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厂的位置在收容所旁边。
通向收容所的道路，窄细而颠簸，像条很短的曲线，但又不能一下到头。道路两边的围墙上，扯着红色横幅，写着硕大的“招工”字样。树木一棵一棵，栽在四方的水泥坑中，被奇怪地剪掉枝桠，只剩下粗粝树干，硬生生戳向天空。显然，它们是刚刚被移植过来的，当“收容所”还是个鲜活词语时，这些树根本不存在。
这是条我在南方小镇的任何拐弯都能看到的窄巷：粗陋，潮湿，充满烟火味。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之前的近二十年里，这个地方，曾令珠三角打工仔闻之胆寒：如果没有边防证、暂住证、身份证，就会被遣送至此；若不能及时缴纳罚金，就会被派去劳动。
为逃避半夜检查，胆大的打工仔们，结伴住在墓地里；胆小的，住在烂尾楼。听到有人喊“查暂住证啦”，睡意昏沉的人翻身出门奔跑，一脚踩空，惨叫着，从楼上掉下去。惊怖的呼喊声，很快就被黑夜所淹没，但却长久地响在同伴的噩梦中。
当人们离开家乡，离开土地，到东南沿海寻求打工机会，同时，也就沦为一群身份含混、面容憔悴、贫无立锥之地的异乡人。在打工的城市，打工者并没有形成工人阶级，而只以廉价的方式出售劳动力；同时，紧箍咒般的户籍制度，又试图将他们牢牢吸附于土地。甚而，城市并不感谢打工者，在大众媒体和日常生活中，他们遭受着最为严重的歧视，被想象为粗糙、肮脏、土气、危险的一群。
这是一群怎样的人呢？当他们厌倦了种地的穷日子，希望通过冒险创造出新生活时，那来自大海的潮汐声，便紧紧摄住他们的心跳。而当他们果真来到海边，对长着白牙的波浪却浑然不觉，在他们的眼里没有风景，只有鼓点般的心跳：挣钱、挣钱、挣钱。
不论多少令人毛骨悚然的打工故事在流传，从四面八方涌入珠三角的迁徙之潮，依然在上演。那些最初抵达南方的异乡人，需要办理暂住证，正是这个政策，催生出人人谈之色变的收容所（现在外地人也要办理居住证，但手续简单，价格便宜）。“收容所”这个词，听起来直截了当，似乎很中立，然而，不同的人说出时，会有截然不同的意思。看到或说出“收容所”这个词，会让某些人变得格外敏感，这敏感与性格无关，而与经历有关。
皮带，无数根皮带当我定居小镇后，当地人告诉我这个细节，说解下来的皮带，能拉满三辆卡车。
那些携带着主人体温的皮带，最终，被丢到哪里？
现在，“收容所”是个死去的词，那幢建筑物上写的是：“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外墙瓷砖的标语上说，这里正在实施一种“流浪儿童教育新模式”，电动门内，棕榈树矮小，轿车发光，台阶空荡无人。
没有一路哭、一路喊、一路披头散发没有铁丝网、探照灯、穿制服的保安没有卡车轰隆隆碾过胸腔，无需特别提气也能呼吸现在，这里没有任何与“收容所”有关的标记。
当我骑着自行车，路过镇中学、亮马河、烈士桥？？来到这里后，莞樟路的喧嚣，似乎被隔离得很遥远，这片不起眼的楼宇，像沉入水底的古城，过去被一笔勾销，不留一丝痕迹。只有安静，复杂的安静，这安静让我感觉心脏在燃烧，浑身飘忽不定。
从收容所前行二十米，就到达工业园。
