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序·杂事》记叙说，楚国有一个善于相人的人，他因对人断语正确，从无差失而闻名于国中。楚庄王见了他，询问他相人的奥秘，那人回答说：“我并非能相人，只是能观察人的交友。一个平民百姓，如果他结交的都是遵守孝悌、忠厚谨慎的人，那这人必定家财日增，一生平安，这就是所谓吉祥的人。一个做官为臣的人，如果他结交的都是诚信之人，好行善事，那这人就会不断长进，官运亨通，这就是所谓吉祥之士。一个君主，如果身边的多为忠诚之士，敢于直率地劝谏君主，那必然国家安稳、君主尊荣、天下富裕，这就是所谓吉祥的君主。我就这样从人的交往中看人之相。”
我们难以断定相人有否真正科学的依据和方法，但却能够肯定，上述楚人的“相人”之方有其极大的合理性。
人们按照自己的认识和观点看待外界事物，对于与自己看法大致相同的人，会逐步产生一种内心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如果能不断得到强化，那相互间就会增加往来，甚至结为知己，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交往关系。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有内在原因的客观事实。
楚国的这位相人者也许对他的考察对象并不知底，但他首先确定该人的交往范围，接着分析这一范围内许多人物的共性特征，凭此就知道了考察对象的基本情况。事头上，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那些自发的交往群体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其相同要素的凝聚，它们要本能地通过凝聚形成力量，既抗拒来自不同要素的压力，又实现自己的归属。因而，同一群体的人总有其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只要愿意仔细考察、认真分析，总能发现其有别于另外群体的共性特征。反过来，某一群体的共性特征必然为该群体中的个体所拥有，发现了其共性特征，就等于掌握了对其中任何个性做出断定的基本依凭。
相人者不仅要断定一个人的基本情况，还必须指出一个人的大致命运。事实上，任何社会都有其相对稳定的礼仪规范系统，都有与之相应的奖惩标准和升贬机制。掌握了一个人的品德、性格和特长爱好等基本情况，把他放置于社会特定的奖惩机制中去考察，分析社会对他的个性发展能给予多大的允许度，看他在社会中会得到多么大的奖惩量，这就多少能窥见他人生的必然命运。如果相者能在此基础上再辅以人生偶然性的诡秘式提醒，那就真可以作为一次人生命运的预测了。那位楚国的相人者看来是很有经验的，他把受相对象分为普通百姓、国家官员和朝中君主三类，结合各类人不同的人生目标和客观条件，紧扣受相者本人关注的问题，常常能做出令人叹服的预测。
凭交友而断定一个人，严格说来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相人，也许这位楚人要借“相人”之名蛊惑人心，吸引顾主，有他自己另外的目的，但不管怎样，他的“相人”不是凭主观臆断，有其客观上的合理依据，即我们所胃“人以群聚，物以群分”。他“相人”的奥秘告诉人们：一个人的结交对象往往就是该人的影子，其中反映着该人的某些特征，从一个人众多的交往对象上，能观察到该人不少的个性特征。考察一个人，应该把他的交往对象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以从中发现直接考察所不能发现的特征。同时，一个人和他的一群结交对象在形象上互为镜子，人们常常不能准确认识自我形象，但只要能真正了解自己结交对象的群体形象，也就能对自我形象的基本特征有所了解，这也许是人们追求自知之明的一条有用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