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争则得名，名高为上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自古以来，类似这样对美名赞许的句子就不绝于耳，马斯洛的心理学认为对名声的追求，是人类衣食满足后的基本需求。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也不例外，封建知识分子对于名的追求是他们奋斗、学习的重要动力，“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司马迁在 枟报任安书枠 中写道“立名者，行之极也”，他忍辱负重也要写完 枟史记枠 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应该说立名是缠绕在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心头上一个难以割舍的情结。许多读书人希望学而优则仕，进而加官封爵，能够在朝廷上，“昂首伸眉，论列是非”， 讽君上谏，力陈己见、名垂后世。历史上如曹刿论战、宫子奇谏假道、苏秦以连横说秦、范雎说秦王、晁错的 枟论贵粟疏枠、司马相如的上书谏猎，这些著名的廷对奏疏已经成为了留芳千古的名篇，传为佳话。司马光 枟谏院题名记枠 一文也曾经说过作为谏官的尽职与否，其忠奸之名会刻在石头上留有后人评说。这一切无不激励着封建士大夫们的拳拳忠心。所以只要皇帝能够听取臣子的意见，大臣们是乐于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才智都花在上疏言事这件神圣无比的事情上的。明初建国后朱元璋的残酷专制，朱棣的刚愎自用，使得有一阶段，大臣们只能是唯唯诺诺，唯君命是从，从明代中期起，随着君臣关系的缓和，封建士大夫上书言事的风气就逐渐形成了。到了正德时期，朝臣与刘瑾八党斗争，冒死上谏，刘瑾被诛杀后，大臣们又与江彬抗衡，力阻武宗南巡，到了嘉靖时，又有大礼议的君臣之争，这是三次比较集中的君臣对抗，表现了当时明朝大臣们忠于朝廷、不畏强权的品质。谢国桢在 枟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枠 一书中对明代官制总结得十分简明扼要：“明代的官制：（一）行政机关，内阁仅备顾问，责任六部，共任天下的事。（二）监察机关，御史大夫是监督政府的机关，六科给事中是监察六部的机关。（三）铨叙的机关，大臣是会推，小臣是考察，吏部的考察是进退官吏的惟一机会。”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相互制约、很完备的一个制度，然而到了明代中叶，内阁的权就变得很大，六部完全听命于内阁，铨叙的使命也就不能做到公平。御史大夫监察的机关不能不出来弹劾政府，这样一来言官监督的责任就变得很重要了，言官成了制约监督政府的重要力量，嘉靖后期至万历初期，执政的一些内阁大臣进一步拥权自重，并控制了言路，言路成了内阁大臣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张居正死后，被压制了很久的言路产生了强烈的反弹，大臣们积蓄已久的上疏报国的热情重新迸发。恰好此时皇帝也正想用言路的力量来平衡执政权臣的势力，对言路的态度相对宽松一些。这时以前因上疏直谏而受罚的官员又陆续被平反任用，而且都获得了直言敢谏的美名，受到了人们尊敬，在这种情况下，后起的大臣们直言敢谏的勇气一天强似一天，只是比起上述三次的君臣对抗，多了几分追名逐利的刻意，少了几分真心报国的忠诚，这从他们所争论的事情和争论的方式上就可以略见一斑。此时，晚明士人中以争得名，名高为上的习气已经蔚然成风了。
二、为争而争，意气用事