一条近千米的街道两边，分布着几十家工厂。台球桌前，两个黄发男孩正弓着身子打球；邮政提款机前，簇拥着七八个人；便利店里走出的女孩，胸前挂着厂牌；招工启事写：基本工资1100元，拿到手的总工资1800元至2300元；深绿垃圾桶上贴着纸条：电工、叉车、会计培训考证；芒果树上挂着吊牌：叉车、吊车出租；墙上贴着：看妇科到××；水泥柱A4复印纸上写：58岁肖先生，你的家人在找你我站在这条街上，无论从任何角度、怎样转动身体，都能看到它们：那些大的、小的、彩色的、黑白的词语，它们密集地出现，形成魔圈，比单个出现时，更具惊骇效果。这里曾发生过什么？为什么当词语的浪潮从我身旁流淌时，那最关键的东西，却无法被言说？
我抬头，看到云朵沉默地躺在天空，散发着只属于自己的气味。
赵兰花是幸运的。
她不仅躲过了查暂住证的年代，还迎来了女工稀缺的年代。
一进电子厂，她就当起了文员！工作很简单：端茶倒水，招呼客人，处理文件，制作工资表。
赵兰花不用从普工做起，不用一天十一个小时坐在拉线旁，不用将手指磨得起泡、发红、结痂？？只见她直接穿上套裙，坐在前台，文文静静地起身：“你好。”
赵兰花能当上文员，全靠她有个好母亲：罗春花。
罗春花在这家电子厂干了十六年。十六年是个什么概念？从这个厂出现在工业园招第一拨工人时，她就坐在拉线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眼瞅着一拨人来，一拨人走，罗春花还坐在原来的凳子上。于是，这个电子厂对罗春花来说，不仅仅是个厂，还是另一个家。
罗春花往老板办公室一站，便从“那时候”开始说起：那时候，工业园怎样简陋，厂子怎样艰难，老板怎样年轻？？她沉浸于记忆的隧道不能自拔，还要继续说下去时，背已驼、脸发瘦、两鬓斑白的老板将胳膊一挥，“你有啥想法，别绕弯子？？”
罗春花于是直接说，她干了十六年普工没动窝，并无怨言，只是不想让女儿接着从普工干起。
十六年前，女儿刚满两岁，丈夫在一场意外的车祸中丧生，罗春花将孩子托付给公婆，只身离开湖北老家，到广东打工。女儿的成长史对她来说是一片浩大的空白，到火车站接人时，她被吓了一跳：那个女孩腿又细又长，高出她一个头。女儿的眼神淡淡的，对她既不亲热，也不抗拒。
老板给了普工罗春花这个面子，不为别的，只为十六年“沧海变桑田”。十六年过去了，厂子虽略有盈余，但却错过了辉煌发展的良机，只在勉强维持原状。十六年前，厂门口挤满找工作的人，现在，不仅招工难，招女工难，招年轻的女工，更难。
可赵兰花却不争气。
来了个韩国客户，她端来一杯水，滚烫，茶叶几乎要溢出。客户谈得专注，端起杯子就喝，被烫得大叫。“粗糙啊粗糙！”老板皱眉。
在电脑上整理会议记录，五笔打字没问题，可她打出来的字，不是别字就是错字，老板又一次皱眉，“粗糙啊粗糙！”
制作工资表，该扣的钱没扣，该加钱的不加，一塌糊涂。这一次，老板寒着脸孔，不再说“粗糙”，直接摊牌：“拿回去重算，再错，钱从你工资里扣。”
赵兰花在宿舍里哭鼻子，大吵大嚷，说不干了，要辞工。罗春花面色凝重如铁，摆手道，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她知道，像赵兰花这样手持一张高中毕业证、刚从内地到珠三角并无一技之长的女孩，找工作，只能从普工干起。普工？？罗春花浑身一哆嗦。她是在火车站，从女儿那两条又细又长的腿上发现时光流逝如闪电的。几乎是一眨眼，那个小毛孩便长成大人；也几乎是一眨眼，她这个年轻女子，变成了老女人。罗春花感觉有把刀，把自己一生中最美丽的那截时间，硬生生剁下来，而不管头和尾。
千言万语一句话：“不能辞工？？”
那段时间，我在这家电子厂做普工，和罗春花在一条拉线上。她知道我懂电脑，便央求我帮帮女儿。我摆手拒绝，不行不行。下班后，在饭堂，她像是闲聊，又像是存心说给我听：“她爸爸，死得好惨！那开车的人，早逃了！唔，到哪里找？找个鬼哟？？”
