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锋
当我知道将由加利福尼亚州普林斯顿的联邦教养院转到肯塔基州莱克星顿的女子联邦教养院时，我吓坏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拥挤不堪并且暴虐横行的地方。
说起来那是８个月前的事，我因参与了我父亲的生意而被判定犯有诈骗罪。打从小时起，我父亲从肉体上、精神上和性方面对我进行了凌辱，但我没法去恨自己的亲生父亲。所以，当他把我牵扯进一桩诈骗活动的几个月后，联邦调查局揭露了这起案件，并问是否在公文上是我的署名时，我大包大揽，仍像小时一样天真地说：“是的，署名是我的，不是我父亲的。”我对这一罪行负责，并被判到一个重刑犯监狱服刑。
我入狱之前，上了几堂成年人新生课程，开始抚平我童年的创伤。我发现了忍受长期虐待的后果，懂得了苦涩回忆和精神创伤也可以被冲淡。由于听了这些课程，我明白了暴力、混乱和过分的紧张，所有萦绕在我心中的这些仅仅是一种心理失衡的表现。所以，我下决心去改变，我开始去读一些充满真实感和智慧的书籍，开始去写作一些生活感受以认识真实的自我。当我听到我父亲的声音在我心里说“你一无是处”时，我则代之以上帝的声音回答“你是我亲爱的孩子。”久而久之，日复一日，通过仔细周密的思考，我开始改变了我的生活。
当我得到“收拾行李”的命令时，我以为我会被转到一个轻刑犯集中营。为了防止逃脱的计划，看守们是不会告诉去哪或何时离开。但是我确信我已完成了在重刑犯的监狱中苦度时光的历程，理应去一个轻刑犯监狱。
来到莱克星顿联邦教养院的确是一个打击，这使我惊恐不安。但是立即我便意识到在那些不寻常的日子里，上帝仍与我同在。我被分配到建筑住房团体，团体的名字不像其他单位有肯德基的乡土味，如“绿草”之类，而是叫“复活”，这个名字意味着“新生”。仰仗上帝，我知道我将是安全的，我惟一愿望是去掌握怎样才能真正地获得新生。
第二天，我被分配去工作，具体是在一个建筑维修队。我们的工作就是用黄色皮革擦亮地板，用薄板包装石质地面，在我们重新投身社会之前，在监狱时就已经掌握了类似的技术。我们的管教，里尔先生，是我们的老师。里尔先生既慈祥又风趣。
通常地，一名囚犯和一名看守之间仅有两条规则——囚犯不相信看守，看守也不信囚犯。但里尔先生却不同，他不仅安排时间与他一道学知识，而且总在一起开玩笑，他从不喜欢规则，但他也不通过讽刺或降低个人身分的手段放弃原则地同情我们的悲惨遭遇。
我看到里尔先生很多天了，我看见他看我时脸上总有一种滑稽可笑的表情。我经常得到这种殊遇，因为我看起来像这样一个人——一个来自堪萨斯州的土里土气的家庭妇女，我看上去不应待在监狱里。
一天，里尔先生和我单独在一个分遣队里，他最后问我：“你做了些什么被关进了监狱？”我实事求是地告诉了他。他听着并问我的父亲是否也在监狱中，我告诉他没有，没有确凿的犯罪证据表明他有罪。实际上，我的姐姐和兄弟们都支持他，认为我是说谎。
里尔先生听后义愤填膺，对我说：“那么你为什么还这么高兴？”我开始与他分享我正在学习的简单真理：幸福和宁静源于内心，我向他说，自由的真正含义在于你首先相信它，然后才能看到信仰的结果。
我接下来问了里尔先生一些问题。我问他怎么能日复一日地去教导那些不想听课的囚犯们，让他们去醉心于他们不喜欢的乐趣？在这样充斥愁苦与愤恨的氛围里，他怎么能持续保持快乐和仁慈？
里尔承认那是很难的事，这个工作也不是他一开始就选择的，他告诉我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职业军人，但是按梦想设计人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有监狱工作的保障，他有妻子儿女需要他去照顾。
我告诉他，如果无法实现梦想，那是他心中的意志不够坚强。我说他能做到他想做的任何事。我还评价了我们都熟悉的各个不同等级的监狱。
这些交谈持续了几周，我感到与里尔先生相处很安全，我感到他是这样一个看守，我不必害怕他发无名之火来宣泄内心的失落，他也不会乱扣不服管教的帽子，更不会瞎派额外的工作，或关禁闭。这种事在监狱中太正常了——尤其对一个女囚犯来说。
有一天，里尔先生来找我，生气地问道：“罗格芙夫人，我想让你去一下我的办公室，打扫干净那里的你能看到的每一个壁架，不打扫干净每一个角落你就不能离开。”
震惊与伤心之下，我只好乖乖听命，我说：“可以，先生。”然后去了他的办公室。我的脸羞得泛红，我的感情着实被伤害了。我感到他是不同的——我原以为我们已经不分彼此地交谈过，但事实上，我对他而言不过是另一个囚犯而已。
里尔先生在我身后关上了门，他背对着门站着，上上下下地打量着门厅。我擦去眼中的泪水，察看着所有的壁架。慢慢地，一丝微笑浮现在我脸上，壁架是空空当当的，除了一个多汁的、红透了的西红柿和一个食盐震摇器。里尔先生知道我入狱差不多一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根本没有吃过一只西红柿。里尔先生不仅从他自己的花园中采摘了西红柿，而且他还为我“打眼”，那意味着他在门口担任警戒以防止其他看守发现我，我开始开怀痛吃我一生中最美味可口的水果。
这个发自真诚的仁慈行为——把我看待成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号码——帮助我继续走上我恢复身心健康的道路。我确知我待在监狱中不是为了解决一次事件，而是要把它当作一次机会，一次能够深刻地治愈我受到创伤的机会，以至于我以后也能治愈其他的创伤。
里尔先生是我的看守，也是我的朋友。自从我出狱后，我便再也没有看见他或听到他的音讯，但是每当我在自己的花园中采摘西红柿时，我便不禁想起他，我最大的心愿就是里尔先生也能像我今天一样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