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索尔仁尼琴曾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他甚至还宣称：“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作为深受极权主义迫害的大批评家，索氏所说的“真话”显然就是“批评”的同义词。而他频频提出如此警言，无不说明了“批评”所具有的分量。
批评，如果单从字面上去理解，只是指“对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但其实质上所承担的，已远远不止这些——在我国古代，把它比作“利于病”的“苦口良药”；而法国启蒙主义大师狄德罗更绝，将其喻为“蜂毒”，他说：“当肌体发生某种病变，民间偏方会告诉你：如果被蜂蜇，病体将会出现奇特的变化，那百药难医的病变会奇迹般消失。”
狄德罗视“批评”为力敌百药的神药，可能过于夸张了些。不过，其特有的“驱邪扶正，激浊扬清”之功效，在中国的历史上，已有无数的案例佐证。唐太宗李世民626年玄武门之变夺位登基后，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据传，他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曾先后上疏二百余条，数十万言，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的作用。善于纳谏，这既是“贞观之治”形成的原因之一，也是“贞观之治”的内容之一，为后来唐朝全盛时期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与之相反，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最有名的例子，当属周厉王“弥谤”事件。周厉王当政时，任用了一个叫荣夷公的做“卿士”，此人贪财好利，实行了专利政策，引起国人的不满。周厉王为了确保“革典”的进行，采用粗暴手段对付反对派，就用卫巫监视国人的行动，禁止国人谈论国家政事，违者杀戮。在这样的恐怖统治下，国人“道路以目”，敢怒不敢言。周厉王得意地向人夸耀说：“吾能弭谤矣。”但召公虎提醒周厉王说：“民不堪命矣。……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厉王根本不听，反而变本加厉，“监谤”更甚，国人忍无可忍举行了暴动，攻入王宫。最终，周厉王仓皇逃奔一个叫彘的地方。
众所周知，批评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对于一个政权的爱护。在中外历史上，凡有远见的政治家，无不对批评给予极大的信任。上述事例中的唐太宗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而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也曾指出：“如果让我在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和一份没有政府的报纸之间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他这里所指的“报纸”，就是“批评”的代名词。
无疑，他们都很清楚：只有敢于直面批评的政权，才是一个有自信的政权；凡是不敢直面批评的政权，肯定都是懦弱的政权。因为只有接受民众的批评，纠正自己的错误，才能使政权逐步完善；如果一味排斥民众的批评，坚持自己的错误，这样的政权终将在谬误中徘徊。鉴于此，政权在接受批评时，应当是真诚的。谁把善意的批评，误当作是对政权的为难，看是与政权过不去，那就难以听到真言。
俄国诗人莱蒙托夫说过这么一句名言：“供给人们的甜食已经够多了，他们的胃因此得了病：这就需要苦口的良药和逆耳的忠言。”如果把名言中的“人们”换成“政权”，我觉得更加恰如其分。确实，每一个政权，都应该敢于与批评者交友，在他们提出批评时，你心里可能很不舒服，但他们的存在会让你时时清醒，行为更加规范，处事更加小心。所以，批评者要善于批评，而听批评者也要善于听取批评。因为没有批评，就不会有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