一团饭哽在喉间，咽不下去。我感觉祥林嫂从另一个世界里，晃悠悠而来。
我带着赵兰花去小街的网吧。黑暗逼仄的空间，烟雾缭绕，浊气冲天，每个人的脸上都晃动着一层光，和日光下的模样完全不同。赵兰花的表情是谦抑的，一双眼深凹、明亮，那不是她的眼，而是罗春花的。
她出生于1994年。这一年，我大学毕业，刚开始工作。我是在如此近距离地注视这张青春面孔时，才陡然发觉，我们是两代人！我将怎么引导她走过这些工作的险滩泥泞？即使我再努力地叙述，所展示的，也不过是都市生活的半截山水，而无法实现全幅写真。
我教她制表，移动横线和竖线，核算数据时，“不怕慢，就怕错”；我用搜索引擎，找出做会议记录时出现频率较高的汉字，让她抄在本子上，叮嘱她背下来；我告诉她，“酒满杯，茶半杯”，“上衣最好有袖”，“胸罩最好肉色”
“真的吗？”“是这样哦？”“没想到啊！”
她举起手指，犹犹豫豫，点下去，再点下去。
即便赵兰花表面上显得无所谓，但是，某种被轻视后的疼痛，已潜入她身体的内部。每一条横线竖线，每一个字词成语，每一项举止的分寸禁忌，事实上都不像嘴上说说那么简单，要完全消化它们并熟练运用，全靠她的综合分析能力以及实际操作能力。
我开始思索：东莞，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虽然也有绿树、山坡、农田，然而，这里的主角却是厂房、烟囱、厢式货车。对赵兰花，这个两岁丧父、母亲离家，过着类同孤儿的生活的女孩来说，她所知的古老中国的乡村常识，在这里被全盘颠覆，她将进入一个扩大的、躁动不安的新世界，她想在短时间内融入工业生活，必须要挺过一个艰涩的对接期。
从网吧出来，罗春花坚决要请客：“不是快餐，而是点菜哦。”她的神情既像乞求，又像强迫。她说，如果我拒绝，那就是看不起她。于是，我们来到附近的川菜馆。
等菜的空隙，我说起电子厂旁的那幢楼，就是以前的收容所。罗春花“哎哟”了一声，说刚来打工时，有一次到深圳老乡的出租屋玩，听到外面有敲门声，是查暂住证的，吓得不敢出声，硬是把一只小狗活活捂死在被子里。那只狗的脊背乌黑，蹄子雪白，眼珠像玻璃球哦。
没想到，赵兰花腾地从凳子上站起来。她本来就高，突然间俯瞰下来，像要审判自己的母亲：“你？？你这个刽子手！”
嘈杂的小店突然变得像个大锅，有个锅盖从高处压下来，每个人都憋闷着，喘着粗气。
赵兰花是美丽的。即便如此愤愤然，都难掩迫人的青春。她的皮肤整齐平缓，肌肉紧绷光滑，眼睛明亮如水晶。而她盯视的那个对象，皮弛肉松，头发枯干，颈上缀着一圈圈肉纹，像混乱的黑项链。
那种鄙视的眼神，宛如割肉。
孩子，你不能这样？？我想即刻站起来。孩子，你看看你妈，她像甘蔗渣，从她身体里挤出来的汁水，养育了你？？然而，我忍了又忍，将舌尖上的话咬碎，吞下喉咙。
罗春花的眼神像得了角膜炎，泪眼婆娑起来：“你妈的命重要，还是狗重要？”
我的心一阵战栗：收容所这三个字，并没有死去，它的阴影，一直笼罩在打工者心头。在这个毗邻原收容所的工业园里，在这间小小的川菜店里，这对母女发生的争执，凭我个人之力，是无法解决的，它必须由这个时代来回答。我的意思是，我并不想知道，母女关系应该如何相处。我想知道的是，在这样的时代，是什么力量，让这对母女变成了“这样的母女”？
女儿不理解母亲的举动，觉得她一定是疯了，居然活生生扼死一条生命；而对身处非常状态的母亲来说，狗叫便意味着进收容所，至于到达收容所后会遭遇什么，老乡们早已口口相传，人所共知，于是慌乱的母亲，选择了拿起被子，捂住小狗。
