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城是一座欣欣向荣、外观富丽堂皇的城市。20世纪50年代中叶，它还没有达到作者后来见到时那样超大城市的规模。但是我认为，那时它足以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相媲美。诚然，在通常情况下，这不表明所有的阿根廷人都认同自己国家的首都是“美洲大陆的巴黎”。在格瓦拉的书信或日记中，我们没有读到过任何对这座阿西德克人（墨西哥土著居民。—译者注）城市的热情洋溢的评价。不过，这一点多半不能用民族忌妒心诠释，而是一个侨居他乡的人为日常生活所拖累的缘故。
在墨西哥城，埃内斯托和他的同事帕托霍既没有朋友，也没有熟人。幸好他们在那里结识了一些波多黎各侨民，其中一位向他们提供简易住房的人名叫胡安·胡阿尔贝。他是墨西哥国民党著名活动家之一，主张被美国人殖民地化的波多黎各群岛独立。胡安向两位年轻的房客讲述了该党斗争的情况，谈到了他们甚至向美国国会一次例会开枪的情形。在该岛及美国本土，他们的党被宣布为非法，而党的领导人阿尔比苏·卡姆波斯已开始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遭到长期监禁。
这样一批蔑视一个大国要求的勇敢无畏的爱国者，对自己事业正义性的无限信仰、理想主义、坦白胸襟以及勇敢精神—不能不引起格瓦拉的同情和赞叹。
在胡安·胡阿尔贝的房间里还住过一位年轻的秘鲁政治侨民柳乔·德拉普恩特，他向往秘鲁革命，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唤起印第安广大群众与独裁者奥德利亚的斗争。后来他成为古巴革命的狂热支持者，并且在自己故乡的一个山区领导了一支游击队。他比切早两年在与“突击队员”（对付游击队的专门部队，或者叫“蓝色贝雷帽”。—作者注）的交战中牺牲在那里。
起初，埃内斯托和他的新朋友危地马拉共产党人胡里奥·卡萨雷斯（埃尔·帕托霍）利用格瓦拉最后一点钱购置的照相机挣钱糊口（作者见过这类山地照相机，它能在你回家前偷偷按下快门为你效劳，以便稍后一些时候走到你面前并劝说买下他们拍摄的“艺术照”作品）。切试图谋取新闻记者职位，为此还撰写了一篇题为《我目睹阿本斯的垮台》的文章，但这种尝试未能如愿以偿。他还沿街叫卖过当地出版社的各种书籍。可是，他本人很想了解新事物，为了能有闲暇时间接触书籍，他受雇到书籍展销会夜间值班，在那里“如饥似渴”地一本接一本地阅读。最后，埃内斯托通过招聘被一家城市医院的变态反应科录用。
伊尔达从危地马拉来到这里，他们结婚成家，需要有更多的工作，更何况在1956年2月女儿小伊尔达呱呱坠地。女儿叫这个名字是为了表达对母亲的纪念。
格瓦拉倍加感激墨西哥的土地。他在回答《永久》周刊记者提问时指出：“我们可以依照母亲的国籍将我们的女儿登记为秘鲁人，也可以依照父亲的国籍登记为阿根廷人，两种做法都合乎逻辑：我们不过是作为他乡过客寄居在墨西哥城而已。然而，我和伊尔达决定将她登记为墨西哥人，作为对在失败和流亡的痛苦时期收留我们的民族表示感激和崇敬”。在这些言谈中，折射出的不只是对一个民族的感激之情，而且还有赞赏之意。因为这个民族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一些外国人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在拉丁美洲频发“军事政变”（国家政变。—作者注）的背景下，20世纪最初十年的墨西哥革命看起来是一起十分重大的事件。因此，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发现，甚至在来自美国方面严重打压的条件下，墨西哥是美洲大陆上“敢于”与革命的古巴维系外交关系的唯一国家。
在哈瓦那，时任古巴外交部长的著名政治家劳尔·罗亚曾详尽地向我讲述了有关这方面的事实。他迁居墨西哥时正值格瓦拉抵达墨西哥城。他对切的颇为中肯的评价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
