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妇女的地位＊
徐志摩著 傅光明译
毫无疑问，现代女权主义运动起源于玛丽？沃拉斯顿的《妇女权利的维护》，并受到 它的启发。
一、绪论
毫无疑问，现代女权主义运动起源于玛丽？沃拉斯顿的《妇女权利的维护》，并受到它 的启发。布瑞斯福德称该书是“我们进入富裕时代以来最引人注目的著作之一”①。沃拉斯 顿的独特在于她第一次从人性的观点探索社会和道德问题，而没有忽略性别。她第一个提出 反对向女人灌输“时刻想着做女人”的观念。她嘲笑外在的道德名誉总使女人“好像是这个 或那个”，因为她在社会上的整个地位还得取决于男人的看法。她提出，一个女人应成为她 自己，并能把握自己的生活。
法国大革命成功地激起民主浪潮，也唤醒了女人的觉悟，而且导致了一场旨在彻底解放 人类另一半的巨大运动。时隔不久，女权主义力量不断增强，女权主义学说日渐传播，用华 德教授的话说，就是“所有的社会力量都被带动起来，妇女能够独自支配的巨大的补充力量 获得自由，整个社会机器都和谐地操作起来”②。大约五十年前，妇女权利的倡导者赫伯特 ？斯宾塞还曾怀疑妇女超常限制要求的合法性③。
西方妇女已达到男女地位平等的理想，轮到她们的东方姊妹，现在表现出对这一理想的 渴望，并不为晚。最近游完日本和中国的杜威教授夫妇对我们说：“时至今日，无论西方还 是东方，妇女问题最引人注目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④ 同样，阿瑟？史密斯以深刻的眼 光和趣味写到，中国妇女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广泛和深远的变化，尤其是超越政府 组织的重要变化，是潜在和实际的――中国的妇女解放是人类社会历史的重大事件之一。” ⑤ 中国的妇女问题不只是社会、文化和理性的问题，还是经济和道德的问题。思考妇女问 题，要想到妇女占整个人口的一半，同另一半有紧密的联系，而且施加恒定无限的影响。了 解中国文明的优劣、落后与进步，明白它为适应新形势，眼下需要改良。评估变革和发展的 潜在原因，从不同侧面对妇女地位进行考察、研究才能细心、认真、不存偏见。家庭是中国 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中国道德准则和政府原则的具体化。
欧美人常通过文字、绘画描述、表现中国妇女所遭受的不幸和所处的悲惨境地。对那些 无暇探本求源的旅行家和装模作样为“受压迫者”呼吁的传教士来说，中国妇女悲惨命运的 主题，倒适合用炭笔画来表现。中国妇女总被描画成孤独无助的悲惨样子，步履维艰，充当 玩偶和丈夫的奴隶，得不到社会承认，受尽家庭束缚。这令我想起一本著名的字典，把大螯 虾界定为“行走迟缓的小红鱼”。然而，事实上，中国妇女不再是“行走迟缓的小红鱼”那 般绝望、凄惨。倘若说诚实的旅游者和狂热的传教士所描绘的细节是真实的，也只能是些例 外。
当他们把搜集到的社会材料加以巧妙利用并得出结论时，即使社会科学领域的权威人士 也难辨真伪。人类文化学家韦斯特？莫里克对中国妇女地位的论述，即便不使对中国多少有 点了解的读者恼怒，也够令人发笑的⑥。赫伯特？斯宾塞使用的都是不可靠的原始资料，特 别是在涉及中国的妇女地位时，当然易得出与事实相悖的结论。空间自然允许这些作家自以 为是的谬误存在。
从现实观点看，西方世界容易对中国的事物产生误解和错觉，但其中不是完全没有射出 一些新的光线。我的个人能力有限，中国的妇女问题还有待于适当的解答。
妇女问题不再拖延，实在是因为妇女自身开始寻求和要求解答问题的答案。早在1860年 ，就发生过一次有组织的反缠足运动。这次反邪恶的实践，第一次引起外国传教士的注意， 获得赞赏，并得到公众的关注。这一运动很快在中国知识阶层和一些政府官员中产生影响。 所谓“放脚会”继而成立。清王朝颁布法令提出改良。从此，妇女问题的势头、范围不断扩 大。我们今天可以听到，全国上下都在呼喊妇女解放、废除纳妾、婚姻自主、男女同校教育 、经济独立、社会自由、妇女选举权以及其他目前仍被否定的权利。妇女自办的杂志、报纸 已经出版，并得到同情她们的男性的支持，正引起普通大众的兴趣。去年秋天，妇女们开始 要求男女同校教育，不少学院、学校已在认真考虑它的可行性。我们正以极大的兴趣和热情 关注这一运动，我愿在以下内容里呈现妇女问题的不同面貌。
二、传统地位
为弄清中国妇女的传统地位，首先要抓住建立在中国人生活和思想上的两条基本原则， 因为与她们的西方姐妹不同，中国妇女是陈旧传统和束缚的产物。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深 知孔大圣人灌输的孝道，已经渗入到她们个人和社会生活的结构里。孝顺父母在中国人眼里 是最高尚和基本的美德。孔子指出人类关系的五大原则中，孝道是最至关重要的。对统治者 忠贞不二，妻子服从丈夫，兄弟互爱，人以诚为上只是同一原则的变种。孔子特别强调，一 个孝敬父母之人，不可能不忠于他的国君，不可能处理不好与旁人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不 同的例子来说明，正是这种原则造就了中国人的生活。著名的《孝经》里有个故事讲到一位 妇女用自己的乳汁喂养没牙的婆婆，还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儿子为逗母亲开心，故意把担在 肩上的水桶滑落到地上。
