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人性的解放包含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解放并为其争得地位。在“五四”时期较为集中的婚姻爱情小说中，文学对人的非理性因素作为一种被压抑的人性得到肯定和张扬，许多作品把人的合理正常的生存要求、甚至生理欲望作为人性觉醒的一种体现，把它与反对封建压迫和束缚联系起来。这在创造社的诗歌和“身边小说”中乃至鲁迅等的创作中都有反应。如果说郭沫若的《女神》没有正面表现人的非理性因素却借助于非理性的思维方式高扬了人性解放的时代精神的话，那么，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就有着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特别是人的欲望的直接剖示，有着人性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中的跌宕摇曳如果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以“狂人”的非理性的精神状态成功地表达了作者理性的思考的话，那么创造社的“身边小说”就是在对自我的感觉、体验的诉说和愤懑情绪的发泄中渗透着一种非理性意识。“五四”之后几十年，陆续出现的受现代主义影响的文学现象，程度不同地都与对人非理性因素的探讨和表现相联系，如精神分析派、新感觉派、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等。中国现代文学中这种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表现，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一条奇异的风景线，中国现代那些突破传统思想束缚，向封建理性和禁忌冲击，具有惊世骇俗效果的作品多半与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表现有关系。与此相映成趣，中国现代另外一些有特色的作家，主要并不以西方哲学中非理性主义为依据或对其进行图解，而是以自己的文化意识、文化背景和人性观念，着眼于对人性的哲理思考，将人的非理性的探讨推向前进，他们重视人的自然生命状态，表现人的感受体验，肯定未经现代物质文明浸染的原始人性等等。
就大多数作家的作品来说，他们表现了人的非理性却没有走向非理性主义，是因为他们把这些非理性因素作为正常人性来表现，在当时或自然、或生硬地与反封建和人性解放程度不同地联系起来，体现着作者对文学终极价值的追求取向着眼于积极的社会作用。这或许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对于人性的“纯思”表现的特点。到了80年代，中国随着“人的重新发现”，人本意识再次成为最重要的文学思潮，或者说其背后有着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作用。这种对人的新的认识，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肯定，最初是源于思想观念的变化，尔后对它的真正的肯定并把它推向一个重要的位置，则是中国社会历史的转型及其引起的整个社会意识的变化，它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生活内容的变化和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再度传播，非理性的思潮逐渐占了重要的地位，非理性因素在中国文学中得到真正的重新崛起，也许可以把源头追溯到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作品的引起反响和争议，张贤亮这些作品在表现人的理性受到压抑、畸变扭曲之时，人的非理性的方面仍在曲折然而顽强地表现，它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的本能、人的生命力的自然合理地显示。他的作品中对人的性意识的揭示，对人的饥饿状态的描写及其引起的心理活动的刻画，堪称对人的非理性描写的极致。虽然，作者细腻地铺张地对性意识的描写和对性心理同样深入的揭示，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争议，但是，作者当时基本是以一种理性精神正面表现了人的非理性因素，在这一点上是适度的。
这个特点反映的不仅是一个道德准则问题，而是透出了作家重新思考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关系的一些信息，也是当时人们对人性中的非理性因素的理解和认识所达到的程度的标志。这之后，陆续出现了许多有实力的作家向这一方向靠近的趋势，如王安忆、刘恒、莫言、铁凝、苏童等等，他们的作品不能说是主要对人的非理性的因素的表现，但是，非理性因素却成为他们特别重视的一个极重要方面，或者说在对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冲突的表现中，把人的非理性的受压抑和复苏与人性的探讨结合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的一些极端的作品，则有把人的非理性因素、人的生物本能提高到人的本体地位之嫌。与之不同，另外一些作家，如先锋小说作者，则不仅有着较明确的哲学理念的支配，以之对人性进行探讨，或者表现人的非理性，而且，他们的表现方式带有明显的“非理性”的倾向。这种文学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新时期文学意蕴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表征。把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非理性主义精神“发扬光大”、并与世界“接轨”的是张艺谋导演的、由文学作品改编的一批电影，如他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等等。他用将文学作品改变成电影的方式把中国文艺中的非理性倾向推向一个高度。张艺谋的成功，就作品的意蕴方面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得力于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张扬，或者是在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中突出人的非理性的方面。张的电影在选择角度上和艺术处理上，看重的都是人性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冲突以及这种冲突中非理性因素对于事件、情节或人性深度发掘的推进所具有的功能，或者是人性中的非理性的膨胀所导致的不同的结局。