“他看上去（原本就是）十分年轻。他铭刻在我记忆中的形象是：足智多谋、清心寡欲、气喘吁吁、前额突出、头发浓密而且蓬松，见解分明、下颌刚毅、举止悠闲、目光犀利、思维敏捷、谈吐平和、笑如洪钟……我们谈到了阿根廷、危地马拉（他对那个地方的民主党人的失败还有着切身的感受）和古巴，并且透过拉丁美洲这个平台探讨了它们之间的相关问题。那时，切的声望已超然于土生外族人（指迁居拉美或其他国家外族人的后裔。—译者注）民族运动的狭隘视野，同时还从大陆革命者的角度思考问题。”
正是在这样一种“大陆”观的指导下，格瓦拉对任何国家都特别关注（就像关注危地马拉一样），为此，还需要一些推动因素。例如，会见来自该国准备积极捍卫自由和独立理想的各种代表人物。机遇向他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1955年6月的一个晚上，墨西哥城酷热难耐。在一家市立医院里，值班医生接待了几名姗姗来迟的患者。其中一位走进办公室见到医生后，马上惊呼起来：“埃内斯托！这是你吗？你怎么到这里来啦？”
在经过危地马拉事变结识的来访的古巴友人中，格瓦拉认出了涅哥·洛佩斯。会见结束后，他们在住院医师室一边喝着“马黛茶”，一边长时间地叙谈。涅哥介绍说，城里已经聚集了大量的古巴人，还有他的那些因攻打蒙卡达兵营而失利的同志们。这些人现正在策划武装远征古巴。
在将这次会见情况告诉伊尔达时，埃内斯托指出：“这些怪人真是本性难移！”但是，他毕竟对朋友的讲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那个友人也答应介绍他与劳尔·卡斯特罗相识。此人系菲德尔的胞弟，已经成功摆脱巴蒂斯塔分子来到了墨西哥城。
几天以后，他们见了面，而且彼此间都感到满意。切稍后告诉伊尔达说：“我似乎感到这个人有异于其他人，至少他的口才比其他人好。此外，他思考的问题也与众不同。”现在，埃内斯托已经了解了最近几年在古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蒙卡达事件的前因后果；“7月26日运动”其他人物的演说；对攻打兵营参与者的审讯；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这次审讯中发表著名演说的内容，以及他被投入设在古巴皮诺斯岛（现改称为青年岛。—译者注）的监狱等。他甚至还了解到菲德尔生平的一些细节。例如，劳尔告诉他，在菲德尔还是15岁的小伙子时，如何暗地里唆使他维护自己在父亲种植场里的工作权。
在自己的起义计划中，菲德尔·卡斯特罗丝毫不抱幻想：他凭借的是他的同胞在争取自己独立解放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而这一斗争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之久。他们甚至在1933年推翻了独裁者马查多的统治。与其迥然不同的是，在他的一些老战友、大学生、青年工人、手艺人、高中生当中，往往是既没有政治历练，也没有明确的纲领。但是，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独裁者巴蒂斯塔的仇恨把他们统统团结起来。他们准备紧跟自己的领袖一干到底：他深入了解古巴的历史，通晓政治和法律。这一切都在自己那次著名的法庭演说中得到证明（菲德尔拒绝了律师的帮助，自己为自己辩护。在针对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诉讼程序中，他发言的最后一句话而后闻名全球—“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于是，古巴领袖从纽约抵达墨西哥城，他在纽约的古巴侨民当中募集到了一笔资金，用以资助未来的反巴蒂斯塔远征作战。在此之前，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巴蒂斯塔不得不在国内宣布实行大赦。
菲德尔和切在墨西哥城埃姆帕朗街49号住所会面了。这里居住着一位叫玛丽亚·安东尼娅的古巴女人，她嫁给了一个墨西哥男人。她的胞弟是一名地下工作者，曾遭到巴蒂斯塔暴徒的严刑折磨，迁居墨西哥城不久就去世了。玛丽亚·安东尼娅将自己不大的房间供同乡革命者支配，那里俨然成了菲德尔分子的司令部。
……让我们暂时将思绪转回到1961年的哈瓦那。一位古巴中年妇女不知何故来大使馆找我。她稍微有点发福，但神态却相当端庄。我已经不记得她姓什么，不过还记得有点不同凡响的名字—玛丽亚·安东尼娅。她想打听一下她的一个侄女前往苏联留学的事宜。