女儿的嘴角弯着，挂着淡淡的笑，就那么看着母亲。罗春花的眼泪好像不是液体，而是固体，噼噼啪啪砸下，一连串巨大的珠子，震得桌面轻动。
母亲的这种崩溃在女儿看来，是不可理喻的，而这误解，愈发让母亲痛苦。
我站起来，拽着赵兰花坐下，劝她：“那时候情况特殊，你妈也不是存心的？？”
赵兰花坐下后，浑身发抖。我知道，她并没有原谅罗春花。这一代“90后”的年轻人，要过十年、二十年，等自己被坚硬的社会磨得遍体鳞伤时，才知道作为“70后”的父母那一代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尴尬与艰辛。
气氛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生了改变：无论母亲说什么，都会遭到女儿的否定。
母亲：“以前工资多低，现在好了，工资涨了那么多。”女儿：“你怎么不说物价也涨了？”
母亲：“你不要把钱都买成面霜，把脸擦得那么白有什么用，要学会攒钱。”女儿：“你去大街上看看，哪个女孩不化妆？”
母亲：“你多好，我不要你的钱，以前我挣的钱，都寄给你啦。”女儿：“我又没让你寄，你活该，别人买饮料一个月要花两三百，我够省了，都不问你要钱。”
母亲：“我拼命干活，周六周日都加班，不就是为了给你寄钱？”女儿：“钱钱钱！你以为钱能买来一切？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
母亲：“那你要我怎样？守着你，在家里过穷日子？”
突然，女儿哽咽起来，说起了“那件事”：第一次来月经，裤子上血迹斑斑，被同学围着笑，傻愣着不明就里，被女老师领到办公室，面对卫生巾，脸颊像被一只透明的大手抽耳光，连续抽，阵阵潮红。赵兰花说，我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想死。
初潮前的那个傍晚，肚子一直坠痛，像装了块大石头，晚饭都没吃，就早早躺在床上。疼得受不了，忍不住呻吟，却并不知道，身体要发生巨变，还以为吃了什么脏东西。奶奶从田里回来，喊她吃晚饭，听她说睡下了，就没进门。
当女儿还是个孩子时，母亲看起来像个老女人，和奶奶没太大差别，但是，在这一夜，赵兰花强烈地渴望母亲坐在床头，用手抚她的额头，俯下身子，看着她，听她说话。她太需要母亲了——不是电话里的母亲、汇款单上的母亲，而是转动着身子，忙忙碌碌的女人，无论她是在做饭，还是在洗衣。
每一次，罗春花离开家时，都会对赵兰花说：“我很快就回来。”
四五岁的时候，赵兰花是相信的，看到和母亲差不多身材、头发短短的女人，就在背后冲人家喊妈妈，等发现不是，便委屈得要号啕起来，再转过身，去找别的女人；七八岁的时候，赵兰花知道，其实，“很快”就是一年；十岁后，罗春花每两年才回一次老家。她想，反正家里也没有男人等，孩子上学花钱更多，不如去加班。
坐在她们身旁，聆听这样的对话，让我的心尖像拽着根钢丝绳，一扯一扯地疼。这对母女的关系，并非如彩虹般温暖而柔软，却如生铁般冰冷而疏离。是贫穷这双粗暴的手，将她们硬生生拆散，再让大段空白冷漠，像荒草般填塞进来。
这对母女可能想不到，生发在她们之间的隔阂，在当代中国，几乎是普遍现象。
大多数“70后”的打工者，被迫选择将孩子放在老家让老人养育。打工生活的动荡，让他们无法在某个厂固定下来；同时，他们打工的那个城市，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农村户口或非本地户口，是一把高高举起的利剑，寒光四射。
