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建兴十二年八月，诸葛亮病死五丈原。临终前密嘱杨仪等人回师汉中。魏延独持异议，声言不能因诸葛亮一人之丧而影响讨伐曹魏大计。此议未被采纳，他即迁怒于素不相睦之杨仪。闻杨已部署退兵，便抢在杨之前自褒斜道南撤，边撤边毁栈道，以阻杨回师之路。其结局是“三国”读者都知道的：他被目为蓄意谋反，终至被杀。罗贯中用小说笔法，把他写成早有反骨。其实，在《三国志》里，陈寿倒是替他说了公道话的。他不过是不服杨仪，并不想背叛蜀汉。杨仪气量狭窄，魏延的盲动亦事出有因。诸葛亮生前对他不大放心，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嫌诸葛亮过于谨慎，不采纳其主力北出斜谷，由他分兵出子午谷奇袭长安之计。诸葛亮头上的光环太耀眼了，掩盖了魏延献策中的合理成分。他最后不顾大局，挑起内讧，更使自己长背黑锅。
这两次栈道之焚，都是在一种特殊情境下发生的，与敌对双方交兵无直接关系。因直接交兵而致栈道被毁，史籍上则更难胜数。大凡在乱世，在群雄混乱的割据时代，诸如东汉末年、三国、南北朝、唐末、五代、南宋与金、元对峙时期，这些谷道里便兵火不断，栈道迭毁。它的或修或废，恰是中国治乱的连锁反应。栈道的劫火，把历史上那些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乃至邪恶卑鄙的阴谋家、野心家，――投影在那些峡谷绝壁上。它是权力磁场中一个特别敏感的场效感应区，也是达致中国统一、文明传播普及的一条必经的孔道。只需指出一点：丝绸之路首程的一条重要支线，就是这些栈道。蜀地的丝绸就是由此运往西域的。
所以，栈道才屡经兵焚而不绝于斯，直到交通手段的不断演进，最后替代它为止。
所以，有关栈道和战争的种种传说，如同千古流传的楚汉相争和三国鼎立故事一样，苍凉而不凄苦，悲壮而不惨伤，甚至蕴含着沿线山民的几分自豪――尽管他们世世代代为此付出了惨重的牺牲。
苍凉的历史，早穴藏进那一排排栈道孔眼。只有谷风吹怀，只有江声激耳。置身明月峡，“中国古今交通博览馆”中那出没于山腹中的铁道，那汽车道，那栈道，那驿道，那水道和纤夫道，均历历可见。但我此时的思绪，已经超越这些物象，在那些悬崖穴藏中作历史的遨游。本来，这“博览馆”就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一大奇观。
访成都杜甫草堂
熊召政
一
春来惆怅浣花乡，无限江山一草堂。
细雨酥泥红满路，竹篱楠影绿盈窗。
每因战乱伤襟抱，历尽沧桑壮酒肠。
流寓锦城听杜字，诗人独自话凄凉。
坐在杜甫草堂的茶馆里，我写下这首诗。数年来借助银翼，频到成都，也曾抽空三访杜甫草堂。诗人出身的我，一直想为这草堂写点什么，但不知为何，总找不到感觉。此番从峨眉山归来，心如青衣江上的行舟，还航行在盛唐的烟雨里。再来到这成都的杜甫草堂，细细浏览柴门花径，穿过一丛丛凝烟滴翠的新竹，看高大的楠树把四月的烟雨中的春光，撑了一个满庭，心中便突然生起无尽的惆怅。于是，就有了上面这首诗。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诗人是饶舌的一群。中国以诗国著称，诗歌在中国，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状态。在古代，中国的为官者，几乎没有谁不会写诗，他们中产生了许多大诗人，像屈原、宋玉、鲍照、庾信等。这情形在唐宋两代尤为突出。在唐有张九龄、王维、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韩愈、杜牧、李商隐等；在宋有王安石、晏殊、欧阳修、范仲淹、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等，都是诗坛中雄视千古的人物，同时又都是高官。同以上这些人相比，杜甫官职卑微，所谓工部，比之如今，充其量是个处长级别。但论诗不论官，何足挂齿的小官并不妨碍他获得“诗圣”的地位。