过了若干时候，在一次科普书籍展览会期间，我与前来参加开幕式的格瓦拉有过一次交谈。他看见来访者中的一位妇女后，就中断了我们的谈话：
“我们走吧，尤里，我想介绍你与我们的一位老太太认识一下……”
当部长开始拥抱不久前曾到过大使馆找我的那位妇女时，我不胜惊讶。玛丽亚·安东尼娅亲切和蔼地嫣然一笑，并且告诉格瓦拉说，我们早已认识……
“我并不怀疑：哈瓦那所有的漂亮女人都认识尤里！”切狡黠地开了一个玩笑。当他的这位故旧撇下我俩时，格瓦拉严肃地说道：
“你得想个法子和她谈一谈，她能够告诉你我们革命史中的好多东西。”
“为什么以‘老太太’称呼她呢？”我想知道其中的原委，格瓦拉愉快地微笑道：
“问题在于，她在墨西哥城的住所曾是我们秘密联络的地点。我们准备参加‘格拉玛’号远征的人经常说‘到老太太那里去’，‘在老太太那里会面’。后来，这一称呼叫来叫去就约定俗成地成了我们快艇的名字：更何况英文的‘格拉玛’也是‘老太太’的意思……我们大家都是远征队员—可算是同一个‘老太太’的儿孙……因此，你可千万不要忘记我的忠告。”切临别时对我说道。
我怎能忘记和错失这种机会呢？我和《真理报》驻哈瓦那记者、我的至交铁木尔·盖达尔，都想聆听置身于古巴革命源头的这位妇女的讲述。于是，我们三人在我的哈瓦那住所的楼顶阳台上坐定，喝着一种名为“自由古巴”的鸡尾酒（甜酒加可口可乐），玛丽亚·安东尼娅开口说道：
“1955年7月，菲德尔抵达墨西哥城。劳尔向他通报结交了一位力主捍卫危地马拉革命的阿根廷青年医生的事迹，并且建议和他见上一面。切和菲德尔在我的房间里长谈了近10个小时，我只能在中间给他们送上咖啡。我记得，菲德尔向格瓦拉解释他为什么决定要在奥连特省开始战斗行动……当我向他们送第一杯咖啡时，他朝我所在的方向点了点头，然后说道：‘这是我们的保护人，她的胞弟惨遭巴蒂斯塔分子的毒手……’”
铁木尔问玛丽亚·安东尼娅，格瓦拉当时给她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她思考片刻，然后打开了记忆的匣子：
“当他走进房间并将他介绍给我时，我想了一想，与自己的一些乡亲相比（我认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阿根廷男子称得上是帅哥。切还是一个青年人，与菲德尔比较，看起来更像是小伙子，虽然他们年龄的差距不过两岁（您大概也知道，菲德尔出生于1926年，而埃内斯托出生于1928年）。……我还记得他的目光—锐利而且极具穿透力：两眼透出无穷的力量和毅力。但是，当切与我交谈时，他的目光变得善良、柔和，尽管有一些调皮（请欣赏一下他与女性一起拍摄的照片！）……有关他那时所持的观点我就很难说清了，因为我没有参加过他与我的一些同事的谈话，后者曾一直在我那里食宿。当我准备制作任何一种我们民间的菜肴时，他们总是显得异常兴奋。在这件事上，菲德尔常常充当竞争者，比如他善于制作‘摩尔人和基督教徒’这道菜（即黑豆加白米饭。—作者注），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古巴厨艺中的菜肴……”
我们与古巴女爱国者的交谈持续了很长时间。
至于说到与切会面切留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印象，那么，他曾经纯粹出于自我批评精神地指出，在那个时期，格瓦拉“有着比我（指菲德尔。—作者注）更加成熟的革命思想，在意识形态以及理论研究造诣方面更高一筹，与我比起来，他是一位更为激进的革命者。”
让我们来听听格瓦拉的说法：
“我与菲德尔倾谈了整整一夜。清晨时分，我已作为一名医生被编入即将远征的队伍之中。在经历拉丁美洲四处漂泊和危地马拉的悲惨结局之后，我已没有过多的奢望，只要能让我投身反对任何暴君的革命都可以。与此同时，菲德尔给我留下了几乎是一个完人的印象。他能够解决各种极为复杂的问题。他具有坚强的信念，并且坚信，一旦起程前往古巴，他一定会到达古巴；一旦到达古巴，他就开始战斗；一旦开始战斗，他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他的乐观主义情绪深深地感染了我……”
然而，在理想家格瓦拉自己的全部浪漫主义情怀中，他在本质上还是一位深邃的研究分析家，在那个年代他就进行了下述评估和思考：