要搞懂中国妇女的地位，还得知晓另一原则，它是中国的概念或自然理论，在《易经》 中有绝好的阐释。按西方学者的观点，《易经》是“世界上最古怪、最神秘的文献之一”。 它强调宇宙由两种基本元素构成：阴、阳或称阴性元素和阳性元素。阳意味着力量、光明和 运动；阴意味着柔弱、黑暗和静止。阳指积极、刚性、果决的一切事物；阴指消极、柔性、 谦卑的一切事物。从宇宙的形成来看，阳为天，阴为地；太阳属阳，月亮属阴。具体到人类 ，男人为阳，女人为阴。因为这两种元素存在于所有的形式中，所以只有当每种元素都能保 持内部调理的时候，和谐、秩序才能保证。它们必须为宇宙的存在和人类的生存相互合作， 每一种元素显然都有自己履行的职能和遵守的规则，必须分清，不能混同。
对这两种基本原则有了清楚认识，才能更好地分析中国妇女的传统地位。许多西方作家 谈论中国时都说中国人不尊重妇女，没有比这更错和引人误入歧途的了。同希腊的退化和罗 马法律中对妇女的轻蔑形成对照，中国妇女获得了相当高的地位。从理论上讲，中国妇女与 男人绝对平等，中文里的“妻”即与丈夫“平等”之意。从孔教教义里，可以找到许多妇女 与男人地位平等的例子。孔子提到一种“拜亲”的礼节，并鼓励从百姓到帝王，各阶层都来 遵守。“拜亲”要求新郎为见到新娘，得亲自到她家拜访。这也是结婚前男方向女方下聘礼 。
在中国法律里，妇女同男人一样，完全得到不少，而且有时比男人更多的厚遇。我们好 奇地注意到，西方人为其妇女地位感到骄傲，可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女子婚后即降到次要 和依附的地位，法律不承认妇女支配财产的权利，丈夫可以阻止。而在中国，妇女对自己的 财产买卖、转让或为女儿置办嫁妆，可以随心所欲。
在中国的家庭里，母亲与父亲同等重要。尊敬、孝顺母亲不比父亲少。事实上，有人认 为孩子更应孝敬母亲，因为她忍受大多的艰辛，哺育孩子成人。在孩子未成年时性格形成、 教育监督方面，母亲比父亲费出更多的心血。而且，皇帝常向那些把孩子送上高官显位的母 亲授予殊荣。父母对儿子、女儿一样宠爱，我们常听到女孩子被唤做“千金”和“明珠”， 而男孩子只被唤做“狗子”。许多西方作家把妇女杀婴的罪恶视为妇女堕落的根源之一。这 纯属妇女经济上的考虑，对这一点，将在本文别的地方探讨。
人们总以为纳妾使中国妇女蒙羞。我们要看到，这种风气比我们平常乐于接受的更趋于 合理。纳妾对妻子来说并非一种污辱。一般情况下，没有妻子的允许，丈夫不能纳妾。妻子 甚至往往比丈夫更有权选妾，这有点好笑，但确是真的。妻子在家中的地位比任何一个妾都 尊贵，妾对妻子和丈夫而言，不过侍从而已。妻，妾的主人；妾，妻的从属。就连妾的孩子 都得管妻叫“妈”，而妾自身却很少享有这份尊贵。虽然妾在肉体上既年轻又迷人，但法律 和习俗禁止丈夫对妾有丝毫的偏爱，而瞧不起必须承认其至尊地位的妻。因此，常能发现妻 的地位获得提高，而妾被废掉。
缠足无可争辩，产生于公元900年左右。有人认为还要早些。缠足由唐末一浪荡太子的 妾发明，她当时只是为投合他性变态的趣味，随即缠足在上层妇女间普及开来。女童通常5 至7岁时开始缠足。它抑制脚的自然生长，包成一种人工的形状，看上去就像标致的“金莲 ”，被视为美的形式和文雅的标志。结果是使脚变得丑陋，极大削弱了妇女的行走能力。然 而，这种愚蠢的做法并未在各阶层妇女中普及。贫苦妇女，特别是农家女得在地里干活，所 以邪恶的缠足规矩对她们无效。缠足始终是西方作家嘲弄、揶揄的内容。对他们来说，女人 为取悦男人忍受肉体上的痛苦是件可怕的事，但它比西方盛行的束腰和穿紧身腰衣更可怕吗 ？
当西方人认识到束腰的落后时，中国人也意识到了缠足的邪恶。反缠足可追溯到清朝初 年，康熙皇帝曾试图中止缠足。但这一陈规陋习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轻易放弃的。反缠足获得 成功从传教士开始。1870年，女子教会学校开始禁止中学生缠足。四年之后，厦门成立了第 一个反缠足群众集会宣讲缠足邪恶。公众舆论终于被唤醒，高级朝官也开始关注。第一个表 示支持这一改良运动的是张之洞。他向慈禧太后施加影响，于1902年颁布了一项法令，强烈 劝阻缠足，虽然并未绝对禁止。这一源自宫廷的运动对改良的方向和“天足会”的行动产生 了极大影响，取得很大实效。今天的父母不再让女儿缠足，女人引以为荣的所谓金莲，已成 为一件丢人现眼的可耻事。尽管内地和一些落后地区尚未消除这一罪恶，但无庸讳言，它将 随时间的流逝自行消亡。
然而，我们还得承认，中国妇女在许多情形下，未获得应有的尊敬，与男人并不平等。 离婚便是个明显的例证。按照法律，男人可找出不能生育等诸多理由抛弃妻子，而妻子除被 遗弃外，什么也得不到。比这更糟的是，女人无论因什么理由离婚，都会被社会瞧不起。不 过，因不能生育的离婚很少发生，纳妾或从邻家抱养通常是一种补偿。
还是回到中国人的性理论上来。孔子讲阴阳分割，女人不同于男人正如天不同于地。传 统的道学家们因男女本质不同，便提出男女分离，不能混合。古典经书训教男女授受不亲， 不能同坐一室，互赠礼物，即便叔嫂也不行。在中国社会的所有社交场合，要么全男，要么 全女，很少混杂，男女严格分离的结果，导致社会生活枯燥无味，两性间缺少理解，和女性 社交及其他品德的丧失。