我在想：人，真的，是生而不平等！如果你生在农村，生在边地，便活该守着偏僻与荒凉，活该世世代代，被困在一个难以突围的怪圈中。然而，是怎样一双大手在安排人的命运？那被剥夺了话语权而无法发声的一群人，必要挣扎着，破茧而出，抵死来摆脱这既定的命运。即便这种突围会遭遇各种打击（收容所便是其中极强有力的举措），寻找活路的人们，依旧会成群结队地出发。
“90后”的留守儿童长大后，和父母总缺乏亲密。外出打工的父母望子成龙，打电话时，总以教训的口吻说话，而父母常年缺席，只作为某种象征性符号出现在孩子的生活中，并不能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故而即便孩子知道吃穿用度花的是父母的血汗钱，情感上，对父母依旧是生疏的。
在中国节节攀升的gdp数字中，一定没有计算上这些情感成本的付出。
有多少父母健全，却如孤儿般长大的孩子？
此时此刻，他们的模样已是大人，也开始出门打工。
有天晚上不加班，我便去附近超市买东西。刚走出工厂大门，看见罗春花在前面快步疾走，已转过弯，我便将冲到嘴边的呼喊截住，觉得也许她如此匆忙，是去赴约，自己又何必多嘴。
但罗春花说自己没有男友，一直都没有。
我不觉哈哈大笑：“十六年，都没有？”她迟疑片刻，像被什么东西弹了一下，呼吸变得迟缓，表情僵硬起来。我说：“我又不是你婆婆家的人。再说，就算是，也没权责问你。”越这样诱惑，她越是拒绝，用力摆动胳膊：“真的没有哦。你不知道？？一下班就想睡觉？？哎呀，不是那种睡觉，是真的睡觉啦。每天干十一个小时，周六周日，别人不愿加班，我加，连轴转，累得肉都要从骨头上掉下来？？”
翻来覆去一句话：因为累，这个女人十六年没找男人。
我不再反驳，只撇嘴。这种理由说出来，骗鬼去吧。只是，我有些纳罕，感觉十六年的工厂生活，只是让罗春花习惯了打卡机、饭堂和宿舍，而对电子厂之外沸腾的南方生活，罗春花是绝缘的。她的道德观念，还僵硬地滞留在十六年前湖北乡村的水平线上，没有一丝一毫挪移。她在摆动胳膊时，根本不像年逾不惑的中年妇女，而像个青葱少女；但是，在她直愣愣的眼神里，又多了层坚硬的执拗。
打工仔们并不去镇中心的大超市。在那个每层楼都能停车的豪华之地，他们的工装会显得格外扎眼，胆怯的眼神、不时髦甚至肮脏的头发，会泄露出身份的秘密。他们喜欢去的那个超市，就在收容所旁的街道上，一幢两层楼，门前有个小广场，长火炉上烤着生蚝，塑料凳上坐着穿工装的男女。
买完东西出门，超市旁的摊位上，陡然响起节奏感强劲的打击乐。这时，无论是进的人，还是出的人，都被音乐摄住，顿下脚步，痴愣片刻。在这个以利润为最高宗旨的工业园旁，在这个十年前充斥着哭声和喊声的收容所旁，这陡然响起的音乐，如一股潜流，汩汩流淌进人们的骨缝，让废铁般焊死的身体变得柔软。
于是，我坐在凳子上，享受这片刻的舒适。在我面前，是张大桌，摊着一堆歌本。
所谓歌本，就是些文件夹，里面塞着歌曲、电影、电视剧的编码，人们翻看时，将数字记录在纸条上，和手机一并交给店主，让他用电脑拷入。按文件大小收费：五角、两元、五元、十元不等。点歌曲和电视剧的，多为女工；男工更喜欢武侠或科幻电影。
有个歌本的皮子被翻得发黑，我拽过来一看，倒吸一口凉气。
密密麻麻的目录中，“奶”字刺目，像闪烁在草丛里的匕首。
大奶、二奶、豪奶、学生奶、少妇奶？？这些“奶”，像气球，像白云，像某种轻飘飘却能推着人往前走的东西，一排排，一群群，赤裸裸出现。没有隐喻，没有修饰，没有曲径通幽，没有草蛇灰线？？这些词语提供出确凿的性信息。无论场景如何变换，都离不开那个中心词：奶。