“胜利，”他在回忆上述提及的与菲德尔第一次交谈时说，“当我刚刚认识起义者的一位指挥员时，我似乎还有点将信将疑。”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切并不认为“为了如此崇高的理想而葬身在异国他乡的海岸”是一件坏事。
于是，青年医生下定决心—只要自己国家暂时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那就到“异国他乡的海岸”帮助人们成为自由的人。在谈话后与菲德尔告别时，切告诉他说：“你可以算上我一个，你需要医生……”
提起格瓦拉的祖国，阿根廷总统庇隆遭到切全家人的反对，他是于1955年秋被推翻的。但由谁取而代之呢？肯定又是将军团中的一些人……
因此，尽管新政权建议阿根廷政治侨民返回祖国，但格瓦拉断然予以拒绝，他不相信阿根廷在当时的形势下会有重大变化的可能性。顺便说一句，这方面还有一个明证，这就是切对每一项决定都要经过深思熟虑，让人对它提不出任何批评……
在着手准备远征作战过程中，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领导班子应当完成一系列极为复杂的任务，同时还要将其置于极为严格的秘密活动的条件之下：在墨西哥城，四处乱窜的不只是巴蒂斯塔的密探，而且还有多米尼加暴君特鲁希略的爪牙，后者十分担心“烽火”会从古巴蔓延到他的邻近岛屿海地，因为该岛的一部分是由他控制的国家占领的。
需要做的工作很繁重。未来远征作战的参加者要在一个地方集结，对他们进行检查并着手秘密活动，购置武器、船只、军需食品、各种装备和医药，最后是提前做好登陆后对在古巴支队的援助工作。为此，还要与在圣地亚哥市（也在奥连特省）的菲德尔的战友弗兰克·帕伊斯领导的菲德尔追随者达成同时行动的协议。
诚然，就面临任务的各种复杂性而言，类似行动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可谓司空见惯，几乎没有什么是未曾经历过的。早在19世纪，古巴爱国者在与自己岛上的西班牙主子斗争时，就采用过类似的远征作战方式。在多米尼加共和国（20世纪40年代），在尼加拉瓜、委内瑞拉等国，为自由而战的战士都有这种经验。与此同时，在所有这类远征中，其他国家的拉丁美洲人都会参加进来。因此，阿根廷人埃内斯托·格瓦拉即将参与古巴的“事业”，是拉美大陆各民族悠久传统的体现……
未来的远征作战者生活在友好和睦的大家庭中。他们血气方刚，充满青春活力，未曾放弃过任何机会庆祝某人的生日抑或其他节日。在这种情况下，菲德尔成了领路人。伊尔达·加德亚曾回忆起他们如何与埃内斯托和其他同志一起欢庆1955年圣诞节的情景。
“菲德尔亲手制作了圣诞小猪（这是一道菜肴—穿在铁钎上或置于火盆中的乳猪—古巴人在圣诞前夜通常都有这样的传统，如同天主教徒的传统是火鸡一样。—作者注）和自己爱吃的黑豆加白米饭。他们还烹调了浇汁丝兰。共进晚餐时，他还拟定好了有关革命后古巴的计划。有人在私下悄声说‘首先应当到古巴去。’‘对，这很正确。’沉醉于幻想的‘厨师’在一旁轻声鼓励说。”
然而，他们并没有丧失蓬勃的朝气，一切准备就绪而且跃跃欲试。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格瓦拉在内，早在1955年就认真着手准备、1956年1月才开始提上日程的事。这主要牵涉到体力上的锻炼。“要使肌肉变得强健而敏捷”，医生埃内斯托话音刚落，他们就登上了山顶。他甚至撤掉了早餐中传统的阿根廷煎牛排，并且从总体上减少了进食量。而应变反应训练中的项目—摔跤和篮球不得不改在体育大厅进行。与平常一样，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开展经验交流活动，并且尽可能多地博览群书，特别是经济书籍，另外还有诸如计划、投资、存款、通货膨胀等方面的文献。但是，未来的游击队员还不能忽略精神境界的提升。一位友人从书库取出的书籍中就有几本是苏联作家的著作，诸如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掩体中》。
寻觅一位精通“游击战争”的人本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更何况是一个可以依赖的人，而且能够教会战士从事这种战争的战术，全面培训他们适应游击生活的人。
