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俞秉生发个电报的主意是我母亲出的。她对小英子说，你去邮电局打听一下，能不能发个国际电报过去，地址俞师母那里肯定有的。小英子说，这个不急吧，等他动完手术也来得及。我母亲斩钉截铁地说，马上就去发，一定要在手术前发到那里！这事情你得听老人的，母亲说，等到手术都做好了，甚至康复了，你再追过去，那分量就大大地减轻了。
俞秉生从手术室出来进入病房，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放在那病床洁白的被子上的一纸电文。电报上只有非常简练的一句英文：I wait for you to come back。我等你回来。俞秉生用尽所有的力气把它紧紧地抓着，他想笑，可脸上的肌肉就是不听指挥，秉贤姐拿起面巾纸轻轻地揩他的脸，她说，哭吧，没关系，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对你的身心有好处。
医生和护士面面相觑。麻药还在起作用，他们不明白他的眼泪从何而来。俞秉生靠在靠枕上，伸出双手拥抱他们，他的眼泪将他们的脸和白大褂都染成了湿漉漉的一片。I love you，他说，被他拥入怀中的一位金发碧眼的女护士愣了愣，露出同情的微笑，I love you too，她对这位看来因为手术完成得很好喜极而泣的中国小伙子说，我也爱你。
慕尼黑是一座“有心脏的世界城市”，茂密的森林围绕着它，城内众多的湖泊形成了无数的大小公园。慕尼黑大学是德国历史最悠久、文化气息最浓郁的大学之一，无偿为学生提供教育机会。早在姐姐决定送他去德国手术和康复治疗之时，俞秉生就开始准备应试时必须的材料。他是乔司农场出名的书呆子，傍晚时分，别的知青成双成对漫步钱塘江边时，只有他坐在宿舍里对着收音机读外语。康复治疗至少需要两年时间，姐姐让他申请攻读企业经济学位，他却选择了法学院。
他的选择使人感到忧伤。我的祖国需要法治，他坐在轮椅上说。面试室里一片静默，一位教授看着他沉静的神情，又看看他的腿，开始轻轻地鼓掌。掌声带动了其他面试者，最后形成一片热烈的掌声。谢谢，俞秉生低下头去向他们鞠躬。这座阿道夫·希特勒及其纳粹兴起的发祥地，这座二战期间被彻底摧毁、战后小心翼翼重建起来的城市，深刻地理解了他的痛苦和理想。
那时没有互联网，一封信至少要走半个月，秉贤姐大包大揽说，叫小英子复员吧，让她过来陪读。俞秉生摇摇头，不可能，他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秉贤姐说，怎么不可能呢，你俩可以一起留学，学成后留在欧洲工作，她想了一会儿，自以为是地说，是的，她家的老人是个麻烦，但也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呀，将来有了孩子，就把他们也接出来，给你们带孩子就是了！
我在等着你。俞秉生捏着小英子发给他的第一封电报潸然泪下。他觉得他的姐姐理解不了他和小英子，理解不了他们经历过的那么多的苦难和心灵创伤，更理解不了他们的向往，那种简单而卑微的向往，他们只要能够生活在故乡故土，过一种平平常常的有安全感的生活就心满意足了。
九
这个“太厉害太能干”的姐姐自然不是那么容易消停的，后来的三年里，她频频往返于欧洲和海峡两岸，不仅黄排长和阿珍，便是我母亲，也被她整得不胜其烦。最后，所有的老人都向她举起双手投降了，他们说，只要秉生和小英子自己愿意，他们爱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不会干预。黄排长吹胡子瞪眼说，我跟英子她娘都有劳保吃的，用不着他们侍奉晚年。欧洲我们也不想去，睁开眼看见的全是黄头毛蓝眼睛，电视上说啥一句也听不懂，不管落雪落雨，抽根烟都必须走到露天里去，这样的日子，跟坐牢有啥子区别呢？
小英子已经二十九岁了，凡是知道我是她舅舅的各级首长和同僚，都跑来找我谈话。他们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她是不是想出家当尼姑去？这可不行，对本部队的影响不好。我说有啥影响不好，你们一个个都跟酸狐狸似的，比居民区大妈还八卦。终于有一天我实在是忍不住了，买了几十斤糖果让人送到军部各处室与通讯营。黄超英订婚了，我宣布，对象是即将海归的一名硕士！我跟直工处处长说，结婚报告如果打上来，你赶紧批准，我请你去东京大饭店撮一顿。
