予以充分肯定。这种评判标准就是看其是否具有强劲的人格力量和反叛精神。巴金所肯定的人格指向与茅盾大体上是一致的。这种人格倾向性，在后来曹禺的几部话剧中得到了继续和深化。雷尔中的繁漪、《原野》中的金子都是带有乖戾野性的女性，有着被传统道德视为大逆不道的越轨举动，但是，作者却对她们给予热烈的赞颂和同情，对于她们的悲剧主要不是从个人品行道德方面找原因，而是从客观方面找原因。曹禺的同情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如同鲁迅对于狂人、魏连殳，茅盾对于孙舞阳、桂奶奶，巴金对于吴仁民、高觉慧的肯定一样，是肯定他们人格中所具有的那种狂狷、野性和困兽犹斗的精神。这种人格特征是他们当时所能意识到的理想的民族精神，是与传统人格迥然不同的。这类人格多带有个性主义的特点，但是却不是用个性主义可以概括的。
如果说，上述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多带有理想人格的特点的话，那么，另外一些作品则是对于传统人格的批判。鲁迅之后，叶绍钧、王鲁彦、张天翼、老舍、萧红、张爱玲等人的作品，都程度不同地对于“老中国的儿女”的性格作了揭示，其中老舍的贡献是突出的。
这些现象说明，中国新文学中，对于人格的批判和再造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潜隐系统，是我们把握文学价值意蕴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下面对人格再造系统予以大体描述。
(一）“老中国的儿女”灵魂的揭示
“老中国的儿女”是茅盾在20年代对鲁迅小说《呐喊》中所塑造的人物特征的一种概括。茅盾解释说，“老中国”，并不含有“已经”过去的意思，照理说是应该被留剩在后面而成为“过去的”了，可是“理”在中国很难讲，所以《呐喊》和彷徵中的“老中国的儿女”，我们在今日依然随时随处可以遇见，并且以后还会常常遇见。这些“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上，“负着几千年的传统重担子，他们的面目是可憎的，他们的生活是可以诅咒的，然而你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存在，并且不①茅盾：，鲁迅能不凛凛地反省自己的灵魂究竟已否完全脱卸了几千年传统的重担。”
揭示“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是20世纪中国文学历久不衰的课题，显示着文学对于传统人格的不断剖示的过程。开先河并同时达到高峰者是鲁迅的《呐喊》《彷徵，继之有叶绍钧对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灰色人生的描写，乡土作家对于农民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揭示，张天翼对市民意识和畸形人格的讽刺，而老舍对城市生活和市民性格的杰出表现，把“老中国儿女”“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剖析推向又一个高峰。另外，萧红、张爱玲、钱钟书等的创作，也都有对这类主题的揭示或触及。
“老中国的儿女”们，或者有着醉生梦死的灰色人生，或者是“心脏麻木的然而又张皇敏感的怯弱者”，或圆滑到连自己都没有，或“在物质生活的鞭迫下，被命生定的一句格言所卖，单独地艰苦地挣扎着。”①他们的人生充满着“几乎无事的悲剧”。他们的人格受到物质和精神双重的挤压。懦弱、柔顺、驯服、退让、保守、无进取心、自私自卑、麻木、冷漠等等，成为他们人格的主要方面，由此构成国民整体的劣根性和愚弱精神。
揭示“老中国的儿女”精神状态，画出国人的魂灵，通过再造新的人格从而重铸民族精神，是中国新文学最具价值意义的方面。这种批判，一直延续到21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中。比如，新近出版的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中，我以为就浸透了作家的价值批判，只是把这种批判以反讽和夸张的形式客观地表现出来，似乎是一种无奈，但实质上是真正的清醒。在中国一个叫刘镇的地方，一个在十四岁偷看女人屁股而身败名裂的李光头成了超级巨富，成了时代英雄和成功人士，一个破罐破摔、将耻辱做资本的人成了令人羡慕的人物；一个温文尔雅、曾经的好青年宋钢，在患难与共的兄弟与自己妻子寻欢作乐之时自杀；一个美丽矜持的女人林红最后倒在了侮辱过自己、深恶痛绝的男人的怀抱……李光头用各种能想到的“传统”和“反传统”方法，费尽心机追求林红都无法奏效后，却由于强大的金钱势力轻易俘获了林红。一切都不可思议，一切又都是现实，都可以理解，一切如梦似幻，一切都真真切切。没有什么法则让你遵循，只有既成事实让你目瞪口呆。余华所作的艺术描写，高度概括，极度深刻，喜剧中蕴涵悲剧因素。在这里，我总无法排除把李光头与阿Q联系起来的念头，已经“大团圆”的阿Q精神在李光头身上得到复活与变异。刘镇仿佛就是发达了的未庄、鲁镇，在那里，我们能看到众多的换了新面孔的“老中国的儿女”。
(二)时代激流中“新人”品格的追踪