刚才还很悦耳的音乐声，陡然被推开，变得十分遥远，某种死寂，不由自主地包抄过来。在这个收容所旁的电子厂，我渐渐知道了打卡、饭堂、拉线、电子板是怎么回事，现在，我像是看到了一幢建筑物的阴影，并第一次发现，它是如此的庞大。
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给艰辛劳作的打工者，预备了怎样的精神盛宴？
我刚在厂门口看到一个女工的背影，她宣称，因为太累，十六年没找男人；而我现在目击到的这个歌本，其字里行间暗藏的性狂欢、性倒错，昭示出无比的粗陋和粗鄙。
慢慢地，打击乐传入耳膜，我的呼吸渐次恢复常态。无论怎样，田园牧歌式的过去都无法重建，箱式货车的轮胎已撵过来，裹挟着古老中国，开拔去远方。
我起身，准备离开时突然听到有女生说话，很像赵兰花，便下意识坐下，拿起歌本挡住脸。我知道，她一定不愿和我在这样的场合相遇。从歌本的侧面看出去，果然是她：黑短袖T恤，黑短裙，黑厚底凉鞋，颈上挂着条银链。这身装束率性冷傲，很难将之和刚毕业的女中学生联系起来。赵兰花似乎在努力塑造一个崭新的自我，一个和从前不一样的自我。
赵兰花的皮肤很白，不像她身旁的女孩那样黝黑（她从未参与田间劳作，并坚持用增白粉蜜，在她看来，黑是某种耻辱性的标志）。两个女孩说笑着，翻阅歌本，在她们身后，跟着两个男生，十八九岁，短衫、中裤、运动鞋，皆簇新，像刚拆开包装，即刻就套在身上了一样。
四个人抄完纸条，将手机递给老板后，开始吃水果。赵兰花拿起一只芒果，用右手撕开一缕皮，没有丝毫犹豫，顺手朝脚下一丢。撕开第二缕，又一丢。很快，她的脚下浮动起一片黄灿灿的波浪。而荔枝，直接丢进嘴里，“扑哧”将皮射出，子弹般，深粉棕黑，杂乱无章，触目惊心。赵兰花不断到老板的柜台处撕来卷筒纸，递给伙伴。他们擦手擦嘴后，又将纸揉成团，丢在脚下。于是，姜黄棕黑中，又添加了一团团惨白。
四个年轻人都是一样：这样剥皮，这样吃水果。进出超市的人，没有觉得这种行为有什么不妥。他们踮着脚尖，小心翼翼，从果皮阵营里穿过；没有任何一个人对男孩女孩表示不满，他们自顾自踮起脚尖进去，又踮着脚尖走远。
定居小镇后，我对大街上四处扔垃圾的现象抱怨不已，甚至还咨询过有关部门：到底有没有清洁工？回答说当然有，又说，清扫的速度比不上破坏的速度。
垃圾桶就在超市旁，离赵兰花有五六米远，她当然看得见那是垃圾桶，只是，她根本没有建立起将垃圾丢进垃圾桶的习惯。或者，她打心眼儿里不觉得这个地方也是她的家？
我想起新疆北部草原上的哈萨克族老人。他们告诫孩子，不能随便拔草，不能在草丛里丢垃圾，不能在水源处大小便；他们告诫猎人，要遵循野生动物的繁殖规律进行狩猎，不能滥捕滥杀；他们告诫主妇，不要用野生动物和鸟禽作为食物，而只以自己的牛、羊、乳制品，以及这些东西的交换物作为食物赵兰花的身体一直随着音乐摇摆，每一声重低音，似乎都敲打在她的心尖上。她的摇摆，是那种克制不住的摇摆——甚至在咬芒果或吐荔枝皮时——她的脑袋、脖颈、腰肢和臀部，都在一扭一扭地抖动。
两个男生进了超市，再出来时，一人握着一罐红牛。喝完后，将罐子丢在脚旁。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大，沿袭了乡间的音量。高个儿的那个，让矮个儿的去踩饮料罐，若踩扁，给他十块钱。矮个儿的瞪眼：“真的？！”
赵兰花在旁边起哄：“踩啊踩啊。”