人们围着小英子问长问短，气得她抓起电话骂我，舅舅你招呼都不跟我打一下，你太过分了！我哈哈大笑说，这叫倒逼机制你懂吗？横竖秉生也快回来了，迟宣布不如早宣布啊。我走到通讯营，那个河南女兵已经当了排长，俺舅啊，她叫我，叫得我汗毛凛凛的，俺黄副营长的对象长得英俊不，可有一米八高？我斜她一眼说，你想找打篮球的吗，我跟宣传处说一声，给你物色一个。
这天晚上下雨，雨泼打着窗外那一片泡桐树的枝叶，小英子坐在我的宿舍里听我谈她的前途。马上要授衔了，你可以授少校，穿料子服了。别太兴奋，我抬起手往下说，我替你联系过，跨军区调动难度很大，我的能量不够。你还是准备转业回杭州去吧，我盯着她的脸说，下一步又要大裁军了，迟走不如早走，地方上安排得也好一些。
小英子愣愣地看了我一会儿，将脸转过去，窗玻璃上映出她湿漉漉的模糊的面容，淅淅沥沥的雨声敲打着我们的心。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了，总机说，地方上有位女同志找您。我说，哪位女同志呀，请问有何贵干？一个听上去很遥远的女声伴着电话线的杂音传过来。湘九吗，我是你秉贤姐姐，是的，我到这里了，已经住下了。我看着窗外，好像那里有一个荒诞的梦境。
小英子跟我上了一辆吉普车，在哗哗雨声中赶到东京大饭店。金碧辉煌的大堂里摆着大沙发，餐厅的门开着，侍者正在将桌子上一摞摞空碗碟收走，红烧大虾和糖醋黄河大鲤鱼的气味弥漫在潮腻腻的大堂里。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望着两个染黄头发的小伙子在弹子盘前赌钱。歌厅里已经响起邓丽君甜美的嗓音，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我看看身边的小英子，她的眉头紧锁。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不知道远在德国的俞秉生又怎么了？
我看着她俩，秉贤姐和小英子，尽管通过信，看过彼此的照片，她俩还是第一次见面。一盏枝型大吊灯映照着她俩的脸，秉贤姐脸上抹着薄薄的一层脂粉，很饱满，笑起来才露出眼角的鱼尾纹。小英子英姿飒爽，笑得略微有些局促。跟我想象的完全一样，秉贤姐感慨地说，你跟俞家有缘，绝对有缘。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有缘就好，秉贤姐，你不会是为了看一眼小英子，特意跑到这里来的吧？
当然不是。秉贤姐引我们上楼，进入她下榻的套间，又开始沏巴西咖啡。秉生快毕业了，在欧洲求职不成问题，但他还是想回来。她抓住小英子的手，颤抖着嗓音说，他说他临走时办的是留职停薪，现在要回乔司农场去。我特意去了那个地方，秉贤姐摊开双手，语音里有了呜咽，天，她像她母亲一样，在胸前划起了十字，向上帝祈祷。她说，那个农场已经变成了监狱，秉生的同事们全都成了牢头禁子！
小英子眨着眼睛，不明白这有什么不好，我想起了常青老师的丈夫，想起公安局的审讯记录上有一句话，那家伙将一件警蓝色的棉大衣换给他，命令他穿上时，俞秉生说，我不要你的警察大衣，我父母都不待见它。是的，不仅他们的父母，我母亲和我的许多亲友都不待见它。这一点，小英子是很难理解的。
我走进盥洗室去。我的脸是不是湿了，我瞧着我的脸，我的国防绿军装，我问镜子里的自己，我到底是在哪儿？我想起很久很久以前，我父亲被戴笠抓进了监狱，母亲每次去探监都受尽屈辱，后来，我的大哥被打成****，被送去劳改了，母亲仍然去探监，同样的受尽屈辱。两种体制想必有许多相仿之处，它带给我们这些人的忧伤，带给这些微小的生命的历史的恐惧，实在是一言难尽啊。
秉生他为什么要读法学院，我听见小英子说，不正是为了改变这些吗？全世界都有监狱，监狱是法制的执行机构，为犯人提供一个赎罪的机会。好或坏，取决于这个国家制定的监管体制、监管制度以及监管警员的本身素质，这是秉生来信跟我说的。大姐呀，小英子说，你究竟想跟我说什么，让我撇下残疾的爹娘去欧洲吗？大姐请你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是的，我们不妨去那儿生活，可是我们当真应该在那儿生活吗？
小英子确实成熟了，她说得既直接又委婉，令秉贤姐再也无言可对。历史是我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我们已经跟它说了再见，我们曾经属于它，它也属于我们，它可以老是萦绕着我们，我们却必须突破它。因为我们的血液里有着一种期望，这种期望是付出血的代价后才变得如此迫切和坚定的。