（读者朋友，让我们的思绪重新回到1960年夏第一任苏联大使刚刚到任的古巴：有几名外交官，其中还有一位谦卑顺从的仆人。我们首先被安置在“自由哈瓦那”大厦的第20层，其中第18层是我们居住和工作的地方。在头几天的一个日子里，当我们开始在那里接待访客时，一位留着满脸“船长”式花白大胡子的老年男子来探望我。我的脑子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根本不像是古巴人”。—作者注）。从精神矍铄的仪表和十分整洁的衣着来看，他应当是一名军人。实际上，他自我介绍说是西班牙共和国的阿尔维托·巴约上校，曾以政治侨民身份在古巴生活过。他对有机会获得译成西班牙文或其他欧洲语言的苏联出版物而感到欢欣鼓舞，书中的内容均涉及相关的军事题材以及先在俄罗斯后在苏联进行战争的历史。我许诺上校向莫斯科做相应函询，并请他过两个月后找我。在巴约下次到访时，我向他转交了几本“进步”出版社用西班牙文出版的书籍，而他也赠与我几本自己的著作，其中一本是《我如何准备“格拉玛”号远征》……上校在见到我面露困惑的表情后，就谦逊地说道：“这是老早以前的事情了—在墨西哥城，我曾给予我的古巴朋友们一点微薄的帮助。”他同时匆忙赠送我……一本自己不太厚的诗集！
巴约是一位令人惊叹的饶有风趣的人物。我与他经常会面，他向我讲述了有关西班牙内战时期的一些情况，有关自己的生活处境以及与古巴起义者的友谊。我可以从他的讲述中摘录一些片段。
阿尔维托1892年生于古巴的一个西班牙裔家庭（那时它还归西班牙管辖。—作者注）。他毕业于西班牙的军官学校，在摩洛哥打过仗，同时还在军队中从事过文学创作活动：撰写诗歌和有关军旅生活的短篇小说。在内战时期，他与佛朗哥分子作过战，并且主持过几支游击队的培训工作。在共和党人失败以后，他先是移居古巴，而后转至墨西哥，在那里成为墨西哥公民并当上一家家具制造厂的老板。他还在军事学校当过教官。1955年，巴约在墨西哥城出版了一本独特的有关游击战艺术的百科全书—《游击队员的150个问答》……
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同事来说，格瓦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难得的人物，也算是“命运的馈赠”。同时，阿尔维托先生为了显示自己的气派，虽然开出的价码为8，000美元，但结果还是没有从青年爱国者身上得到一文钱。此外，他还变卖了自己的工厂，并将卖得的钱转交给了自己的古巴学生。
有关这些事情我不是从他那里了解到的，而且在与上校的交谈中，我在某种程度上更在意这种行为的动机。“没有什么特别的：为了神圣的事业，我毫不吝惜，更何况是给予有如此献身精神的人们。”他朴实无华地回答说。
起初，阿尔维托先生在距墨西哥城不远的多山地区获得了一个名叫“圣罗莎”的大牧场，以便作为根据地和训练作业所用，在这个过程中，由他自己和菲德尔手下的人充当教官。巴约是兵营中不知疲倦和铁面无私的指挥员，他要求自己的学员加强体育锻炼，节制饮酒，并且全面严格纪律和保守秘密。这位前游击队员教导他们伪装隐蔽、秘密行动、持枪射击、投掷手雷、制造炸药、警卫勤务以及设伏出击。战士们还要在各种气候条件下，以最大的负荷完成极度费耗体力的山地行军……所有这些技能培养多么适合古巴的国情！
我从格瓦拉的一些战友中了解到，埃内斯托认真踏实地掌握了游击战的科学。但我很想聆听（我总对这个令人惊奇的人物有兴趣）教员本人亲自讲述这个问题：
“切是遵守纪律，完成各项任务的榜样，是我最为能干的学生，因此，我一直给他打最高分—10分，”巴约说道。然后沉思片刻并做出补充，“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的同事，他也教同志们。当然，作为一名医生，他还治疗骨折和各种创伤，给大伙打针，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当做‘试验用的家兔’。”
埃内斯托的同事以及士兵们都持这样的观点。以下是其中一位名叫卡洛斯·贝尔莫德斯的回忆：
“我和他一起在‘圣罗莎’大牧场接受教育。我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他最为刻苦好学，总是充满最高度的负责精神，随时准备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那个时候，我勉勉强强能看点东西，而他却对我说：‘我要教会你读书，然后对读过的内容加以分析……’又有一次，我们进城逛街，他突然拐进一家书店，花掉随身携带不多的一点钱，替我买了两本书—《绞刑架下的报告》和《青年近卫军》。”