换句话说，他揭示人性的深度是以非理性为其主要向度的，他因对人性的拷问而使观众心灵震颤的奥秘在于他敢于触及禁忌、表现越轨行为，并把它们解释为一种勇敢地对假恶丑的反叛，一种人性的解放，一种能够激起某种同情然而又带刺激性的义举，如《红高粱)《菊豆》。他的电影具有相当多的观众，因为他对非理性方面的大胆的展示，能给人一种只有借助于特定的艺术形式而不能在现实中获得的解脱感；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作品中人物的非理性展露与接受者的非理性的放纵有着对应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说，影响很大、而且争议很大的王朔的小说，似乎也需要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王朔得力于对变动着的人的心理的及时把握，对社会转型期文学功能的一种敏感，对人的心态和社会心理的及时适应。他比别人更直观地意识到，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主流文化、不同于“精英”文化的世俗文化，在中国有着现实的基础和深厚的传统，它代表着为数不少的人的心态和精神需要。基于这种敏感，王朔的创作起初以玩世不恭略带反抗情绪的意识对于“主流”文化进行冲击，此后则有了强大的经济结构的变动和社会意识形态作为现实基础和深层动因而形成迅猛的发展势头。王朔及时揣摩和把握的心理就是这种文化背景下市民的世俗心态，或者说是社会普遍心理的市民化、世俗化倾向。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一种普遍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对人的非理性的张扬，就是非理性地去看待社会和体验、享受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朔的创作确可称为一种文化“现象”。
问题也许不在于王朔作品中的这些人有无“真实性”，而在于作者对于这些人物的态度；不在于它们是不是中国现实的“人生”状态对人性的表现，而在于作者欣赏的是怎样的人生态度和张扬人性中的什么？这里既涉及人生价值观，同样也涉及文学价值观。如果认为中国现在与十几年、二三十年前甚至更早的社会结构、文化意识、人生状态、心理需求一样，仍然是理性对人性的束缚而不是非理性的放纵，是道德的桎梏而不是道德的淡化，是缺少“宽容”而不是容忍罪恶，那么“逃避崇高”、游戏人生就真的具有某种反传统、反封建、反精神控制的积极意义。然而，现实似乎并不是这样，历史转型期的文化精神中，既存在着因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带来的文明进步，同时也带来物欲横流，人性中“恶”的膨胀，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现象。而作为精神活动的文学，正是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发挥自己的独立意识和作用，一方面需要对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人性的解放和人的发展进行肯定和表现，另一方面对于历史进程中的并不利于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精神现象进行批判、鞭挞。据哲学研究者说：“道德状况的恶化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之间无疑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人的命运的不确定性，使得永生观念必然被及时行乐的世纪末情绪所取代。而丧失永生的思想，就意味着文化的衰败和死亡。同样，市场经济也妨碍着人的积极自由。市场经济的交换行为，使人们必然按照外在尺度来塑造自己。
上帝已死也使得神的存在成为不可能。世俗化倾向给我们这个时代造就了大批没有任何信仰的人。”而一些文学作品却不无欣赏地把这样的人所体现的人生精神当作时代的精神，为这样的人生争得“话语权利”。关于人本主义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似乎也不能回避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人文精神的讨论，以笔者浅见，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一种“人文”精神的存在，而在于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精神，“精神的侏儒化和动物化”与“人文精神的枯萎，终极关怀的泯灭”是互为表里、有着因果关系的，它的实质就是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失衡，是极端理性化后的极端非理性化，是人的理性的“侏儒化”与动物性的放纵。我以为，人文精神的提倡就是提倡一种具有新的含义的理性精神，就是对人的存在意义、人的价值的重新思考估价，包含着对现实中的无是非观和相对主义的反抗，对躲避崇高的心态的反抗，它反映了对人的无价值感、无意义感的焦虑；同时它含有以形而上的哲理思考对抗以非理性为特征的世俗意识和“科学真理论”的意义。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20世纪中国人本主义思潮中理性与非理性冲突、失衡的又一次突出。它的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个问题探讨的深入，或许正需要在关于人的理性与非理性问题上有新的共识。可以看出，中国现代作家对于西方非理性主义，与中国当代某些作家对西方非理性主义的态度是不同的，前者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对其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而后者则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心理的作用下，采取了放纵和欣赏的态度，后者还得力于世俗精神的盛行和享乐主义的精神需要，当前的非理性演化为非理性主义倾向，是因为时代不同了。这是一个历史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是一个社会结构转型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基础发生巨大变化因而引起意识形态相应剧变的时代；这又是一个刺激人的欲望的时代，是一个文明与愚昧冲突、禁忌与越轨较量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受到挑战的时代，是一个容易丧失理性而放纵非理性的时代。这种背景容易为人的非理性因素的膨胀提供机会。而且这似乎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中国的巨大变革还在继续，非理性的因素仍然有着重要的表现机会。这种情景下文学对人的非理性所采取的态度及其效果，它的利弊得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