本节开头对阴、阳理论有过论述，男人本性是强悍、冒险、活力和征服，女人则是柔弱 、羞怯、贤淑和温顺。依古人的观念，两者各有不同的功能、职责和活动范围。男人更为积 极，负有生活的责任。女人则主内政，少有变化。家庭自然最适合女人，它使女人最大限度 地发挥能量。家庭是中国社会和政治机构的柱石，留在家中对女人至为重要。教育、抚养孩 子，监督子女教育，塑造子女性格，引导子女情趣，料理家务等是妇女的职责。正如男人不 该参与女人的家政一样，女人也该让男人独自处理自己的事情。这是对中国妇女“压制”和 “堕落”的解释。
注意到中西女性理想标准的对照十分有趣，与西方女子爱交际、有诱惑力的浪漫品行不 同，中国人欣赏端庄、忠诚和贞节。端庄指淡泊寡欲、高贵尊严、举止文雅、恬静贤淑。忠 诚指操持家务、克制自我、遵从公婆、服从丈夫，惟一目的是使全家和美富裕。贞节指婚前 严守贞操，婚后绝对忠于丈夫。我们强求并称道的这些美德，很显然是中国传统的孝顺和天 理观念的产物。
抱着这样的目的，女性教育除家政学和实际操持家务以外，自然只剩道德准则的反复灌 输了。训练方法简直达到完美的极致。许多情形下，妇女执行道德规范非常精确，有时往往 超出要求。极端节制导致妇女被完全束缚在家中，女人孝敬公婆、顺从丈夫，有许多实例既 好笑又非凡。我们常听到这样的故事：婆婆吃不了饭，媳妇用自己的乳汁喂养；父母生病， 女儿日夜守在病榻；公婆或丈夫重病，女人割下身上的肉做药用；迷信的女人则祈求神灵缩 短自己生命以延长公婆的寿数。贞节观更趋于极端，丈夫死后再婚会受到社会的强烈谴责， 以致独守空房难以度日的女人不敢有再婚的念头，哪怕丈夫死时她还年轻。
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享有国家荣誉的女英雄。除了孔母、孟母这两位使儿子成名的超 凡母亲，我们还是能找出几个用自己的智慧教导儿子成材的女性，从军的木兰更成为民族的 偶像。而且，毫不自负地说，用铁腕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年的慈禧堪与西方的圣女贞德和伊丽 莎白媲美。中国妇女在古代常被委派搜集民歌、民谣，她们中有很多人自己就成了诗人、艺 术家和画家。中国最大的1628卷《永乐大典》里，至少记载下不少于376位的伟大女性。 即 便由于过去几个世纪中国妇女一直受内在道德和严厉观念的训教，我们也没有理由绝望，以 为中国妇女不会在适当的时候完全得到正当的地位。
三、教育地位
说到中国妇女的教育，还得论及其地位。在家庭中女不如男的传统观念，致使女孩很少 或根本受不到教育。这种解释是对我们行为模式和思想表达方式的错误理解。以女子教育的 传统模式为例，我们承认不完善，体制不健全，迥然异于西方。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赞同 这种说我们认为女不如男的错误理解。其实，这倒完全符合西方人的标准，因为他们正对将 从事特别职业的男孩进行特殊训练。而我们的女孩都是潜在的母亲，这种教育方法自然被接 受。总之，中国社会有保守的因素，认为教育不必包括机械的读书和写作。这纯然在乎对高 超思想和生活哲学的理解。正是这种教育方式使中国女孩在西方女孩尚未离校的年龄，就维 持起家庭。中国女孩从小就帮助母亲，并接受母亲所具有的家政知识。许多女性（特别是农 民阶层）还得接受严格、实用的田间劳作知识。养蚕、织布、做衣、刺绣以及烹饪、持家、 社交礼仪，和所有与生养有关的行为，都属于家政教育。另一方面，她们并非不受文学教育 。
事实上，一位村妇背诵诗词歌赋，描述史实轶事，绝不是希罕事。我倒想知道一位新英 格兰普通女工能否随口背出莎士比亚或别的什么诗人的诗句。中国的村妇总是把李太白、苏 东坡的诗句挂在嘴边。
上面提到的仅是村妇，至于中、上层的女子，教育状况要更好，引进西方教育体制以前 ，中国的男女少年接受私塾教育。一般来说，富裕家庭常请学界名流教育子女。因此，15岁 以前，女孩同兄弟们一样，心怀渴望接受教育。像玛格丽特？伯顿小姐⑦和艾迪？贝尔？路 易斯⑧这类作家总不厌其烦地论述中国古老的女子教育方法和内容，以致聪明得遗留下许多 未加阐释的细节。我要强调指出，即使在过去的日子里，说我们忽视女子教育也是不公平的 。我的论点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加强，那就是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文学禀赋颇高的才女，其作品 足以与名儒才子相提并论。
无论何种教育形式，有一点确实没有疑问，那就是我们的祖先，甚至今天的保守思想， 真的是要把女子培养成贤妻良母。难怪他们那么憎恨鼓励妇女社会、经济以及政治自由、独 立的新学说，顽固地主张严格区分男女之间的职能。引用拜伦勋爵有关妇女的论述或许并不 相干，但他的论述与中国传统女性观念极为相似。他说：“想想古希腊的妇女生活状态，实 是一面很好的借镜。男人能够充足地供她们衣食，使她们不致到社会上抛头露面，去谋生。 她们都受过良好的宗教教育，但除了《敬神》和《烹调》，诗与政治理论书籍读不读无关紧 要。闲时听听音乐、跳跳舞，偶尔弄些园艺下田耕作。我见过她们在伊皮鲁斯修路，那为什 么不能翻晒干草和挤奶呢？ ⑨ ”