从这些言谈判断，格瓦拉某种程度上在兵营中履行着政治指导员的角色。我在谈起这件事时有点小心翼翼，因为在任何时候，我都没有从切本人口中听到有关这方面的任何说法，尽管另一位战士的话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名叫达里奥·洛佩斯，他说道：“切亲自从我们不大的图书馆中挑选一部分书籍用于政治教育。”
菲德尔作何反应呢？有了如此可依赖的助手，他就很少莅临大牧场？：他要竭尽一切可能，尽快完成对远征作战的准备，何况巴约保证在1956年年中就可结束士兵们的学业……但正如常言所说，“天有不测风云！”6月22日，打入游击队的巴蒂斯塔奸细贝内利奥向特务机关通风报信，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墨西哥城的一条街上被捕。特务机关还对玛丽亚·安东尼娅的住所和“圣罗莎”大牧场实施突击搜查，并在搜查大牧场时抓走了格瓦拉和他的几位同事。
地方报刊上掀起了大规模的宣传热潮。一些报纸撰文写道，菲德尔似乎不只是共产党员，而且还是墨西哥－苏联文化协会的秘密领导人，对格瓦拉的评价，则是危险的“国际共产主义的吹鼓手和依附于危地马拉阿本斯总统的莫斯科间谍”。劳尔·卡斯特罗因同一大帮战士在山上进行训练而成功逃脱了追捕。
埃内斯托一家未能躲过各种各样的惩罚：伊尔达和四个月大的女儿一起被捕（致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信函用的就是伊尔达的名字）。对于这位女性的抗议，一名警察回答说：“格瓦拉医生与俄国人的接触早就引起怀疑……你和他是在危地马拉认识的吗？他在那里做些什么事呢？”
在深陷囹圄时，菲德尔曾将钞票塞给监狱看守，并且派他们到咖啡馆为被捕的同志们买饭，这样的饭菜也为伊尔达送过。
菲德尔在过道上见到她后，对她说道：“你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信件是替我收的，因为我没有常住地址……让你和一个小女孩替我受苦，我于心不忍。”
在审讯时，有人告诉格瓦拉说：“你的妻子和女儿都被捕了，如果你还不说出实情，我们就要对她用刑了！”。
埃内斯托以他固有的精神特质对此做出反应：“那时，我将无言以对。如果你们愿意，那就来拷问我好了……既然你们是这样一伙连妇女和幼小的孩子都要准备逮捕的野蛮人，那就别指望你们有任何公正性可言！”
阿根廷大使馆（其副大使是埃内斯托的一个远房亲戚）开始为释放埃内斯托而奔走。切在知道这件事的原委后说道：“我只能和古巴人一起离开这里……”
然而，逮捕秘密工作者和粗暴对待他们引起了墨西哥社会舆论的抗议，开始替他们说情的有墨西哥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前部长埃里维尔托·哈拉、工会领导人隆巴多·托列达诺、享誉世界的艺术家戴维·西克罗斯和迪戈·利维拉等人，而且被监禁者也宣布了绝食行动。顺便提一下，在这些压力下，墨西哥当局并不十分赏识独裁者巴蒂斯塔。经过一个月的关押后，除了埃内斯托·格瓦拉和古巴人卡利克斯托·加西亚被控非法进入墨西哥外，其他所有被监禁的人都获得了自由。
在丈夫就要出狱时，伊尔达把刚刚为他购买的他所喜欢的成套咖啡色西装送到那里：在古巴人卡利克斯托看来，贼头贼脑的看守雁过拔毛所留下的只剩下内衣了。切喜欢这件衣服，他吻了一下妻子，然后口中说着“穿上吧，你也很合身”的话，顺手把新衣服递给了这位古巴同志。而送别人衣服的人自己的穿着打扮怎么样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从玛丽亚·安东尼娅的谈话中略知一二：
“我看见切身穿一件廉价的单薄而透光的外套，头戴一顶旧帽子，活像菜园子里的稻草人。因此，我常想揶揄他，并对他说他给人留下的是怎样一种印象……当我们被带离监狱接受审讯时，他是唯一一个戴上手铐的人……”
在他不在家时，巴蒂斯塔的爪牙们冒充普通窃贼溜进埃内斯托一家在墨西哥城租住的住宅中。他们在搜查一件秘密证据时，将所有的物品都翻了个底朝天，为了掩人耳目，只是拿走了一台打字机和一架照相机。切在向伊尔达通报这件事的第一反应是：“只要你不打算花费组织上给我们的生活费去添置新东西就好。”