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十分优秀，但同时又极尽虚荣之能事，凡事都要夸张。譬如圣人，全世界获此封号的，加起来恐怕也没有咱中国多。周公旦是中国政治家中的第一位圣人，孔夫子是中国文化的第一位圣人，有“万世宗师”之美誉。另外，诸如书圣、草圣、诗圣、棋圣、艺圣、画圣、歌圣等等，不一而足。发展到当世，愈演愈烈。这种现象的产生，实乃是远古生民图腾崇拜的余绪。圣人是崇高的，不可企及的，我辈仰望，窃窃惭愧自己的愚笨。可是站在这杜甫草堂中，马上就想到一个问题：为何这草堂，从来没人称它为“诗圣草堂”而要直称为“工部草堂”？难道圣人的头衔，还敌不过一个级别卑下的工部员外郎？
二
公元758年冬，从华州司功参军任上弃官流浪的杜甫，携家带口来到成都，借寓于浣花溪畔。翌年春，在友人的资助下，在浣花溪上游选了一块地，盖起了几间茅屋。这便是最初的杜甫草堂。杜甫在这里住了三年零九个月，写下了两百四十多首诗，在他死后，草堂数度易主终成废墟。直到一百多年后，来成都做官的晚唐诗人韦庄，在浣花溪畔找到了草堂遗址，缅怀先贤，他在遗址上头盖了一间茅屋，这是后人纪念杜甫的第一座建筑。又一百七十年过去，到了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有一位名叫吕大防的进士仕宦锦城，在再度倾圮的韦庄版的草堂遗址上又一次重建。这一次规模略大，其壁间绘有杜甫遗像，供人瞻拜。半个世纪后，已是南宋初年，时任成都知府的张焘来到浣花溪边，面对草堂凋敝之甚，遂再度培修，新增二十六通石碑，遍刻杜诗一千四百多首，历时四月而成。经过这次修葺，草堂渐有气势，大殊于从前。元明改朝换代之际，草堂毁于战火。明初，朱元璋的十一子朱椿受封蜀王到了成都，下令重建草堂，这次规模更为宏大。自此，终明一朝，草堂修葺扩建了七次，亭馆祠堂，曲水园囿，草堂已成胜景。明末，张献忠入蜀，杀人如麻，川中浩劫，草堂亦不能免。1670年，清康熙朝川湖总督蔡毓荣履任成都，联络四川布政使金凌、成都知府冀应熊倡议重修。清代历朝扩建五次。民国期间，地方人士筹款对草堂中的工部祠与诗史堂进行了重建。新中国成立后，草堂成了杜甫纪念馆，成立了管理处，向游人开放。1961年，杜甫草堂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我们所见的草堂建筑群，为清嘉庆十六年重修所留下。这穿斗式的民居建筑，典型的川西风格。层轩累阁，华堂丽庑，清流散绮，雨红蕖。此般景象，华贵有如王府，与诗人的故居相去甚远。
三
唐代诗人中，最穷的有两个，一个是杜甫，另一个是杜荀鸫。如果给他们划成分，应该算是贫民。在新中国，他们可算是无产阶级诗人。宋代，曾主持过草堂重修工作的喻汝砺，为这草堂写了十二首诗，第一首头两句“灿灿诗翁锦城西，只缘诗好合穷栖”。开宗明义就点明了杜甫的身份，这个“灿灿诗翁”穷栖于人世。同时表述了一个观点：唯其穷栖，才能写出好诗。杜甫自己也说过“文章憎命达”。这无异于告诉人们：文学是穷人的事业，这观点与管子的“仓廪实然后知礼节”显然违背。文学与财富的关系，也就是说杜甫的立论是否正确，值得另写一篇文章探讨，这里略下不表。在这里，我想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的诗圣，一个瘦骨嶙峋的穷老头子，生前颠沛流离，为五斗米折腰尚嫌不能，强抑嗽齿的穷愁，在达贵官人面前强颜欢笑的这位在大热天吃腐牛肉中毒而死的诗人，为何寓居三年多的一座草堂，竟有如此的宏敞亮丽？在这草堂里，杜甫写下了那首呼天抢地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如果草堂是今天这般气象，杜甫会如此痛哉惜哉，稍带着还把抢走茅草的邻家的孩子咒骂一番？