以上都是传统的妇女教育，我们对近来的发展更有兴趣。
说到中国现代妇女的教育，功劳应归于19世纪的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是他们最早鼓吹 妇女教育。诚然，其目的又在于扩大传教的影响，这在当时确实很可怕――开朗的中国人心 情紧张地目睹他们使国家教育一元化。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是他们发展了中国的教育。随着 对西方宗教、贸易、知识、文明的介绍，特别是最近四五十年来，西方思想传播开来，女子 学校的数量也有所增加。从以下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1914年几个不同地区男女学生的比例。
以上数字取自民国教育部1914年年度报告，很有代表性。因为地区与地区之间相差很 远。
一些贫穷的发展地区，例如西北边远的新疆和北京东北以前大清皇帝的猎区热河，也在 其列。就这几年来看，这一数字已不准确，肯定有所增加。1914年，学生总数为350万，到1 917年，上升到400万。学校和大学1914年是10万8千所，1917年增至12万所。
我们进一步看一下女生人数与适龄女孩总数的比较。
1910年，美国内政部上报国务院，中国人口为331，188，000.G。D。泰尔博尔在《管理 中的问题》一书中，说美国的学龄少年占总人口的17．4％。假定中国也是这个比率，那今 天民国的学龄儿童应有57，626，712人，以一半来计，女童应约为28，813，356人⑩。1912 年，天主教会报告学校中有49，981个女生；1916年新教教会报告有49，987个女生；1918年 ，政府公布官办学校有女生170，789名。从最新的统计数字看，在校女生总数为270，692， 而未入学女孩为28，042，412人，可见，未受教育的女童占学龄女童总数的95％。路易斯博 士指出，那些未进校门的女生有五分之四在头3年注过册。事实上， 中国女孩已开始受教育 了？。尽管如此，女子教育还是越来越普及，爱国的女教育家们在谋求大众支持方面做了不 少努力。十年前，湖北巡抚上书清帝，准请奖誉吴夫人，她为湖北的教育事业捐赠50万两白 银，减轻了湖北的财政负担。如果没有这笔捐资，许多官办学校就得关门。几乎同时，另一 位行踪走遍东洋的魏夫人，捐款5万美元给家乡河南省，兴建一所专事翻译启蒙的学校。因 此，1914年，从湖北、河南两省学校的统计数字看，足以与其他省份相比：
女子教育的第二步是派女生出国留学。在清政府资助下，由端方主持此项工作，但这并 不标志中国女学生开始移民海外。有些女学生得到私人或教会的资助，十几年前就负笈留洋 了。1885年，宁波人金亚梅获康奈尔大学医学博士。十年后，玛丽？斯通、艾达？凯恩、胡 金安分别从美国几所大学的医科毕业。继这些开拓者之后，又从国外大学毕业了许多女性， 她们是中国妇女医学博士的先驱？。
1905年，面对大众要求改革的呼声，满清政府处死了5名以西方立宪制为蓝本起草中国 宪法的大臣。其中之一是开明的大臣端方，他时任南京总督。他想把自己在西方所学的付诸 实施。当时，耶鲁、哈佛和威尔斯利等大学向中国学生提供奖学金，端总督要求那些想获得 政府资助赴美留学的男女青年进行考试。1907年7月，600多人，包括50多名女生参加了考试 ，结果有12名男生和3名女生入选。第二年，美国同意放弃总数为1300万美元的庚子赔款， 这对清政府有利。清政府为感激美国的慷慨，决定用这笔钱资助中国学生到美国的大学或相 应的机构学习。1909年，第一批青年横渡太平洋。紧接着，政府决定派出女留学生。1914年 ，第一批政府派遣的中国女留学生抵达美国。这之后，在政府或个人赞助下，出国留学的人 数猛增。
女学生负笈海外实现以后，就该是男女同校教育了。但还有点为时过早，因为尚有许多 偏见需要消除。只是近来男女同校教育这一问题才朦胧出现在中国教育的地平线上。进步的 男女青年携起手来，扫除陈规陋习，极力提倡男女同校教育是争取妇女解放的重要一步。这 一新运动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就中国男女同校教育的历史而论，广东的教会学校，上海的 布拉克（Beulak）学校是先驱。1913年，民国教育部颁布“小学制”，规定7岁至11岁的少 年男女可在同一教室上课。去年召开的一次国家教育工作会议通过决议，在大学实行男女同 校。这一决议的头一个成果是两名女学生获准进入北京法语预备学校，还有7名女学生在北 京的官办大学注了册。与此同时，上海“世界中学生同盟”走读学校招收女生，有的中学也 招女生，有的大学如南京师范大学、汉口第一师范学校，也安排下一学期招女生。将有数百 名女学生走进这些学校的大门。
四、经济地位
斯宾塞说，要探讨妇女的经济地位，得特别关注国家的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大多是由 社会环境造成的。现代工业不发达和经济模式基本停留在家庭内部或手工制作阶段的地区， 妇女的工作主要被限制在家务上，尽管她们闲时可以生产大量的家庭用品。只要经济生活停 滞不变，两性职能的分野就不会受到影响。对中国妇女僵硬的家庭生活感到愕然的人们，想 起了工业革命到来前的英国妇女或殖民地时代的美国妇女，那时，家庭体制是形成经济社会 的基础。