20世纪毕竟是中国历史走向现代化的时代！是不断造就出“新人”的时代。描写“新人”进而追踪“新人”的人格特征，是这个时代文学另一个重要的课题。所谓“新人”是一个含有具体历史性的概念！一般来说指具有先进意识和人格追求的先觉者，他们总是在对自我、对世界的认识上高于同时代人。辛亥革命前后文学中还没有明确的“新人”的出现，也少有对于“新人”的超前的探索。它的“新人”形象是在此后以反顾的视觉得到表现的。“五四”时期的“新人”多带有理想的色彩或一定意义上的“超人”精神。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富于反抗、具有创造精神，以与传统道德意识决裂的姿态出现，等等，构成这一时期“新人”形象的特点。“新人”的出现，是新型人格的出现。当时的一些优秀作品还揭示了由传统人格向新的人格转换过程中的精神历程和曲折，如鲁迅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淦女士和卢隐的小说。20年代中后期，“新人”具有和社会运动结合的特征，人格置于历史潮流中去考验。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时代新人，在时代潮流面前，其人格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诸如坚强、勇敢、高尚、智慧或软弱、动摇、卑下等)，而与一定的道德态度、意志目的、人生目标等具体结合了起来。他们的不同的道路的选择和人生历程，有着人格方面的原因，有着作者的人格评判。只是多年来，人们对这个时期“新人”的研究过分地注意了其与历史潮流的关系，而多少忽视了他们作为中国文学人格再造系统的一环的意义。对“新人”的追踪一直持续到40年代以至更远。只是在后来“新人”的品格转向新的时代的主人即工农兵身上。
(三)精神重负下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问
在知识分子的人格结构中，最充分地体现着历史潮流动荡所镌刻的先觉者的心灵印迹，同时也最深刻地显示着中国传统人格深隐层次的积淀。在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和表现中，其中最具魅力的，是少数“残酷的天才”对精神重负下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问。鲁迅、郁达夫、丁玲、巴金、沈从文、钱钟书、路翎等在这方面都达到相当的水平，或者说各有千秋，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值得研究的形象中大半与此相关。
对于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问可以说是现代文学反复探索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的出现，乃是因为知识分子作为先觉者，在他们身上有更多的精神方面的意义可以发掘，较能体现人性深层的底蕴与时代潮流碰撞产生的波澜，较易追踪和剖析新的人格出现后的变化轨迹。而且，知识分子是精神的重负者，他们有比常人更多的思想，也就有更多的精神负担，他们的灵魂也就备受煎熬，通过他们剖示于人的东西也就加倍的多，鲁迅和郁达夫对灵魂的拷问，都带有自剖的特点，而鲁迅融进的更多的是哲理性的思索和终极性的追问，郁达夫则是深入潜意识的情感性的体验。在“拷问”的方法上，鲁迅是深入肌理的解剖，郁达夫则是大胆的自我暴露。在这两方面，都对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影响。而丁玲笔下的莎菲、巴金笔下的高觉新、沈从文笔下的“八骏”、钱钟书笔下的众文人、路翎笔下的蒋纯祖等，其灵魂都被“残酷”地拷问。在作者客观的冷静的叙述中，或许多少都流露出自剖的特点。
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问，批判锋芒最终不是指向知识分子本身，而是追寻造成精神悲剧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较少从人性或“原罪”的角度进行开掘。就是说，在这个领域内，同样表现着中国现代文学重认识价值和社会批判功能的特点。
(四）传统平民理想人格的欣赏
传统平民理想人格的表现，主要在张恨水和大量的现代通俗小说中得到继续。张恨水的章回小说渗透着平民的意识和理想，作品中的人物有着界限分明的伦理道德的评判，作者所肯定的人物是传统意义上的理想人格。《啼笑姻缘》《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等代表作品中，好与坏、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下的对立就是人格的对立。他的作品拥有大量市民阶层的读者，原因之一就是这类作品能以故事冲突的鲜明和情节的曲折细腻来满足读者消遣的需要，满足对于社会不满的发泄的需要。他的故事的模式化和人物的定向化，也在于他的人格的模式化和定型化。
(五)审父意识与否定人格的塑造
现代文学中的审父意识是与反封建的时代特点一致的，“父亲”是家族的代表，也是封建统治的象征。现代文学否定性人格的剖析多从父亲（老爷）身上开刀。四铭《肥皂》、鲁四《祝福》、高老太爷《家》、吴老太爷《子夜》、蒋老太爷《财主底儿女们》、周朴园《雷雨》等受到批判和否定的形象！多是以封建主义的代表出现的，个人的道德品行也被看成是封建当权者必然的普遍的行为。于是个体人格的批判就具有社会制度和道德伦理批判的意义。
此外，儒、道、释文化中的传统理想人格精神，在现代文学中也有一定的继承和演变。周作人、林语堂对于道家哲学和思想意识的欣赏，“革命文学”对于儒家理想人格精神的变易，苏曼殊、许地山对于佛教道义的阐述和艺术表现（如《缀网劳蛛》《商人妇》等)，都与人格问题相关。还有对历史转折期“边际”人格的审视、现实挤压下的人格变形的描写和理想人格追求中的痛苦体验的表现等，都是现代人格再造的内容，这里不再一一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