平心而论，自张居正以后，万历朝的阁臣大多平庸之人，且缺乏主见，政治能力低下，有些言官的意见也不无道理，但是关键在于言官的出发点和态度，已经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了，他们不从国家、朝廷大局出发，而是注重个人恩怨，出于个人喜恶，意气用事，刻薄、狭隘、以争为乐，攻击一点，不及其余，这样一来不仅对国事无补，而且使朝廷形成了党争的风气。一时间官无高低，事无大小，无人不争，无事不吵，不仅妨碍了正常的朝廷政事，而且受其影响，士风日下，人心不古。皇帝怠政不朝，已经令百官无所适从，再加上言官们不依不饶地步步进逼，执政大臣们根本无心治理国家，只顾对言官们反唇相讥，因此言路和内阁势不两立。发展到后来更是结党营私，勾心斗角，为争高下，终日聒噪。如果说嘉靖时代和万历前期的官员纷争还有为朝政着想、尽忠直谏的成分，那么张居正倒台后，朝廷官员们的纷争已经逐渐演变为从个人私利出发的权力之争、排除异己的意气之争。那些在倒张运动中名声鹊起的官员们，尝到了争论带来的好处，十分迷恋空谈和争论，一味强词夺理，吹毛求疵，再加上“世间已无张居正”，后来的首辅之臣一个比一个软弱，所以一时间，众官员都热衷于强调自己的主张，抬高自己，打击他人，明显带有出于个人恩怨，诋毁对方的色彩。
比如丁此吕揭发科场案一事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例，丁此吕在倒张运动中表现积极，接着又把矛头指向首辅申时行，而且攻击高启愚所出试题含有拥戴张居正称帝之意，想通过搞垮高启愚来推倒申时行，但这种说法很难使人信服，明显有排除异己，不择手段的意味。对此，次辅许国在奏疏中指责道：“昔之专恣在权贵，今乃在下僚；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之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私，此风不可长。” 对言官这种冠冕堂皇，欺世盗名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接下来，李植、江东之、羊可立等人以大峪山万历帝的寿宫没有选好一事弹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徐学谟和申时行是儿女亲家的关系，这件工程又是申时行支持的，显然，矛头所向仍是申时行。他们三人想推举他们的恩人和老师王锡爵取代申时行，然而他们的计划既遭到了王锡爵的拒绝，也被皇帝看破，把他们三人贬官外调，虽然这场闹剧告一段落，言路与内阁之间关系却由此一天比一天紧张。
随着言路的不断强盛，内阁首辅表现的逐渐软弱，言官们的言论也越来越肆无忌惮，张居正、申时行、王锡爵在时，言官还稍有顾忌，等到了年老懦弱的赵志皋为首辅时，他一上任就屡遭弹劾，令他应接不暇。“张居正柄国，权震主。申时行继之，势犹盛。王锡爵性刚负气，人亦畏之。志皋为首辅，年七十余，耄矣，柔而懦，为朝士所轻，诟谇四起。其始为首辅也，值西华门灾，御史赵文炳论之。无何，南京御史柳佐、给事中章守诚言，吏部郎顾宪成等空司而逐志皋，实激帝怒。已而给事中张涛、杨洵，御史冀体、况上进，南京评事龙起雷相继披诋。而巡按御史吴崇礼劾其子两淮运副凤威，凤威坐停俸。未几，工部郎中岳元声极言志皋宜放，给事中刘道亨诋尤力。志皋愤言：‘同一阁臣也，往日势重而权有所归，则相率附之以媒进。今日势轻而权有所分，则相率击之以博名。’” 发展到后来，言官们语出无忌，肆意评论臧否，责人苛刻，言辞激烈，致使内阁成为是非之地，首辅频繁更迭，无人能在内阁常驻，内阁中形单影只的朱赓仍然遭到言路的猛烈抨击，他的后任李廷机、方从哲也都屡遭弹劾，而且这些言官，责人以严，危言耸听，动辄构陷十大罪、三可杀之类的骇人听闻的罪名 ，使得朝廷久无宁日，陷入了混乱。
三、勇于犯上，以身沽名
万历时期，不仅大臣们之间相互肆意攻击，而且对皇帝的指责也变得比前代更加直白尖刻，这固然是因为怠于政事的万历皇帝，自身缺点太多，而招致臣子的冒死直谏，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党争风气使得大臣们对于与皇帝的论争格外感到兴趣。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来与皇帝争执，从而获得直谏之名。明朝从大礼仪之争到海瑞留下棺材冒死直谏，就曾留下了好的名声，在晚明万历时期，这种行为愈来愈多，但是其性质却不及前代人如沈炼、杨继盛为民请命的高尚。而是对皇帝过分进行干预，出语不逊，不乏诋毁嘲讽之词，似乎有意激怒皇帝，表现出大臣们一种自虐求名的心理，比较典型的有雒于仁、马经纶等人。