由于妇女被错误地认为没有生产能力，她们的行动就限定在家庭消费上。这自然很难用 金钱来衡量，然而家政无疑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事实上，丈夫的成功与失败，部分，如果 不是大半，取决于女主人节俭还是浪费――西方和东方均是如此。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好的 家庭主妇才是一种生产力。换言之，妇女形成社会的保守力量。玛丽？沃拉斯顿在《妇女权 利的维护》一书中谈到，妇女地位完全依从男人是一种谬误的观念。她从不蔑视妇女家政的 极端重要，而是高度评价了妇女的神圣责任。
因此，中国女孩接受的是一种准备做贤妻良母的实用教育，活动范围限定在家庭。她们 的经济依靠除了属于家庭成员的以外，不能分享任何东西。结果，现代女权主义者极力宣扬 的经济独立理想，绝少影响到生长在孔教传统和迷信环境下的中国妇女，这就压制了她们的 主动性，剥夺了其个性。
中国同别的地方一样，家庭是妇女的王国，妇女是家庭的统治者，她往往以主妇的身份 担起理家的重任。她持家理财，控制花销，精于烹饪，为家人做饭，几乎无一例外，低水平 的面包师可不能小瞧她们。服装裁剪不发达时，一位普通的主妇便能自己量裁，为丈夫、孩 子添置新衣。手工缝衣、做鞋不是希罕事，她们还得经常缝洗、晾晒，更换棉衣、棉被。当 然了，孩子是新增的负担。可她们仍然有闲暇刺绣，家长里短是中国妇女闲谈的主要话题。 “缝衣做饭惜金时，种花织绣且为乐”。乡下妇女除了持家，还得下田干农活，你会为她们 吃苦耐劳的精神惊讶不已。海德兰教授曾看见“一位村妇领着孩子和丈夫一起拉牲口犁地” 。麦收时，主妇们都去收割。秋收一到，又得忙着打谷脱粒。在棉花生长区，妇女和孩子更 是忙着在田里劳作。
为利用原材料做准备，要经过成千上万双中国妇女的手。从田里收集――这最费力，因 为农作物均生长缓慢――到制成衣、做成鞋，“弹棉、打棉、分丝、织绳、绕线、上浆，特 别是织布，都是费时累人的活”？。有些地区，家家都有一架老式织布机，勤劳的农村妇女 在那上面花费过多少心血啊。顺便提一句，过去几年里，中国的棉区出现了织毛线机的竞争 ，许多手工操作的妇女发现自己正处在饥饿的边缘。
妇女对丝绸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H。C。陈博士向我们描述了这一奇妙的工业， 丝绸业的旺季在春天，几乎东部省份，特别是浙江和江苏的每一位乡下妇女都投入进来。浙 江、江苏也有许多出名的丝绸产地，江、浙是中国的丝绸重镇。据统计，那里与丝绸业相关 的人口不少于2000万。“年成好”的时候，妇女们能攒下一大笔收入作为积蓄或备急用。
在中国社会，妇女给人看家、看孩子是再普通不过了。“农忙”一过，乡下妇女便涌如 城市，受雇人家做女佣。带小孩可是个不错的工作，因为中国人喜欢给婴儿喂人奶，所以奶 妈的收入很高。在大城市，妇女们还常常帮着丈夫或亲戚照看店铺。
中国妇女确实不幸，要持家，还得劳作，可很少得到有报酬的职业。随着西方文明的引 进，我们的姐妹开始认清新形势，第一次模糊感觉到妇女的价值和不断增殖的独立性，并正 在赢得自身的生活。而这些，玛丽？沃拉斯顿早在一百三十年前就认识到了。
今天的中国妇女变得越来越自立，不再向自己的兄弟倾述悲苦。她们接受现代教育，参 加集体活动，不再囿于自家的小围墙。她们正把身心和灵魂注入到减缓痛苦及其他慈善事业 中。两年前，北平成立了中华妇女红十字会，总统夫人和一位前总理夫人分别担任名誉主席 和会长。这些杰出女性的行为，正日益得到乡下妇女的响应。
知识女性主要从事教学，但医生、护士越来越流行。1912年，从巴黎归国的女律师创办 了一所女子政法大学，可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最近，同是在巴黎毕业于法律专业的陈小姐， 参加了1919年的巴黎和会，并担任当地几家报纸的记者。数日前，她代表中国赴美巡回演讲 。许多妇女正在进入商业和机器制造业，特别是在广州，那里有不下40家袜厂全部由妇女经 营、操作。玉宏纺织公司一年创利10万美元，经理是谢朝诗女士。
中国显然已进入工业革命时代，不可抗拒的工厂体制带来了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问题，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出现了女工。著名的《花花公子》杂志为五一劳动节准备了一期劳工专号 ，详细报导了全国的劳工情况。下列数字显示出中国机器制造中心上海的女工受雇、工时及 工资情况：
我们注意到，工时长而工资低是上述数字的主要特点。杜威教授夫妇最近巡游远东，参 观了一些工厂以后写道：“甚至没有一部劳工法，……纺纱部门的劳务工资每天30美分，最 高32美分。纺织部门最多可拿到40美分。”工资低得惊人，生活标准自然也极低。按照一位 工头莫阿先生的统计，民国以来工人工资提高了80％，十年前，日工资17、18美分是常事。 五年前，日工资是24、25美分，现在是30美分，有的多点。莫阿先生认为，这种增长正好适 应这几年的通货膨胀。