其实秉贤姐也明白，她的劝说是徒劳的，但是她总要尽最后的努力。她在中原待了三天，正值汛期，黄河总算开始争气，我和小英子轮番陪着她浏览古城名胜。站在堤岸上看褐色的河面旋转翻滚，古老的水声如无数人在叹息，唤起人沧海桑田的感慨。七朝古都皆被黄河的泥沙无情淹没，我们走到残墙断垣上，仿佛听到当年的晨钟袅袅，暮鼓声声，金戈铮铮，铁马啸啸。一座铁塔在此风雨不辍地守卫了九百年。塔顶的鸟群被游人的喊声惊飞，遥看横亘天地的田野和波光粼粼的河汉沟渠，气势宏大古风犹存。
秉贤姐的到来也不是没有一点效果，至少小英子答应了转业回杭州。领导说你先回去联系一下工作单位吧，有了比较理想的去处再打转业报告。我说那你就跟秉贤姐一起走吧，也体验一下乘飞机的滋味。我将她俩送到郑州机场。秉贤姐说，昨晚上我跟秉生通过电话了，他的论文答辩已被通过，大概也就是一周之内吧，她对小英子说，你们就会在杭州重逢了。
这是一个温暖的傍晚。挟着春的气息的南风，吹拂着出现在机舱口的秉生。他已经三十六岁了，头上都有了几茎白发，背着一个双肩包，迅速地走下舷梯来。这是一个让人心灵软化的黄昏，太阳落到远方的地平线底下，颜色褪成了淡红。朦胧的阴影爬过了波音747的机翼，坚实的土地融成一片浮动的云烟。去机场迎接他的是秉贤姐和小英子，见到他矫健的身影时，她俩都发出了惊讶的低呼声。
“弟弟”，他姐姐叫他，“弟弟，我们在这儿！”
俞秉生抬起头，他的背包从肩上滑了下来，他抓住背包，愣怔怔地看着她俩。
小英子走向出口处的门前，她站在一名机场警卫身边说，秉生哥，是我，我终于等到你了。
俞秉生伸出手去，不是拥抱小英子，而是搭在了一根大理石柱子上。他用尽平生之力想抬起腿来，可就是一步也无法向前迈进。机场的花岗岩地面太光滑了，他怕把自己摔倒，双肩包从他手里滑落下来了，他艰难地咬着牙齿，可是他仍然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小英子的呼唤使他浑身失去了力气，那条早已康复的腿也突然不再听从指挥，甚至发出了一阵剧烈的痉挛，于是他弯下腰去，抚摸着这条腿，脸上的泪珠儿，扑哧哧地滚落在了掉落在地的双肩包上。
小英子不顾警卫的阻拦冲了过去，一把抱住他，秉生哥，走吧，我们一起回家去，她说，你妈在家里等着你，等了整整一天了。
她扶着他，踉踉跄跄地走出了机场，秉贤姐叫来一辆出租车。俞秉生放下双肩包，捶着腿，靠在车座上喘息。小英子拿出手绢揩他的脸，不哭，咱们再也不能哭了，小英子说，抓住他的手，秉生的手又苍白，又虚弱，指间带着被笔杆子和计算机键盘磨出的硬茧。小英子抚摸着这些茧子，她的眼里终于也涌上了泪水。
几年的隔洋相望，自然会有漫长的岁月回味。接下来的日子还是要面对现实。俞秉生陪着小英子去落实安置单位。他俩走到民政局，把证件拿给门卫看，门卫挥挥手说，明天再来吧，今天机关里都在参加理论学习，谁也没空接待你们。
第二天，他俩一大早就去了，站在机关门口迎接这些公务员陆陆续续地到来。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嘻嘻哈哈地把车停在车棚里，然后一脸庄重地步上台阶，最后上班的是乘轿车而至的领导。小英子拦住一位领导说，我是今年转业的本市籍军官，想咨询一下有关政策。领导看她一眼，问一位秘书模样的年轻人，今天相关处室有什么安排吗？秘书翻一下手上的文件夹，毕恭毕敬地回答，机关所有干部都要参加七一歌咏大会，今天是彩排。
我已经来过几次了，小英子没好气地说，我的假期是有规定期限的领导自顾自地进去了，秘书的嗓门突然粗起来，机关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他说，你是哪个部队的，懂不懂规矩啊？歌咏大会重要还是你的个人问题重要？就你这种态度，还想不想让我们给你安置了？！
小英子真想抽他一个嘴巴，俞秉生拉住了她，算了，他说，我们走吧。先去乔司把我的工作恢复了再说，这里总会有办事的那一天吧。
小英子跟着他走下台阶去，那秘书却仍然气咻咻地瞪着她，他喉咙蛮响地对门卫说，记下她的单位姓名，转告相关处室，安置的时候要慎重考虑一下，不能把什么人都往好单位塞。
小英子火冒三丈。如果不是俞秉生紧紧地拽住她，她肯定会转过身去，跟这家伙争个你死我活。湘九说过的，后来小英子数落秉生，再骄横的人也会有他的顾虑，也怕他的小辫子被竞争者抓住，我在民政局门口跟他大吵一场，他就反而不敢明目张胆地报复我了。秉生酸溜溜地说，也许是这样的，但这又何必呢，湘九是土匪的儿子，我们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