答案只有一个：这座草堂是后人盖的。从第二节里列举的历代重修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官府所为。这样就引出了第二个有趣的问题：我们的官府，为什么在杜甫生前如此吝啬，任其穷愁潦倒。但在他死后，又要如此大费财力，不厌其烦地修缮、扩建这一座已没有杜甫的杜甫草堂呢？生前穷愁死后荣耀都达到了极致，这究竟是不是荒诞的黑色幽默？
前面已经讲过，诗在中国，首先是一种生存方式，其次才是艺术。且不说官场的附庸风雅已成痼疾，就是天生龙种威加四海的皇帝老儿，同样也要往诗人堆中凑。汉高祖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几乎是两个文盲，然而都有诗传世，刘邦的《大风歌》写得还不赖。御制诗应算是中国诗歌中特殊的一种。乾隆皇帝御制诗一万多首，这数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位大诗人。尽管中国的统治阶级爱好诗歌，但爱诗与爱诗人是两码事。历史上，爱诗人的皇帝不多，但给诗人制造苦难的皇帝却枚不胜举。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政权而残酷迫害手无寸铁的文人，从来都不会有道德上的障碍。
基于以上考虑，漫步在这杜甫草堂中，我的确产生了“诗人独自话凄凉”的感觉。
四
仅就园林而言，杜甫草堂堪称西南胜景。邓小平以八十高龄来游草堂时，说：“来成都没到杜甫草堂，就等于没来成都。”我不知道这句话确切的含义是什么。既可以理解成对杜甫的推崇，提示国人不可丢掉了忧患意识，又可理解为对这一片园林建筑的赞美。是的，田舍农居风格的草堂，如含蓄淡远的水墨画，有着闲逸的韵致。特别是1996年动工兴建的茅屋景区，曲水林塘，莫不充满杜诗的意境。在洞庭湖上客死孤舟的杜甫，绝对想不到，他靠友人赞助而建起的流寓蜗居，竟然被改造成锦城佳构，从而吸引了八方权贵，万国衣冠。仅从这一点看，诗人的荣幸，此地可称为“海内孤本”。
我在草堂中时，正值暮春，烟雨漾漾，园中游人熙攘。我细心观察，游人最少的地方，是杜诗碑林。啊，他们并不为寻诗而来，像游鱼唼喋浮萍，他们需要的是这里春光的溪流，娱情的小径。细心一想可以理解，在中国历史中，诗人是一种时尚。而在当今，在利益追逐成为社会首选的今天，诗人早已变成了社会中的边缘人物。再没有人愿意欣赏铿锵的音韵，更没有闲人来倾听诗人的诉求。尽管这诉求发自心灵，注满忧患，也不借助于语言暴力。但是，仍不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因为，产生于情感的诗，毕竟离铜臭太远。
武侯祠：一千七百年的沉思
梁衡
中国历史上有无数个名人，但没有谁能像诸葛亮这样引起人们长久不衰的怀念；中国大地上有无数座祠堂，没有哪一座能像武侯祠这样，让人生出无限的崇敬、无尽的思考和深深的遗憾。这座带有传奇色彩的建筑，令海内外所有的崇拜者一提起它就生出一种神秘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