工作时间也没有法定限制，纺织业雇主为能最大限度地生产，坚持轮班制，每班12小时 。有些工厂雇佣女工时间甚至每天超过13个半小时。工厂年久失修，无法安装卫生设备。当 时，没有雇主责任法，也没有社会保险。不过大多数雇主还是能在工人生病时，提供最起码 的治疗，对那些因工受伤的工人，提供补助金。而且，鼓励工人储蓄，有时还为工人子女提 供初级免费教育。
下面的实例足以说明上海女工所得到的文明待遇：
远东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雇佣着400名左右的女工，大都在书籍装订所，分派 的都是些折页、缝线和其他较轻的工作。这些妇女及其他岗位上的妇女，与男人并肩工作， 这在中国是非比寻常的。而这种尝试效果非常令人满意。下班时间，妇女还有特权早男工离 开5分钟。女工的报酬也很好，额外津贴与其工作的情形和记录成正比。而且，还留下一部 分津贴用作工人的退休金或家庭的丧葬费。公司实行分红制，每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是公司的 股东。公司开设储蓄所，定期存款年利率9％，活期存款利率8％。其目的是鼓励工人储蓄以 防备万一。工人们住房宽敞，通风也好。工人子女从幼稚园到高中教育得到保障。青年人可 以上夜校，自我改进俱乐部向那些受公司保护的工人开放。公司建立了小诊疗所，为生病受 伤的工人治病。诊疗所总有值班的医生，一次有位医术高明的医生参观诊疗所，看到诊疗所 不光对工人、家属，也对社会开放。每天工作9小时，星期天不休息，这在中国极其罕见。
在印刷所，女工生育期间不仅仍保留工职，还在分娩前后各给一个月假期。另外，休假 前加付5美金，复工时再付5美金。女工在哺乳期，可以在工作时间给婴儿喂奶。工厂还有一 处诱人的花园，灌木丛生，鲜花盛开，草坪上随处有座椅，为工人提供了下班后休息的惬意 场所。所有这些文明的做法，无可争议地使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国的大多数女工还没有组织起来，但最近袜厂女工的罢工，无疑给辛苦劳作的工人上 了一课，即有组织是战斗所必需的武器。罢工之后，当地报纸第一次登出妇女职业工会的通 告，吸收新会员，重新改组工会。顺便提一下，她们还从新兴的知识阶层那里得到了鼓励和 道义上的支持。妇女解放逐渐登上现实舞台，妇女雇佣问题也成为知识圈中饶有兴味的讨论 话题。
以上所述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妇女以其经济能力对社会所作的贡献。结束这个论题之前， 还得关注一下大多可怜的中国女孩，主要有三种情况，换言之就是：杀婴犯、家庭奴隶和妓 女。读一读传教士作家描写中国的书，就会发现非人性的杀女婴行为。有人断言这是中国婴 儿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下面引述的是无数类似的描写之一，看看他们是如何天才地夸大事 实的：“一个女婴皱起眉头。她鄙视、厌恶男人。襁褓说不定就会成为她的尸衣。在中国， 溺杀婴儿已司空见惯。父亲会把她扔进孩儿塔，鹰鹫会来啄食嫩肉。她还可能被水葬在临近 的河里，被活埋进阴湿的泥浆，或出生时的肮脏小屋”？。另一位传教士作家？写得更加绘 声绘色，他说曾亲眼见到许多次残忍的母亲把女婴扔进垃圾堆，或留给贪婪的家犬。当然， 人们都不相信，因为访问过亚洲的旅行者已经反驳了这种可耻的污蔑。传教士的报道不值一 驳，其动机昭然若揭。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否认有类似情况存在。有些丧失理智的家伙是在绝望中藏起私生子 或遗弃新生儿，这在美国和欧洲同样屡见不鲜，可这是要依法治罪的。据说弃婴是因父母贫 困，这种辩解本质上是错误的。贫困不像说的那么严重，而且总有办法使孩子生存下来。首 先，法律要像对待谋杀一样惩罚杀婴犯，除此而外，建立公共育婴场所。在许多私人的慈善 机构，弃婴得到保护和抚养。规章不仅对这种特别机构做了说明，还规定向那些领养弃婴或 揭发杀婴的助产士颁发奖金。在城镇绝少听到有溺婴现象发生，城里人的活路也比乡下人多 （事实上，除广东和福建以外，其他省份还设有“圣婴堂”）。甚至最近，某些抚养孩子特 别是女孩的风俗得到改进。在贫穷的农业区，女孩常常婚前就被带到未婚夫家。母亲对女儿 不再承担责任，相反，婆婆负起更多的义务。等未婚夫到了一定年龄，夫妻再圆房。这种风 俗也是经济需要的结果。
穷困家庭还有另一种逃避贫困和保证女孩生存的方法，就是把她卖给富人家，将来当佣 人。“卖”这个词有点刺耳，也沾点肮脏的奴隶“味”，但不必为此震惊。被卖的孩子在富 人家生长、做工，直至成年。然后由富家准备嫁妆，结婚，就成自由人了。她们一样有权利 生儿育女，子女的出身并不下贱。这种风俗帮助了许多家庭，更使许多家庭得到改善。然而 ，我们对此不能不加指责地接受。很显然，经济需要迫使贫穷的父母与子女分开。只要存在 贫穷，尤其是边远地区，这种习俗就不会改变――贫穷是造成这种习俗的根本原因――通过 法律程序取消“卖孩子”，无疑会比这种习俗本身产生更为不良的后果。民国法律倒是禁止 这种习俗，可它仍然无拘无束地存在着。