未来的远征军成员终于又聚集到了一起：从时间上说比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周年纪念日晚了几天。菲德尔“玩耍”着掺有小虾和乳酪的通心粉。人们回忆起在古巴牺牲的同志，其中包括试图在四月攻占坐落在马坦萨斯市的戈古利亚兵营不久前遭到监禁的人，同时修订进一步筹备远征作战的计划……菲德尔注视着沉默不语的格瓦拉说，“切，你为何一言不发？是不是因为你现在已受到‘监管’了？”（指埃内斯托和伊尔达就要结婚。—作者注）……
筹备工作已近尾声。一艘英文名为“格拉玛”号的快艇也到手了。瑞典著名民族学家W。格林指出，该艇的核定乘员为8～12人，尽管菲德尔一行人达80人之多……前面已经提到的弗兰克·帕伊斯也乘车抵达墨西哥城，他通报了有关他的战友们在约定日子于奥连特省举行起义的准备情况，并且向菲德尔转交了他们募集的一批资金。
然而，意外事件却再次发生了：菲德尔获悉，他的私人卫士拉法埃尔·德尔皮诺是以自己个人的名义购置“格拉玛”号快艇，并且还藏匿了一部无线电发报机，准备以1.5万美元的价格全部倒卖给墨西哥城的巴蒂斯塔奸细。
有关孤立奸细和马上在图斯潘渔港集结的紧急命令下达了。“格拉玛”号快艇就在该港码头停泊并正在等着德尔皮诺的到来（鉴于问题的微妙性，作者从来不向古巴朋友问起德尔皮诺日后的命运；有一次，我在西方报刊上读到了有关他的文字：他似乎被可靠地囚禁在一个废弃的堆料场中。—作者注）。与此同时，支队指挥员下令在墨西哥城的可靠地点藏好10支步枪，然后对心有余悸的战友解释说：
“如果我们再一次遭受挫折，那我就回到墨西哥来，重新集结一批志同道合者并从飞机上空降到山区重新返回古巴。因此，我要奋斗到我被打死为止，或者我们的祖国从独裁者和剥削者手中获得解放。”无须赘言，在那时，这样的立场与格瓦拉的观点何其相似乃尔……
起航这天，港口被风雨笼罩，细雨蒙蒙，大风怒号，货物装载进行得有条不紊且迅速利落（谢天谢地，此前接受“贿赂”的港口警察“不知到哪里去了”！）大家正准备起航之际，然而却少了5名“乘员”，其中就包括切。其中一个人—卡利克斯托·加西亚—后来回忆说：
“夜里找汽车是十分困难的事，我们终于叫住一辆并付钱请他拉我们到港口……半路上，司机开始怀疑有点不对头，拒绝继续往前开。切这时对我说：‘你留意道路，司机归我管。’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司机载我们到一个叫罗萨里卡的小地方，它刚好是我们行程的一半，我们在那里又拦住另一辆汽车并抵达指定地点—图斯潘港。”
几个迟到者刚上船，菲德尔就下达口令：“溜之大吉！发动马达！”载重量大大超过吃水线的“格拉玛”号黑灯瞎火地艰难离岸，朝着古巴方向前进，聚集在甲板上的起义者（现在可以这样称呼他们了）唱起了古巴国歌……
在公海上，风暴给人的感觉更加明显，快艇像浮标一样上下起伏。它逐渐偏离航向，极限速度急剧下降。格瓦拉在回忆录中写道：
“船只已经成为一个令人狼狈不堪的平台：人们用手按住腹部面带愁容地坐着，有人把头埋到木桶里，有人则以极不自然的姿势横陈躺下。在82个人中，只有两三个海员加上四五个乘员没有尝到晕船的苦头。”
埃内斯托本人还受哮喘病严重发作的痛苦（在港口时他就意识到将呼吸器忘记在家中），他咬紧牙关，同其他人开玩笑逗乐，并不时给予鼓励：因为他是随队医生。
当然，如果不举几个实际例子，即古巴人自己所称的“古巴的列拉霍”（可“委婉”译为“古巴式的杂乱无章”。—作者注），那么航行的情形将是不全面的。下面是几位远征作战参加者自己撰写的文章中的一些段落。
“快艇突然出现漏水，抽水泵却不能用，马达坏了，人们开始用桶舀水。为了减轻船只下沉，只好将一些盛装罐头的箱子抛到大海上。只是到这个时候，即当仔细检查船体时，却从盥洗室传来一声喊叫：‘有人忘了关厕所阀门了！’”
“菲德尔任命前海员罗贝尔托为快艇的航海长，他努力地确定着‘格拉玛’号的所在位置，并爬上船长室的顶部，一个大浪却将他‘悄无声息’地掀翻在海中。于是，快艇在一个地方打转了数小时之久，直到有人发觉并将这位可怜的海员活着拉到船上为止。
“一个战士感觉不好，他失去了知觉并躺着一动也不动。格瓦拉这时正值哮喘病发作，没有人去叫他。一个与‘死者’并排躺着的同志喊了起来：‘菲德尔，佩佩死了，怎么办啊？’‘抛到海里去！’答复随口而出。就在这一时刻，‘濒死者’睁开了双眼……