万历帝虽然不是一个勤于政事、宵衣旰食的明君圣主，但和夏桀商纣一类的暴君相比，还并非那么昏庸暴戾，在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的酒、色、财、气四箴疏中把万历帝与夏桀、商纣、周幽王相提并论。把万历帝宠爱的郑贵妃比作夏桀时的妹喜、商纣时的妲己、周幽王时的褒姒，难怪万历帝看到此疏后会震怒。雒于仁的奏疏曰：“臣备官岁余，仅朝见陛下者三。此外惟闻圣体违和，一切传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讲筵久辍。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陛下八珍在御，觞酌是耽，卜昼不足，继以长夜。此其病在嗜酒也。宠‘十俊’以启幸门，溺郑妃，靡言不听。忠谋摈斥，储位久虚。此其病在恋色也。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今日榜宫女，明日抶中官，罪状未明，立毙杖下。又宿怨藏怒于直臣，如范俊、姜应麟、孙如法辈，皆一诎不申，赐环无日。此其病在尚气也。四者之病，胶绕身心，岂药石所可治？今陛下春秋鼎盛，犹经年不朝，过此以往，更当何如？孟轲有取于法家拂士，今邹元标其人也。陛下弃而置之，臣有以得其故矣。元标入朝，必首言圣躬，次及左右。是以明知其贤，忌而弗用。独不思直臣不利于陛下，不便于左右，深有利于宗社哉！陛下之溺此四者，不曰操生杀之权，人畏之而不敢言，则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幽独之中，指视所集。且保禄全躯之士可以威权惧之，若怀忠守义者，即鼎锯何避焉！臣今敢以四箴献。若陛下肯用臣言，即立诛臣身，臣虽死犹生也。惟陛下垂察。
酒箴曰：耽彼麹蘖，昕夕不辍。心志内懵，威仪外缺。神禹疏狄，夏治兴隆。进药陛下，醲醑勿崇。色箴曰：艳彼妖姬，寝兴在侧。启宠纳侮，争妍误国。成汤不迩，享有遐寿。进药陛下，内嬖勿厚。财箴曰：竞彼镠鐐，锱铢必尽。公帑称盈，私家悬罄。武散鹿台，八百归心。隋炀剥利，天命难谌。进药陛下，货贿勿侵。气箴曰：逞彼忿怒，恣睢任情。法尚操切，政盩公平。虞舜温恭，和以致祥。秦皇暴戾，群怨孔彰。进药陛下，旧怨勿藏。”
雒于仁的奏疏明显有在党争环境下形成的危言耸听，言过其实，旁征博引，罗织罪名的文风，看到雒于仁的奏疏，“帝大怒，召时行等条分析之，将重谴。时行请毋下其章，而讽于仁自引去，于仁赖以免。” 万历帝称雒于仁此举是“肆口妄言”、“出位沽名”，这也是不无道理的说法。
另一名御史马经纶在上疏的言词尖锐程度上丝毫不逊于雒于仁，当万历帝指责言官没有尽职效力的时候，御史马经纶上疏辩解，在语气上对皇帝冷嘲热讽，看完马经纶的奏疏后，“帝大怒，亦贬三秩，出之外”。 马经纶的奏疏是这样写的：“陛下年来厌苦言官，动辄罪以渎扰，今忽变而以箝口罪之。夫以无言罪言官，言官何辞。臣窃观陛下所为罪言官者，犹浅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箝口不言者，有五大罪焉。陛下不郊天有年矣，曾不能援故典排闼以诤，是陷陛下之不敬天者。罪一。陛下不享祖有年矣，曾不能开至诚牵裾以诤，是陷陛下之不敬祖者。罪二。陛下辍朝不御，停讲不举，言官言之而不能卒复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勤政。罪三。陛下去邪不决，任贤不笃，言官言之而不能强得之，是陷陛下不能如祖宗之用人。罪四。陛下好货成癖，御不少恩，肘腋之间，丛怨蓄变，言官俱虑之，而卒不能批鳞谏止，是陷陛下甘弃初政，而弗犹克终。罪五。言官负此大罪，陛下肯奋然励精而以五罪罪之，岂不当哉！奈何责之箝口不言者，不于此而于彼也！” 在疏中，马经纶以认罪为名，处处指责万历帝，而且挖苦讽刺，咄咄逼人，缺乏与人为善的诚意，别说是给皇帝的奏章，即使是大臣之间彼此往来的信函也不应该用这种口气。然而在万历时期这样的奏疏是屡见不鲜的。万历帝深以读这样的奏疏为苦。万历帝对申时行说的一番话可以说明这一点，“他每小臣却这等放肆。近来只见议论纷纷，以正为邪，以邪为正。一本论的还未及览，又有一本辩的，使朕应接不暇。朕如今张灯后看字，不甚分明。如何能一一遍览？这等殊不成个朝纲！先生每为朕股肱，也要做个主张。” 相比之下，应该说万历帝在明朝的皇帝中，对言官谏臣的处分，是比较轻的，个中原因一是万历帝怠政带来的统治松弛，二是明朝后期皇帝尊严的降低。三是皇帝有时需要用言官来控制平衡权臣，故此多有纵容。晚明士风的变化使得当时的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混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