最后一点，中国不会不受遍及全球的社会邪恶――卖淫的影响。许多纯洁的灵魂堕落为 牺牲品。桑格博士指出，从根本上讲，金钱是“产生这一邪恶的最直接的原因”。这在中国 也一样简单。
中国旧式传统家庭中，每个人相互间的责任得到很好认可，妇女无需接受职业训练或寻 求自立的机会。然而在沿海和大的商业城市，家庭体制正在打破，个人的责任区分的不是特 清楚了。没有叔伯照顾的孤儿，嫁不出去的姑娘，举目无亲的寡妇，完全靠自己的弃妇，还 有妾，在乡下并不太多，但在城市和那些旧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的地区，人数越来越多。在 她们当中，99％是文盲或家庭妇女。在乡下做佣人根本累不着她们。而普通的无依无靠的年 轻女人往往不得不在乞讨、卖淫和自杀三者间做出选择。
有相当数量风韵犹存的女人进了公、私妓院。那些女人既没机会，又没受过训练，不仅 不能养活自己，而且很少去想生存的困境，因为传统使她们相信，女人是从属的，完全不习 惯自我负责。女人没什么能做，也没什么适合做，没有力量抗拒邪恶命运。总之，由于曾为 妇女提供适当保护的社会体制正在打破，有组织的卖淫正在中国每个大的商业中心兴起，而 且最难制止。当一个民族几乎完全被经济传统制导时，没有什么法定的道德指令能阻止这种 趋势。
与外国人的看法相反，旧秩序下纯洁的中国社会各阶层都特别的保守、清教。道德松弛 同丑恶连在一起，用什么来形容卖淫还没找到。想想看，一种有组织的罪恶已经影响了社会 的道德完整。作为这一强大趋势导向道德崩溃的解毒剂，没有比教育和工作更有效的了，这 在中国大的贸易中心犹为明显。中国必须在全社会发展工业，使那些贫困和文盲阶层的妇女 得到一种诚实的生活，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女性，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五、结论
我们现在要对目前中国的妇女状况作出总结。妇女解放运动以反缠足运动开端，前章已 有论述。1911年辛亥革命调动了所有潜在社会力量，唤起姐妹们向社会挑战。她们果敢地向 世人宣布，她们深知自己的使命，并决心履行这一使命。1907年，一位革命先驱把生命献给 了反对腐败清政府的斗争，很快唤起众多追随者。辛亥革命期间，数千名妇女参加了“敢死 队”。还有许多女子参加红十字会上前线救护伤员，经常穿梭于炮火硝烟中，有些人负了伤 。
20世纪初，西方妇女就在为“妇女选举权”而呐喊，现已有至少12个国家的妇女获得选 举权，包括传统保守主义大本营的不列颠妇女。1912年，中国从事妇女参政运动的妇女也开 始为“妇女选举权”呼吁。当她们冲进广东省立法院为争取女权高喊的时候，欧美的战斗姐 妹为她们高兴，这是中国进步的烽火。
尽管这一运动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新鲜事，很快平息下来，但权利表现的问题已在新的努 力下复活并加强。1920年2月底，现代知识女性在广东召开一次群众集会，讨论怎样才能使 权利得到认可。会议最后选出11人委员会负责常务工作。后来又开过几次会，讨论妇女进入 议会的努力方向。这一运动由三部分知识女性组成：基督教女青年会成员和教会学校毕业生 ；主张调解、态度温和的教师，是主要力量；那些想做议会代表的妇女。这一运动成了广东 着手制宪的原因，她们要求在新宪法中加入妇女有选举权这一条。
这还不是全部，今天的民国妇女有比获得政治自由更值得称道的抱负。可以肯定，如果 国民议会自由投票表决，妇女特权或权利的渴望不会被拒绝，但在全国开展这一运动，还为 时尚早。然而，在全国开展妇女解放运动的时机成熟了，中国妇女将用那双“摇动摇篮”的 手统治世界，不是在立法机关担任法律制定者，而是与之平等的重要的实用地位。现在，它 正通过教育的作用得到强有力的推动――教育是世界上最普遍、广泛的舆论。
源于“文学革命”的新文艺复兴，或如杜威教授称之的“知识复苏”，在“学生反叛” 时达到顶峰，妇女解放的问题因而得到了强大的推动力，在新闻界，特别是杂志刊物上展开 了热烈的讨论。例如，有份半月刊几个月前出过一期标题为“妇女解放与重建”，讨论了有 关妇女解放的一些问题。许多流行刊物，像《文艺复兴》、《中国青年会会刊》也都很关注 这一热点问题。后者还出过一期“妇女专号”，文章均出自妇女之手。妇女自身还创办了几 份刊物，《中国妇女》、《新女性》和《妇女的呼声》，都在大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随着中国一代女性接受更多的教育，她们最先努力争取解放的应该是最为关切的婚姻与 爱情问题。传统“逆来顺受的婚姻”只适合她们的先辈，先辈们对婚姻生活根本没有发言权 ，因此五年“自由恋爱”成为她们实实在在的口号。我们听到过许多少女为逃避传统婚姻自 杀的事。现在男人们已在新与旧之间起调和作用，父母也认识到孩子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许多人正审慎地与改革运动合作。今天的年轻人正在自我选择婚姻，但选择前，还是要跟 父母商量。