“因此，基于天气和所有上述列举的种种‘过失’，导致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即在11月30日凌晨，当弗兰克·帕伊斯和同志们占领了圣地亚哥的政府机关（与他早在墨西哥城商定的一样）时，‘格拉玛’号距离古巴海岸还有两天的航程。
“然而，巴蒂斯塔的侦察机却已经确定了快艇的位置。因此可以说，部队登陆时就有埋伏在等候。而且‘未曾预料到的各种情况’还在继续出现：‘格拉玛’号没有靠岸就搁浅了。快艇上有一条小艇，下水后就因超载当场沉没了。手里只拿着武器和少量食物的战士们不得不在齐额深的水中游向岸边。‘这不是登陆，而是船舶失事，’劳尔·卡斯特罗稍后承认说。”
为了身临其境地介绍远征作战成员经历的那样令人惊心动魄的地方，那就应当去一下“拉斯科洛拉达斯”浴场（西班牙语称为“染上颜色的海岸”，其色泽，尤其是红树灌木丛的色泽会随一天的不同时间段经常变化。—作者注）。苏联女作家瓦恩达·瓦西列夫斯卡娅曾到过那里。我迄今还记得她是大感震惊并且有感而发：我用自己的全部心灵深深感到，青年爱国者们究竟经历了什么？究竟如何死去？她很快就出版了一本有关古巴的书，书名叫《自由列岛最大的浮游生物群落》，其中这样描写“格拉玛”号登陆的现场：
“一泓浅水滩和成片的红树灌木丛。还有红褐色的泥泞不堪的沼泽地带，其上伸展出无数纵横交错千奇百怪的光秃秃须根和红树枝条—这是一道密集而坚固的篱笆，确切说有数百道之多……它们交织在水面上，布满无数的小沼泽，而且这里的底部—全是呈红褐色的淤泥。”
所有这些加上猛烈的射击，是巴蒂斯塔的舰船和飞机向淹没在沼泽积水中的战士发出的。这甚至不是什么“船舶失事”，而是“但丁受难”！
“我们需要几个小时，以便艰难地离开沼泽地带，由于一个自称当地向导的同志缺乏经验和没有责任心把我们带错了路，”格瓦拉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于是，我们一踏上坚硬的土地……就成了一支按照某种机械意志运动的幽灵部队。我们经历了七天的经常挨饿和晕船的折磨，外加三天令人恐怖的陆上日子。11月5日黎明时分，在经过夜行军（常因疲劳导致的昏迷不醒而停顿下来）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而这个地名颇含几分讥讽意味，叫阿莱格利亚·德皮亚（可译为“圣徒的欢乐”。—作者注）。
然而，此地不可久留，成群飞来的飞机向队伍疯狂扫射和攻击，菲德尔枉费心机地试图将人员掩蔽在甘蔗丛中。
让我们再回到格瓦拉的日记上来：
“一个战士几乎将子弹箱扔到我的脚旁，关于这一点，他对我的责备的回应是：‘现在不是拿子弹箱的时候’，说完就拔腿朝甘蔗丛跑去。我清楚记得他脸上受惊吓的表情……或许，正是在那个时候，一个问题首次提到我的面前：我究竟是个什么人—是医生还是士兵？我的身边放着药品袋和子弹箱，为了将两者都拿起来，它们显得过于沉重。因此，我就拿起子弹箱朝甘蔗丛跑去……我感觉胸部和颈部受到沉重的一击，觉得好像已经死去。我独自一人躺着等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阿尔梅达（后晋升为少校，并出任古巴武装力量副部长。—作者注）出现了，并且说服我继续朝前走。我不顾疼痛地站起身来，我们一起走进甘蔗丛中……阿尔梅达组建了行动小组，因此……我们进入了救命的林子里……我们在快艇遭受攻击、饥饿（在另一篇笔记中他说得更加确切：‘只进食一些活的小螃蟹’。—作者注）和口渴的煎熬中挤成一团躺下睡觉。这就是我们在1956年12月5日经历的战斗洗礼。”
在上述力量悬殊的战斗中，几乎有一半战士牺牲了，近20人当了俘虏，其中许多人被枪杀。在这样的条件下，菲德尔没有丧失信心。看见失去一段时间的劳尔和一群战士活着并回到身边后，他提高嗓门说道：
“独裁者的末日就要到了！”受尽行军折磨的雷纳·罗德里格斯刚从沼泽地爬出就说了一句话：“你们大家都发疯啦：是我们的末日已到……”菲德尔走近他说道：“你听着，小伙子，如果所有这一切都不合你的心意—那就留在这里吧。我将继续前行！”格瓦拉作为这个场面的见证人心想：“果真是一条不屈不挠的汉子……这个人日后一定会取得革命的成功。”
在结束这一章时，我们想回答人们向切提出的问题：他是什么人？是医生还是士兵？我们斗胆地替他回答说：既是医生又是士兵！读者在翻阅本书时将不止一次地证实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