高个儿点头：“当然是真的。”于是，矮个儿的便抬脚去踩。“哎哟？？”罐子滚到一旁，却丝毫没有变形。矮个儿的觉得神奇，俯身盯着罐子看：“咋回事？咋回事？”高个儿笑：“那能踩扁吗！”矮个儿男孩的皮肤在阳光下闪着光，眼睛里也闪着光：“真踩不扁啊？”高个儿笑得更厉害：“你个土鳖！”伸出脚，用力一踢，将罐子踢到马路中间。那个瞬间，他的身型很矫健。赵兰花一改和母亲在一起的冷傲作风，笑得手舞足蹈，前仰后合。
四个年轻人站在超市门前，商量着到底去干什么好：吃烧烤、滑旱冰、看电影、打台球？赵兰花建议：“滑旱冰？”大家举起手指，做V状：“哦耶！”
他们朝街上走去时，赵兰花和高个儿男自然地靠在一起，手拉着手。
有一天深夜，整个工业园都在昏睡，从赵兰花的帐幔中，传出一声声短促的尖叫，像刀片在空中砍削。罗春花赶忙下床，摇醒女儿，可赵兰花却矢口否认自己会尖叫。她倒下头去，很快，就沉入睡眠。这一夜，睡在上床的罗春花辗转反侧，煎熬到天明。
第二天深夜，同样的警报拉响，赵兰花再次发出短促的尖叫。罗春花再次摇醒女儿，慌张地提醒她，宿舍里还有别人，不能因为自己心里憋屈，就大喊大叫。这一次，赵兰花没有即刻躺倒，两眼向母亲逼视：“你怎么知道我憋屈？”
罗春花不愿女儿和高个儿男孩拍拖（恋爱），便去警告他：离我女儿远点儿，否则，有你好看。罗春花能给出什么样的“好看”，连她自己也不清楚。
那男生虽然个子高，胆子却很小，先被罗春花母狮般大无畏的霸道吓了一跳，一打听，又知道她在这家厂干了十六年，和老板很熟，能让女儿一来就干文员，不觉畏缩起来。男孩悄悄收拾好行李，从窗口丢下，趁着夜色，独自离去。
这之后，赵兰花变得格外缄默。某种痛苦的煎熬，被她深深地遮掩起来。表面上，她成为一个既会制表又能做会议记录、迎来送往尚且得体的文员，但是，她却郁郁寡欢，虽然行走在大海边的夏季，却像被一层冰霜包裹，寒凉孤寂。
男孩消失得真干净：换了手机号，放弃了QQ号。在城市，这种消失迅疾而干脆，果然，你再也找不到这个人。这种连根拔起的诀别，让赵兰花纠结，像胸腔里提着一口气，上不上，下不下，就憋在半道。
母女俩终于爆发了一场大争吵：女儿要搬去别的宿舍，而母亲扬言，要打断她的腿。
女儿伸出又细又长的腿，像两根玉雕，寒着面孔道：“你现在不打断，我早晚要跑。”
母亲缴械捂住自己的脸，又扯出那一套：“你爸爸去了十六年，我容易吗？！”
十六年守寡，并非女儿的错，然而现在，母亲的怨恨却像乌贼在海里喷出的一口墨，让女儿眼前阵阵发黑。女儿的手臂和肩膀，因为厌恶而不断抖动，心里更是咬牙切齿。她终于厌恶地摔门而去。
这之后，女儿和母亲建立起一种冷漠而平静的关系，母亲像是位远房亲戚，犯不着太热情，但礼数上还要周全。去上班的时刻真轻松：两个人，终于要分开。下班后，赵兰花朝宿舍走去时，步子迈得格外缓慢，像脚底粘了个巨大的泡泡糖。
赵兰花陷入一个怪圈：一切都貌似舒适、平坦、顺畅，但其内里，又紧张、抑郁、悲伤。这种挣扎终于通过深夜里的尖叫，流泻而出。
罗春花说：“不行不行，你有病。”
于是，赵兰花去看病。把什么都查了，每项结果都有那么一点点小毛病，但整体上并无大碍。医生一挥胳膊，赵兰花便怏怏返回。然而，深夜的尖叫声，依旧如期莅临。依旧是那种轮回：母亲下床，摇醒女儿，女儿瞪大眼睛，我又叫了？
最终，赵兰花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离家出走。
和那个高个儿男孩一样，她换掉了手机卡，废弃了QQ号，将自己隐匿于茫茫人海。
她果断地离开了这个收容所旁的电子厂。“她还年轻，有办法让自己活下去。”这一点，罗春花坚定地相信。