为能表现中国时下婚姻生活的趋势，选译《中国妇女》杂志1919年10月号《选择丈夫》 中的部分段落，会很有意思（以下根据英文转译――译注）：
按照中国现代时尚，子女无需父母干涉，有权自己做出婚姻选择。中国遵循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已有几千年了。这种落后的习俗经常导致婚姻的不幸，因为父母绝少考虑年轻人之 间的爱情。随着西方文明的东来，这种陋习渐渐得到改变。但情人们常常滥用了“婚姻自由 ”，导致一些不道德的行为。
爱应该是恒久的。没有什么比爱更美好，年轻人不该草率定终身。为避免将来后悔，有 必要考察男人的习惯和性格。以下是为中国妇女考虑做出选择的几个重要方面，我们愿在此 与那些寻找丈夫的少女共同探讨：
1.外貌和知识――美貌女子该嫁英俊儒雅的丈夫，坚强女子该嫁伟岸丈夫。为使夫妻般 配，衡量男人的知识和性格是必要的。
2.年龄。最佳婚龄是在20至28岁之间，找的丈夫不能太老，也不能太小。一般而言，丈 夫应比妻子大两三岁。
3.职业。未婚夫有没有独立的职业？干哪种工作？不靠家产收入是否富裕？
4.财产。未婚夫的家宅有多大？房子是租来的，还是自己的？是否有积蓄？有没有其他 家产？他的家产应与你的平衡。
5.关系。未婚夫父母是否在世？有没有兄弟姐妹？有多少仆人？父母是否宠爱他？是否 干涉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他对兄弟姐妹或家里其他人爱到什么程度？
6.健康。他是否有个好身体？有没有遗传病？
7.生活。他生活奢侈还是节俭？是否吸烟、喝酒、赌博？收入多少并如何开销？开销之 后能否平衡？
8.脾气。他对待朋友、仆人怎样？这可以帮你了解他的脾气。
9.性格。他对公事态度如何？他有没有干过什么事使他失去了大家的尊重？
10.其他。吃住是否干净、清洁？他的朋友怎样？
以上几点可通过访谈、书信或从他邻居那里获得。如果他是个道德高尚的人，自然可以 同他订婚。这种方法可使你不致后悔。如果你同一个并不熟识的男人结合，怎能不爱上另一 位？这是至关重要的，每个年轻女子都应该考虑。不要不好意思考察男人，因为这可直接关 系到你终身的幸福。
新一代女性为社会改革呐喊，要求男女同校教育。过去的社交场合，总把女性排除在外 。现在青年男女有地方相聚，社交场合里有监护少女的年长女伴。这应该归功于在创新改革 中与基督教青年会很好合作的基督教女青年会会员。这种男女聚会至少每周举行一次。至于 基督教女青年会，下面引文可提供证据：“在青年会住所空场，常聚着许多青年男女，他们 一起玩游戏，参加傍晚的各种娱乐活动，以便将来很好地参加正规、充分的社交生活。”？ 关于妇女为争取职业自由所做的努力，前面已有过详细论述。总之，上海有许多工厂雇佣 了女工，在一些大城市还有的女工受雇于洋人，女店员也出现了。但在内地，妇女似乎仍只 是在织棉花、编织稻草。妇女们最近组织起争取经济机会的团体，其主要目的是要改变歧视 妇女的传统偏见。一方面，这是一个新开始，另一方面，还要为妇女提供足够的知识，训练 她们从事适当的职业。尽管实现终极目标尚需时日，但前景是乐观的。
最近那场震动全国的学生运动是中国现代妇女在社会事务中取得地位的绝好范例。当不 同的学生会组织起“中华学生联合会”时，女学生也参加了学生会。在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 校学生会成立大会上，王小姐在热烈的掌声中就任学生会主席。她在就职演讲中说：“形势 很严峻，有人把耻辱强加给愚昧的政府。姐妹们，我要说，中国最愚昧的是我们妇女。我们 先缠起了足，思想被束缚，接着沦为丈夫的奴隶。今天，我们正通过妇女联合会和学生会把 自身从古老传统的束缚下解脱出来。”？
我们在这里听到了中国妇女觉醒的声音，她们不再与世隔绝，而是努力尽自己对社会的 责任、义务。正如一位女演说家所说：“圣贤教我们遵从父母，而民国正是我们四万万同胞 的父母。在反缠足、反纳妾和家庭奴隶的改革运动及其他社会改革中，中国妇女正从事艰苦 的工作，只有时间会显示其影响的程度。”
注释
①雪莱·布瑞斯福德《戈德温和她的圈子》。
②L·F·华德《动力社会学》第一卷，P.657.
③H·斯宾塞《社会学原理》一卷，P.79.
④约翰·杜威《中国、日本散记》。
⑤巴什·福德《中国》，P.144.
⑥韦斯特？莫里克《妻子的服从》，“在中国，妇女不能外出参拜神庙”，这一论断正 与事实相反。
⑦伯顿《中国妇女的教育》，1917年。
⑧路易斯《中国女子的教育》，1919年。
⑨引自叔本华《悲观论》。
⑩路易斯《中国女子的教育》P.40—41.
见统计在校女生是个错误。另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女子学校才是最近出现的，而中 国的女孩早就接受私塾教育了，今天仍是如此。
《中国教会年鉴1915》。
A·H·史密斯《中国的乡村生活》，P.276.
见《1918年商务印书馆年终报告》。
摩纳伯《中国的妇女》P.14—15.
丹尼特《亚洲的民主倾向》。
《远东评论》1918年8月。
《新女性》191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